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是一份亲历者的战地纪实，平静的叙述中饱含血泪与挣扎，细腻的观察里尽是痛到麻木的创伤……加沙人民正在受难，虽然相隔遥远，但他们的苦难与我们相关。当战争的獠牙还在无情撕咬加沙人民的血肉和精神，当“和平”成为太过漫长已至于绝望的期盼，我们依然能看清：当今世界，公理仍未战胜强权。

作者Atef Abu Saif是作家兼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文化部长，他通常生活在约旦河西岸。10月7日当天他正好在加沙探望家人，此后便只能带着15岁的儿子在以色列的轰炸下艰难求生。本文是刊登在《新观察家》周刊 (L’OBS) 上他日记中的节选段落，感谢公众号“结绳志”授权转载。

作者｜Atef Abu Saif，作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文化部长

译者｜吴樾，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生

责编｜识一

后台编辑｜童话

我从来没想过战争会在我游泳的时候爆发。

今天我起得很早，大概早上五点半就起了。我对自己说：“这会是美好的一天。”我打算游泳到七点半，然后回我在萨夫塔维（Saftawi）街区的公寓冲个澡，这地方离我出生并度过人生绝大部分时光的贾巴利亚难民营不远。我们开车到海滩的最北端，然后在布满贝壳的沙子上漫步。和往常一样，以色列军舰依然在遮挡着海平面。而大海如此热情，海水的触感如此美妙。

突然，爆炸声从四面八方袭来。火箭弹带着烟雾在天空中划过。我当时想：“肯定又是军事演习。”但当我回到岸边时，所有人都在沙滩上狂奔。“赶快离开这里！”我的兄弟Mohammed喊道。爆炸声变本加厉。我们光着脚奔向汽车，把随身物品紧紧抱在胸前。我像疯了一样开着车，不停地按着喇叭来开路。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中午我才知道这次的局势有多么地不同。我去了位于里马尔（Rimal）街区的媒体中心，和包括中心主任Bilal在内的记者们一起讨论。我们对这一切将造成什么结果一无所知。

今天早晨在Roots酒店里，四个客人在吃早餐，餐桌被移到了电梯和楼梯之间的过道上。只要你在加沙呆过五分钟以上就不会对这种景象感到陌生：当轰炸来袭时（以往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轰炸），你需要转移到建筑物的中央，通常是走廊或楼梯间当中，因为这是建筑中最坚固的区域，也远离碎裂的玻璃窗。

其他客人都来自于约旦河西岸，他们决定从拉法口岸前往埃及。他们都有护照，有几个还有外交证件。根据与埃及人达成的协议，他们和我们父子的名字一样都在等候转移名单的前列。但是当Mohammed要把我们带上车的时候我选择了留下。这也许并非我人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无法丢下父亲和兄弟姐妹而一走了之。我让Yasser跟着其他人一起离开，但他坚持留在我身边。我最后妥协了。

城市成为了一片瓦砾和废墟。优美的房屋像烟柱一样坍塌。今天是周一，这意味着约旦河西岸政府的每周例会要在10点召开。我只能在手机上通过Zoom出席，但军舰发射导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警报报告贾巴利亚中心位置的Al-Trans街区遭遇空袭，造成50人死亡。我向部长们致歉后立即前往贾巴利亚难民营。在街道上，数百个家庭不知所措的茫然游走着。到达现场时，我看到一切都被夷平，惨状令人震惊。超市、兑换店、鹰嘴豆丸子店、水果摊、香水店、糖果店、玩具店……全部都化为灰烬。行走在废墟中是一种令人肝肠寸断的体验。到处都铺散着血迹、玩具碎片、罐头、碎烂的水果、残存的香水瓶。在烟尘之中，我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我让Yasser待在他爷爷奶奶家中。以巴勒斯坦人的习惯，一家人会在战时睡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如果家中有一个人遇难，至少另外一个人还可以活着。

这是冲突爆发的第十一天，但像是只过去了一天：同样的轰炸，同样的消息，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气息。昨天晚上我别无选择，只能睡在贾巴利亚一个朋友家里。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三晚和儿子一起睡在媒体中心的花园里。当然，他被每时每刻都在落下的炸弹吓得不行。

