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淼 |《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
来源: 保马 发布时间：2024-01-18 阅读：499 次
导 语
20世纪30年代政治革命落潮期，一份创办于上海的刊物《读书生活》，却在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的编辑、运营之下，发展出一种新的城市革命文化。
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留声机”式的、依托于军事情势的鼓动宣传，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关注城市识字劳工的精神世界，鼓励他们记录、讨论自己的生活经历；同时通过读书指南、征文活动、编读往来等方式，引导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眼光认识生活、分析问题和反思社会，使得劳工青年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转化为革命教育和文化的资源。
基于日常生活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实践，在当时经济政治革命遭受挫败之时其实延续了革命，也深化了革命；对于知识分子探索社会变革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月27日（下周六）晚，本文作者冯淼老师将会分享更多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工夜校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详细的讲座预告不日将在本号推送，敬请期待！
作者 | 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从事近代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教育的研究）
责编 | 竹节虫 非文 丹增玉萝
排版 | 侯米
01、 引言
国共分裂后，中共革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施行军事和文化围剿，劳工社会运动持续低潮，中共组织领导力量持续遭到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意识形态纷争、路线摇摆不定。此时，坚持革命的中共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都面临着重要问题和重大抉择：是否要在城市中继续发动革命？政治革命低潮时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继续革命？
现有的中国革命历史研究还没能理清国共分裂后，中共领导的革命如何在城市中延续，与乡村革命的关系；还不能历史地呈现经由大革命落潮、白色恐怖，城市劳工和社会革命如何在内战时期再度迅速崛起；还不能充分解释抗战、内战时期城市小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激进化。现有的文学史和城市社会文化史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但我们还需要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中探析和审视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中的崛起。大革命后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聚集上海，利用上海发达的印刷资本，以阅读、通信、笔谈等文化形式，在识字劳工和郁闷青年当中开展的读书写作活动，发展不同与以往的革命城市文化。
02、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和《读书生活》
1933年底1934年初，位于上海南京东路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给读者发了一张调查问卷，询问读者的职业、读书动机和目的。读者胡勉农是一位旧式店铺的普通店员，在给指导部的回信中称，他为了“增长谋生技能而读书”。指导部编辑随即回函：“工作技能有了，是否即能得社会生存？”胡与指导部编辑就读书动机和目的展开了通讯。信中胡认为虽然读书可以帮助谋得就业技能，但因为“商业不景气”，即便有了这些技能，自己这样的“碌碌庸才”也很难确保生存。但胡勉农称他仍然热爱读书，尤其热爱文学。他在旧式店铺“终日的足不出门”，对于社会上一切感到“极其隔膜”。他觉得文学可以让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文学的动机：
“文学可以启发人的思想，增添人的知识，一个人有了充分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在这个社会里求出路，比较容易些，所以我首先就研究文学，上述就是我的读书动机。”
胡勉农是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和由其衍生出来的半月刊《读书生活》登记在案的上千位读者之一。指导部定期以这种问卷通信的形式，与读者开展交流，并以专栏、讲座、征文作为辅助，展开有关读书问题的讨论。指导部每日接到的信，“平均约有四五十封”，来信中“长者至万言”。根据读书指导部的调查，这些读者主要是像胡勉农一样，生活在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底层、有初等识字水平的劳工，多数为有小学或者初中教育水平的青年，以店员、技术工人、职员为主。这些青年读者往往喜爱阅读和写作，喜欢谈论人生经历。
申报读者指导部的编辑以通信、讲座和期刊专栏等方式，与这些城市底层识字青年交流。他们抓住这些读者喜爱阅读和写作的特点，鼓励他们记录、讨论和反思他们的生活经历。这种交流方式在当时颇受欢迎，由读者指导部衍生出的 《读书生活》创刊号发行了八千多份。据当时申报图书馆馆长李公朴称，这个销量开创了当时“硬性杂志最初发行的新纪元”。
申报图书馆读者指导部的编辑包括负责哲学科学方面的艾思奇，社会科学方面读者来信的柳湜，文学方面的夏征农。
大革命落潮后，上海聚集了一批从大革命前线退役下来的革命党人，以及由日本归国的革命知识分子。这其中就有从南昌大革命前线转移到上海的共产党员夏征农，从长沙前线经由江苏转移来到上海的共产党员柳湜，以及从东京留学归国的艾思奇。
