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当前谈及毛时代、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多少人会将“科学”与之相联系？又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在彼时的全球跨国科学网络上，还有中国社会主义科学的身影？然而正是在这些不可置信中，我们尝试在伤痕文学叙事之外，找到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成长经历。苦难并非毛时代科学和科学家的全部叙事。一些科学家不仅坚定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理想，还成功挖掘了毛主义“土科学”的潜力。

在本文中，舒喜乐发现我国著名昆虫学家蒲蛰龙有着不同于“伤痕文学”叙事的科学家经历。他被誉为“华南生物防治之父”和“生物环保第一人”，而比起世人熟知的科学成就，他本人对群众科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土”科学和“洋”科学的结合同样值得重视。

蒲蛰龙出生于1912年广州的一个富裕家庭，1946年赴明尼苏达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毅然和妻子回到祖国。这位留洋精英知识分子在跨越阶级和“土”、“洋”科学界限的工作中表现得游刃有余。在科学成就上，他采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应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创建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基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搭建了向国外推介中国“土”科学的桥梁。在工作生活中，他和农民、工人打成一片，挖掘农民“土专家”李始美，与人为善、提携后备，培养了一大批田间科技人员。

在蒲蛰龙的故事中，农民并不是被单向传播知识的主体，而是在病虫害防治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英雄。而蒲蛰龙本人的人格魅力也在躬身田垄中更显熠熠生辉。即使经历了政治的波折，蒲蛰龙（和他的妻子）也都没有丢失“为人民服务”和“向农民学习”的理念。

今日再提“土”、“洋”，也并非要人们一味地尊崇民科，而是真切希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要忘记自我改造，不要忘记群众路线。

作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历史学教授，研究重点是现代中国科学史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也包括跨国科学行动主义的历史。

译者 | 知乎“一万年太久”

校对｜侯解、Ripple、木头、侯泉、阿大

责编 | 大明、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1973年，蒲蛰龙（前排右四）与中青年教师、当地干部、技术人员在大沙田间考察 | 图片来源：广东科技报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被大众所记忆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尽管科学家因国家对他们的技术专长有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他们仍然无法幸免于人文学科同行所遭受的暴力和迫害。

以农业科学家为例，这样的遭遇并不鲜见：植物遗传学家李竞雄拥有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在玉米育种方面的专长而闻名，但在文革期间，他指导下的农作物因使用德克萨斯细胞质而患上枯萎病，他本人因此受到了批判。农学家叶笃庄（顺便提一下，他的女儿叶娃将在第6章和第7章中以知青身份，参与到科学实验运动中）真诚地献身于中国和社会主义，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政治保护伞，他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两次长期入狱。还有昆虫学家刘崇乐，他在1969年因病去世之前遭受了“无情的迫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然而，苦难并非毛泽东时代科学和科学家的全部故事，中国科学家的重要性也远不止于作为政治异见者和五四民主科学的传承者。相反，一些科学家不仅坚定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理想，还成功挖掘了毛主义“土科学”（一种与专业的、跨国的“洋”科学相对应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科学）的潜力。1973年，一位美国科学家随美国激进的“科学为人民”组织访华，他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第一次了解到蒲蛰龙的故事。他建议我更多地了解蒲蛰龙，因为蒲蛰龙给他和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坚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向农民学习”这一更具革命性的理念。

因此，我将本章的重点放在蒲蛰龙身上，但这绝不意味着我视他为所有中国科学家的普遍代表。相反，我的意图是揭露毛时代中国科学家相似经历中的一些重要例外。他们的经历似乎遵循着这样一个叙事轨迹：起初充满希望，接着遭遇悲剧，最后在四人帮垮台后，以平反甚至胜利告终（对于幸存者来说）。蒲蛰龙是一个例外：他的故事开头和结尾符合标准叙事，但中间部分似乎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蒲蛰龙的故事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却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中国农业科学，尤其是昆虫防治领域的漫长历史提供了很多启示。从蒲蛰龙的经历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具有显著的跨国性，与革命前和后社会主义时期都有很强的连续性。同时，他的工作也反映出了对民族自力更生的强烈重视，这一思想来自经济限制、中国在冷战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蒲蛰龙的一生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家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土/洋二元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在后社会主义的传记中，人们更强调蒲蛰龙的专业造诣（洋），而非他对土科学所体现的自力更生、群众动员和本土主义的贡献。恢复蒲蛰龙生活和工作中“土”的一面，对于描绘他的个人成就，以及更广泛地理解什么样的科学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发挥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蒲蛰龙的经验表明，土科学可能天然契合农业科学家。

同时，他巧妙地处理了冷战的紧张局势，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型跨国主义的有效中间人。有趣的是，中美关系的重建并没有立即催生出一种更“洋”的科学走向。相反，蒲蛰龙等人首先利用他们的“洋”关系，向世界推广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土科学理念。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激进政治被否定之后，“洋”才战胜了“土”：本章最后描绘了蒲蛰龙在后社会主义传记中的这种转变。

蒲蛰龙早年接触科学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中国年轻城市精英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熟悉的，当时中华民族正备受战争和政治分裂的磨难。他在海外的经历也并不特别：他那一代许多中国学生也前往美国，与其他海外中国学生一起建立了社区，探求农业科学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他们希望这些知识能帮助中国摆脱战争和贫困。将蒲蛰龙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早年经历与他的同学姜淮章的经历相对比，有助于说明这些相似之处，同时也突出蒲蛰龙成长轨迹的独特之处。

蒲蛰龙和姜淮章都生在民国初年的富裕家庭——蒲出生于1912年，姜出生于1915年。两人都成长在国际大都市——蒲在广州，姜在北京。上中学时，蒲蛰龙就有过走访广州周边农村地区的经历，据说在那里，美丽的风景与贫困的居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激发了他研究自然和改造中国农村落后状况的愿望。这是1920年代中国城市青年的经典故事，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可谓是耳熟能详。

