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于2023年10月7日发动“阿萨克洪水”行动以来，本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轰炸已持续超过100天。巴勒斯坦人民为何不接受《奥斯陆协议》作为解决方案？为何巴以双方无法和平解决领土问题而只能诉诸武力？为何以色列罔顾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质疑与批评，一意孤行，残忍杀害加沙地带的无辜百姓？

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与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之间的对抗，而这一对抗的形式正随着中东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出新的面貌。比克鲁姆·吉尔（Bikrum Gill）在这篇文章中围绕上述两种战争逻辑，从《奥斯陆协议》的殖民主义本质说起，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入侵的成功反抗为背景和例证，分析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在物质和思想意识上的力量对比变化，解释了以色列暴力屠戮平民、摧毁基础设施的历史根源和深层原因，以及巴勒斯坦必须通过武装捍卫主权的缘由。

2023年12月2日，比克鲁姆·吉尔为我们带来“多极化世界中的巴勒斯坦与中国”讲座，讲座内容即将见刊，特翻译全文以飨读者。本文为理解巴以冲突提供了历史现实背景和理论分析工具，充分反映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朴素道理，帮助我们在“非理性”中看到逻辑，在暴力反抗中看到被压迫者不熄的斗志，在战火中看到逐渐向人民倾斜的殖民与反殖民力量对比之天平。

主讲人 | 比克鲁姆·吉尔（详细介绍见文末）

主持人 | 侯怡

翻译｜侯泠、袅袅炊烟、云岫、雨博、侯农、惊雷

校对 | 侯泠

责编｜曳葭、知为、雨博

后台编辑｜童话

巴勒斯坦妇女战士参加在加沙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 图片来源：The Palestine Chronicle

自“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以来，西方和以色列的宣传攻势企图混淆和歪曲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明确意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冲突现在终于公开地达到了一种永久的总体“战争状态”，其中包含了两种特定战争逻辑之间的决定性对抗。

一边是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进行的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旨在将自身和土地从以色列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解放出来。另一边则是以色列公然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殖民计划，旨在恢复受到巴勒斯坦解放战争冲击的殖民基础。

正是在以色列军队越来越难以在战场上击败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发现以色列和西方国家重返公开的种族灭绝方针的黑暗动力，这种方针将殖民国家的暴力指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尽管以色列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将不会成功实现在加沙消灭巴勒斯坦人的目标，但它却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

由谁来定义恐怖主义 | 图片来源：al-shabaka

民族解放战争的逻辑旨在推翻支撑殖民主义和更广泛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物质力量。在这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始终以“更大的暴力”为前提，这种暴力使殖民者能够从被殖民者手中篡夺主权。这种力量对比继而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投射，即殖民者在与被殖民者打交道时总显得不可战胜，殖民者能够实施任何程度的暴力而不受惩罚。这种有罪不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内含了对殖民者暴力所赋予的所谓更高理性目标，如反恐、文明、促进民主和人道主义等。

相比之下，被殖民者在与殖民者的任何争端中都被认为是天生可杀的，因为他们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野蛮行为。被殖民者的暴力被认为没有更高的理性目标，只是威胁全人类的野蛮行为罢了。只要被殖民者仍然处于这种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格局之中，他们必然会在殖民者主权权力结构下被迫寻求，或者更恰当地说被迫乞求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这是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框架中被迫陷入的状态。

加沙屠杀 | 图片来源：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奥斯陆协议》完全无法维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也不可能在任何层面上捍卫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和土地，这为武装抵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这种抵抗能使人们对那些否认巴勒斯坦主权的力量产生质疑。后奥斯陆时期的武装抵抗组织演变为一支高效的混合军队，结合游击战术与职业军队的纪律和组织，引发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的生存危机。

由于无法在连续的战斗中击败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以色列转而强化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的种族灭绝暴力，以此作为恢复其必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手段。因此，今天的巴勒斯坦有两种战争逻辑在发挥作用：解放战争的逻辑和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的逻辑。

解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武装对于巩固巴以权力关系的政治框架至关重要，该框架最多只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准主权地位，使其永远依附于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有效的主权力量。虽然第一次起义（1987-1993）重新唤醒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迫使全世界再次关注它，但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硬物质力量，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中的影响力有限，而这个所谓“和平进程”是美国和以色列为应对这场起义而推行的。

