打开Excel，打开台账的时候，我们打开的仅仅是一个软件吗？不是。我们打开的是吞噬了鲜活生命的、技术化的理性管理的大门。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创造了表格，我们也成为了表格的奴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避免这一现象吗？秦兰珺老师通过梳理制表技术四千年来的发展史，分析表格大众化的原因，以及造成表格扭曲使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来回应这些问题。

电子表格是现代“技术理性”的产物，将一切都标准化、数据化：物被商品化为交换价值的量，就算是人本身也成为冰冷、干瘪的符号。这已经成为管理工作、基层治理和政策制定的基础。可是，表格后面活生生的人呢？似乎没人关心。于是，我们不禁发问：这种“技术理性”到底是理性，还是疯狂？

秦兰珺老师强调表格本无对错，关键是如何使用表格。我们可以用社会理性的“大智慧”来取代技术理性的“小聪明”。如果只能看到表面化的技术，沉浸在它强大的功能当中，被技术牵着鼻子走，那就是“耍小聪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理性的疯狂，为形式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害人害己。如果能够看到决定技术使用方式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因素，并用社会理性来引导技术，让它实现社会价值，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除了电子表格，微信、抖音等更多的大众软件，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反思这种改变呢？更多有趣的研究，敬请关注9月2号晚的诚食讲座，详细的讲座预告不日将在本号推送。

作  者 | 秦兰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  编 | 侯农

排  版 | 侯米

上海“团长”们以微信群为依托，借助Excel、腾讯文档等在线协同表格软件，实现了物资采购信息的快速收、统计 | 图片来源：《上海疫情中，2500万居民的真实生活》，“麦子熟了”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刊文

上海“静默”期间，涌现了一批社区团长。团长们以微信群为依托，借助Excel、腾讯文档等在线协同表格软件，实现了物资采购信息的快速收、统计。在这里，电子表格的协同数据处理功能、社区非正式组织的涌现、居民的自助和互助精神——技术、组织、文化三者交相辉映、彼此增强，将一款工具的正向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种技术若能发挥最大效能，需要与其匹配的制度和文化做支撑。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器物及其配套制度和文化的发生、发展并非总那么同步，因而，技术也并非总能在适宜它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中成长。下面本文讲的就是表格软件的另一种境遇，在这一境遇中，正是技术的过度先进，以及与其匹配的制度和文化之缺失，酿成了工具的扭曲使用。

无论是否愿意，大众表格软件已嵌入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或许在很多人的直观体验中，基本掌握它是职称考试的内容，熟练使用它是升职加薪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它与会计、统计、税收、企业与国民核算等构成现代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量化管理制度紧密相关。一方面表格机器吞吐着“庞大的数据堆积”，以标准化、量化的方式推动着现代社会的运行，也反映着其基本运行状况；另一方面表格机器又挖掘着数据的意义，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支撑着社会运转的决策。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运行正伴随着各种表格机器的运转。

十分遗憾的是，对于这台如此重要的机器，恐怕很多人都有着相当负面的体验。我们或是直接参与着其填喂和美化，以“表哥”“表姐”自嘲；或是间接为了其中某项指标填进去、算出来、排起来更好看，在惊心动魄的“内卷”运动中，消耗着我们宝贵的生命和真诚的友谊。虽然天下苦表格久矣，大家又不得不一边吐着槽，一边乖乖被各种表格无奈地带着节奏，与它同频共振，生怕被它抛下。不夸张地说，表格机器在吞吐数据的同时，也吞噬着一条条鲜活生命。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复杂。近年来，政治学、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等从不同角度已展开丰富研究。本文在这里主要从表格这一信息技术的角度切入，试图在技术、制度和文化的互动和错位中，讨论异化何以借表格发生。本文将把表格放在理性管理的“技术化”这一视域中分析。

我们认为，表格在今天很大程度上承载是“理性管理”的老问题，但又赋予了它大众软件时代“技术化”的新情况。第一部分，本文将梳理表格发展史中的两种系谱，讨论表格可以是什么，表格以及制表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第二部分，我们将简述电子表格之崛起。如果曾经表格及其所涉业务只是专业人士的小众需要，那么表格软件又如何做到大众化，这里有哪些软件性能上和社会需求上的原因？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如此大众化的一个后果：表格作为一种理性管理的强大技术，其扭曲使用产生了怎样的异化，如此异化背后又有哪些深层原因？

表格并非新鲜事物。梳理人类文明中的表格发展形态，基本上可把它分作两类：信息处理表和数学算表。[1]人们用前者呈现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之结果，用后者辅助计算。或许课程表和乘法口诀表，就是大家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信息处理表和算表。纵观表格发展史，是信息处理表随现代社会的运转发展兴盛的历程；同时也是算表随制表技术的机械化、自动化走向衰落并最终被计算机取代的过程。信息时代的电子表格，就生长在这兴、衰交汇点。