蒲蛰龙和姜淮章都曾就读于中国顶尖的大学，这些大学的教职人员大多有美国的博士学位，他们在中国的导师也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并且完全融入了美国主导的跨国农业科学领域。

姜淮章的导师是刘崇乐，刘崇乐于1926年从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他的论文主题是“东方帐篷毛虫的自然防治”。1935年，刘崇乐获得资金回到美国，考察生物防治（即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方面的成果。

蒲蛰龙在燕京大学的教授是胡经甫，他于1922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职，随后又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用于研究棉花、果树和谷类作物的害虫防治，特别关注美国的“机械和农业方法”(mechanical and cultural methods)（这里的cultural指的是agricultural，即改变种植、耕作、收获等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害虫的破坏）。蒲蛰龙还师从崭露头角的遗传学家李汝祺，李汝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遗传学家托马斯·摩尔根（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极具争议）的指导下，于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姜淮章和蒲蛰龙加入了向西的大撤退——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战时迁徙。当时蒲蛰龙已经完成了硕士学位，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而姜淮章还在北京清华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两所大学后来都迁到了西南省份云南。在战争的严峻现实中，中国各领域的科学家都在努力将他们在学术领域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任何能保护中国粮食或原材料供应的举措都是崇高的民族事业。

作为昆虫学家，姜淮章和蒲蛰龙很容易就找到了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在云南时，姜淮章研究了瓢虫（一种重要的生物防治昆虫）的生命周期、蜡蚧虫（用于生产蜡烛等物品）以及危害梨树的昆虫；蒲蛰龙则开始研究森林昆虫，并尝试使用细菌来防治森林害虫。

当姜淮章和蒲蛰龙开始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时，一条从中国通往明尼苏达州的求学之路已为他们铺就。1945年，当姜淮章加入明尼苏达州大学的昆虫学研究生项目时，他发现了一群“老一代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社区，他们热心地帮助他购买保暖衣物，并协助他适应明尼苏达州的环境。一年后，蒲蛰龙也来到了这个社区，他发现明尼苏达州不仅是一个追求昆虫学研究的理想之地，更是一个让他沉浸在外语（包括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和音乐的学习中的绝佳场所。

姜淮章在1948年完成了关于果蝇种群动态的博士论文。而蒲则在第二年完成了论文，他在克拉伦斯·米克尔(Clarence Michel)的指导下，研究了中国平唇水龟科的分类。同年，蒲蛰龙的妻子利翠英也在明尼苏达州获得了昆虫学硕士学位。图8展示了1948年明尼苏达州大学昆虫学专业中国研究生人才济济的队伍，利翠英和其他女性都穿着时髦的皮草大衣。图9拍摄的是蒲蛰龙毕业时的情景，他和利翠英看起来非常放松，如鱼得水。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给当时许多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出了一个难题。和1949年在美国的其他五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一样，姜淮章决定留在美国。但蒲蛰龙夫妇则和其他数百人一起，选择加入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后就回国了。因此，姜淮章和蒲蛰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路——留在美国和回到中国，这两条路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裔科学家对跨国科学的贡献。正如王作跃恰如其分的表述，那些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选择留在美国的人帮助实现了“美国科学界的跨国化”，而那些选择回到中国的人则促进了“国际科学的美国化”。

在毛泽东时代，昆虫学家们遭遇了许多困难和创伤。然而，蒲蛰龙却出色地经受住了政治风暴的考验。蒲蛰龙的学生兼同事古德祥回忆道，除去文革期间的一些“过激行为”，蒲蛰龙的政治生涯一直平稳无事。当然，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蒲蛰龙和利翠英失去了许多珍贵的财产——除了银元和铜币或清代邮票收藏外，音乐专辑、乐谱和书籍的丢失对身为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的蒲蛰龙来说，必定是特别痛苦的损失。

此外，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蒲蛰龙在湖南黔阳主持了一个养蚕的研究项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该项目被中断，许多好的工作成果付诸东流。1969年，当蒲蛰龙和利翠英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时，蒲蛰龙感到非常沮丧，据说他甚至说过要辞职去教英语，或者建议最好过几年就退休。然而，与许多其他科学家的经历相比，这些政治挫折是轻微的，蒲蛰龙在这场动荡中幸存下来，且未受伤害。

认识蒲蛰龙的人指出，他的性格是他幸运的原因：蒲蛰龙慷慨大方，乐于助人，这意味着很少有人对他怀有怨恨，所以他不太可能在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但是，蒲蛰龙在经历动荡，面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文革的困境，还成功开展了真正富有成效的工作，既满足了专业需求，也满足了政治要求，并成功融合了社会主义中国科学的“土”和“洋”两种理念。毫无疑问，蒲蛰龙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员，同时他也非常尊敬农民，并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主张，即消除城乡和脑体的差别【译者注：包括工农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

在中国科学家的传记中，他们在后毛泽东时代中所取得的专业科学成果广受关注。这并非意味着科学家与文化大革命的决裂，而是他们几十年持续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巅峰体现。蒲蛰龙的事例尤其体现了这点。

接下来，我将深入探讨这些主题，但首先，我将简要回顾一下蒲的研究在社会主义中国病虫害防治科学历史背景下的意义。

1949年之前，美国在世界昆虫学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也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时代，虫害的生物防治已经是中美昆虫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中国形成正式的敌对关系。1960年之后，中国与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都处于敌对状态。然而，当我们超越国家关系，关注参与科学工作的真实的人的时候，马上就会明白，中国科学仍然像20世纪初时那样，是全球科学网络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中美两国的经济条件截然不同，并且不同的经济条件对科学研究的影响非常大，但两国在病虫害防治科学方面的发展历程却惊人地相似，这并不奇怪。