为了被认可为合法的政治主体和和平进程的伙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必须永久放弃将武装斗争作为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寻求民族解放的手段[1]。只要“奥斯陆道路”不要求以色列成为一个去军事化和解除武装的对手，巴解组织在武装斗争上的让步就等于实际上放弃了巴勒斯坦主权的物质基础。

在奥斯陆框架下，以色列完全垄断暴力，从而获得事实上的主权，而巴勒斯坦的政治主体地位只能在符合以色列殖民主权目标的情况下运作。从奥斯陆框架诞生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有在部署针对巴勒斯坦反抗运动而非针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有组织暴力时，才被承认为准主权国家[2]。殖民武力的深化使得以色列有了加速窃取巴勒斯坦土地的手段，并在后奥斯陆时期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和他们在巴勒斯坦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施加了更大的限制。

“奥斯陆框架”试图使巴勒斯坦人永久回到被殖民的基本状况，即殖民主义的常态化道路，其中殖民者对暴力的垄断被认为是永恒的和不可逆转的。正如巴勒斯坦革命者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警告的那样，在这条道路上，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3]。以色列殖民者掌握着物质力量，确保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永远只能为以色列殖民主义服务，而与其自身的繁荣背道而驰。

然而，与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随着抵抗道路的回归，以永久殖民和帝国霸权统治为前提的“历史的终结”将在巴勒斯坦被摧毁。事实证明，在“历史终结”之后的时间里，对殖民武力的新挑战是不可逆转的，在当前已经为解放巴勒斯坦开辟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殖民武力博弈的矛盾之处在于，它不断地与自身的对立面进行辩证运动。从一开始，殖民者强加的暴力就已在殖民地播下了反殖抵抗力量的种子。在这种逐渐显露的辩证关系中，殖民主义试图通过施加更大的武力来为自身续命，以实现对反殖民力量的永久镇压。对殖民者来说，无法回避的矛盾是，反殖民主义力量在每一轮新的殖民强硬措施之后，都会重新崛起，并愈发强大，且越来越接近其最终目标——用法农的话说，就是一种“更大的暴力”来临，只有这种暴力才能让殖民者退缩。

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侵占黎巴嫩的过程中，看到这种动态的发展。殖民战争的逻辑和战术（如大范围无差别狂轰滥炸、包围战）被用来解除巴解组织武装力量，但将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为抵抗道路的回归创造条件[5]。因为正是黎巴嫩什叶派社区与巴勒斯坦人首先遭受了以色列的殖民战争，他们之中才产生了能够推翻以色列暴力操控的武装抵抗力量[6]。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黎巴嫩的抵抗运动是在与巴解组织并肩战斗中出现的，它最终巩固成为一支能击败以色列的力量，与它借鉴和学习巴勒斯坦人在数十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验和策略密不可分。

黎巴嫩对以色列侵占者的武装抵抗，在真主党的领导下得到巩固。真主党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政治组织，其战略目标是将以色列赶出黎巴嫩，更根本的是通过解放巴勒斯坦，最终击垮以色列的殖民活动[7]。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当“奥斯陆道路”在全副武装的以色列/被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的复杂局面上构建时，真主党不断完善和增强其进行武装抵抗的战术能力，从而能够实现有利于去殖民化的力量平衡[8]。真主党通过发展新兴区域的抵抗联盟（包括伊朗的支持）而获得了战略纵深，从而增强了抵抗能力。

到20世纪90年代末，真主党已经具备了直接暴露以色列军事力量弱点的能力。其中包括反坦克武器的开发和部署，这些武器表明他们有能力将以色列迄今为止令人恐惧的硬实力——如梅卡瓦坦克——转化为展示反殖民力量“更大暴力”的攻击对象。在刺穿梅卡瓦的装甲时，真主党不仅推翻了殖民力量对比中的物质部分，同样关键的是，力量的物质转变引发了力量的意识形态或心理组成部分的进一步转变[9]。以色列士兵再也无法相信自己是无敌的，因此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对占领区的人民使用武力而不受惩罚。此后，当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真主党战士时，他们在心理上对自己武装能力的怀疑，暴露出其战斗决心的软弱[10]。从另一个角度看，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也证明了其战士在战场上信念和决心的提升。

总而言之，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平衡被推翻后，以色列将无法继续占据黎巴嫩南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奥斯陆道路”使得以色列在世纪之交加速窃取巴勒斯坦的土地。真主党保留并深化的抵抗道路将以色列逐出黎巴嫩，并向巴勒斯坦人展示了他们建立起主权、进而收复自己土地的能力。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败，已加剧了“奥斯陆模式”在巴勒斯坦的危机，并预示着后奥斯陆武装斗争轨迹的出现，此种轨迹最终将演变为一场不断升级的民族解放战争。

