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年，老田的文章阐明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关键范畴的政治内核，都要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去界定。相应地，从各个时期运用的中心政治概念里，彻底抽空其政治内涵的所谓理论创新，都属于去政治化的话术。

由此，老田认为，只有在日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落实并巩固“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将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与执政党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结合在一起，才能防止执政党走向为自己谋私利的趋势，才能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不断巩固人民群众的政治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人民群众日益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如果走不出“先辈梦魇的纠缠”——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与技术统治思维，没有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自觉，革命团队则无法完成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

作者｜老田（独立学者）

责编｜大明 侯怡

后台编辑｜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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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教员在革命时代和建设年代的政治实践经验，有力地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展开方式——作为一个概念的肯定性内涵是什么，与这一肯定性内涵呈现相互否定性的力量又是些什么——这在形式逻辑上构成概念的外延。

看起来，毛时代政治实践的深度不太够，并没有建设出一个新文明，但是毛教员用了毕生的力量——一度还拿出那种一个人反对精英阶层大多数的勇气（这显然有点一个人对抗一个阶级那种赤膊上阵的味道），揭示了一种新的政治建设路径及其肯定性内涵和内在否定性所在。

应该说，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关键范畴的政治内核，都要由共产党经营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去界定。如果没有这个领导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就无从体现和实现。相应地，从各个时期运用的中心政治概念里，彻底抽空其政治内涵的所谓理论创新，毫无疑问，都属于去政治化的话术。

形式逻辑讲求要区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教员的核心思考，集中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初期阶段的政治实践和基本内涵，为“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其经验形态体现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所提炼的“一切权利归农会”的组织优势，以及颠覆旧有的意识形态诸方面——诸如绅权、族权、神权、夫权等——这是农民普遍觉悟的意识形态条件，这个跟列宁的“输灌论”“先锋队”思路是相通的，属于领导权建设的两大抓手，毛教员进一步的发展则是明确了透过群众路线去实现；后续的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斗争并划分阶级、分田分地、建党建政）方面也是内化领导权的行政网络建设，而红军队伍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的政治建军、官兵平等基础上的管理权公共化，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属于领导权对内作用方面。

领导权对外作用，就构成统一战线的方略。在井冈山和苏区时期，领导权对外，有两次扩大，第一次是要求团结中间阶级（井冈山时期要争取反水农民等），第二次是要求给地主富农分田提供生存出路以软化其反抗意志。这两个方面属于统一战线，从构成看，属于领导权对外起作用的方式，属于“行政兼容”和以劳动促教育，努力让中间阶级通过劳动完成改造，而非政治妥协。在完成对内对外的领导权建设之后，才能够实现那个著名的公式——“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领导权建设及其起作用的方式，需要思维走出单一的技术与行政统治局限。对内的领导权建设，三湾改编之后在红军连队内部首先展开，其显著特点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今天回顾，三湾改编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具有三个层次的制度内涵：第一个层次和起点，是构建官兵平等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总和；第二个层次管理权对被管理者打开，在实现行政公共化之外，还以党建、士兵会等形式，共同构建一个官兵密切互动的“毛式公共领域”；第三个层次是要求全部官兵一体参与和学习管理事务，并广泛介入连队内部管理事务和外部的根据地建设，在政治建军目标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避免人的工具化和客体化体验。

三湾改编之后，官员以各种管理手段去驱动士兵努力的行政化程度下降了，同时，士兵自觉的努力水平提高幅度，则相当可观；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领导权建设大于强化行政权的管理效果，所以，真正的革命路线，能够激发人们觉悟和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去寻找更高水平的自觉努力，这个努力水准，会远超工资奴隶制条件的激励效果，所以，如果真的抓革命，肯定能够促生产。

对内在根据地和红军中间开展领导权建设，及其对外起作用（团结和争取中间阶级和敌对阶级成员）的统一战线，我个人倾向于都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性内涵——内部的政治建设和外部的行政兼容；与领导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到共产党的定性和地位——毛教员认为共产党只能够服务于一种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其唯一主营业务范围，就是经营和建设此种领导权，以体现其人民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教员还说我们不是全民的党。

概念的外延则是概念所不包括的内容，这个边界线，在政治上意味着人民与敌人的分界线，或者用以识别概念肯定性内涵的否定性力量在哪儿。这个属于毛教员思考的独特深度所在，毛教员把敌对阶级成员放在统一战线中间去了，甚至认为在群众中间监督改造就可以了——例如枫桥经验；到了后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性力量和组成，被毛教员界定为“执政党的内在否定性”——这个部分的潜在发展趋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性力量所在，而且，内在的否定性比上面说的边界线外的敌人，是更难处理的否定性力量。这个认知，跟党内早期的争论或者路线斗争结合起来之后，就转化为一个教育或者再生产合格接班人的可能路径问题了，需要寻找新的“教育革命”路径去实现这个目标。

个人认为，毛教员的思想，主要集中于与资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其肯定性内涵是建设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并且由这个主营业务规定共产党的服务方向和工作方法，否定性的概念外延，则是从路线斗争延长线上发掘了“执政党的内在否定性”。

从这里出发，也可以对照党内高层在苏区的争论——看看自己的想象力能否超越旧统治阶级的惯常作法，能否走出“先辈梦魇的纠缠”——如果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与技术统治思维，没有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自觉——就很难看见领导权如何建设和起作用。旧统治模式就是坐堂审案并透过行政网络摊派赋税的，如果把这个视为当然，在做出敌我力量对比分析之先，就直接要求红军在外线作战，以保护根据地政权及其与群众之间的行政网络关系。