这三个人通过《申报》图书馆长李公朴、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聚集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为后人所熟知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街头讲话》、《如何认识生活》、《如何自学文学》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最初是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与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的通信。这些通信后来以笔谈和系列讲座的形式，连载于半月刊《读书生活》。这些读物在当时的城市劳工和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被大量印发和转载。毛泽东也是当时的读者之一，毛甚至在1936年指名要求购买这些书籍，并将其运送到延安，作为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材。
这些由《读书生活》衍生出来的通俗马克思主义读物在延安和社会主义时期，成为中共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经典教材。学者也认为这些读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然而，我们还不清楚在三十年代这个特殊时刻，像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和《读书生活》这种基于城市底层的革命文化实践，是如何出现的。它们又何以在城市劳工和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
三十年代是中共革命的特殊历史时刻；此时，中共政治革命处于低潮期，劳工和政治运动不再是城市中革命的前线。“九一八”爆发后，国民党对内坚持反共，施行文化和政治军事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成为城市革命重心。革命知识分子也更多地通过公开的手段和平台发展革命文化与宣传。此前大革命时期“留声机”式的、依托于军事情势的鼓动宣传，很难在国统区城市中继续推行。此时中共因遭到国民党围剿，组织生存遭到巨大威胁。1935年初，包括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文委”主要领导在内的三十六人，由于会议地点暴露，均被逮捕。此时的文化组织工作被迫处于自力更生和近乎封闭的状态。
参与中共“文委”组织工作的夏衍这样回忆此时白区的文化工作：当时，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是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内外反动通讯社和报章宣传的是‘剿共大捷’之类的谎言，连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一无所知。
中共此时忙于革命策略，并不能产生满足新的城市革命形势的文化和宣传机制。此时聚集在城市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寻求新的路径和形式推进革命。正是在三十年代政治革命落潮期，艾思奇、柳湜和夏征农等革命知识分子探索和实践思想和文化如何促进社会变革。
从流通图书馆读者书信和《读书生活》内容来看，艾思奇等人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人经历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们注重底层个体如何“认识”生活。在他们看来，关注底层个体经历，由此引导底层认识所在世界的秩序，这是三十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柳湜认为中共的革命文化宣传不应该仅仅是鼓动和煽动，标语加口号。他批评此前中共对劳工底层的文化教育流于表面，功用地为政党和政治运动服务，“文化成了政治的尾巴”。柳湜在湖南亲历大革命，“马日事变”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组织营救被逮捕的中共党员。1928年长沙党组织遭破坏后，被迫逃到上海，随即被捕入狱，在狱中组织文化支部系统研读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春出狱后，柳转向文化运动，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他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探索“什么是思想运动”、 “什么是文化运动”、“实践论”，明确指出文化和思想“引导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经济生产关系的斗争仅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人们如何看待、认识自己的经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柳湜等在劳工中推行基于日常的革命文化教育，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们视资本和帝国主义为一种切肤的生活经历。柳、艾等在三十年代撰写的大量“通俗”文章，不仅文字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系统地分析和讨论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他们认识到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和帝国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产关系和政治霸权，资本已经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成为一种切肤的经历。在他们看来，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革命教育是发展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要基石。