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亲戚打来的。她听说加沙城南部的特拉哈瓦（Tal al-Hawa）受到了袭击，而我的亲戚Hatem住在那里的一栋四层楼房中，他的夫人Houda是我夫人唯一的姐妹，他的母亲、兄弟们和整个家族都居住在那里。

三十分钟后，我抵达了特拉哈瓦。Hatem的一个兄弟在那里向我确认：他们全家居住的房屋在一个小时前被击中，只剩Houda的一个女儿Wissam还活着，她被转运到重症监护室，并立即进行了手术，两条腿和右手截肢。那么其他人呢？我被告知他们没有被找到。

在废墟里，我们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希望还能有人幸存。到日落时分，我们找到了五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把他们埋到了墓地。

当天晚上，我去医院探望Wissam。她仍然没有完全清醒，问我：“姨父，我是在做梦，对不对？”我回答她：“我们都在梦里。”沉默了十分钟，她对我说：“姨父，别骗我。在梦里我的腿没有了。这是真的，对不对？”我回答：“你说了这是个梦。”她说：“我不喜欢这个梦，姨父。”我不得不离开，然后在漫长的十分钟里，我一直流泪，流泪。

加沙城周边地图，文中提及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在图中找到 | 图片来源：本文译者截图自Google maps

这是我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我的全家：父亲、姐妹们、兄弟们都聚在一起。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网络。我们回到了无线电时代。爆炸接连而至，越来越近，每次我都需要摸一下自己来确认有没有受伤。

到处都是在排队买面包的人们。如果运气好，也要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才可以得到今晚全家的食物。而我们从昨天开始就什么都没吃。我们只能喝咖啡，咖啡，还是咖啡。我去了很多面包店，想找一家人少点的。最终，我决定在一家只做特制大型面包的店门口排队。我很幸运，只等了一个半小时。

我去了媒体中心，通常来说那里有电，我们可以在那里给手机充电，在电视上了解资讯。但昨天晚上，这里整个街区都被击中并摧毁了。所有窗户、天花板、地板、家具和门都碎得七零八落，碎玻璃到处都是，碎木块和和扭曲的铝片散布在每个角落。花园的大门也倒在地上。如果昨天我和Yasser以及我兄弟像上周一样在这里过夜，那我们肯定就性命不保了。我们很幸运在贾巴利亚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尽管贾巴利亚难民营是整个加沙地带最危险、受到最密集袭击的地方之一，但我们昨晚能在这里过夜还是一件幸事。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抛出自己的骰子。

人们说以色列人要疏散加沙地带60%的居民（编者注：总人口240万），这无疑是想把加沙城夷为平地。直升机从空中撒下阿拉伯语传单，上面说所有留在加沙干河（Wadi-Gaza，自东向西横穿加沙地带的一条河流）以北的人都将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同伙，有风险被无预警击毙。但我不会服从他们的指令。我的夫人Hanna通过短信恳求我转移去拉法，那样我和Yasser就会离（埃及边境的）口岸更近一些，以备它对外国护照或外交护照持有者重新开放时我们可以及时通过。我回答道：“我不相信以色列军队。”昨天在通往南方的主干道萨拉丁公路（Salah al-Din）上发生的一系列袭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无人机的轰鸣无处不在，危险也无处不在。我的朋友、领导媒体中心的记者Bilal一直说：“加沙没有安全的地方。”

昨天晚上，600人在针对加沙地带的攻击中死亡。晚上11点左右，我经历了已成惯例的情景：火箭弹的呼啸、黑暗中的闪光，然后是爆炸。当一片乌黑而呛人的烟雾从街上升起时，我正躺在我的简易床铺上，远离窗户，快要入睡。灰烬和燃烧的金属的气味让我咳嗽不止。我数了数，十二辆救护车正在赶往街道的东头。