乌尔王朝中央牲畜仓库表（文物编号：73.0400）照片和拓图，公元前2028年，泥板现藏于霍恩考古博物馆 | 照片来源：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拓图来源：M. Sigrist, Neo-Sumerian account texts in the Horn Archaeological Museum, vol. 1, Berrien Springs: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4, no. 56，

此图为本文作者根据泥板研究文献“翻译”而成的现代表格

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表格就和官僚机构的管理活动密不可分。它是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公元前2028年的一块泥板。泥板上用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记录着乌尔（Ur）王朝中央牲畜仓库4种牲畜的数量。其第6列刻的是牲畜类目，第5排是责任人名，第4排是牲畜总数，其他单元格则以纯量化的方式记录着相应牲畜数量。或许在很多现代人看来，这个表格平淡无奇。但如果把它与该地出土的绝大多数其他仓库记录做比较，就会发现，相较于“张三：三头山羊、五头绵羊；李四：四头绵养、五头羔羊”这种把性质和数量信息、不同种类的信息混在同一线性维度展现的原始记录，表格用行、列二维结构组织信息，一是分门别类，一目了然；二是质、量分开，方便计算，确实提高了仓库管理效率。[2]

不难看出，此种信息处理方式的一大特征就是“质”的信息和“量”的信息的区隔处理。其实在人类的原始思维中，质、量是很难分开的，很多语言至今都存在着诸如“驷”“俩”这样不乏质性信息的数量表达。[3]后来，先是在诸如古巴比伦文明的管理和记账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抽象数字观念，[4]这下“四匹马”就成为“四”这个抽象数字和“马”这个物种的结合；后来更是在同样的管理和记账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出了以表格的形式，将诸如“四”这样的数值信息和“马”这样的种属信息隔开处理的方式。就这样，从质、量混合不分，到质、量概念分离，再到质、量信息区隔处理，虽然难免量化中质性特征的剥离、分类下个体差异的抹去，但必须承认，表格的确大大提高了人类的信息处理效率。 

《算数问题》的封面和首页复利表（1613年） | 图片来源：R. Witt, Arithmetical questions, London, 1613.

哈雷精算论文中的寿命表（1693年） | 图片来源：E. Halley, “An estimate of the degrees of the mortality of mankin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7 (1693).

诸如上面的信息处理表，在古代文献中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它才具备大规模出现的可能。如果夸张一点说，各种表格的发明和使用过程，就是现代社会及其“数目字管理”方式①诞生和运转过程。比如，157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合法化了利息并对其做了10%的限定。此后人们逐渐接受了利息观念，这才有了公开出版的复利表。当时关于复利知识的最重要的教程《算数问题》开篇，就赫然印着一张利息为10%的复利表。[5]

后来，随着现代保险和金融业的兴起，产生了精算这门将风险管控融于金融投资的数学分支。其开山著作同样晒出了一张表格——寿命表，该表显示着1000个1岁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从1岁到84岁）的存活数量递减情况。[6]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复利函数，计算出该地寿险年金定价？正是这一问题，通向了精算学。

1762年，数学家道森（James Dodson）在自己制作的寿命表基础上，算出了平等人寿保险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的保险费率表，该公司也成了世界上最早将业务建立在精算上的保险公司之一。[7]到了19世纪后半叶，人们则在寿命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辞职、退休、残病等信息，制作出了多重递减表，用以辅助养老金等现代社保制度之建立、运行。[8]

英国统计总署制作的1871年伦敦男性死因表（局部）| 图片来源：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Abstracts of 187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7, p.156.

说起人口数据，就不得不提现代治理术，根据福柯的研究，现代权力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对“人口”的治理，这必然会伴随着民政登记、人口普查等人口制度。[9]比如，在1836年英国《登记和婚姻法》推动下，英国注册总署（General Registration Office）在1837年成立，负责监管人口出生、婚姻、死亡登记。该署统计部门在海量注册文献的基础上，编制出了人口情况报告，尤其是利用死亡证明制出的死因分析表，更是推动了英国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发展。从1840年开始，总署还负责管理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鉴于工作量巨大，普查员需要简单易操的统计方式，表格就在这里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种信息收集方式也必然意味着对复杂多样的经验进行必要的简化和标准化。如何简化，或者说什么能充当普查表格的数据项，这就难免现代分类体系和社会体制的介入，比如当时普查表中的“等级、专业或职业”一项就排除了众多临时和季节性工作，而这也常常是妇女儿童的工作。于是，能够算数的大多是男性的固定工作，就这样，表格不仅直接参与着现代社会的运行，也以一种突出同时排除另一些信息的方式，变相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运行。[10]

以上仅举出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部分示例。各种表格的发明、运行，正伴随着现代社会机制及其数目字管理方式的建立、运转。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它能够以规范化、标准化、量化的信息处理——包括信息采集、整理、呈现、分析——方式，推动经济理性和国家理性的发生和运转，而表格也以这样的方式深度参与着韦伯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这里，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制度彼此支撑、相互强化。因此尽管信息处理表很早就有，却必须等到现代社会，才能真正迎来它的时代。而它也将随着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深入继续发挥作用。

