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教员诞辰，民间都会有大量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而且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为什么纪念教员呢？其中有劳动人民朴素的感激，恰如歌儿里所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有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因为那个时候工人和农民有尊严，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但纪念不仅仅指向过去，同样指向现在和未来。

恰如1965年72岁的教员重上井冈山，他挥毫写下诗句：“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细细思忖，其中既有对往昔的壮怀激烈，又有对明日的忧心忡忡。如今，历史的车轮又滚过了五十八个寒暑，可教员当年的忧思仍在，只不过担子落在了今人的身上。

正值教员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和一些青年人一起观看了老电影《开天辟地》（1991），回顾了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试图追寻一个真实的教员，从而澄清他的思想，继承他的志愿，希望可以用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滋养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字整理校对 | 侯格、侯笛

责编 | 侯农、王木头

排版 | 童话

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低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教员（王霙饰演） | 图片来源：《开天辟地》剧照

侯  泠

我们所谓主旋律电影，是90年代之后大规模出现的。《开天辟地》（李歇浦导演，上影出品）代表了国有制片厂生产的主旋律电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政府搭台、资本唱戏”的这种主旋律很不一样。这两年有个主旋律电影，我在网上看了“一大”代表们在嘉兴南湖游船开会的片段，觉得非常可笑：几个油头粉面的所谓“小鲜肉”聚在一起，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令人觉得反讽。不像我们看《开天辟地》，这些代表在游船小声喊口号，大家都会感动落泪。影片中一些镜头和细节的处理也颇见功力，有朋友说“这部像个电影。”

90年代初的主旋律，为什么还能维持一定的水平？这得益于国有制片厂体系，可惜这个体系如很多“国企”一样，在90年代中后期私有化大潮中也被妖魔化，也受到冲击，直至被拆解。因为拍史诗性质的主旋律电影，呈现大历史，要耗巨资，要有很多人力、物力支持，无论是“大决战”系列还是“大进军”系列，都是如此。国有制片厂体系为此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盾。此外，当时的编导、演员也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定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非常认真的态度，首先自己认同人物，作品才能表达得动人，才能感动观众。现在的一些编导、演员，他们自己都不认同这些人物，怎么可能把这些精神传达给观众？

另外，这部电影对教员的塑造也可圈可点，形似与神似并重。所谓神似，就是在表演上要吃透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精神。这部电影里面虽然教员讲的是普通话，开始一两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人们熟悉的电影电视剧中古月扮演的中老年教员讲话带有湖南口音），但是演下来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疏离了。这个叫王霙的演员把年轻教员的英气勃勃又很谦逊，忧国忧民、挣扎着寻找道路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比较恰当。让一个人物立起来，演员下的功夫是很重要的。制片厂时代，有无数兢兢业业的演员，全身心地在打磨角色。而现在已经不大可能了，很多演技精湛的老演员被边缘化，一切都是为了流量，而且很多观众也不懂表演，失去了评判的标准。

不过这部电影也存在性别偏见，偏见的原因是80年代有些精英文人对女性的各种贬低性刻板印象又重新出现了，建立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性别平等话语的否定之上，结合了西式自由主义和本国封建等级的糟粕。于是，有极高政治水平的宋庆龄被塑造为一个瘦小的女仆；高君曼劝陈独秀关心陈延年和陈乔年被斥为“妇人之仁”，而陈独秀给孩子送茶叶蛋则是侠骨柔肠；革命者杨开慧被表现为一个单纯、幼稚的少女。这种塑造在之后的电影电视剧里被进一步放大，杨开慧完全成了一个“傻白甜”，比如在某部电影里，教员要去开会，杨开慧居然说能不能不去。