柳湜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需要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思想文化运动”，让劳苦大众从日常生活经历中认识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资本带来的附属关系。他认为在这样基础上发动的革命，将具有真正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有可能发展出真正改变生产关系的经济和政治革命。因而他们认为此时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一种植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革命教育，是引导大众认识自己所在世界的秩序；在他们眼中，启蒙并不与革命对立，革命的文化教育恰恰是三十年代推动革命的基石。
识字青年劳工是这种革命教育的主要对象。根据申报流通图书馆统计，大部分读者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多数为店员、职员、学生和工人。三十年代店员和职员的范围广泛。根据顾准在三十年代末的统计，上海大概有二三十万职员，分布在旧式店铺、市政机关（如交通、运输、政府）、洋行、以及民族资本商业诸多部门当中。从读者来信的内容判断，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多为城市下层、有初等识字水平的店职员和工人，多数是旧式店铺（特别是零售业商铺）店员，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下层职员（如报社校对员、学校勤杂工），也有工厂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等等。他们多数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有小学或中学文化，随着中国农村破产，被迫搬迁至城市。他们大多喜欢读书看报，印刷产业发达的三十年代中国城镇培养和满足了这个需求。
编辑柳湜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劳动者喜爱读书看报的特性。他们在《读书生活》“创刊号”中称这些读者为中国“少数中的多数”。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不识字，所以这些识字劳工是中国的“少数”。同时，因为他们是“劳苦大众”并不是少数的“有钱人”、“有闲人”，所以，他们又是中国的“多数”。他们正是要发展一种植根于这些劳工的新式教育，他们这样定义刊物的使命：我们（这些识字劳工）自己一向各就为生活挣扎，从未有过多余的时间要用来排遣，工余之暇，想读几页书，为的是想求一点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关系的知识，用它去打开自己的眼睛，启发自己的认识；引导自己如何生活。……它的主要对象是店员学徒以及一切连学校那张铁门都不能走进的人…… 展现在我们当前的是万花缭乱的世界，艰辛酸辣的生活，我们时时在抗争中，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维持生存，如何才是生活向上，不仅需要勇气，毅力，也需要认识。认识之一泉源是读书。《读书生活》就是在这一点意义上，它想尽一点小小的任务……
03、记录生活，组织情感
柳湜、夏征农和艾思奇等人征集识字劳工撰写的自传体散文和日记，鼓励这些读者关注和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将这些自传体散文和日记发表在《读书生活》的 “生活记录” 专栏，还定期将这些专栏文章装订成书，取名《生活记录》出版发行。1936年出版社发行的一本《生活记录》的封面罗列了作者的职业，包括船夫、小贩儿、编译、校对、练习生、小姐、婢女等。这些自传体散文和日记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是其中展示的城市劳工生活的困苦，而是其展现的劳动者的私人生活。这一点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劳工纪实文学。
研究二十世纪初中国劳工运动的美国学者史密斯发现，大革命时期刊登的大量劳工纪实文学和工人自述，往往叙事极具戏剧性，道德色彩强烈。他认为这样的叙事方式在当时更能激起读者对外国工厂主的愤恨，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与此相比，《读书生活》上的“生活记录”有所不同。我们能找到的上百篇生活记录向我们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城市劳工私人生活片段，但很难找到一个宏大的叙事。
首先，这些《生活记录》试图展现的是多元化的城市劳动群体，不仅仅包括传统的产业工人，也包括店员、学徒、报社校对员、小姐、工厂女工、船夫、街头小贩等等。
其次，这些记录并不仅仅专注于工厂空间和生产条件，工作是作为劳动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的。城市底层的焦虑、各种情感、生活的困苦和艰辛，是由整体日常生活的叙事衬托出来的。相比大革命时期的纪实文学和工人自述，《生活记录》展示出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以及他们丰富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比如，一些作者来自破产农村家庭，他们在文中描述自己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位署名为萧的作者来自一个乡村中相对富裕的家庭，家里买卖破产后，萧和他的几个兄弟被迫带着妻儿搬离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开始独立的小家庭生活。萧因此也终止了他的学业。为了谋生，萧尝试了几个职业，包括为城里富人的孩子辅导功课，做店铺的伙计等。他发现自己打工的店铺，竟然曾经由他父亲经营，这让他难堪。他给富人家孩子辅导功课，却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这让他懊恼、困惑。