在信息处理表中，有一种特殊表格——算表。它以行、列二维结构的方式记录着一些重要函数/公式的计算结果，供人查找使用。不难想象，算表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算表是约公元前300年（战国晚期）的清华简《算表》。它由21行、20列，21支竹简组成，核心是由九九算数衍生出的乘法表。[11]

或许算表最初出现，只是因为人们偶尔发现表格的几何结构与算数结构存在着着某种对应关系，求和可借竖列计算，乘积可写于行列交点，但随着计算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算表发展出了愈发复杂的功能，最终演化为一种重要表格系谱。比如，海员在航海中用来辅助定位的星历、对工业革命起到突出作用的对数表、在英制货币和计量单位下（两者都不是十进制）方便日常买卖的算表，所有这一切能辅助计算的表格，都属于算表系谱。

那么算表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常说“神机妙算”，可以想象，制表者确实不乏配得上“神”“妙”的人类精英。已知最早的以10为底的印刷本对数表就是牛津数学教授布里格斯（Henry-Briggs）所制，他本身也以改进对数运算史上留名。[12]但随着生产工艺的发展，制表活动越发远离“神”“妙”，朝着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就是普罗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的计算工厂和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差分机。同样制作对数表，普罗尼深受《国富论》关于劳动分工的启发，决定要“像制造大头针一样生产对数”，[13]他于1890年代组建了一个由数学家、数学工作者和大量普通计算员（computer）三类劳动力组成的“计算工厂”。

利用差分法②，复杂的对数计算被拆分为加、减运算的组合，这样就能以更少成本，雇佣仅具基本加、减计算能力的普通人从事曾经十分高端的制表劳动了。正是这个主要计算工作由普通工人承担的计算工厂，产出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对数表（包含从1到200000的、精确到小数点后14位的对数），同时也让“计算工厂”这种组织形式，成了此后一段时间大型制表项目的样板。[14]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于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作为再就业工程的一个子项而发起的数学表格项目（Mathematical Tables Project），该项目继承了普罗尼式计算工厂劳动分工的精髓，巅峰期曾聘用200个失业者构成的再就业团队，为二战时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军事活动提供了大量制表和计算服务。[15]

巴贝奇设计的差分机1号模型 | 图片来源：C. Babbage, 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64, 扉页。

另一位深受普罗尼启发的是巴贝奇，根据巴贝奇自传，因不满市面上对数表中的错误，他才产生了用更不容易出错的机械替代人，制作和印刷数学表格的想法。[16]他把这一设想写进了1822年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封著名书信《将机械应用于计算和印刷数学表格》，[17]文中提出普罗尼以“差分法”为依托的制表工业流程，完全可以被搬到一台巴贝奇命名为“差分机”的机械装置上实现。

在差分机制造过程中，巴贝奇又产生了分析机设想，他发现织布机常用的穿孔卡可以很好地充当计算输入装置，于是又设计了包括处理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装置，能进行任何数学运算的分析机。虽然这两个机器在巴贝奇生前都未能成功造出，但后人正是在用“机电”而非“机械”实现巴贝奇设计的过程中发明了计算机，也因此巴贝奇常常被称作“计算机之父”。众所周知，此后计算工作逐渐被计算机取代，辅助人们计算的算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有趣的是，巴贝奇最初为制作算表发明的机器，竟最终通向了算表的衰落。

WPS表格以“函数”形式体现的计算模块|图片来源：作者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可以比较自然地看到，在表格发展史中，计算机上的表格软件正位于上述两个系谱的兴衰交汇点。或者说，制表的自动化发展不仅通向了计算机，也最终“吞并”了表格的算表系谱，让自带计算功能——或者说“内置”算表——的电子表格，在原理上成为了同时能够继承上述两个系谱、综合多种功能的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强大的表格工具。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Excel类表格软件的各种公式和函数功能，作为一种内置的计算模块，用户直接调用它就可进行各种计算，再也不用额外求助算表了。这样看来，电子表格软件的出现似乎是表格兴衰史中的一个必然。而它也将携带着表格发展历程中两个系谱的遗产，迈入21世纪。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到来，信息的采集、整理、呈现和分析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愈发紧密，虽一直不乏各种专业数据库软件和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工具，但目前最普及的数据分析软件，恐怕还是诸如Excel的大众电子表格。那么问题来了，尽管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理性化进程，很多都与表格密不可分，但表格在它绝大部分历史中，毕竟只是少数专业人士才有使用需要的工具。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仅让表格飞入寻常百姓家，也让其“飞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下我们就以电子表格软件的发家史为例，尝试给出上述问题的线索。简言之，这首先是因为表格性能的进化，但根本上还源于理性管理趋势带来的需求。