在后来的岁月里，蒲蛰龙将研究重心放在生物防治上，此举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和普通民众的一致称赞，这证明了他很早就意识到化学杀虫剂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推动生物防治研究的主要动力。和所有经济领域一样，毛时代的病虫害防治领域也一再强调自力更生，即“土胜过洋”。据《人民日报》报道，蒲蛰龙最初转向生物防治的动机，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向中国出售杀虫剂的愤怒。

冷战期间，农用化学品的地缘政治确实是塑造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农业科学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多次向中国请求提供化学杀虫剂和化肥，中国陷入国内供应不足和保护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两难之中。简而言之，尽管蒲蛰龙可能确实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而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前列），但至少在1950年代，他关注生物防治研究，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化学杀虫剂不足的问题，而不是出于环保意识而试图限制其使用。

实际上，在整个毛时代，中国一直在努力增加化学杀虫剂的应用。全国杀虫剂的使用从1957年到1965年增长了10倍，在1974年达到1957年的20倍。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的化工厂一直在扩大六六六(BHC) 、滴滴涕(DDT)和有机磷杀虫剂的生产规模。其中，六六六备受关注，因为它是焦炭和苏打制造的副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效果非常好。

根据1954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当时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如何说服更多人使用它。这个问题似乎很快得到了解决：1955年，一位县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致信《人民日报》，鼓励开展关于六六六的使用限制和危险说明的教育活动。当时人们将六六六视为“万灵药”，直接将其涂抹在马身上来治疗皮肤病（这反而加重了病情），或者将其倒入稻田中（这仅仅是浪费）。尽管生产量有所增加，但在1950年至1979年期间，中国仍然进口了九十多万吨杀虫剂。即便如此，这仍然不够：由于高效化学杀虫剂短缺，国家也鼓励人民用植物制作“土农药”。

综合防治（结合生物、化学和农业方法）概念的出现，在中国和美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模式。中国首次公开提到“综合防治”，是1952年发表在昆虫学核心期刊《昆虫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同年晚些时候，“综合防治”一词出现在美国的一份期刊文章中，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该术语的经典出处。有趣的是，与美国的文章相比，中国的文章在使用该术语时更接近其后来在美国和国际上所表达的含义。然而，与美国综合防治的支持者通常所假设的化学和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s)的结合不同，中国的文章提出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应与农业防治((agri)cultural controls)相结合。此外，美国文章的第一作者，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说，“综合防治的建议是为了强调化学防治，因为病虫害不能仅仅依赖诸如农业防治的方法就得到控制。”

蒲蛰龙本人绝非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杀虫剂：1961年，他与人合著了一篇文章，对使用六六六和滴滴涕防治甘蔗象鼻虫表示乐观。另一方面，在1953年，蒲蛰龙就开始研究寄生蜂赤眼蜂的培育，赤眼蜂是一种国际通用的基本生物防治媒介，蒲蛰龙尝试用它来防治甘蔗螟虫。1956年，蒲蛰龙把研究带到田间地头。1958年，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蒲蛰龙还率先提出利用平腹小蜂（一种不太常见的寄生蜂）来防治荔枝椿象。

195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向苏联学习”的时期。在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中，大约有一万名苏联顾问提供咨询、开展合作，并经常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产生冲突，甚至激怒他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该项目促成了真正的合作，来访的“专家”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学到了同样多的知识，并对加深相互关系同样甚至更感兴趣。蒲蛰龙和中山大学昆虫学的苏联常驻顾问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苏联擅长使用赤眼蜂和其他生物制剂来防治病虫害；蒲蛰龙从苏联引进了两种瓢虫来防治介壳虫。

1975年访华的一个昆虫学家代表团在其官方报告中推测，中国在生物防治方案中大量使用赤眼蜂可能是受到苏联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对赤眼蜂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农业科学中的多其他领域一样，主要受美国影响。然而，苏联对赤眼蜂和其他生物制剂的研究也明显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但也包括更早的时候。科学期刊和《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都提到了苏联的研究，而且苏联关于昆虫防治的书籍也有中译本。

更重要的是，苏联在昆虫生态学领域被认为是“先进”的，蒲蛰龙和他的同事在这一领域受益于他们的指导。1957年，蒲蛰龙邀请莫斯科大学的安德列安诺娃(Andreanova)教授到生物学系任教一年，安德列安诺娃来到生物系后，生物系先后举办了两届高级生态研讨班，为国内昆虫生态培养了一批人才。安德列安诺娃离开后，蒲蛰龙邀请了列宁格勒大学的格里申(Grishin)教授，他负责监督中国第一个人工气候生态实验室的建设。

蒲蛰龙和格里逊之间的通信证明，格里申对蒲蛰龙、利翠英和系里其他人怀有深厚感情，直到1961年“中苏分裂”和常驻顾问计划结束后，他仍强烈希望继续昆虫生态学方面的专业合作。蒲蛰龙和他的上司也有兴趣寻找一种方式来促进这种合作，但鉴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1962年是综合防治研究的重要一年。彼时在美国，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问世。而在中国，1月参加中国昆虫学大会的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十多年来农药的大量使用已导致许多国家的害虫产生抗药性，从而导致害虫数量激增。一些人呼吁应更加关注生物防治，而另一些人则强烈主张在短期内更多地使用化学杀虫剂。4月，两位科学家为《中国农业科学》撰写了一篇文章，推广“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理念，其中一位是民国时期中国生物防治（特别是赤眼蜂的使用）的先驱。这一倡导与“大跃进”后自力更生的口号暂时退潮的形势相呼应，作者们强调了国际社会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并引用了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埃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研究。

然而，同年晚些时候，参加全国植物保护大会的66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签署了一份报告，证明了病虫害防治的糟糕状况，并呼吁人们应更多地关注杀虫剂的生产和销售，但报告没有讨论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且仅有一处提到害虫抗药性的问题，这一内容还被埋藏在与杀虫剂定价相关的琐碎条目下。由此可见，当时的主流观点仍然是，杀虫剂的主要问题是供应短缺。