另外一名作者金曼辉是一个旧式店铺的学徒。因为家道没落，为了寻求谋生到镇上做学徒，因此也终止了学业。做学徒的同时，他试图坚持阅读和写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几家店铺连续遭遇到各种、或不幸或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还有一篇署名侔天，辍学后来到城市，成为学校的保洁工人。感兴趣阅读和写作，经常从学生厕所的垃圾桶里捡些被丢弃的杂志来读。他时常看到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认真读书，挥霍大好时光，对此感到非常气愤。
《读书生活》编辑部十分慎重地对待记录中展示出的强烈个人情感和经历。在持续征集工人自传体散文的同时，夏征农运用文学引导劳工读者用社会和发展的眼光认识和组织自己的情感、经历，他主持了《文学讲座》等系列青年大众写作栏目。夏1929年参加宝山路的一个飞行集会时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后决定全心转向文化运动，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倡导文艺大众化，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将文学和组织劳工创作文学作为实践革命的主要手段，编辑了包括《读书生活》、《太白半月刊》、《新认识》等刊物。与李初梨等革命知识分子的看法相同，夏征农认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发展，文艺应该担当起社会组织形式的功能，文学不应该是精英作家的批评和赏析，也不应该是个人休闲消遣的媒介。
夏给城市青年和底层劳工创作了一本名为《如何自学文学》的教材，强调文学能够帮助郁闷青年和失业劳工梳理生活经历、组织情感，发展出超越个人的社会认识。针对《生活记录》体现出的强烈劳工个体经历和情感，夏指明，情感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往往受到社会和经济影响。他提出“生活型”和“同情”两个概念。即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由其决定的经济条件，将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即“生活型”，而“同情”往往产生于属于“同一生活型”的人们之间。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姓李的是中央银行的买办，结了几次婚，但是每一个老婆都没能给他生儿子。于是，姓李的买办十分沮丧。同时，一个姓张的工厂工人，也结婚了。但是他的妻子每年给他生一个儿子。于是，姓张的工人也十分沮丧。夏征农指出虽然他们都很沮丧，但是因为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沮丧的根源完全不同，所以，买办李不可能理解工人张的沮丧，反之工人张也不可能理解买办李的沮丧，李与张之间不可能产生“同情”。
夏文学教育的重点是劳工写作劳动生活。他鼓励个体劳工跳出自己的世界，观察、记录、归类身边更多人的劳动经历。他鼓励劳工读者创作“典型”，包括“典型”的老板形象、“典型”的失业经历，建议劳工作家观察尽可能多的老板，不仅仅从私人的角度考虑自己与老板的乡土地缘关系，而且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工人和老板的关系，思考为什么一些权力老板有，而工人却没有。
夏征农的建议十分有针对性，因为他的读者大多数是像胡勉农、金曼辉一样二十岁左右的店员和学徒。从他们的来信和读者背景调查中我们知道，他们当中很多在旧式店铺工作，除学习技能、帮工外，还要负责店铺老板及其家人的家务起居。店铺老板与学徒之间是一种封建式的师徒关系。学徒的家长往往通过亲戚和熟人，将自己的孩子托付于店铺老板，有时学徒会被老板当成家庭一员，有时也会受到老板的责骂、体罚。很多学徒和店员的记录中都提到，自己的老板不喜欢他们私下读书、看报。甚至学徒会因为私藏报刊而被逐。
夏征农还鼓励失业劳工创作“典型”的失业经历。三十年代受大萧条的影响，经济不景气，农村农业凋敝，城市金融业和商业也受到打击。南京国民政府展开多次军事围剿，地区军阀冲突不断。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时局下，很多城市人口失业。失业的经历在《生活记录》中就十分常见。夏建议劳工作家不仅要记录自己的失业经历，还要撰写“典型”的失业故事。他鼓励他们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和交流自己的经历，发掘其中的普遍经历，激发劳动者之间的“同情” 和“怜悯”，而不是竞争。这样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基于劳工日常生活的思想教育，其目的并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发展劳工的社会认识和基于相同经历的阶级意识。
1927年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充分地认识到思想和文化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们开始深入地思考文学、知识、教育的社会功用。此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倡导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工厂、社会底层，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让文学走向大众。左翼作家同时也展开了有关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夏征农等围绕《读书生活》的文学教育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对于夏征农等围绕《读书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学走向大众不仅仅是创造革命文学，更是发展革命文化。他们组织青年劳工创作文学，抒写劳工生活和情感，这些是在发展不同于以往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城市大众文化。他们的文艺大众化实践重点是劳工大众的创造和参与，是劳工大众与像夏征农一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互动，以及共同创造以劳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无论是劳工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都是这个正在发展的革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夏主持的“文学讲话”和“青年创作”专栏并没有将文学作品本身放在首位。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夏征农和另一名左翼作家茅盾产生了分歧。