首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失败是对其吹嘘的威慑能力的毁灭性打击，这种威慑能力一直是其在意识形态上投射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核心，这种力量可以肆无忌惮地镇压任何形式的抵抗而不受惩罚。这种以压倒一切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消灭抵抗的能力，对于维持其建立在剥夺巴勒斯坦原住民土地基础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信念至关重要。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就认识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放弃重返家园的愿望[11]。因此，必须在物质和心理层面上建立起强大的威慑力，以阻止巴勒斯坦人行使返回家园的权利，并让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相信他们可以在掠夺来的土地上安心生活。真主党大大削弱了这种威慑能力，加剧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生存危机。

一方面对奥斯陆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失望，另一方面真主党武装斗争的明显成功，共同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2000-2005年）的出现和发展[12]。

第二次起义爆发于以色列被逐出黎巴嫩南部仅四个月后，以色列急于向巴勒斯坦人证明，它仍然拥有必要的威慑能力，可以压倒性地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它试图通过暴力镇压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比如镇压巴勒斯坦人在第二次起义早期阶段使用的非暴力策略（示威、游行等）等[13]。

然而，在这里，殖民主义武力博弈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以武装抵抗作为回应，这使以色列为其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付出更大代价。战争成本的变化迫使以色列放弃其在加沙的剩余定居点，因为武装斗争带来的成本在那里最为明显。

当然，以色列并没有终止对加沙的占领，因为它仍然控制着加沙的陆地、空中和海上边境，而这些边境最终被用来实施毁灭性的封锁。然而，这也确实再次有力地表明，改变力量对比情况【译者注：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武装力量，也包括意识形态和心理层面的力量。】对巴勒斯坦人收回其土地主权至关重要。

在2000年将以色列侵略军赶出黎巴嫩后，真主党继续加强其军事能力，以应对以后的战争，因为以色列不会善罢甘休，会试图重建其日益削弱的威慑力。战争于2006年夏天爆发，当时以色列拒绝了真主党交换囚犯的要求，对黎巴嫩发动了全面战争，并明确表示要消灭真主党武装力量。在地面入侵黎巴嫩期间，以色列继续证明其无法在直接战斗中击败真主党；真主党战士再次公开评论他们在战场上遇到的以色列士兵的软弱无能[14]。

力量对比的意识形态-心理部分的持续逆转与物质力量的消长步调一致，真主党越战越勇，不但打击了以色列军事装备，也向以色列国土深处发射了火箭弹[15]。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受到进一步打击，不仅因为它消灭真主党的既定目标宣告失败，更根本的是因为这进一步表明，该地区的抵抗力量正在增强，足以永久推翻以色列在力量对比上的强者地位。

尽管以色列在2006年夏季战争中遭到了历史性的、不可逆转的失败，但其在冲突过程中确实制订并使用了一套军事教条以重新树立其威慑力，那就是在贝鲁特郊区的达希亚明目张胆地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民用基础设施毁坏[16]。此行为的动机是破坏维持真主党抵抗能力的民众支持。

一个以色列指挥官将“达希亚原则”阐释为“我们使用大规模武力……造成巨大的损害和破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平民社区是军事基地……伤害平民是遏制纳斯鲁拉（Nasrallah）（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译者注）的唯一手段。”[17]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以色列不断对加沙发动的战争中，这一原则被反复应用。

“达希亚原则” | 图片来源：Mondoweiss

从2006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壮大的武装抵抗力量有能力对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争得话语权：即以色列殖民计划背后的基本力量对比。在推翻这一力量对比的过程中，武装抵抗运动不可逆转地开辟了解放之路，而以色列的回应是明确回到其种族灭绝的根基。以色列在加沙经常性造成的大规模伤亡和破坏并非战争的附带损害，而是某种指导方针的预期结果，旨在通过彻底毁灭对方的逻辑来恢复其不可避免被削弱的威慑力。