电子表格软件的发展历程，可以用VisiCalc、Lotus 1-2-3和Microsoft Excel三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软件说明。它们分别在1981-1983年、1984-1989年和1990年至今，垄断了电子表格市场，基本上代表了表格软件之诞生、性能走向成熟、使用更加便利三个阶段。[18]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表格的功能愈发强大，使用更加“傻瓜”，不仅为其大众化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社会以计算化、标准化著称的理性化进程之深入，提供了技术保障。

VisiCalc的早期版本 | 图片来源：网络

电子表格软件的发明者布里克林（Dan Bricklin） 同时有着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商管理背景。他1978年在哈佛商学院念工商管理硕士时，经常要完成一些金融分析作业。苦于抱着计算器笨拙地进行纸笔演算，又深知恐怕只有很少人有能力通过编程解决问题。布里克林开发了一款电子表格工具，让不会编程的人也能利用学校的商用计算机（当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从事数据分析工作。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他还把金融学常用到的函数作为内置模块加入到该工具中，这就形成了最初电子表格软件的基本功能：行列结构+计算模块。正是在这个程序原型的基础上，后来的VisiCalc被迭代出来。

尽管1979年发布时，VisiCalc只是一款在单色屏上显示数字和文本的简单工具，但其革命性不仅波及使用它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的金融、财会、管理领域，也拓展到个人电脑的发展这一计算机技术应用本身。根据其创始人的说法，VisiCalc的发明深受通讯业启发。按照1930年代的预测，到1950年代激增的电话数量将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专业接线员群体。但实际情况却是，拨号技术的发明不仅消灭了该职业，也让每个人成了自己的拨号员。同理，计算机要想普及，就得有一种类似拨号技术的工具，让人人都能以低门槛的方式使用计算机，VisiCalc试图做到的就是这一点。事实证明，最早瞄准AppleⅡ——个人电脑发展史中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开发和发布的VisiCalc，确实提高了个人电脑的市场接受度。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个人电脑、打字机和VisiCalc常常作为套餐绑定出售，特别为中层管理人士厚爱。

Lotus 1-2-3的图形化展示功能|图片来源：网络

说起个人电脑，就不得不提到1981年IBM推出的Personal Computer（简称PC），由于过于成功，“与IBM兼容”几乎是当时所有软硬件的生存策略。在这一背景下，一上来就紧抓IBM PC市场的Lotus 1-2-3逐渐取代了VisiCalc。总结Lotus 1-2-3的成功，除赌对了硬件，更重要的是其性能上的集成性、模块性和拓展性优势。

顾名思义，Lotus 1-2-3是一款融电子表格、图形化展现和数据库于一体的“三合一”软件。这一点得益于其创世人卡普尔（Mitch Kapor）的经历。

他曾依托VisiCalc市场，开发出能够从VisiCalc中提取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和图形化展现的“插件”VisiTrend和VisiPlot。当他自己要开发一款独立表格工具，自然会想到把曾经需要在多款软件间切换才能实现的功能，集成到一款软件中。与此同时，Lotus 1-2-3还支持各种模块化操作。其最大创新之一宏工具（Macro）能够将一组操作存储在单元格中。激活宏，这些操作就会重复播放，用户无需编程，也可将重复劳动自动化。而其强大的模板功能则能支持诸如报税表、预算表、工资表等用于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工作表，只需在现成模板中输入数据，就能生成漂亮报表。最终，Lotus 1-2-3还有着突出的拓展性。围绕着Lotus 1-2-3，自发形成的宏工具和模板市场，更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附加组件和插件拓展了表格的性能本身。

根据Lotus杂志，1987年底已有约500家公司围绕Lotus 1-2-3创造了1000余款插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由汰选的插件竞争机制，能够留下来的产品，承载的都是广受用户欢迎的拓展性能。比如1985年推出的插件Sideways可以实现表格的横向打印，这个功能貌似简单，却对于大型表格的打印十分重要。

功能如此强大，生态如此完备，Lotus 1-2-3又为何退出了历史舞台？

原来，Lotus 1-2-3主要运行在以DOS为代表的字符操作系统上。与此同时，微软的Excel却依托Apple OS和Windows等图形操作系统发展起来，并最终取代了DOS时代的表格霸主Lotus 1-2-3。

图形操作系统何以有如此摧枯拉朽之势？大家知道，图形交互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 简称GUI）发明前，人机交互主要是字符-命令式，这需要人至少掌握一定字符交互语言，计算机的使用门槛相应较高。后来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凯意识到了计算机的媒介潜能，又受到当时最新认知科学研究成果的启发③发明了能让用户以更本能和原始的认知方式——视觉认知与运动认知——与计算机交互的图形交互界面。这无疑在根子上降低了计算机的使用门槛。