《读书生活》创刊半年后，由夏征农主持的“青年创作”专栏向作家茅盾发出邀请。此时茅盾已经发表长篇《子夜》并受到城市青年读者的青睐。茅盾是左联成员而且推崇青年作家，夏邀请茅在情理之中。茅盾针对《读书生活》此前发表的十七篇青年作家的作品，发表了一席建议。这些建议全部指向作品质量，丝毫没有考虑作者城市劳工的身份和经历。茅盾从“题材”、“人物描写”、“情节的展开”、“创作过程”等几个“技术”层面评价，认为除了题材广泛这一点值得称赞外，这些作品都是失败的；“人物描写是失败的”，缺乏情节的展开。他还强调作家必须有丰富的经历，专注创作过程，提高自己的“技巧”，并且耐心地向青年作家解释如何寻找情节“焦点”、“删减”、“扩展”等文学技巧。
茅盾的指导意见暴露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三十年代中国当革命知识分子走向了大众深入到社会底层，当大众参与到文学生产创作中，应该如何评价“青年创作”和“生活记录”这样的劳工文学？如何看待《读书生活》为中心的系列文化实践？这些问题对于夏征农等主动参与到工农兵通信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重要而紧迫。
茅盾重视文学作品，坚守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茅盾并非不支持《读书生活》这样的文艺大众化实践。茅盾在此前有关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谁先谁后的重要命题。在茅盾看来，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仍然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文学创作仍然是职业作家的实践，是专业技能、技巧的体现。虽然中国已经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不可避免地依赖“政治之力的帮助”。茅盾认为只有在政治革命成功或政治环境宽松的无产阶级政权下，才会出现变革性文学和文化。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倡导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源于苏联，在茅盾看来工农兵通讯运动在苏联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苏维埃政治革命的成功。苏维埃政权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逐渐消失，劳工大众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文化、教育、知识领域，劳工生活成为主流，这些都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环境恶劣，作家们“麇集于上海一隅”，这些客观状况在茅盾看来限制了中国工农兵通信运动和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开展。在茅盾看来，三十年代《读书生活》等实践也仅仅能做到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熟悉劳工生活，提高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劳工创作的价值也仅在于此。
文学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依然主要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职业实践。劳工作家的作品也还不是无产阶级大众文学。没有政治革命的成功和宽松的政治环境，革命性文化和文学都不会出现。
相比之下，从夏征农等的大众文艺实践上来看，他们并不认为政治革命是缔造革命性文化的前提。柳湜此前就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缺少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深入劳工大众生活，开展思想文化教育，这正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组织《读书生活》的初衷。在他们眼中劳工大众抒写、记录、反思日常，恰恰是在发展一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夏在回应茅时，反复强调这些青年作家的劳工大众的身份和经历。他指出《读书生活》的劳工大众与职业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与脱离大众的多数精英作家相比，劳工作家并不需要丰富生活。
夏在回信中热情洋溢地鼓励“青年创作”的劳工作家。他说：你们多数是店员学徒、体力劳动者，你们的生活，就是最有普遍性、最有积极意义的、站在社会尖端的生活。只要你们不是有意把自己的生活孤立起来，你们认清自己的生活是包含在社会生活里面，使自己的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核心，那么，就可以说，你们是有丰富生活的，对生活是有深切体验的。
茅盾指出的“人物描写”和“情节”故事展开等问题，在夏看来，本质上说明这些劳工作家还缺乏对于劳工生活的“认识”，并不完全是缺乏“技术”而导致。