我想念真正的食物。早上我吃了鹰嘴豆丸子，晚上还是鹰嘴豆丸子。两天前我弄到了一点鸡肉，立马给Mohammed、Yasser和自己炸了三块。真是一顿饕餮大餐。

我常常问自己：加沙的生活一直都如此艰难吗？我有点记不清不是这样的日子在多久以前了。也许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驻加沙城之时，有过和平的期许。对于当时20岁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未来正在敞开怀抱。奥斯陆和平进程宣告了一种新的开始，但很不幸，它只持续了几年而已，随后全面崩溃。和平成为了巴勒斯坦人的负担，它的代价过于高昂：以色列警察变得无处不在。即使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在2005年）撤出加沙，但一堵隔离墙却拔地而起。加沙的居民再一次意识到：他们在这里是囚犯，而不是公民。

昨天，我去了我的姐妹Eisha家，在贾巴利亚东边，靠近数百辆坦克严阵以待的边境。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一整个晚上坦克都在不停地开火。但我已经整整17天不停地转移、席地而睡、无处洗漱，我需要洗个澡，在一张正经的床上睡一觉，把衣服洗了，并且刷一刷牙。在Eisha家我可以做到这一切；她家还有太阳能，可以把水泵到屋顶上。也就是说：有自来水！

Eisha因为要做面包而起的很早。太多面包店被以色列人作为袭击目标，所以她并不愿意派14岁的儿子去冒险排几个小时的队。自己做面包成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她还有点天然气来做油炸食品，但其他大部分人现在只能临时生火做饭，他们利用身边的一切东西：用两块石头架起一块金属板，在下面用纸板或废墟上的木头来生火。

几年前，有人在联合国近东工程救济处（负责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学校的墙上写了一句奇怪的标语：“我们倒退着前进。”每一场战争都让我们倒退。它们摧毁我们的房屋、设施、清真寺和教堂。它们抹平我们的花圃和公园。我们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一切，而在我们完全恢复之前，新的一场战争就已经来临。

医院缺药品缺器材的的情况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病人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听到手术室传来的各种哀嚎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希法（Al-Shifa）医院的承载力是500张病床，而本周病人数已经翻番。走廊、候诊室、手术室，甚至厕所门口和楼梯间都摆满了病床。

当我来到Wissam的床头，她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请求。她希望我给她做安乐死。她相信真主会原谅她。“但真主不会原谅我的，Wissam，”我说道。她想了想：“我会以你的名义向他祈求。”我对她说：“全能的真主更希望你在死亡中求生。”但她仍然坚持她的请求，没有任何药物，她忍受不了伤痛。要求她必须承受这些痛苦是不公平的。她的脸色一片惨白，似乎准备好要放弃一切了。

这是战争的第十九天，没有任何要结束的迹象。没有人在讨论停火。在新闻里，有人提出出于人道目的而进行几个小时的休战。他们谈论我们、替我们做决定，却不征求我们的任何意见，这是不可接受的。

凌晨三点十五分，我从床上被震了起来，还以为我的屋子被空袭击中了。我们赶紧冲向窗边往楼下看。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破碎的玻璃，以及金属和木头被烧焦的浓烈气味……早晨，我下楼试图帮助救援。触摸那些遇难者的尸体碎片并将它们集中到一块毯子上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要识别他们的性别、年龄以及姓名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在这里找到一条腿，那里找到一只手，而剩下的部分犹如碎肉。

几天来，加沙人都用不褪色的记号笔在四肢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尸体成为碎片时仍然能被认出来。我们希望至少墓碑上能写有自己的名字。

加沙地带南部的汗尤尼斯，居民在空袭过后的废墟里寻找幸存者 | 图片来源：MOHAMMED ZAANOUN POUR « L'OBS »

昨天晚上，在沙提难民营（Al-Shati）和纳赛尔街区（Nasser）被空袭之后，人们不得不用三轮车和畜力车来转运伤者。在去希法医院探望Wissam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残肢从这些车辆上掉了下来，血流了一地。

战争时期，所有人都是临时的急救员或消防员。当通信网络被切断时，就不再有人能够呼叫救援。人们不得不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大声喊叫。有人喊：“Rasam Halawa路需要救援，快过来！”邻楼的人对着下一栋楼再重复喊一遍，信息就这样穿过一扇扇窗、一条条路，一直传到最近的民防岗位。