1984年，第一代贯彻GUI理念的个人电脑Mac上市，当时Mac自带的表格软件就是与微软合作开发的Multiplan。而微软则在与Mac合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GUI的战略价值，在它自己研发的DOS尚风靡市场之际，就已把主要研发精力转移到新一代图形操作系统。198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 1.0，同年还推出了自家的图形交互表格Excel。1990年，与Windows 捆绑出售的Excel随着Window 3.0在操作系统市场上的全胜，逐渐成为GUI时代的表格软件霸主，并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成为了装在千家万户电脑上的表格软件。

从仅能在黑白屏上显示行列数据的简单工具，到拥有强大函数、图表、数据分析功能的综合软件，电子表格的发展是性能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从让不会编程的用户借助计算机从事金融分析，到让不懂字符交互的用户使用PC进行表格相关工作，电子表格的发展又是使用门槛不断降低的过程。前文提到，正是在一兴（信息处理表）一衰（数学算表）中，电子表格继承了4000余年来表格发展史中的双重系谱，在原理上具备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表格工具之能力；那么在这里，则是在这一升（性能）一降（使用门槛）中，电子表格试图也将这种强大能力带给每一个普通人。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为何需要电子表格？

在反思“理性管理”的名作《卓越之路》中，两位作者对60-80年代美国商学院的情况作了以下描述：

我们上商学院那会儿，最大的系肯定是金融系，大部分学生都有工程学学位（包括我们自己），各种有关定量方法的课十分红火，其实很多我们认定的“真实数据”，不过是因为方便量化而被当作事实而已……在商学院上学，如果不会运用数字（也即做一点随便哪种类型的量化分析），你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因为害怕末考时计算器没电，会带不少富余电池或计算器。如果“策略”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一个让我们在竞争中表现惊艳的好想法，那么今天它则意味着：数字上的突破、市场份额百分比、学习曲线理论……以及将所有这一切放到计算机上来分析。[19]

这里说的正是促使布里克林念工商管理硕士时写出第一款电子表格软件的商学院环境。原来，自管理学诞生到VisiCalc发明的年代，西方管理学一直被由泰勒的科学管理、韦伯的科层组织、管理科学学派和系统学派等“理性管理”思潮占据。理性管理大多忽视人的因素（比如欲望、情感、意志、理想），注重决策之科学、权限之清晰、赏罚之分明、规章之系统、组织之有序，尤其强调管理之定量化和标准化。虽然80年代开始，“理性人”假设危机、日本家族式管理的成功、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等，也让西方管理界兴起了非理性管理的思潮，但各种反思和调整都无法阻挡理性管理成为西方管理思想和实践之主流。[20]

不难理解，正是这一把管理建立在数据、量化、标准化上的倾向，促成了引文中工商管理教学的“计算景观”，而正是这一计算景观，不仅从美国商学院蔓延至美国商业界，也在美式理性管理经验的输出中，扩张到整个世界。这无疑为表格软件之普及和繁荣，源源不断地制造着世界范围内的需求。具体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现代法制、企业、金融、财会、货币、统计、人力资源管理等制度的支撑，上述计算景观和理性管理体系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在中国生根发芽。“财报压力”“冲KPI”“XX别低头，GDP会掉”，经管财会术语进入百姓日常语言，各种指标生产实践也影响着寻常巷陌里的喜怒哀乐。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少不了“理性管理”的介入。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理性化、现代化进程，正构成了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导向。[21]国务院于1999年和2004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将法治化、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的核心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保障政府治理成效，加强政府规范化管理，避免寻租现象发生，以文本汇编、资料留存、工作记录等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方式在科层组织中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格式相对统一、流程相对完备、记录相对清晰的台账管理制度”。[22]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确立了台账在政府部门的地位；2012年《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又进一步规范了台账的使用，最初被用于项目和企业管理的台账被正式引入政府管理，并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从纸质转化为电子形态。[23]数字台账成为当下主流，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子表格，也在孕育它的商业土壤之外，找到了另一片更有作为的用武之地。强大的科层体系、指标系统、表格工具捆绑在一起，构成了组织-管理-技术的巨型理性机器。

excel台账模板 | 图片来源：Bing图片

上文提到，17世纪以来信息处理表的发展，贯穿着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展开。不难看出，20世纪以来电子表格的繁荣，正延续并助推着这一蔚为壮观的进程。只不过今天，表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技术，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同时以量化、标准化为特点的理性化自身，也借20世纪兴起的“理性管理”趋势，试图把人人都卷入这进程中。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表格作为曾经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在其诞生4000余年之后的数字时代终于实现了了大众化。而理性管理也在这个过程中，借着电子表格的大众化，愈发朝着“理性管理的技术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这里强调的是“理性管理的技术化”而非“理性管理的大众化”？我们不妨从这样一段文字说起：

有的地方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填表”。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反映，他们县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填各种表，为了完成填表任务，这位第一书记所在的单位抽调了几十位同时进行“流水作业”，打印资料已经用坏了3台打印机。[24]