郭松民

这个电影里呈现出的教员其实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只承认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边就不承认了。这些影视作品呈现的历史叙述，好像就是几个人在上海或者在嘉兴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会以后，党就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片面的，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误导，实际上真正的建党是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完成的。用儒家思想来比附的话，教员的地位也不像是这一类电影或者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只是“七十二贤人”之一，他其实应该是“大成至圣先师”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应该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因为其中夹杂着很多私货，他们想表述的东西，实际上跟教员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前两年有个电影叫《决胜时刻》，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个人就非常反感，这个细节是教员教儿童时期的李讷怎么用箩筐抓麻雀，他让李讷多撒点谷子引诱小鸟上当受骗······电影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表面上好像是表达父女之间很温馨的交流，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比方说五七年反右时候造的“引蛇出洞”谣言等等，实际上这个电影里就把教员塑造成了一个非常阴险的形象。

如果以后政治条件具备了，要拍反映教员的电影，我觉得应该着重表现建国后的历史事件：一是抗美援朝的决策，这是教员当时力排众议做出来的，也是教员做出的最难的决策。但现在的很多电影表现的好像大家都很同意，教员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二是1965年教员重上井冈山，在这个时候，教员思考和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来就有了惊天动地的行动。三是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教员在这个过程中的思考实际上影响了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历史。

云  岫

我奶奶出生于1945年，今年78岁了，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奶奶现在用来刷牙的搪瓷杯还是以前公社发的。那时候因为爷爷不在，所以她要挣工分，给公社里面的人炒菜。我读大学之前，家里一直都是挂着教员画像的，每年过年家里人都会把它换成新的。家里面也有很多很老的小本子，上面也都印着教员的画像。小时候，奶奶经常跟我说，现在的好日子都是他们带来的。从小山村里走出去的我，在读大学之后，却遭受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上的那些思想政治的课、马列的课，虽然是大学通识课，也会考试，但却对教员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我当时是很疑惑的。后来在互联网上，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广，讨论越来越多，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这给我一种割裂感，每一次当我回到那个封闭的山区，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老一辈（我的父亲、我的奶奶）对教员这一辈革命者有一种非常朴素的认同和感激。

张贴在农民家中的教员画像 | 图片来源：凤凰网

侯自

和刚刚那位同学一样，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现在也还是生活在农村。我记得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在正厅的墙壁上挂一张大大的教员画像，但是这些年我发现乡村里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我对教员最初的印象源自于我的家族。我的家族对于教员的评价是负面的，因为我的祖上是地主阶级，然后被打倒了，我的父辈就有点责怪教员斗地主的行为。等我长大之后，对于教员的感受来自学校。学校里的政治老师会去讲，包括文G那段历史，他们非常简单、片面地告诉我们一些词语，如过去是黑暗的等。我一直对那段历史有点不太敢去触碰。

等我毕业了，受到社会的“毒打”之后，我开始去回顾他的思想，了解过去的历史。慢慢地，我现在比较理解他了。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教员不同于其他文人对底层人民运动的谩骂和批评，而是充分肯定，他认为“好得很”，语言平实近人，说明他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并且始终没变过。

悟  稻

我在农村长大，80年代初看了很多关于红军、八路军的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军总是不怕困难，条件再艰苦都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步入社会之后，我被某些东西影响着，走出了农村，去城市打工，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但是到2011年，有一次回农村，我才发现农村有很多问题了，特别是农业。我以前是不关心中国现状的，就像主流媒体的宣传一样，一心一意谋发展。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甚至呼吸的空气都成问题了，社会到底是怎么了？那就必须要寻找原因和出路。

我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答案：寻找老电影、寻找教员。我从那些老电影里面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文G，就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那年刚好是教员诞辰120周年。我就想，我自己能做什么呢？答案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干生态农业。因为当时在网上看到一帖子，里面说到，农田是与转基因斗争的最前线阵地。于是我就回到了农村，用生态办法种地，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我也更加懂得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杨  文

教员一开始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像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大概是1920年7月之前，教员讲的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日本流传的空想社会主义）。那时，他自己也很迷茫，摇摆不定。一开始他信奉无声革命，类似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合作，但这个美梦被湖南军阀给打碎了。之后他领导了“驱张运动”，赶跑了张敬尧，又尝试湖南自治，也是被军阀的枪炮打醒了。之后教员才慢慢清醒过来。