在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袭击中，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推进力量对比向反殖民方向转变的能力首次得到体现。2014年夏天，为了回应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紧镇压，尤其是非法拘禁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武装抵抗组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警告后者这种镇压不会毫无代价地持续下去。以色列通过对加沙发动军事侵略来镇压武装反抗，并恢复其作为殖民实体存活所需的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正是在这里，为了反抗侵略，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运用了真主党先前已证明能够有效向以色列展示新的力量对比的战术和武器。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能够更持久、更深入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其影响最明显的是扰乱了本古里安机场周围的空中交通[18]。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战士展示了在直接战斗中对以色列军事部队取得战术胜利的能力。新的力量对比在以色列入侵期间发生在舒贾亚难民营的一场直接战斗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部署了游击战术，在一场战斗中消灭了十几名以色列士兵[19]。以色列面临着其威慑力被进一步削弱的局面，且无法在与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的直接战斗中恢复威慑力，因此再次转向其种族灭绝的“达希亚原则”[20]。

在战斗失败后的当晚，以色列对难民营发动了大规模的无差别袭击，其明确意图是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摧毁民用基础设施[21]。近百名平民在以色列对舒贾亚难民营的袭击中被屠杀，在整个2014年战争期间还有数千名平民被杀害[22]。

如以色列在黎巴嫩遭遇的一样，“达希亚原则”造成的大规模平民死亡和基础设施破坏无法挫败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相反，事实证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功击退了以色列的入侵，并迫使其同意抵抗组织的要求（如放松封锁）作为停火的条件[23]。

在2021年团结起义（Unity intifada）期间，这一对以色列力量的反抗进一步加剧，加沙武装组织再次直接挑战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肆无忌惮窃取巴勒斯坦土地的行为。他们发射火箭弹，目的是迫使以色列停止对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的种族清洗及对阿克萨清真寺信徒的持续虐待[24]。为了回应以色列在西岸和耶路撒冷虐待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加沙的武装抵抗运动挑战了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分裂和不平等，这些隔离旨在削弱和孤立巴勒斯坦人。

“圣城之剑”（‘Sword of Al-Quds’）行动为不同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提供了物质统一的手段。尽管以色列试图再次通过空袭消灭加沙的武装抵抗，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但考虑到其军队在2014年入侵期间遭受的损失，它没有进行地面入侵。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将为哈马斯带来更明显的胜利，因为它迫使以色列结束对谢赫贾拉的种族清洗和对阿克萨清真寺信徒的袭击，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25]。

在团结起义之后的两年里，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拜登政府更多外交支持，继续深化并加速其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化进程。在此期间，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占领军杀害[26]，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遭受种族清洗[27]和监禁[28]。总部位于约旦河西岸杰宁（Jenin）的抵抗组织在对抗以色列不断加速的殖民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公开肯定了在团结起义期间推进巴勒斯坦斗争的物质统一。2023年7月，杰宁的武装抵抗击退了以色列对其营地的军事入侵企图，迫使以色列在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消灭杰宁旅）的情况下撤退[29]。

杰宁的抵抗通过改变物质层面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刺穿了长期以来令以色列免受“国际社会”批评的意识形态的掩护。作为对战场上失败的回应，以色列再次使用“达希亚原则”，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并恐吓杰宁手无寸铁的平民，暴露出自己是一个为种族清洗计划犯下战争罪的国家[30]。联合国和欧盟官员通常对以色列的要求言听计从，但对以色列袭击杰宁的行动表示了“震惊和关切”，并公开宣称这可能违反了国际法[31]。

杰宁旅在去年七月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加沙武装抵抗对以色列殖民暴力的挑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将军事资源从加沙南部司令部转移到约旦河西岸，以恢复其在那里逐渐衰落的威慑能力[32]。这对加沙不久之后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至关重要[33]。由于以色列忙于监视和镇压约旦河西岸的武装抵抗，加沙的武装力量在行动的规划和发动中得到了更大的掩护和回旋空间，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以色列在加沙强加的监狱般封锁条件的历史性突破[34]。

“阿克萨洪水”的政治要求强调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物质统一。它的发起旨在结束以色列的恣意妄为，要求以色列释放被监禁并遭受酷刑的巴勒斯坦政治犯，结束其在约旦河西岸的种族清洗、在阿克萨清真寺对礼拜者的虐待，及解除对加沙的封锁[35]。

这次行动展示了永久且不可逆转地推翻支撑以色列殖民主权的力量对比的物质能力。如果以色列殖民力量的制衡逻辑是强行禁止被剥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在1948年被驱逐的土地，那么反殖民武装力量则奠定了巴勒斯坦主权国家的物质基础，可以强制执行返乡权、夺回被窃取的土地，并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持续的囚禁和种族清洗。