生活在当代中国，或许你也能感到，诸如此类的表格生产景观并非特例。如果你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填表一定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你的日常；如果你在企业打拼，即便不用填很多表，一样需要为财务报表中的指标拼命。治理政绩要看台账，公司业绩要看财报，个人成绩要看绩效表，表格似乎统治了世界！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理性技术，表格在今天反倒以理性和管理的名义，奴役和扭曲着我们自己。

无论是否愿意，理性化进程一旦启动，就不可逆转。与其批判理性管理，不如在其内部反思哪里出了问题。本文认为，这里核心症结在于，表格作为理性管理的技术，相对于理性管理的制度和文化，近年来发展得太迅猛。但理性管理若要真正普及，其技术、制度和文化就必须齐头并进。如果只有技术表现突出，那么理性管理就只能以技术化——在今天也即“大众软件化”——的方式“瘸腿”出场。如果沿用“西学东进”中关于器物-制度-文化的表述，这里的问题就表现在：器物过于先进，在相对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就只能以扭曲、异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如何理解这个判断，我们不妨回到“理性管理”的原创文本、发明了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原则》。

说起理性管理，人们通常首先就会想到量化、标准化、绩效化三个关键词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管理技术体系。它确实首先来自百余年前泰勒的科学管理实践，其核心是一系列“动作-时间”研究。通过把一项工作分解成不同动作，再对完成动作的不同方式进行时间和其他物理量测量，管理者可以在扎实数据基础上，计算和设计出完成该工作的最优方案，从而减少基于传统经验的工作方式中不必要的损耗。此外，管理者还将根据最合适做该工作的工人之能力，将最优方案标准化（标准作业时间、方法和工作量）并推广开来，由此带来工作效率和员工绩效及其奖励的巨幅提升。如此描述的科学管理机制并没有错，但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中，却这样提醒： 

迄今为止科学管理的发展情况值得警惕。千万不能把管理的机制，错误混同于管理的实质或其背后哲学，同样的机制有时招灾，有时却带来福祉。当它服务于科学管理的原则，它就能产生最好结果；当它被错误精神伴随，就只能遭致失败和灾难。[25]127-128

原来，当时美国工程管理界大多仅从类似上文描述的技术角度理解和应用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一度引发劳工关系紧张。讽刺的是，泰勒当初就是因为不满于传统压力式管理常常引发此类冲突，才走上了科学管理的探索。那么，科学管理在其普及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泰勒写下《科学管理原则》，一个重要动机就是纠正人们以技术化的方式片面理解的科学管理，澄清完整的科学管理。

在泰勒看来，除了量化、标准化等技术改进，科学管理还应包含以下三原则：

（1）用科学替代对工人的个人判断；

（2）科学挑选和培训工人，为此每个工人都该被了解、教育、培训和尝试，而非让他们自我挑选、随意发展；

（3）为了让工作以符合科学法则的方式开展，管理者和工人要亲密合作，一起工作，而非把问题都留给工人解决。

如果应用上述新原则，而非像过去一样仅仅只靠工人自己的力量，那么管理者和工人在每项工作的日常运转中，都将几乎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平等分担责任。[25]114-115这三原则主要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责任以及管理者和员工的紧密合作。“管理者不仅要发展替代传统经验的科学法则，更要耐心培训和监督所有工人，让他们能够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效的工作。这些不仅是管理者的职责，更应成为其乐趣。”[25]104甚至在泰勒最初的设计中，管理者需要对工人进行因人而异的培养，为他制定每天的工作量，督导他按照新的科学法则而非因循旧习开展工作。因而科学管理不仅意味这一套管理技术，更需要管理者和工人一起，并排奋战在各项工作日常第一线。

这就需要相关制度设计（比如雇佣更庞大、专业的管理者团队）和配套文化建设，而泰勒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思想上的变化，“从靠逼迫员工努力工作提升业绩的传统管理，变为科学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者和工人的思想态度和习惯都要发生彻底转变。”[25]140工人要以全新态度对待工作、同事和管理者，而管理者更要以全新的态度，对待其职责、同事和员工。不难想象，泰勒这套融技术、制度和文化于一体的科学管理“理想”很难落实。虽然人们常说泰勒主义及其发展主宰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西方管理世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管理常常被简化为一套量化、标准化、绩效化的管理技术，即便有制度配套，也很难有文化跟进。在最差情况下，它则被生造成一套自上而下颁布的、有时或许并不那么“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把所有完问题都压给员工解决，导致工人过劳产生的各种冲突和问题，恰恰走向了科学管理原则的反面。

此时再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研判。表格延续的其实是上述在理性管理诞生之初就已伴其左右的问题：即技术、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匹配。

表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现代管理技术，比起现代管理制度和文化，本就得益于信息时代而发展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在治理的现代化改革中，作为技术的表格，相对于制度和文化显然更好操作、控制，也更易引进、落实。因而，电子表格就十分自然地冲在众多管理实践的最前面。在治理方式上，无论权力的布局和运作机制是否有实质改变，有了各种科学、理性、系统的表格，治理似乎就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在治理成果上，无论情况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有了表格里规范、标准、好看的数据，至少也能做到第一眼“看上去很美”。如此“瘸腿”的“内虚”的表格式治理近年来愈演愈烈。