1921年1月，教员在和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正式标志了他思想的转变。当时他读了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些成为他的启蒙书，帮助他建立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观。

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其实教员本人的迷茫只是一个缩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迷茫和徘徊当中，都是在上下求索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探寻救亡的真理。

识  一

我觉得个人崇拜不是指向教员个人，而是指向整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指向它带给人民真真切切的积极改变。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能够提供一整套群众借以理解他们生活的各种范畴和概念时，主义就是鲜活的，理论与物质的结合是紧密的，意识形态不是强加于他们，而是被群众内化的。这样的主义，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实践真正具有革命的力量和改造世界的力量。

从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革命，到“南陈北李”（南方建党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相约建党，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依靠的正是这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纪念教员，是纪念他的人格、他的历史功绩、他对人民的贡献，也是纪念教员的同志们，那群不惜个人生命、救国救民于危亡之众的革命者们。

为什么要有主义，要有信仰？就是因为危亡不仅仅是个人的、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劳工万岁”指向的是打碎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世界结构，因此那群革命者一直强调第三世界。想想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和加沙······我们纪念教员，也是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开天辟地”的同志们面对无数困难，都没有像徐世昌那样畏缩，并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真的去做，也真的做成了。所以，还是从自己能做的事情出发，哪怕很微小，也总是一点力量。教员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杰出代表，火种既然存在，就继续让火种燃烧起来。怀念他，也怀念他的战友们。向他致敬，向他们致敬。

大家说的内容我都很有感触。详聊一点，为什么不能用个人崇拜？我之前读国民党政治动员的一些书报，里面谈到了要如何动员青年人。除了要求个体的德行体魄外，他们还强调，在信仰上，要训练青年“信仰并服从领袖”。这时候我发现，原来就算在政治动员这样一个细分领域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有这么大的不同。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其实是希望民众牢牢成为党派的附属，他们不是以为民众服务的姿态出现的。最后他们走向失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动员上，他们就没有站对立场，始终没有把民众放在他们心中，所以最后民心没有倒向国民党，而是倒向了共产党。

可以这么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是远远高于共产党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共产党能脱颖而出？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复兴呢？其实关键就在于群众路线。我觉得这一点是要非常清楚地辨明的，总之绝对不能搞个人的崇拜。包括我们今天缅怀教员，不仅仅是缅怀他一个人，还包括他背后一群为中国革命作出奉献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的行动、努力和改变。

老  田

我觉得这个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时代特点。毛时代比较强调路线斗争的问题。路线斗争实际上是说革命者自己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不断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成为深入群众、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群众化的领袖，这样才能够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关口，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世界观的改变。

电影《开天辟地》里面表现的第一批起来革命的批判旧世界的、而且是站在十月革命的经验基础上、以马克思的视角批判旧世界的这些人，真正走到最后的实际上很少。在1969年4月九大的一次会议上，教员有一个回顾，他提到一大代表的13人中，跟着革命队伍走到最后的只有2个，一个是他，一个是董必武。其他人，要么牺牲了，要么半途退出了，要么到国民党那里去做官去了，有些人后来甚至当了汉奸（比如陈公博、周佛海）。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门槛迈不过去，教员在60年代初接见亚非拉的外宾时就经常回顾这段历史，他有一次讲到，他自己也是很不愿意去农村的，不愿意脱下长衫，不愿意去一些落后的地方，跟农民在一起。后来慢慢地能够走过去，最大的一个变化还不是因为他成为共产党，因为信仰马列，而是他在政治上成为现实主义者。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特别重要，就在于它把民众的大联合，跟地主资本家的大联合分开。地主资本家统治大多数人依靠金钱、依靠武力、依靠文化，依靠这些东西做工具来对付大多数人，当然被统治阶级起来反抗也要依靠这些东西，但是不能简单抄袭，在管理方式或者政治整合的方式上，要积聚自己的革命力量，要跟统治阶级发生根本的不一样，这一关卡住了很多人。