在改造世界方面，当然需要物质性的力量和能量起作用，群众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提升，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造力量，甚至还是改造力量和能量的唯一源泉；革命不能够没有行政网络，但是，更要求确立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支持的政权执行力模式。在领导权建设的成就基础上，才能够走出国民党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困境，实现行政网络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但是，旧统治者办事则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网络——没有这个网络一切都办不成，他们是看不到如何从群众中间更有效地汲取支撑力量，这个陈旧的思维定式，恐怕是苏区时期反对毛教员的关键问题所在。

换言之，一些革命者哪怕是已经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心理准备，但要他走出先辈梦魇的纠缠，则良非易事，这是世界观落后于革命形势的严重缺陷。但是，改造世界观远非易事，据老田看，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很多人终生都未能实现世界观的转变。革命的巨大牺牲及其道路的曲折性，因为革命领导者团队的世界观滞后——不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及时地改造主观世界，而额外受到了更多的挫折。1967年5月毛教员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有个谈话，问文G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教员回应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但是，世界观是真的很难很难改变的。

在这个滞后的世界观里，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事务，可见度很低，在不理解之余，就往往不假思索地以旧统治者的经验，各种穷对付——沉迷于单一和自上而下的行政与技术统治观念，去冷落乃至于排斥领导权建设。所以，毛教员在不同时期，反复批评单一的行政化思维：在江西时期他说要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在延安时期继续提醒党内干部，多服务群众需要并争取群众自觉支持，不要“革财政厅的命”。

此种错误的世界观，见之于革命实践，就是各级干部中间，很多人只看得见自上而下的行政，看不见自下而上的劳动群众领导权建设的政治。共产党之胜过国民党，能够走出晚清到民国年间政权建设的内卷化趋势，没有别的奥秘——以领导权建设去觉悟和组织群众，然后获得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这样，才能够获得那种低成本和高执行力的基层组织支撑。

大体而言，在革命年代各级干部，还能够不那么勉强地接受和实行群众路线，组织和动员群众并和群众一道前进；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贬斥从前的经验，说那是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

1958年毛教员多次系统地回顾革命史之时，说过这样的话：

看起来，共产党干部群体，在革命时代走群众路线什么的，也部分由于形格势禁而被逼的因素——毛教员说当初搞根据地是“无钱无粮无枪”，作为三无人员迫切需要群众支持，所以，群众路线还勉强愿意接受；进城之后，据毛教员观察：广大干部群体“熬了三年”，然后很迫不及待地恢复了等级制，官僚主义就应运而生了，然后，就开始在政治上拒斥群众乃至于下级，把劳动者贬低为效率工具或者（可以削减的）生产成本要素。以此而论，政党作为现代君主，深入群众带领群众的“合作博弈”选择，本身是有条件的，而脱离群众同时视群众为效率工具的“非合作博弈”则是无条件的，这个看上去，有点像是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正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肯定性内涵——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出发，在私有制消灭之后，依然可能识别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否定性力量，甚至，从这里出发，还能够提前预言各种蜕变的趋势和对立面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回顾一下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争论——在这里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技术与行政统治观念，此种资产阶级也喜欢的法权想象力——这是另外一种难于摆脱的“先辈梦魇的纠缠”样式，毛教员能够轻易识别此种法权爱好者的各种遮掩与操作，还能够提前预言他们后续的把戏。

更为难得的是，1980年代各路指责毛教员晚年错误的官学两界的大腕们，都精确地按照毛教员事先的预言，一步一步地实现和验证了毛教员的科学预见性；仅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毛教员的思想才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便是他的对立面也在卖力地证明着毛教员思想的科学性。

同样，从形式逻辑和中学数学出发，可以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的分析，对于革命而言属于必要条件剖析，这与经济性因素关系更为密切，当然马克思也多有涉及充分条件方面；而革命的充分条件，则属于组成与资产阶级专政对抗的新的政治力量方面，体现为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觉悟与动员工作，体现为有觉悟的群众及其有组织斗争的能力提升，这个才是革命的催产婆和充分条件所在。

在考茨基与列宁的辩论中间，考茨基不加辨析地强调必要条件分析方面，用以遮蔽和反对与政治建设相关的充分条件分析；各种修正主义者的话术，其主打策略肯定表现为以必要条件反对充分条件，然后设计或者兜售各种“阶段论”或者“自动论（必然性）”“唯生产力论”——这些都有部分道理，属于必要条件方面，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充分条件方面的政治建设。这个话术进行下去，似乎就不需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斗争了，资本主义走到某一时刻会有自动灭亡的可能性，这个其实也是毛教员反驳赫鲁晓夫和平过渡思想、捍卫列宁主义的焦点所在。

马克思对于充分条件的认识，其实相对清晰，恩格斯有一些过度强调必要条件的取向，但他从来不否定革命和政治建设的必要性，这与修正主义的话术形成鲜明对照。

一般而言，形式逻辑没有错误，并不能保证结论正确，但是，如果从形式逻辑就可以判定错误，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修正主义百年老店经营的货色，依然处在可以直接从形式逻辑——以混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为策略——就判定错误的低水平上。当然，也很可能因为充分条件分析，在一开始就直抵关键，无从回避——所以就只能够在违反形式逻辑要求的前提下，去经营各种修正主义话术。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