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是加沙。

Eisha家的燃气用完了。她一起床就只想着上哪儿去再搞一罐，而我在萨夫塔维的公寓里还有两罐。我决定去取一罐过来，但这极端冒险。自从以色列地面入侵以来，这个街区就不停地遭受导弹和军舰的打击。Mohammed和Yasser冲进楼里寻找燃气罐，我让Yasser出来时带一点生活用品，让无人机操作员以为我们在搬家。这并不能确保他们不把我们干掉，但我们必须抓住一切侥幸的可能……

在车里漫长地等待之后，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们跑出了楼，Mohammed提着燃气罐，Yasser头上披着一块被子，手上提着枕头，看起来像刚抢了一家银行。又有了燃气，Eisha欣喜若狂。

今天，大多数新闻都和地面入侵有关。大家都不停地问：以色列坦克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加沙城和贾巴利亚的街区一个接一个地成为禁区，街道和房屋正在化为瓦砾。在媒体中心，Bilal有点挑衅地问我：“现在是时候往南撤了吧？”我的回答一如既往：“没有安全的地方，哪里都一样。”但我做了一点让步：“当坦克停在我们面前时，当他们拿枪逼我们往南走时，我就会走。也许吧。”

我不知道轰炸的规模。昨天晚上，在从里马尔到贾巴利亚的路上，我们没有遇见一辆车或一个行人。四面八方都是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轰炸声。在萨夫塔维周边，断掉的电线挂在街上，砖头和水泥块满地都是。住宅楼、办公楼、花园、超市……一切都被撕裂并铺洒在地上。

这不是攻击，这是屠杀。犹如一场战争片。一切都被摧毁了，五十多座楼房化为灰烬。一栋住宅楼塌下，另一栋又塌在它的上面，没法区分彼此。

连续几个小时，我一直在帮助救援并寻找幸存者。住在这个街区的朋友Raed在房子遭受袭击时生还，但他的亲人都死了。他为我们指认房屋被击中时他的家人所处的位置。他指向一堆水泥：“一般来说，他们会坐在这两个房间中的一个。”我们徒手搬开一些瓦砾，找到了一些书籍。Raed说：“我爸的书！这里是客厅。“突然，我们发现了一些头发。当心，这似乎是一个女人的头。我们花了十分钟来清理下面的碎石和沙砾，终于把头颅和被截断的上半身挖了出来。我们把它们放在毯子上，继续寻找尸体剩余的部分。一个小时过后，我们只能找回一部分手臂、几根手指、几节脊椎和两条腿。有人给了我一把铲子，于是我继续挖掘，寻找其他尸体。Raed相信其他人就在底下。

天黑了，我精疲力竭，手变得漆黑，衣服也都肮脏不堪。我几乎都无力走回家。我试着用冷水洗衣服。满身是汗的我像是身染重病。

我现在已经对加沙城和贾巴利亚所有的超市和食品店了然于心。但库存与日俱减，仍然开业的商店也越来越少，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我必须要成为流动摊贩专家，还有药店专家，以及面包店专家。

昨天晚上，以色列人给沙提难民营散发传单，要求他们全体疏散。传单表示这是在“压倒性兵力”进攻前的最后一次警告。它们是用红纸印刷的。在此之前，第一波传单是绿色的，第二波是黄色的。好像我们的生命和命运都是用颜色编码的一样。

当我离死亡近在咫尺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在看望Wissam之后从希法医院出来。在大门前，我和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交谈了几句，他和家人正在医院里避难。然后我又偶遇了我的朋友Mohammed Hokaiad，他住在医院里照顾受伤的妻子。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然后一发导弹落在大门口。人们哭喊、尖叫、奔跑。这个地方总是挤满了人：家庭、小贩、汽车、记者、医生……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我必须要跑。但往哪里跑呢？Mohammed Hokaiad担心这可能是一个“烈火包围圈”的第一波袭击，之后在北边、东边可能会有其他袭击，然后整个圈内的区域都会被摧毁。“一定要逃出包围圈！”他对我喊道。这个“包围圈”实际上是方形的，四边由四条主干道构成。于是我们向北边冲去。幸运的是，这次并不是一个“烈火包围圈”，否则我们恐怕都活不下来。当我们开车驶向贾拉路（Jalaa）时，我不停地告诉自己，如果当时我继续和那个以前的学生交谈，那么我可能和他一样都已经成为历史的烟尘了。