1975年春，农林部召开了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国家政策。然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人工方法仍然是害虫防治的主要方法，“综合防治”通常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方法的有效性，以尽量减少使用昂贵的化学杀虫剂。与美国一样，生物防治在中国也是特例，并非普遍应用。尽管中国没有美国式化学公司倾向于不断增加对化学杀虫剂的依赖，但地方对农药生产的投资有时确实会给科学家带来政治压力，让他们不要过多批评杀虫剂。

蒲蛰龙对综合防治做出的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是他在大沙公社的工作。大沙公社距离广州中山大学约70公里远。1972年秋天，蒲蛰龙受邀前往大沙公社，向农民和干部讲授害虫防治的知识，他主要讲解了生物防治，特别是“以虫治虫”和微生物防治的方法。在当地干部麦宝祥的热情支持下，蒲蛰龙的团队很快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

蒲蛰龙虽然身处文革时期的中国农村，但他仍然是一个“洋专家”，和他曾在的国际昆虫学界有一些深入的学术往来。1973年8月，蒲蛰龙在大沙公社给七十多人做了报告；他的观点与当时的一些西方同行颇有默契。

首先，蒲蛰龙强调，不能把杀虫剂看作万灵药。19世纪，杀虫剂刚出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候，有人以为害虫很快就会彻底灭绝了，甚至有人为此提前收集了标本！但是到了20世纪，杀虫剂的毒性越来越强。例如：大沙公社使用过的一种杀虫剂，一滴就能毒死一个人。然而，害虫不仅没有灭绝，反而更加猖獗。

其次，彻底灭绝害虫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公社努力的方向是防治害虫，免受经济损失即可。

第三，在害虫防治中，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因此公社应该采取多种方法结合的防治策略。

【译者注：蒲蛰龙对生物防治的关注在中国是例外，却与一些海外同行，特别是受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影响的同行取向一致。】

1974年底，蒲蛰龙和他的年轻同事古德祥参加了全国稻田害虫综合防治会议。回到大沙公社后，他们兴奋地向公社的伙伴们讲述了他们分享的大沙公社经验以及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情况。这次在全国性会议上的展示似乎极大鼓舞了公社社员，因为他们当即决定从1975年开始在整个公社范围内实施综合防治。

古德祥记得他写了一首诗，来强调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对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白天燕子田间飞，傍晚啾啾闻蛙鸟，沿途蠨蠨【译者注：蟢子，也作“喜子”。蜘蛛的一种】装楼房。”公社社员们承诺禁止捕捉青蛙（青蛙有益于杀虫），建立微生物防治工厂和黄蜂饲养站，向农民宣传，并组建和培训技术队伍。他们还决定扩大养鸭计划，以防治稻田害虫。

这绝非中国第一次使用鸭子进行生物防治。1930年代的江苏农民就曾用鸭子来对付蝗虫，而且肯定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例子。尽管如此，1970年代大沙公社大规模养殖鸭子需要进行精心的规划和技术援助，他们第一年养殖了三万四千只，第二年更是达到了三十万只。起初，许多鸭子都生病死亡，促使蒲蛰龙邀请农业研究所的专家前来调查，并提出改善饲养和管理条件的建议。他们的努力似乎取得了回报：一个工作单位报告说，1975年，九千只小鸭在市场上赚了18000元，而杀虫剂的支出从2560元降至仅32.80元。大沙公社的鸭子不仅擅长捕虫，还能为生产队创收。它们比黄蜂或细菌更可爱、更美味，引起公社游客们的关注。

在它们的帮助下，蒲蛰龙的大学团队和大沙公社领导向其他中国公社社员、党员干部、大学领导、新闻记者和国际代表团展示了他们的病虫害防治计划。当然，大沙公社的工作绝不仅仅代表自力更生：相反，随着美国昆虫学家的到来，昆虫防治科学的国际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考虑完“土”的一面后，这个跨国故事将在下面继续展开。

当蒲蛰龙和其他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从国外归来时，他们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奠定了跨国基础。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科学还有另一套根基，那就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在那里，战争和革命的经历形成了一套持久的价值观，或者借用裴宜理的说法，形成了一种“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后来可以被“挖掘”出来，以支持土洋二元科学中“土”的方面。

回到中国后，科学家需要重新适应国内的环境和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在美国，无论农业科学家对他们服务的农民有多么忠诚，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科学文化和制度经济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和经济根据科学家对“基础”科学(“basic” or “fundamental” science)的贡献来判断他们的价值。像许多其他昆虫学家一样，蒲蛰龙完成了分类学课题的博士论文研究，从而确立了他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类科学家都将被期望接受本土化的、无产阶级的、以应用为导向、接地气的“土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在冷战时期政治相关的可能性和危险面前，要摸索前进的道路尤为艰难。

考虑到这些挑战，蒲蛰龙的政治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地主阶级”出身非常不利，而且他并非共产党员。1956年，他被授予国家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多年来，他在多个科学机构和中山大学（他最终担任副校长）担任领导职务，还曾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些荣誉不仅标志着蒲蛰龙的专业成就，也标志着他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潮流的能力和意愿。

1949年蒲蛰龙回国后，他迅速将研究重点从生物分类学转向了害虫防治，这一课题能带来更直接的社会效益，因此更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这样的转变可能意味着政治压力甚至胁迫。1963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籍华裔教授郑天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蒲蛰龙，说他是一位“鞘翅目昆虫学家”，“受形势所迫，将研究方向从分类学转向了甘蔗螟虫的生物防治”。