对于夏等《读书生活》知识分子来说，劳工创作文学的过程就是持续认识生活和社会的过程。作品的“文艺性”、“通俗性”乃至文学“技术”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推进；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有可能在这一过程当中得到提高。只要他们持续创作，赋予劳工日常以意义，他们就在孕育一种不同于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读书生活》的出现恰恰生长在三十年代中国政治革命的落潮期，并深深地植根于条约口岸城市发达的资本印刷文化、社会土壤中。《读书生活》革命知识分子并不认为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是缔造革命性文化的必要前提。
04、认识生活
城市劳工不仅仅感兴趣抒写日常和情感，也感兴趣周围发生的事情。很多读者来信评论社会新闻，喜欢将自己的经历与新闻联系起来。艾思奇和柳湜通过社会科学和哲学讨论引导这些读者的世界观。艾和柳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哲学大众化做出的努力，在中共党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现有研究大多关心他们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为毛泽东思想做出的贡献。但这些研究没有充分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大众化为什么会出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如何在城市革命背景下，理解他们的大众化努力。
艾等哲学和社会科学大众化的特点在于，他们着眼于城市底层眼中的世界和生活经历。通过针对日常的讨论和解析，他们试图帮助读者形成唯物辩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他们看来，三十年代困扰个人生活的“社会问题”是资本矛盾的表征。他们视“自由恋爱”、“失业”等社会问题为资本社会的日常，认为这种问题的频繁出现是资本社会矛盾持续存在的表现；那些貌似互相没有联系，甚至十分琐碎的、让人烦恼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结构性的矛盾能够充分解释它们的出现。而且只有从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些经历和问题，才能发现万花筒般的“社会”是有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是有其一致性的。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劳苦大众才能真正理解困扰他们生活的各种经历。
在这样的思路下，柳、艾将“资本主义”由一个十分抽象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矛盾转化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经历。资本的矛盾变成了鲜活、具体和细腻的经历和体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个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实践并不外在于资本社会系统，而是这个资本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生活与资本社会相互作用，个人生活方式关系到资本社会矛盾的延续。
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中，艾思奇和柳湜往往给予那些由于生活不顺而抱怨的读者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目前的生活方式，从而延续目前的矛盾重重的资本社会体系（随之延续了他们生活中的各种苦难）；要么认识自己生活矛盾的来源，认识资本社会的本质，寻找改变自己生活和资本社会的途径。重要的是，柳湜等认为这些变化不一定是有组织性的、彻头彻尾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他们认为宏大的革命性变化必须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需求和转变。
这样，在柳湜和艾思奇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中，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就成为了革命政治的本源。对革命的诉求植根于一个个鲜活、具体的生活实践，每个自觉珍视生活的人都成了潜在的革命主体。
下文介绍柳湜对影星阮玲玉的死的分析和艾思奇对爱情观的评论，以此为例展示他们是如何向读者阐释婚爱经历，并指出各种不同的恋爱“社会问题”恰恰是资本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
193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电影演员阮玲玉在上海自杀。在阮玲玉死后，她生前的经历及其葬礼都受到密集的媒体报道，阮玲玉的死也成了流行的话题。许多读者把阮的小市民出身与她恋爱受挫的经历建立联系。阮出自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自小丧父，阮母开始在姓张的富人家当佣人。多年以后，张家儿子张达民提出娶阮玲玉为妻，但因为阮出身卑微，张家不赞成。阮后与富商唐季珊生活，遭到唐的虐待。直到自杀，阮仍为爱挣扎。
一位名为叶小秋的女性读者就阮之死写了一封长信给柳湜。信中要求《读书生活》对这一事件发表看法，并就爱情这个问题给与同样为阮落泪伤神的女性朋友提供建议。
在给叶的回信中，柳提出阮死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他强调“主观原因”即阮缺乏她对爱情关系的正确认识是阮死亡的关键原因。在柳看来，阮的婚爱经历都体现了两性关系和妇女的商品化。柳注意到阮的自杀和她的身后事都被写成各种故事，再通过报纸印刷媒体出售。阮的初恋情人张达民勒索阮，还把阮私生活的信息卖给记者。唐季珊则用钱财来交换性，还不断地出轨寻找新欢，同时打骂虐待阮。柳认为商品化了的中国“社会”确实使得阮难以得到纯洁的爱情，自由恋爱难以实现。