“阿克萨洪水”，特别是它如此迅疾地“淹没”了以色列南部指挥部，加速了以色列力量制衡的意识形态危机。很难想象以色列殖民主义如何能够恢复其必要的信念，即其强加于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权力是不可战胜的。

可以想见，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本可以通过承认“阿克萨洪水”的政治合理性，并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然而，由于“阿克萨洪水”表达了一种正在崛起的、颠覆基础性力量对比的民族解放战争逻辑，这种承认将意味着以色列作为定居殖民者的可行性遭受致命的打击。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以色列和西方无法理解“阿克萨洪水”行动，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完全非理性的野蛮行为，只能以彻底消灭的逻辑来回应。

由于无法再在战场上击败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最终转向试图通过大规模应用“达希亚原则”来恢复其必要的殖民操控。以色列发动的种族灭绝的殖民战争有其目标和预期结果，即摧毁巴勒斯坦人民作为具有政治主张能力的民族。以色列蓄意轰炸医院、学校和住宅，导致数万平民在短短几周内丧生，同时加剧围困，导致加沙人饱受饥饿和脱水之苦，这些暴行不仅旨在摧毁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还有他们夺回和行使真正有效的主权权力的意志。

尽管整个西方媒体和政治阶层与以色列一起将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的暴力种族化，将其归类为一种必须以灭绝战争来回应的、非理性野蛮行为，但巴勒斯坦以抵抗作为回应对于更长期的前景而言具有启发意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没有呼吁西方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承认其人性，而是在加沙战场上继续击败以色列，要求承认其政治合理性，并因此将“非理性的野蛮行为”这一种族主义的框架推向危机边缘。因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开辟了一条超越非人道的种族灭绝殖民主义的道路，而种族灭绝殖民主义是西方世界秩序的基础。

主持人总结

我们食物主权网络在2023年11月4日组织了一场题为《关于巴勒斯坦的一些神话与现实》的讲座，北京大学的梅华龙老师追溯了巴勒斯坦地区上千年的历史，澄清了犹太复国主义营造的以色列神话。然后我们又组织了一场观影活动，邀请复旦大学的殷之光老师一起观看讨论了《加沙：为自由而战》（2019），我们“食物天地人”的公众号近期【译者注：2023年11月22日】推出了这场观影会的记录，题目是《加沙是怎么沦为露天监狱的》。

比克鲁姆·吉尔老师关于《多极化世界中的巴勒斯坦与中国》的讲座为我们详细分析了20世纪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巴勒斯坦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梳理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节点，告诉我们今天这场战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复杂历史原因的。今天的讲座再一次明确了我们之前相关系列活动中提到的关键概念，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战争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巴勒斯坦的抵抗是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此外，比克鲁姆·吉尔还把中国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今日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全球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有何影响？他对此也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批评（注：这部分内容在这篇译文中没有体现出来，以后有机会可能会单独推出）。

问题一：我们要看战争是谁挑起来的，乌克兰战争是从俄国人进攻乌克兰开始的，加沙这边是哈马斯开始进攻以色列的，而且掠夺了很多平民，是他们挑起战争的。我不知道中国听众知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讲者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主持人

这位朋友，其实比克鲁姆·吉尔老师的整场讲座都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他对二十世纪巴以之间的战争的缘由、发展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所以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只看今天不看昨天和前天。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好吗？

听众追问

但是要追溯的话，3000年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就在耶路撒冷发生争夺了。而且我觉得你们在国内跟伊朗很像，是不被允许接触到国外互联网的，这让中国人更加愚蠢。

比克鲁姆·吉尔

第一个问题虽然主持人说我可以不必回答，但是我可以简要回应一下。您提到您的信息来源是西方媒体，比如BBC等。要知道这些媒体实际上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任何只看到2023年10月7日暴力的观点，都是对于之前施加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无数灾难的漠视。实际上，2022年、2023年是巴勒斯坦西岸地区近二十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因此，BBC声称一切开始于10月7日，实际上就是不关心在此之前死难的巴勒斯坦人民。那么休战又是怎么回事呢？11月24日以来，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停火止战，但是就在休战的本周三【译者注：2023年11月29日】，杰宁的一位八岁男孩因为向以色列的军队投掷石子而被射杀。