郑天锡认为蒲蛰龙的转变是受政治影响，但蒲蛰龙自己似乎并不这么想。毕竟，蒲蛰龙去明尼苏达州之前，就已经在云南从事害虫防治的研究了。对于这位刚取得学位就决定回国参加建设的科学家来说，迫切地把自己研究工作转向国家需求，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古德祥说，所有更偏重理论研究的人都曾经受到批判，他特别指出，蒲蛰龙赞成这种批判。

蒲蛰龙从基础昆虫学研究转向应用昆虫学研究，以及他对中国自主开展昆虫防治的贡献，可以用许多因素来解释，不能说他仅仅是为了投身毛泽东所提倡的“群众科学”愿景。更具说服力的是，蒲蛰龙赶上了大跃进的潮流，旨在通过强调动员群众的伟大革命精神，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全面的共产主义。

蒲蛰龙强调群众参与赤眼蜂的测试，鼓励当地人民参与调整技术以适应当地需要。例如，蒲蛰龙曾汇报，在中山市，当地人使用竹竿和其他“就地取材”的材料来建造饲养黄蜂的管子，这是对蒲蛰龙最初使用的火柴盒的改进。他还赞扬农民决定了管子应该朝东北方向以避免风雨，并使用厚纸在试管上形成一个灵活的密封。除了鼓励“群众”创新外，蒲蛰龙还根据大跃进精神提出了在千亩土地上大规模放黄蜂的方法。据报道，到1959年，广东、广西和福建的一些地区已经采用了他设计的方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蒲蛰龙当然不是唯一一位在“大跃进”时期的科学期刊文章中大量提及群众参与甚至群众创新的科学家。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特别能持续响应当时激进政策的要求。蒲蛰龙响应大跃进对群众科学的强调，大力宣传提出过防治白蚁技术的农民李始美。蒲蛰龙听了李始美1958年4月在广东省第一届科学工作会议上讲防治白蚁的技术，就请他到中山大学来。蒲蛰龙和利翠英帮助李始美完成了一篇相关的科学论文。

蒲蛰龙带领的生物系昆虫科，聘请李始美担任教授。这被《人民日报》当成典型，在6月22日进行头版报道。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李始美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比蒲蛰龙多得多。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重视动员“土专家”的革命主义观点。蒲蛰龙不曾抛弃自己“洋专家”的身份，但他支持李始美，对群众科学“土”的一面表明了高度可见的立场。

在蒲蛰龙和利翠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不久，由于他们在昆虫防治方面的工作与生产需要紧密相关，他们很快就被调回来了。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大学开始开展“教育革命”。蒲蛰龙在这一方面是受到信任的。而且，要解决害虫防治的关键问题，还得靠蒲蛰龙的专业知识。因此，蒲蛰龙和一队学生一起下放到东莞县，一边开展害虫防治工作，一边进行教育革命。

蒲蛰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中山大学生物系教育革命实践队”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东莞县附近的荔枝椿象非常泛滥，化学杀虫剂不管用，甚至反而毒死了授粉的蜜蜂。生物系的师生决定用平腹小蜂来消灭荔枝椿象。他们不仅实现了平腹小蜂对荔枝椿象98%的寄生率，而且在“因陋就简”的田间劳动中拓宽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大学校园。以此为基础，生物系办起了相关实践课程，创建了“新的昆虫学”，这是教育革命的一次胜利。

由于蒲蛰龙的工作与“土科学”的愿景以及文革政治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深刻共鸣，1972年，《人民日报》又为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赞扬这位“老教授的新青春”，突出了其研究工作中“革命”的一面。文章说，蒲蛰龙过去在实验室培育平腹小蜂，但这满足不了大面积应用的需要。所以他把实验开展到田间去，在“简陋的茅棚”里进行繁殖平腹小蜂的实验，他把这个茅棚改造成了黄蜂站。他培训了30多名技术员进行生物防治。文章进而赞扬道，蒲蛰龙在农村生活了半年，与农民同吃住同劳动并向他们学习，受到了锻炼（就像在炉子里炼钢一样）。

此后，蒲蛰龙“在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经常深入生产斗争第一线，吸取群众的丰富经验”。他听说梅县的“以菌治虫”搞得好，就带领学生去那里直接向农民学习。在蒲蛰龙的实验室和家里，人们经常看到来自农村的社员农民们同他交流科学实验的情况。因此，蒲蛰龙的教学和研究发生了深刻转变，更加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文章最后总结说: “最近，这位老教授青春焕发，又在进行一种以病毒治虫的新的科学研究，决心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些官方媒体的描述刻意突出了“土”而不再强调“洋”，我撷取这些史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考究历史真相，而是为了呈现在土科学价值观下，蒲蛰龙工作的政治意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蒲蛰龙一起工作过的人认为，蒲蛰龙非常乐意与农民一起工作，也愿意在农村参加体力劳动。由此可知，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对于化学杀虫剂的环境和健康考量微不足道，蒲蛰龙的生物防治研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它可以彰显“专”向“红”低头，“洋”向“土”学习的精神。【译者注：蒲蛰龙绝不是唯一一位在田间如鱼得水的农业科学家，但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土洋并举”的道路，这源于他的个人品质、他在跨越阶级时表现出的游刃有余，以及他为中国农民和农村发展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

1972年，为了支持蒲蛰龙作为专业代表团出国而撰写的一份官方备忘录，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国家眼中蒲蛰龙的政治可靠性。备忘录称赞蒲蛰龙接受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接受新事物，努力工作，并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备忘录描述了他的研究项目，提到了他在昆虫分类学方面的工作，但特别强调了病虫害防治。与文革时期的同类文件一样，备忘录强调了蒲蛰龙之前容易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影响，并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批评和帮助”，但称赞蒲蛰龙对革命政治的兴趣和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思想”的关注。