然而，柳不同意把阮的死完全归咎于“社会”。在他看来，“主观原因”是阮自杀的根本原因。“社会”仅仅是阮死亡的“客观原因”。他认为，阮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她的爱情生活受挫的社会根源，却选择自杀了结一切，这意味着阮不仅成了商品化“社会”的受害者，也成了商品化社会的被动“支持者”。他指出，当被商业利益驱动的媒体不断侵犯阮的隐私，阮虽然十分痛恨这些媒体，但却在乎这些媒体。阮关心媒体所谓的“贞操和贞节”的话题，害怕抛头露面，甚至没有勇气出庭当面指证唐季珊。在柳看来，自杀是阮为了保护“私生活”、逃脱“社会”的最后挣扎。可悲的是，她的死再次成为了商业媒体的卖点，她的挣扎又一次失败了。柳湜最终认为阮玲玉不能成为其她女性的典范，他呼吁中国女性“不能跟阮玲玉走”。
柳湜并没有动员读者报复“社会”。他强调读者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大众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是商品化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是资本矛盾的体现。他期待读者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并在思考基础上做出如何生活的决定。在一封写给读者的信中，他说，我们所谓的“生活指导”的含义是“指示一些生活的逻辑，即一方面指示读者从读书认识生活，一方面从生活中展开认识。”在柳湜看来，认识与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获得对生活的正确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与柳湜相比，艾思奇的哲学教育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世界观。艾思奇等收到的读者来信很多提及爱情和感情生活的话题。艾与柳湜主持的专栏配合回复和发表一些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读者徐晓云在阅读了几篇关于爱情的社会分析后，写信表示她和她的青年女伴对于爱情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这个本质是否变化，无法达成共识。尽管徐的一些女伴认为恋爱是人类对性爱渴望的表现，不会随时间而改变，但徐本人怀疑这个观点。
总的来说，艾思奇的回应把恋爱的问题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他强调一种生产方式会影响和发展出一种相应的恋爱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推进，恋爱的性质和形式都会发生变化。他指出“自由恋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新生事物。自由恋爱观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体现了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有权在中国的发展。资本主义推崇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与自由恋爱提倡者所提倡的自由平等观，都属于资本主义文化，都是一种对抗封建家族、权力等级的新文化。
如果自由恋爱是历史的进步，那徐晓云等读者应该如何理解由自由恋爱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中的不幸遭遇呢? 艾指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恋爱的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私有财产权，一个人在恋爱关系中常常想完全“拥有”对方。这虽然显示了热恋双方的激情，但现实生活中，谁控制更多的经济手段，谁就更有权力占有爱情“拥有”对方。艾把拥有占有爱情与资本家拥有占有财产做类比，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平等”指的是财产拥有者之间的平等。他发现很多年轻人认为“自由恋爱”是指“思想行动之协调、人品学问之相当”。艾思奇犀利地指出这意味着恋爱双方必须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自由恋爱很少发生在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和每日为了养活自己而疲于奔命的工人。他慨叹：工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养活自己上，怎么能发展与有钱人家小姐相似的“人品学问”？
他强调虽然个人自由和恋爱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自由恋爱”实际上是“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权”。
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延续是自由恋爱问题的病根。艾注意到很多青年男女为了自由恋爱这个信念做出牺牲，甚至不惜生命。在他看来，这样的牺牲不仅仅证明自由恋爱观在中国的存在，也说明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制约束缚了青年人对平等、自由两性关系的追求。当一个人挑战自由恋爱的“经济限制”，追求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平等恋爱关系，一方必须做出牺牲以换取恋爱自由。经常有新闻报道，富裕家庭的女儿为了嫁给心爱的穷小子，不得不放弃自己富足的家境，离家出走甚至与父母断绝关系。他诙谐地评论到这是一个相对好的结局，富家女和穷小子私奔，更多情况下是富家女被逼无奈而自杀。艾预测私有财产不再存在的时候，恋爱关系的性质会发生改变。恋爱会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从“经济限制”中解放出来。
艾思奇与读者的通讯文字顺畅，思路清晰。不仅渗透出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非凡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他对读者思维推进式的引导和教化。
05、结 语