译者补充

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就是不把巴勒斯坦人当做跟他们一样平等的人对待，所以他们的死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色列人并不是从10月7日以后才开始屠杀巴勒斯坦人，从1948年、1967年、2002年以来，这暴力从来没有停止，是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军队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那个八岁的男孩为什么要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子？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他的亲人朋友、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被以军杀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愤怒、仇恨就只能通过投石子来表达了，但他却惨遭射杀，所以一切并非始于10月7日。如果您只看到10月7日，只能说明您没有把巴勒斯坦人当人看，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的。

问题二：巴勒斯坦精英选择了“正常化”（normalization）之路，但后来他们发现，在当前世界局势中，此路不通，转而走上了抵抗之路。未来是否有第三条路，还是说，巴勒斯坦人民只有永恒的抵抗？我不知道理解得是否准确，感觉您认为“正常化”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生改变。我的理解是，中国呼吁的“两国方案”也是一种“正常化”，而不是“抵抗”。

比克鲁姆·吉尔

这个问题很好。首先，两国方案确实是一个正常化解决方案。想要实现真正的共存，前提是平等，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严防死守，封锁巴勒斯坦人民，禁止其发展武装力量。当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被西方殖民者支持的以色列军队的时候，和谈从何谈起？《奥斯陆协议》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力量根本性的不对等，这使得以色列能够明目张胆地违背协议，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我认为，除非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否则共存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存的基础是平等，而平等的前提是物质条件上的对等，这是一切和谈的基础。

译者补充

以色列对加沙是全面的封锁和镇压，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完全没有平等可言。上次梅华龙老师的讲座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的“定居者”其实是非法定居者，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房屋。他们可以持有枪械，可以随时杀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警甚至会协助他们。然而即使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完全是和平抗争，也还是被不断地屠杀。

问题三：我在美国纽约留学，去过现场观察美国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活动。我注意到，在许多场合巴勒斯坦支持者的人数明显多于以色列支持者。而这恰恰与美国主流媒体以及美国政府的立场背道而驰。您如何理解美国政府言论与民间言论之间的分歧？

比克鲁姆·吉尔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关于巴以冲突的叙事转变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可以说，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关于巴以冲突的叙事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你在校园里或许也注意到了，美国的年轻一代不看英国广播公司（B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他们从社交媒体或其他地方获取新闻。另一方面，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无休止的美国战争机器感到疲惫不堪。

以乌克兰战争为例，俄乌双方军队高层正在对话。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已经遇难，乌克兰人即使最终达成协议，他们的境况也将比两年前更糟。俄乌双方曾尝试在2022年4月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当时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了，俄罗斯人也准备好了，但西方却介入破坏了协议。

因为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从战争中获利，包括雷神公司【译者注：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波音公司等。他们从战争中获得巨额利润，但这些战争并不符合美国大部分人民的利益。校园里的年轻人看到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战争。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暴行，不可能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无休止的占领和殖民化辩护。

我一直投身于反战事业，曾参与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残酷暴力。除了加沙地区，我从来没有见过民众被大规模监禁。加沙就像一个大型露天监狱，遭受了数千磅炸弹的轰炸。超过7000名加沙儿童被屠杀【译者注：此处为截至2023年12月2日讲座时间数据】，这比过去几年所有的战争加在一起都多。他们故意攻击平民、记者和医务人员。如此暴行，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美国的年轻人感到愤怒，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支持者，更是巴以冲突中的积极参与者。

对于美国精英来说，他们从无休止的战争中获利，希望通过以色列向整个中东投射力量。我们中的许多人为巴勒斯坦人民发声，并因此受到攻击和审查。但我发现，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们越来越有勇气，这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这种勇气将削弱支持以色列和美帝国主义团体的力量。在未来几周到几个月内，对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打压将会加强，但我认为民众的力量也会增加。

问题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275572295011847.html），哈马斯是以色列资助的，用于制衡巴解组织（即法塔赫）的力量。是什么让哈马斯转变为以色列的对手？这种转变有多彻底？这对我们看待2023年10月7日事件有何影响？

比克鲁姆·吉尔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哈马斯确实得到了以色列的资助。哈马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而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往往是非政治的运动，旨在坚持伊斯兰的生活方式、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等。以色列用哈马斯制衡巴解组织，不仅因为巴解组织是世俗组织，还因为巴解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是激进组织，挑战了以色列的殖民统治。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90年代，哈马斯，特别是它的武装分支开始意识到，在以色列占领的背景下，无法坚持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也无法提供社会公益服务。1994年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巴鲁克·戈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屠杀了29名巴勒斯坦人。《奥斯陆协议》令巴勒斯坦人民非常弱势，哈马斯和其他团体开始意识到武装斗争是必要的，不能放弃使用武力，否则无法对抗以色列的攻击。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前后，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哈马斯已经大大改变了做法。如果一个组织开始挑战殖民主义，也就会改变以色列对它的态度。巴解组织一旦放下武器，就变得可以接受；当哈马斯采取武装斗争来应对以色列的殖民暴力时，对以色列来说，它就从可接受变成不可接受。在哈马斯转变后，过去18年加沙人民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封锁之下，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心昭然若揭。