《半月谈》梳理的基层治理十大问题，其中“处处留痕”“材料论英雄”都直接与表格有关。中纪委机关报刊更是呼吁“精准扶贫莫成精心填本”，警惕借助表格体现的“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可见表格式管理/治理的危害之大，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关注。[26][27][28]

讨论该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层级间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实行的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目标、分解任务、量化考核的目标责任制”，也即压力型体制。[21]正是压力型的老体制与技术治理之新趋势的共同作用，难以避免地构成了当下的表格生产景观。

必须承认，一方面这在程序技术上，助推了科层体系的理性化进程，人们通过层层表格落实责任、记录过程、展现成绩，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治理技术发展和表现得过于突出，其他却跟不上，也难免产生一系列表格异化现象。比如，上述引文中忙于填表、无暇做事的“基层”，就是如此异化的典型承受者。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表和发表部门自身“条块分割”，导致同样的数据在很多情况下要多次填入不同部门下发的多套表格。但其实，借表格软件最基础的功能，就能从一张数据完整的基础工作表中选择不同数据项，生成符合不同需求的子表。这里的关键问题显然不在于技术落后，而在于部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阻碍了数据共享和表格自动生成功能的发挥。

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则是治理主体懒政怠政，无所作为，要素完备的表格却能充当了其施政过程中“程序正义”的外在体现，这下，表格就成为了管理者推卸责任、自证清白的理性凭证。这里的实质问题也显然不在表格，而在于表格被“形式主义”这一痼疾“捕获”，成为了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的手段。又如，在各种运动式治理中，如果上级只有压力、没有奖励，或者下达的指标超出了下级的实际能力，那么基层就只能在这样的“政治淘汰赛”中用符合（甚至超出）要求的台账应付任务；倘若有人想在另一些竞争激烈的“政治锦标赛”中邀功求赏，那么表格造假、数据注水的现象则会更加严重。[22][29]

不难看出，上述所有现象贯穿着这样一个主线：治理的技术最终异化了治理本身。而异化之所以发生，本文认为，正在于技术被其环境——常常由制度和文化构成——限定。在一些情况下，技术只是被环境局限，这让表格很难发挥真正的现代治理效能，不过是一种让事情看起来更规范的“包装”。在最差的情况下，技术则可能被环境左右，这让表格的运转非但不能带动治理的现代化，反倒可能成为落后制度和文化的附庸乃至帮凶。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30]

中国哲学史中这个以嘲笑算计闻名的种菜老人，如果生在今天，或许也没有那么足的底气批判机械、机事、机心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菜农，他可能也得学习科学管理、种植和经营，用表格记录菜园经营状况，从数据分析蔬菜市场动向。在一个被理性化进程深深塑造的时代，我们几乎已没有机会回到一种“纯白”状态，期待着“生神”和“载道”了。或许比较实际的做法是，考虑和实践如何让机械、机事、机心配合得更好，以真正服务于人，而非让“人心”和“人事”双双为工具所累。回到本文话题，表格作为一种理性的技术，若要发挥正向价值，其运转就需要配套制度、文化支撑，倘若没有更深层的转变，这套技术就只能假装表面上的规范，搞不好还能粉饰真正的问题。最后不仅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技术自身也落得个“异化”名声。

在这里再次强调，表格本身是无所谓对错的。其实，在表格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表格基本上是在一个理性化的整体进程中，与其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共同发生、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制度、文化三者就更容易相得益彰，彼此增强。只不过近年来，表格似乎发展得过快过好过繁荣，而真正能让其发挥正向作用的环境，却有待建设，甚至慢慢培育。那么，什么是这样的环境，又该如何建设这样的环境？在当代语境，这是一个有着足够意义，同时又有着足够难度的问题。至少在常常被我们贴上“万恶”标签的泰勒主义的最初“理想”中，这样的环境，需要标准和指标的制定者足够了解业务，与一线员工走得足够近，与他们共同担当，甚至一起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和调整合理的执行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挪到今天，或许这就意味着，“将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置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经验和问题之上，而不是丧失与基层社会的亲和性”，[21]换言之，让这台“表格机器”随着人们真实的、鲜活的、变动的经验运转，随着人们真实的、鲜活的、变动的喜怒哀乐运转。

注释：

①“数目字管理”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是贯穿其大历史研究的核心思想。在黄仁宇看来，如果统治者无法掌握其统辖范围内的资源分布和生产情况，就很难有合理决策的基础，也很难将国家财政、税收等各项制度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缺乏数目字管理，正是我国明朝之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②任何连续函数都可以用多项式严格地逼近，许多常用的函数不管外表多么复杂，都能用加减运算完成 。

③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了运动感觉（kinesthetic）、视觉和象征三个阶段。布鲁纳（Jerome Bruner）认为这三个阶段并非前后替代，尽管它们先后发展出来，却以行为（enactive）、图标（iconic）和象征（symbolic）认知三种方式共存于成人的心智模式中。凯深受这一观点影响，试图把人机交互建立在人类尽可能多的心智模式之上。例如当我们用鼠标把文档拖拽到文件夹时，文档、文件夹及其图形环境激发的就是视觉认知，而用鼠标拖拽的行为利用的则是行为认知。参见Alan Kay. A Personal Computer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J]. Proceedings of the ACM National Conference, Boston, 1972.  http://www.mprove.de/diplom/gui/kay72.html [2020-10-13].