我们希望Wissam可以被转送到埃及去。每天都有病人通过拉法口岸送去那边。他们之前向我保证今天就能走，但最终还是推迟到了明天。这个延迟击垮了她，因为她在这里接受治疗时没有麻药。她整整一天都因为疼痛而呻吟着，尤其是在护士给她更换绷带或者进行一次新手术的时候。本来西奈半岛的阿里什（Arish）医院已经做好了接收她的一切准备。然而自从拉希德（Rashid）沿海公路遭到以色列坦克的炮火覆盖之后，前往边境的车流变得前所未有地缓慢。昨天晚上，几十个人在这条沿海公路上向南转移时遇难。尸体散落在公路上的画面令人发指。而他们恰恰遵守了以色列军队的指令：往南走。

但最令人震惊的画面来自萨夫塔维离我家只有一百多米远的一所小学。当时数百户家庭在这里避难。这所男子小学成为了攻击目标，遇难的孩子大多数都是这里的学生。屠杀过后，人们找到的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

大约是昨天晚上七点，我在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下车。我认出了一个老朋友Fakhry，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加入左翼党派的人之一。前一天他刚跟我讲他的一些老同志突然信教了。我在马路对面喊他，他说要去上个厕所，过一分钟就回来。这一分钟让他死去，但也救了我。

突然，一堵火墙向我扑来，带着浓烟。我身处一片尘雾之中。无数瓦砾朝我们落下。我用手抱着头，冲到小巷里，想找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我的鞋掉了，只能光脚奔跑。过了一会儿我又跑回去找鞋子。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腿上有一些温热的东西：血，很多血。我用手擦了擦，然后朝遭到袭击的地方走去。五栋楼房被全部夷为平地。有人喊着在树旁的路上有一个遇难者。我们拼尽全力挪开水泥块。面前的景象让我惊恐不已，倒在那里的是Fakhry。他死了。

我突然感到非常疲惫而茫然，天旋地转。我的兄弟Mohammed搀扶我从废墟里走了出来。他说要带我去医院，但我觉得为了这么点小伤有点小题大做，毕竟其他去医院的人都已经是缺胳膊少腿的。“我自己来处理”，我向他保证。我在媒体中心的床上躺了一整天，伤口越发疼痛。我用盐和水清洗了一下，然后用新的布条扎上。

昨天，我吃了Yasser在汽车后座翻出来的一块巧克力和一点饼干。这是旧时代的残存，那会儿超市仍然营业、人们仍然有东西可买。当我来到Faraj（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一个朋友）家里，他给了我两块小面包。我装作一点也不饿，把一块给了Yasser，让Faraj留着另一块当作第二天的早饭。我吃了前一天煮的羽扇豆，剥了一个橘子但只吃了一半，因为还没熟。这就是我昨天一天的食物。

“还要等多久，Atef？”Bilal问道。我知道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战争的持续时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让步了。我说：“明天我们看看怎么往南走。”没有英雄主义，没有“被枪逼着走”。我们别无选择。

当我在媒体中心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街上传来了喊叫声。我走出大门，看到有几百个人正提着行李奔跑。一个男人告诉我他们之前住在海滩附近的联合国近东工程救济处学校里，但以色列的坦克和推土机过来了，它们离媒体中心只有不到500米。在街道的西端，许多人仅仅是因为出现在这些装甲车辆行进的路线上就被打死。另一个人告诉我他看到坦克和推土机摧毁了清真寺和周边的住宅。他一步也没有放慢，边跑边喊：“全都被他们烧光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结绳志， 202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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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作家兼文化部长Atef Abu Saif的加沙战地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