我们知道，在井冈山时期，在赣南苏区时期，教员成为少数，被党内高层多数反对冷落边缘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世界观的不同【编者注：可阅读文末《朗读版 | 曹征路：1928年的毛泽东》一文】。我列举两件事儿。

第一个是当时井冈山的红军打下茶陵，建立政权，派了一个人叫谭梓生在那儿坐堂审案，教员当时很不满意，写信说要马上终止，不能搞，要去组织工会、农会。实际上短期组织的工会、农会没有多大力量，也没有办法真正把农民来团结起来。

后来教员在井冈山，就在塘边村分田，在秋溪乡建党，尝试在农村里面找出比较积极的、有自觉反抗精神的、有觉悟的那些人，对他们进行初步的政治培训，让他们能够起到支撑作用。很多人可能都熟悉一句话，“共产党员应该做战斗堡垒”。战斗堡垒怎么起作用？就是说别人不战斗的时候他还可以战斗，他自己就能够支撑革命，支撑反抗事业，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慢慢地起来。说到底革命还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他们必须自己觉悟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这样才有力量。

在农村建设根据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进行一种政权模式的革命，依靠劳动人民的自觉和有组织的斗争能力的提升，来支撑反抗力量，来支撑红军，来支撑整个革命的胜利，这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一个简单的公式能概括的，它需要寻找新的支撑力量，应该说这个方面大多数革命家都是非常不错的人，而且也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但是有些人硬是进不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进不了了，当然就在盲动主义那里。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总结为一次右倾投降，三次左倾路线。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没有进入政治现实主义门槛里面来思考问题，往往非左即右，或者忽左忽右，甚至极左即右。这个问题今天还困扰着一些对社会不满意、有批判愿望的人，只要在政治现实主义门槛之外，那你选择的朋友和敌人可能都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 | 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在基层工作的朋友，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社会主义的遗民，不能成为革命精神的遗民。”有光复旧物的决心，这个是好的，要继承先辈的遗志，这个也是好的。但是绝对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不要像那些复辟狂一样，这就相当于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定要有否定之否定的自觉。

我们已经过了一次革命的否定，我们必须要能够转化否定我们的因素，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怀敌附远”，说服那些敌人中间的非既得利益者，乃至压迫者，这样你才能回来。而不能总是设想这个东西是我熟悉的，我只能按这个既有路径了。这实际上跟革命时期的盲动主义，跟谭梓生坐在茶陵县城里审案是一样的，因为旧统治阶也坐在衙门里面行使权力，我们不能只是要跟他换一个位置。

《开天辟地》一定程度掩盖了这一线索，当然这跟当时否定文革，否定革命路线，否定路线斗争，否定多数人没有明确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努力这样一个总判断密切相关。只要从这个总判断出发，最后就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一的行政的技术统治。老百姓就要听话，就是工具效率，就是成本因素，这就完全走到反面去了。

阿  菜

老田刚才说的，要用心地转化否定因素，才会有怀敌附远的效果，才会找到顺畅对话的角度。我很认同，要学会跟不同立场的人对话。我个人的感觉是，跟一些没有上过太多学的朋友对话还没有什么障碍，反而是跟学校里的一些学生对话，好像有些障碍。我发现一些没有在大学校园深造的劳动者们，他们有时候思想反而更灵活，像我认识的一位饺子店的老板娘，她对生态、对农业，还有对于资本化的东西，很想去深入了解的，好奇心满满，关切社会和三农问题，也想做点实践工作。反而是一些象牙塔里的人，只关注于一些看似时髦的学术话语，眼睛只看向北方国家如何如何，忽略了对阶级问题的关注，和与第三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的联系和对话。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反思，比如我打零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知识上、见解上要比其他工友强，就把她们当成体力劳动者，虽然我个人是愿意跟她们对话的，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心态。直到有一次被她们幽默地回怼，我突然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感到羞愧，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彻彻底底地融进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有的时候还是有这种心态，所以我觉得老田说得很好，就要有否定之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