备忘录的作者显然听说过蒲蛰龙对1969年在五七干校的经历感到不满，因为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但强调蒲蛰龙回校后参与教育革命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他自己的专业和优势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据说东莞的“贫下中农”都对他赞不绝口，纷纷作证说：“中山大学有蒲蛰龙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找他。”

尽管蒲蛰龙的工作在政治上值得称赞，但在1972年，中山大学的领导认为他在一个关键领域仍有欠缺：他的研究与“以粮为纲”无关——这是大跃进以来农业的首要优先项。在甘蔗田或荔枝园防治虫害是不够的；蒲蛰龙需要找到一个以水稻为重点的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沙公社。在那里，蒲成功地将文革科学的许多研究重点与他本人的病虫害防治专长结合在一起。

据蒲蛰龙的同事古德祥回忆，早年交通不便，即使是科学家因公出差，也得提前三天买票。路上尘土飞扬，连接三水和大沙的北江大桥还没有修好，有些路段必须靠渡船和自行车，有时候还得带着装寄生蜂的箱子和其他东西。因为路太难走，去一次得六、七个小时，而现在只要两个小时，所以研究人员常常一去就至少要待上一个月，有时候甚至一待就是几个月。

蒲蛰龙他们一到大沙，就深入公社生活。秉持着“土科学”的革命政治观，即消除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科学家不仅从事体力劳动、参加生产会议、还培训农民参加科研活动。在公社，蒲蛰龙等研究人员必须得利用有限的资源建起必要的设施，和工人一起睡在生产微生物害虫防治剂的厂房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常常整晚都在抓跳蚤，尽管如此却还是彻夜被叮咬，留下痒痒的伤痕。他们有米饭吃，但没有什么配菜。鲜明的城乡差别使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先前的生活。

从各方面来看，大沙公社的农民都很崇拜蒲蛰龙，为能和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当地干部麦宝祥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当蒲蛰龙第一次来考察场地、安排实验的情形：“一大群青年女社员围住蒲蛰龙，争先恐后地告诉他，她们为开展实验在田间所做的准备。”

当地的一位参与者深情忆起往事：蒲蛰龙到大沙后，真正做到了“开门办学”【译者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群众接受教育、参加学术研究的术语】。他着重讲述了蒲蛰龙组织培训班、从城里带书来送给他们的事，说：“他很关心我们这些农业技术人员，很关心。”在此，蒲蛰龙个性化的层面与政治层面又一次紧紧结合在一起。蒲蛰龙用强烈的革命话语表达了自己为农民服务的愿望；这一愿望同时也通过人际关系实践表达出来，农民体会到温暖的情谊，两者并不矛盾。

1974年1月，蒲蛰龙和同事古德祥到大沙去，与当地干部确认是否继续开展工作。在好几轮相互客套和敬酒之后，蒲蛰龙提议敬毛主席一杯，公社干部于是决定来年接着干。在麦宝祥的日记中，蒲蛰龙说话很符合政治要求，且合适得体，他服务农民、献身革命的情怀表达得非常强烈。

然而，他同时也没有把盛行一时的政治运动太当回事。有一次，蒲蛰龙赶上一个批孔大会，但他没有参加批判，而是叫上麦宝祥一起去田间观察情况，他说：“他们讲人际关系的斗争，我们去与自然灾害斗争。”然而，这次他们在一起聊天，说到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更有持久意义的重要问题。麦宝祥记下了蒲蛰龙对于农村艰苦条件的关注，以及他认为政府会尽一切所能帮助农民的信念。

大沙公社是文革时期中国倡导的科学愿景的一个非凡典范。蒲蛰龙成功地开发了一个项目，该项目以服务农民为目的，吸引了城乡青年共同参与，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将实验室从象牙塔搬到了条件艰苦的田间地头，并通过在现场饲养黄蜂、鸭子和其他生物防治对象，让大沙实现了自力更生。此外，有关研究的报告通常由公社革命委员会、县科技部门和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共同撰写，为“土洋结合”的口号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验证。大沙使蒲蛰龙成为文革科学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成就仅仅在于培养“土”的取向，我们就会像寻找“本土专家”如李始美那样的典范，而不是像蒲蛰龙这样的专业人士。但是，“土科学”从来都不只存在于中国的乡土上。即使在中国与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相隔绝的时候，它也在努力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当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通过科学和文化交流开始与美国重建关系时，“土科学”成为了中国可以在国际科学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本土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中国还是离不开像蒲蛰龙这样的人：他们拥有“土”的可信度、“洋”的人脉关系，以及在冷战政治的波涛汹涌中游刃有余的能力。

1951年2月，蒲蛰龙和利翠英写信给利翠英的导师，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格列·理查兹(A. Glenn Richards)和他的妻子：

我们听说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正在上涨，希望这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不过工资每四五个月会上调一次……你们很可能通过报纸和广播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消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中国正在进步。现在，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压迫中国人民，地主这一真正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阶级，已经不能再压迫农民了。

他们还询问了利翠英的硕士论文，该论文已发表在《生物学通报》上，其中涉及家蝇授精反应的组织学研究。或许索取利翠英所发表的论文期刊才是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前面的政治表述不过是为了应付审查。然而，参考其他材料，笔者认为这封信中的表述反映了蒲蛰龙夫妇当时的真情实感和信仰。和这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蒲蛰龙和利翠英对建设新中国的前景感到兴奋，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乐观态度。