问题五：在讲座开头，您提到了中国、美国提倡的两种和平：民主式和平（democratic peace）和发展式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美国提出了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民主，但是中国用了不同的方式。我想问，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和平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比克鲁姆·吉尔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背后有其物质实践。所谓民主式和平来自于康德式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民主式和平假设民主国家不会互相开战，认为世界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非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但是美国的立场并非一以贯之——美国支持非“民主”的沙特阿拉伯，并不向其施加民主转型的压力。美国的做法是，针对那些阻碍西方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迫使他们采取有利于西方资本的方式。简单来说，民主式和平是通过强加一套政治体制，促使增值利润从外围国家流失到核心国家。在利比亚战争中，西方摧毁了利比亚政权，取消了约束西方资本的国家权威，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发展式和平要做的是，帮助像叙利亚这样被“民主式和平”摧毁的国家重建。发展式和平可以通过共同繁荣和发展来实现和平，使更多的生产价值在本地保留。我认为这就是差异。

2023年10月20号，比克鲁姆·吉尔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所在地布莱克斯堡集会上发表讲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 图片来源：《罗诺克时报》

讲者简介

比克鲁姆·吉尔：印度裔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现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也是ASPECT（The Alliance for Soci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Cultural Thought，社会、政治、伦理和文化思想联盟）博士项目的核心教员。

他的研究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种族与生态学的交迭，具体探讨这些议题对农业与发展、气候危机和去殖民化等问题的影响，即将出版专著《殖民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种族、自然和积累》（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Race, Nature, and Accumulation）。

近期，比克鲁姆·吉尔也在美国组织活动，为巴勒斯坦人民发声，但也因此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辱骂和骚扰，以及来自学术机构的排挤和打压。

注释：

[1]Joseph Massad 约瑟夫·马萨德, ‘The “Deal of the Century”: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Oslo Accords “世纪协议”：奥斯陆协议的最后阶段，’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November 6, 2018.

[2]Dianne Buttu 黛安·布图, ‘The Oslo Agreements – What Happened?’奥斯陆协议——发生了什么？in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Shadow of ‘Peace,’ 从河流到海洋: “和平”阴影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edited by Mandy Turner (Lexington, 2019), 17-40.

 [3]Abduljawad Omar and Louis Allday, ‘An unyielding will to continue: An interview with Abdaljawad Omar on October 7 and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不屈不挠的意志：对阿卜杜勒贾瓦德·奥马尔关于10月7日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采访 Ebb Magazine, November 16 2023.

 [4]Frantz Fanon 弗朗茨·法农,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地球上的不幸者》. (Grove Press 格罗夫出版社, 1963).

 [5]Rashid Khalidi 拉希德·哈利迪, ‘The Fourth Declaration of War, 1982 1982年第四次宣战’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 《巴勒斯坦百年战争：定居者殖民主义和抵抗史》，1917-2017 (Picador 皮卡多, 2020), 140-167。

 [6]同上。

 [7]Amal Saad-Ghorayeb 阿迈勒·萨阿德·戈拉耶布, Hizbu’llah: Politics and Religion真主党：政治与宗教 (Pluto Press, 2001).

 [8]David Sousa 大卫·苏萨, ‘Three Phases of Resistance: How Hezbollah Pushed Israel out of Lebanon 抵抗的三个阶段：真主党如何将以色列赶出黎巴嫩’,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4 年 4 月 28 日。

 [9]同上。

 [10]同上。

 [11]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定义性演讲”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认识。达扬认为以色列国家需要对加沙保持永远的战斗准备姿态，他首先提到巴勒斯坦人：“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他们在加沙的难民营里待了八年，亲眼目睹了我们如何在他们和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土地和村庄建立家园。”然而，达成这一初步谅解的目的是警告巴勒斯坦人将永远渴望返回家园，因此以色列必须随时准备击退他们。Mitch Ginsburg 米奇·金斯伯格,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ining speech of Zionism 当摩西·达扬发表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定性演讲时’, Times of Israel 《以色列时报》, 2016年4月28日。

 [12]Bader Araj 巴德尔·阿拉吉and Robert J. Brym 罗伯特·J·布赖姆, ‘Opportunity, Culture, and Agency: Influences on Hamas and Fatah Strategic Action during the Second Intifada 机会、文化和动力：第二次起义期间哈马斯和法塔赫战略行动的影响，’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国际社会学》, 25:6, 2010.