④表格并非理性管理的唯一工具。在中国，比表格更古老和本土的理性管理技术恐怕就是官僚机构的“文书系统”了。中国的官僚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早熟”，因而，先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国率先发展出了功能相对完备、运行相对有序的公文体制。作为统治者“临民治事”的工具，公文常常能侧面反映国家治理的特点和需要，比如不同的文章程式往往对应不同文种，而不同文种又对应各自负担的政务活动。在文体用语上，公文系统常常有一套简洁、凝练的固定表达程式，该程式使用率极高、实用性极强，提高了文件拟写、阅读和处理的效率。有趣的是，这套从“组织理性化”的角度看十分成熟的“公文系统”，却一直不太注重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在黄仁宇等学者看来，“缺乏数目字管理”甚至构成了明以来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在与中国传统“文书系统”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表格所具有的数学理性和实证理性基因。换言之，如果传统公文代表的理性管理技术更具“文科”气质，那么表格代表的理性管理技术则更有“理科”特征。当然，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今天我们已经融入了数学理性、实证理性的现代政府“台账”体系与上述传统“公文”有着巨大差异，现代“台账”已经是集法制、数学理性、实证理性、行政理性等多种理性为一体的“超级理性聚合物”。

参考文献：

[1]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 [C]. edit. M. Campbell-Kelly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5.

[2] Eleanor Robson. Tables and tabular formatting in Sumer, Babylonia, and Assyria, 2500 BCE-50 CE[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 pp.21-24.

[3]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75-199.

[4] 莫里斯·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M]. 张理京，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3-7.

[5] R. Witt. Arithmetical questions, touching the buying or exchange of annuities[M].London, 1613.

[6] E. Halley. An estimate of the degrees of the mortality of mankind, drawn from curious tables of the births and funerals at the city of Breslaw; with an attempt to ascertain the price of annuities upon lives[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7 (1693): 596-610.

[7] M. E. Ogborn. The actua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J]. Proceedings of the centenary assembly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 vol. 3 (1950): 357-386.

[8] Christopher Lewin, Margaret de Valous, History of actuarial tables [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 79-103.

[9] 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陈晓径，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 Edward Higgs, “The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and the tabulation of data, 1837-1939[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 209-232.  

[11] 冯立昇. 清华简《算表》的功能及其在数学史上的意义[J]. 文物，2014（3）:40-44.

[12] Graham Jagger. The making of logarithm tables [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49-78.  

[13]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4页。

[14] Ivor Grattan-Guinness. The computation factory[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105-121.

[15] David A. Grier. Table making for the relief of labour[M].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Tables: 265-293.

[16] C. Babbage. 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 [M],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64, p. 42.

[17] C. Babbage. A letter to Sir Humphrey Davy, Bar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ry to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and printing mathematical tables [M]. London: Cradock and Joy, 1822.

[18] Martin Campbell-Kelly. Number Crunching without Programming: The Evolution of Spreadsheet Usability [J].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vol. 29, No. 3: 6-19.

[19] T. Peters & R. Waterman,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82: 30.

[20] 蔡茂生. 20世纪的管理思想：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走向动态融合[J]. 学术研究，2005（1）: 73-77.

[21]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 104-127

[22] 张园园.“洞穴之治”: 中国治理场景下台账的逻辑[J]. 探索与争鸣，2022（2）: 106-118.

[23] 程开明、李夏琳. 数目字管理与统计思想[J]. 中国统计，2018（4）: 64-66.

[24] 陈治治. 扶贫须保障，执纪出重剑[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7-5日第1版。

[25] F. W. Tayl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2.

[26] 叶欣. 精准扶贫莫成精心填本[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3-17第2版.

[27] 半月谈记者. 2018，基层治理十大靶点 [EB /OL]. (2018-12-26) [2022-05-10] . http://www.banyuetan.org/dyp/detail/20181226/1000200033134991545786985162171201_1.html 

[28] 黄月.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J]. 中国纪检监察，2020（24）: 36-37.

[29] 于君博，戴鹏飞.“台账”的逻辑：科学管理还是形式主义[J]. 新视野. 2019（4）: 97-122.  

[30] 庄子·天地篇[M].二十二子[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2.

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原文标题：论电子表格：理性管理的技术化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