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发展的革命文化不是一种工具性的“文化置换”，不是短期的策略性宣传。他们关注城市底层的日常生活，关注劳工的心灵和头脑，特别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对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阶级不仅是一种经济和生产的关系，也是具体的生活经历和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共产主义教育者并不认为城市劳动者天生就具有阶级意识，相反，劳动者的共同经历仅仅使他们有可能形成相互的理解和同情。教育和文化因此成为政治动员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
与同时代茅盾左翼知识分子不同， 夏征农等也并不认为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是缔造革命性教育和文化的必要前提。他们基于劳工日常生活的革命教育和文化生长在三十年代中国政治革命的落潮期，并深深地植根于条约口岸城市发达的资本文化、社会土壤中。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了文化和日常生活当中，使得文化、教育和宣传不再是政党政治的传声筒，而真正成为一种内在于革命的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也表现出了其全能化（totalizing）的倾向，即政治深深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资本矛盾往往成为城市大众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
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一直以来是中外中共革命研究的重点，而对同时期中共力量在城市的发展，我们还知之甚少。本文对于三十年代艾思奇等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宣传的考察，表明了此时期文化政治在城市革命中的重要性。近十几年来，有很多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三四十年代城市底层日常生活的多样化，证明了经典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工人群体中有不同的地缘、性别、语言等文化差异（difference）。然而，我们还尚未能够充分地回答在上海这种殖民民族资本聚集的城市，在千万城市劳工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地缘、性别等文化差异是否与资本与资本生产关系（阶级）发生关系，怎样发生关系。
艾等的文化教育实践表明，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并不排斥城市劳工大众的多样性，相反，他们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关注城市底层生活的多样性，并将其日常生活视为他们革命文化教育的资源。与此同时，他们把识字劳工和失业青年这样的城市群体视为革命动员的对象，不仅因为他们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更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写作的兴趣，以及他们在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的资本和殖民文化霸权中所处的被征服的地位。他们利用资本印刷媒体和城市空间创造出一个服务于这些底层的文化生产空间，让工人写作，成为文化生产者，并且发行他们的作品。他们整理发表底层的日常生活经历，却又不止于此。他们引导识字劳工和失业青年的读书写作；他们鼓励店员塑造“典型”的老板形象，鼓励失业青年抒写“典型”的失业经历，关注小市民女性对于恋爱生活的讨论，引导讨论和认识自由恋爱的历史和社会的局限。他们与识字劳工和失业青年合作，试图创造一个以城市底层和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城市文化。
这样的文化政治实践在三十年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并不例外。中共六大二次会议以后陆续组织扶持多个领域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整合左翼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文化实践的一个重点，就是将底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经验纳入到文学、社会科学、美术、戏剧、电影、语言、教育、音乐等各个领域，创建一种新的城市革命文化。
诚然，基于日常生活的思想文化宣传，正是在政治经济革命落潮之时成为了中共延续革命的手段。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思考自身与革命，知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深化革命。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诉求与实践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共革命的范围，丰富了革命的内涵。革命知识分子此时对于社会科学、文化文艺理论的深入研究，面向普罗大众的文化宣传活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改变了早期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宣传匮乏的局面。同时也为中共在国统区城市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高地，为中共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四十年代重返城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章来源：“保马”公众号，2019-08-29；原载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8hNocx4DlP2qGs6ZcG83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