 [13]同上。

 [14]Andrew Exum 安德鲁·埃克萨姆, ‘The Israeli Military Wasn’t Ready for This: The notion of an Indomitable Israeli Defence Forces is overdue for a revision以色列军方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不屈不挠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概念早就该修改了’, The Atlantic, October 2023.

 [15]Lara Khoury 拉拉·库里and Seif Da’na 赛义夫·达纳, ‘Hezbollah’s War of Position: The Arab-Islamic Revolutionary Praxis真主党的阵地战：阿拉伯-伊斯兰革命实践’, The Arab World Geographer 12:3-4, 2009.

 [16]Rashid Khalidi 拉希德·卡里迪, ‘From the Editor: The Dahiya Doctrine, Proportionality, and War Crim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4:1, 2014.

 [17]Amos Harel 阿莫斯·哈雷尔, ‘Analysis: IDF Plans to Use Disproportionate Force in Next War 分析：以色列国防军计划在下一场战争中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 Haaretz, 5 October 2008.

 [18]Jeffrey White 杰弗里·怀特, ‘The Combat Performance of Hamas in the Gaza War of 2014 2014年加沙战争中哈马斯的作战表现’,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 7:9, 2014.

 [19]同上。

 [20]卡里迪, 2014

 [21]Mark Perry 马克·佩里, ‘Why Israel’s bombardment of Gaza neighbourhood left US officers stunned 为什么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轰炸令美国军官惊诧’, al-Jazeera, 2014.

 [22]Sharif Abdel Kouddous 谢里夫·阿卜杜勒·库杜斯, ‘Massacre in Shejaiya谢贾亚大屠杀’, The Nation, 2014.

 [23]Josh Levs 乔什·莱夫斯, Reza Sayah 雷扎·萨亚 and Ben Wedeman 本·韦德曼, ‘Israel, Hamas agree to open-ended Gaza truce with core issues left unresolved 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加沙无限期休战，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 CNN, August 27 2014.

[24] Lina Alsaafin 莉娜·阿尔萨芬, ‘Hamas claims victory as Gaza celebrates ceasefire加沙庆祝停火，哈马斯宣布胜利’, al-Jazeera, May 21 2021.

 [25]同上。

 [26]Awad al-Rujoub, ‘172 Palestinians killed by Israeli forces in 2023: UN’ 联合国：2023年以色列军队杀害172名巴勒斯坦人, Anadolu Ajansi, August 28 2023.

 [27]OCHA, ‘The other mass displacement: while eyes are on Gaza, settlers advance on West Bank herders’ 另一场大规模流离失所：当目光投向加沙时，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牧民社区, November 1 2023.

[28] B’Tselem, ‘Statistics o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占领区行政拘留的数据统计, November 20 2023.

 [29]Dalia Hatuqa, ‘Did Israel achieve its goals in Jenin?’ 以色列是否在杰宁取得了目标？, al-Jazeera, July 6 2023.

 [30]同上

 [31]United Nations, ‘Israeli air strikes and ground operations in Jenin may constitute war crime: UN experts’ 联合国专家称以色列在杰宁的空袭和地面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 July 5 2023 & Agencies, ‘EU envoy tours Jenin refugee camp, says IDF operation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欧盟特使参观杰宁难民营，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违反国际法, Times of Israel, July 8 2023.

[32] Yaniv Kubovich and Jonathan Lis, ‘Why Israel's Defences Crumbled in Face of Hamas' Assault’ 为什么以色列的防御在哈马斯的进攻面前崩溃了, Haaretz, October 8 2023.

 [33]同上

[34] Tareq Baconi, ‘An Inevitable Rupture: Al Aqsa Flood and the End of Partition’ 不可避免的决裂：“阿克萨洪水”与隔离框架的终结, al-Shabaka, November 26 2023.

 [35]‘Haniyeh outlines the context and objectives of Hamas Operation Al-Aqsa Flood’ 哈尼耶概述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背景和目标, MEMO, October 9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