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参加了一场线下讲座，讲座主题是《快递小哥——生命经验及其文化表达》。这次讲座比较特殊，主讲人是两位快递小哥：王计兵和胡安焉，他们没有端坐在高高的讲台上，而是分散开来，和文学研究、新闻传播等领域的研究者、老师和学生一起围坐成一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形式已经隐隐宣告了其非同寻常的内容：知识分子和快递小哥是可以坐在一起的。

王计兵和胡安焉分别因为用文学创作记录自己的外卖和快递经历而受到大家的关注，因而也喜获出版了各自的第一本书《赶时间的人》和《我在北京送快递》。

在讲座之前，我在网上听过王计兵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内容和这次他在讲座上讲得差不多，不过他在现场妙句频出，感觉是一个温暖的、细腻的人，比如“我要做一条流动的河流，而不是一缸水”；“我就想一点微弱的萤火，在夜晚发出一点光，但即使这样也构成一幅景色”。当获知自己被作协接受为会员后，王计兵说自己第二天才在朋友圈里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想在旷野里默默独坐上一会儿”。诸人问为什么不是开心庆贺而是旷野独坐，王计兵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害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泪水。

我之前也读过胡安焉在豆瓣上最开始引起热议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1]，当时读完极受触动，没想到他对自己生活的描写唤起了我的共鸣。读完那篇文章后，我就急切地寻找他写作的其他作品，现在终于有一本书可以一睹为快了。

最开始之所以关注他们两人的作品，是因为觉得他们和陈年喜、许立志一样，都致力于刻画工人阶级的生活。但讲座上有不一样的感觉，他们都强调自己作为写作者的身份先于作为外卖员和快递员的身份。

王计兵称自己从1988年开始写作，中间经历过村里人的不解、父亲的反对和妻子的责难，但写作的冲动一再萌芽。胡安焉从2007年写作，期间一直找不到发表的途径，但也一直坚持，在文学论坛黑蓝论坛上志愿做小说版版主。他非常明确地表达：“在成为快递小哥之前，我们已经是一名写作者。王计兵大哥坚持了三十多年，我也坚持了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之前，他们已经默默写作了很长时间。

在坚持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凭借对外卖和快递工作的书写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大家承认这的确是蹭到了外卖和快递这种工作的流量。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以外卖和快递为代表的这种平台零工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这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们本身带有的各种标签：底层写作、无产阶级写作或劳动者写作，更多是因为他们以细腻的文笔精确展现了自己在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暴露了现代效率至上的劳动规训、系统和算法对工作的异化，进而他们的情感宣泄、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漂泊者对家乡和安定的渴求，切中了我们所有普通人的情感结构，营造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命景观。

遗憾的是，很多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写作者在成名之后，其作品开始向纯文学靠拢，即使想再回到从前也写不出之前的生动和深度了。这可能是写作者的诅咒，正如有老师所说“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们正处于被深度异化的工作环境里”。

对于王计兵和胡安焉而言，他们没有富裕的家庭做支撑，也没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他们每天都要为生计东奔西跑，王计兵曾经在新疆挖甘草、打土坯，干过船舶搬卸工，想要办书店但因为不懂流程、无证经营而被查抄，一度沦为拾荒者，每天等着收垃圾、翻垃圾。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在自己拾到的垃圾纸箱上写满了文字，收垃圾的人还奇怪这人送来的纸箱怎么密密麻麻都是字？

胡安焉说他喜欢流动，因为他难以忍受熟人之间知根知底后那难以理解的目光，他当过销售，卖过女装，自称外卖和快递工作是他们能找到的工资最高的工作。

在这种旁人觉得生计已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是要利用各种碎片化时间来写作，要把偶生的灵感通过语音记录在手机上，文学对他们的意义，对普通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鲁太光老师的回答让人眼前一亮，他说普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遭受很多白眼和痛苦，文学将这些垃圾审美化。作为文字工作者，很多人则倾向于将生活中的美垃圾化，在这一点上，小心眼的、自私的知识分子应该向王计兵和胡安焉学习。听完这段分析感到羞愧，但深为认同。

秦老师在讲座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开办这样一个讲座是否是薅外卖小哥的羊毛，是否是消费这些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写作者？

社科院孙萍老师的分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她提到研究者对外卖小哥群体的关注，关于这个群体各种爆款文章和研究成果的发布，推动平台企业和国家做出了一个个向好的改变：企业将外卖小哥等餐时间从5分钟延长至10分钟，对职业伤害保险的探索，维护外卖员权益的文件发布等等。对外卖员跨阶层的关注和研究，促成了这一个个变化，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写作者都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关注和发声是改变的开始。

另外两个与谈人卢燕娟和徐偲骕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的分享情绪激昂饱满，表达非常犀利，一点也不像其他学术会议上冷静理性、无聊沉闷的分享嘉宾。

卢燕娟老师说自己是当代文学博士出身，但直到现在一篇当代文学评论也没有写过，其中原因在于她对当代文学是失望的，没有阅读兴趣，因为这些纯文学已经无法和普通人共情。不仅是她自己，在政法大学执教数十年期间，她的学生也只是出于教材要求才去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所以她钻到了文学史里去研究延安文艺和人民文学。

直到看到王计兵和胡安焉的作品，她觉得这两本书写的非常好，写出了普通人生活的悲欢：比如王计兵写到外卖员的电动车是有不同档的，他妈妈总是在他出发前把档位调到最低那一档，即使在外面风驰电掣，在妈妈面前也要慢下来。这些描写讲出了普通人的生命体验。

现在主流文学评论指责这些书写太过普通、将诗歌降低到了没有门槛的难度，实则体现了主流文学自身的傲慢和偏见。一本书的写作再有技巧、再具备各种可供评论家发现的亮点，如果不能与普通人共情，这些写作还真的有意义吗？

徐偲骕非常真诚，一开始就爆出自己缴纳完社保的工资也就7000元左右，起码在工资收入上自己是和外卖员群体共情的。他高度评价了胡安焉的书，认为自己班上很多学生的研究论文都不如这本书写得深刻，书里处处都有理论的火花。

他还提到了数字经济的分配不公平问题，数字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普通人不具有产权，因此无法在数字经济中获益。他在这一段表达中近乎气愤的情绪比他表达的内容本身，更加吸引了我的思绪。

我甚至因为这种情绪有一点走神，觉得这种研究者发自内心的情绪太珍贵了，学者的情绪彰显了其学术研究工作和自身生命体验是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普通劳动者怀有同理心，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冷漠俯视，不是隔岸观火的冷静理性。但这种同理心以及同理心背后隐含的阶级认同在变成文字的过程中，往往因为外界的压力要自我克制、要大打折扣。这彰显出了这次讲座的现场交流非常具有价值，在这个场域中实现了情感的传递和人心的激荡。

作者｜雨博

责编｜丹增玉萝

后台编辑｜童话

参考资料：

[1] 胡安焉，2020-04-23，《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豆瓣， https://www.douban.com/note/759941208/?start=500&_i=8742220PWtp1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