蒲蛰龙和利翠英此后是否继续和他们在美国的老师和同事保持联络，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条件下，这种联络是有风险的。1952年，他们在明尼苏达的同窗马世骏和一些科学家联名作证，根据他们在美国科学界的见闻，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曾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甚至点出了具体的人名。也许马世骏和其他人真的认为这种指控是被证实的；也许他们仅仅是为了减轻他们作为留美博士所受的攻击。然而，蒲蛰龙在适应新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没有看到他为取悦政治领导者而攻击美国前导师和同事的资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蒲蛰龙在应对中国与冷战轴心另一侧【译者注：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国】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1970年，当政府官员在寻找政治上值得信赖的知识分子来推动“教育革命”时，他们选中了蒲蛰龙。而在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蒲蛰龙更是成为了政府官员眼中的不二人选，他们正需要有能力且可靠的人来主持国际科学代表团的事务。蒲蛰龙凭借其广泛的国际联系、外向的性格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基本原则的坚定信仰，成为了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他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交流，这使得他相比其他需要翻译的人更经常地参与访谈。加之他在明尼苏达州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与西方人相处融洽。同时，他的伴侣利翠英也具备相同的品质，为到访的代表团增添了温馨的家庭氛围，深受代表们的欣赏。

当然，蒲蛰龙的活动都受到了严密监控。例如，在1973年，他的前学生吕铭衡在回国后想要拜访他，都需要得到中山大学党组织工作小组的批准。甚至就连他给驻北京的伊拉克大使寄送一本关于病虫害防治的书籍，也需获得相应的批准。尽管如此，蒲蛰龙仍然获得了较高的信任，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不常见。因此，众多外国访客在精心安排中国之行时，都会选择拜访蒲蛰龙，这并不令人意外。

并非所有的中国东道主都能和蒲蛰龙一样擅长向外国客人解释文革政治。1974年，“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访问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席发表了一个强制性的“简短介绍”，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过度的热情，这让布劳格感到难以接受。这包括“工人进驻学校”，“清除”林彪和“资产阶级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送教授到田野和工厂工作，并请农民到大学教书。在记了几页这样的笔记后，布劳格似乎觉得有些好笑，于是写下：“这里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真是个疯子！！”和“这里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是个滑稽可笑又爱炫耀的人”。

然而，与蒲蛰龙在大学实验室见面，参观他在大沙的研究基地，甚至在公社食堂和他吃烤鸭，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即便在这些场合中，政治紧张也并未完全消失。当姜淮章随1975年美国昆虫防治代表团访华时，蒲蛰龙并未提及他们是明尼苏达州大学同窗的特殊关系，而姜淮章也心领神会地尊重了蒲蛰龙的决定，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

然而，这些细微的不和谐并未掩盖外国人对蒲蛰龙成就的钦佩之情。西方人尤其兴奋，因为他们能够将大沙以及中国其他的综合防治模式作为借鉴，鼓动他们本国的科学和政治领导人采取行动。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化学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据报道，一位英国代表曾对大沙的东道主说：“在西方国家，人们虽然经常谈论综合防治，但实际行动却很少。你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是我们的榜样。”瑞典代表团的官方报告也指出瑞典在生物防治方面相对落后，并建议从中国学习知识，因为中国在生物方法和害虫综合防治方面更为发达。事实上，大沙的示范效果非常显著，以至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根据美国代表团热情洋溢的报告，将大沙写入1979年《水稻害虫综合防治指南》中作为先进综合防治的典范。

我们可能会以为中国全球地位从乒乓外交开始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中国越发不重视社会主义科学的自力更生，并相应地从“土科学”转变为“洋科学”。然而，情况远非如此。即使中国政府接待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并派遣本国科学家出国，它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反帝国主义的自力更生，这体现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中对第三世界的领导作用，也体现在中国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之中。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了强调其科学中“土”的方面的愿景。中国的研究机构明显装备不足，与西方科学家相比，中国科学家的成就也相形见绌。中国无法在“洋科学”上竞争，但可以把“土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基础，供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外交缓和时期，中国迫切向世界展示的“第三条道路”，不仅为第三世界，而且为像瑞典这样的潜在欧洲盟友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而不是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的选择。

例如，当国际水稻研究所代表团于1976年访问大沙时，其成员不仅从蒲蛰龙那里了解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师生如何与公社农民合作，还了解到“所有教材都是本土的”，“只有在国内没有替代材料的情况下，才使用外国教材。”

1975年，除了接待外国代表团外，蒲蛰龙还前往瑞典和加拿大，热情地倡导文革科学观和当时的主流历史叙事。在瑞典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撰写了一篇论文，强调儒家学说和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的科学进步。然而，他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如今，他强调，科学人员正在与农民合作，根据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直接在人民公社制定解决方案。

同年晚些时候，中国最重要的动物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蒲蛰龙撰写的文章，其中只简要提及了他自己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在东莞和大沙的项目），而更多阐述了1975年的科学观。显然，病虫害防治科学的历史完美地诠释了对西方实践霸权的抵抗，和创造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科学的斗争：

我们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由于过去受洋奴哲学的影响，往往辨别不出哪些是好经验，哪些是坏经验，甚至有人认为凡是外国的经验都是好的。例如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十分迷信外国的农药产品，曾经风靡一时的DDT，现在发现对人有一定的危害，而且昆虫也对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近几年来，我们搞生物防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有不少自己的经验。

因此，我们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打倒西方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结合我国工农业生产实际，认真总结经验，闯出一条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来。

当然，蒲蛰龙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外国经验”不仅包括农用化学品，还包括生物防治。蒲蛰龙的中国昆虫学教授曾在美国学习生物防治，而蒲蛰龙本人也在曾致力于将苏联昆虫生态学和有益寄生虫研究引入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科学家重新与其职业生涯初始的跨国网络取得联系时，中国式社会主义科学的“洋”元素却被淡化了，而这些联系也被忽视了。但如果说这是一种讽刺，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凸显的新角色，更加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为科学做出独特贡献。而蒲蛰龙，凭借他“土”的可信度和“洋”的人脉关系，成为这个宏伟蓝图的理想代言人。

毛泽东时代的叙事——包括蒲蛰龙自己的表述——强调了农民和工人的贡献，强调了科学要因地制宜并服务于生产，以及自力更生的主要目标。他们讲述了科学家和大学生深入农村与农民技术员一起进行研究的故事，他们从群众的丰富经验中学习，利用有限的资源，充分参与生产和政治生活。他们更加重视革命性的群众科学而非专业科学，强调“土”而非“洋”。这种叙事在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80年代开始，关于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的传记文章和书籍在中国涌现。在某些方面，蒲蛰龙的生平记述与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叙事方式高度一致，随着作者和读者对这类故事惯用的叙述模式日渐熟悉，这一点也愈发明显。因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传记通常强调一流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室和实地实验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就，并通过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和参与国际科学领域的活动来获得认可。这种强调反映了后社会主义时代对专业科学（“洋”）的重视远远超过了革命性的群众科学（“土”）。通过照片和对蒲蛰龙在小提琴和钢琴（图11）方面的音乐成就的描述，这些记述进一步突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气质。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更新的环保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他们经常赞扬蒲蛰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呼吁人们注意化学杀虫剂使用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基于他对病虫害生物防治的研究，为建立一个更生态环保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他们将蒲蛰龙描绘成一个“开拓性的环保主义者”，其个人品格如“高山景行”，其“高尚事迹将永垂不朽”。

这些叙事通常以蒲蛰龙早年的经历开始，他目睹了农村的贫困，并受到启发去帮助中国农民，这也是许多与蒲蛰龙同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这些记述进一步强调了蒲蛰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回国的爱国主义情怀：“1949年10月，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新中国刚刚诞生时，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蒲蛰龙和他的妻子利翠英）毅然决定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尽管蒲蛰龙的生平与毛泽东时代的其他中国科学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其他方面，他被人们铭记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与同时代科学家的传记相比有着鲜明的差异。

与“伤痕文学”（很快成为叙述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经历的模板）不同，蒲蛰龙的传记很少讨论政治迫害甚至是他研究上的障碍。2012年，为纪念蒲蛰龙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纪念文集里详细描述了他在黔阳的蚕桑研究所遭受的破坏，但除此之外，这些记述中并无创伤和怨恨。当然，有一篇传记文章的基调恰恰相反。作者在谈到蒲蛰龙1972年之前的工作时写道：“随着蒲蛰龙的科学研究不断取得胜利，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但他从未因此而止步。相反，他把每一项成就都看作是一个新的起点，并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在这里所讨论的传记中，只有一篇提到了“四人帮”倒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个历史性标志事件，而这些在其他科学家的传记中几乎无处不在。（197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文革激发了蒲蛰龙“新的青春”，而传记作者则声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蒲蛰龙“焕发了新的青春”，两者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因此，虽然大多数科学家的传记都强调文革期间的历史断裂和随着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新气象，但在蒲蛰龙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连续性的感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建立的成果在文革中依然蓬勃发展，并一直持续到后毛时代。

蒲蛰龙的传记进一步凸显了他非凡的领导能力，这是那些认识他的人在闲聊中经常强调的一个特点。一位中山大学员工告诉我，蒲蛰龙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总是主动让位，鼓励年轻同事上前并取得成功。他的传记作者强调他“善于聚集人心”，致力于培养下一代科学人才，以至于他的“桃李满天下”。他们还强调了他在东莞组织技术人员和农民的工作。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在蒲蛰龙一长串广受认可的成就中，并不包括那项备受媒体关注，至今在昆虫学领域之外仍广为人知的成就：招募和培养“土专家”李始美。蒲蛰龙发掘了这位年轻劳动者的潜力，并帮助他进入大学深造，这无疑是蒲蛰龙致力于人才培养的一个非凡例子，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蒲蛰龙能够如此成功地推动毛泽东时代倡导的“土科学”的发展。然而，这一事例与毛主义科学中最激进、也最受争议的部分过于接近。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所书写的蒲蛰龙传记中，我们并未看到对“土专家”或农民智慧的赞扬。农民出现时，他们大多只是“欢迎”蒲蛰龙引进新的害虫防治技术，而不是向他传授依靠群众的价值观念，或发挥他们自己的重要作用。

在这些故事中，确实体现了毛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那一面。这与在后毛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塑是一致的，它保留了毛主义哲学中特定的、相对安全的元素，尤其凸显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经典文章的地位，而将大部分已被尊为“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内容边缘化。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所书写的蒲蛰龙传记中，我们也可以察觉到一种“土科学”的味道，但重点更多地放在蒲蛰龙的个人品质上，而不是他所动员的农民或更宏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或许在这些故事中，蒲蛰龙最“土”的一点就是他愿意干粗活。

正如一篇文章所解释的，“他没有教授特有的傲慢，反而做了很多杂活，这深深打动了当地的农民和师生。”同样，在图12中也体现了这种品质，这张照片出现在两本纪念蒲蛰龙生平和工作的纪念册中。照片中，蒲蛰龙赤脚撑在木板上，参与大沙一家生产生物防治细菌的工厂的建设。

然而，除了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回声之外，这些传记中的主导叙事显然是以“洋”专业科学为主的。比起光脚的的蒲蛰龙，拿着小提琴或在弹钢琴的蒲蛰龙的照片更为显眼，这两种乐器都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典型象征。

当然，蒲蛰龙的每部传记都强调了他令人瞩目的专业成就以及他的研究赢得了外国观察家的认可。和1970年代一样，这些后毛时代的传记也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地位，但现在不再是挑战西方“洋科学”的标准，而是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并力求卓越。如今，缅怀蒲蛰龙的关键在于，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建立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下一章将转向另一位兼具“土洋”身份的农业科学家。与对蒲蛰龙工作的描述类似，对袁隆平工作的描述在毛泽东时代往往强调“土”胜于“洋”，而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则强调“洋”胜过“土”。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生活和关于他们的故事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文章来源：本文译自舒喜乐《红色革命，绿色革命》（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第二章：Pu Zhelong: Making Socialist Science Work，翻译时略去了原文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