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京绍兴会馆狭小的补树书屋里，37岁的周树人写出了他的《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出多篇白话小说，集成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呐喊》。“鲁迅”这个名字也成为中国振聋发聩的存在。

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将近十年的沉默：从曾经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变成一个埋首故纸堆和琐碎日常的小公务员。可以说，没有《狂人日记》的写作，就没有“鲁迅”的诞生。这一向死而生的过程——他为何沉默、又为何在沉默了近十年后重新出发——成为后人不断追溯、尤其近年来中外学术界热烈探讨的话题。

李晨、郭春林的文章，则进一步将问题锁定在为什么长久的沉默结束之后，呐喊的第一声是《狂人日记》？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正是从这些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出发，经由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梳理，文章让我们看到作为思想者、写作者和行动者的鲁迅，表现出的远超同时代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知识视野和情感-精神结构。

其中最令人震动的，莫过于鲁迅对于晚清以来日益强化的“官-绅-民”社会压迫结构的认识，以及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革命”的发生而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者，为了中国的生而赴死、而牺牲，却并不为被压在最底层的民众所感知和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革命者可以结成“我们”，但广大的乡村世界和不计其数的受压迫者却还是“他们”；“他们”深陷于压迫结构、无知觉于自身的位置和使命，因此不能与革命者一道铸成“我们”，这才是启蒙终归于失败，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的真正困境。

而鲁迅之为“鲁迅”，正在于他并没有将启蒙的困境笼统指向民众的麻木，并没有单一地将民众视为有待启蒙的对象，而是要打破隔绝，熔铸人心，在“我们”和“他们”主体自新的基础上，让无数的“他们”“你们”都成为“我们”，让受压迫者成为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人民”，只有这样，吃人的社会结构才有松动的可能，启蒙-革命的成功方才可期，牺牲者的赴死方才死得其所。

一个多世纪以前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未必不存在于现实当中。在庞大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笼罩下，多少人体验过无能为力后的幻灭、沉默和挣扎。也许，本文可以视为“后革命时代”的学者与经历了“革命前夜”“革命方兴未艾”“革命失败”以及“重新出发”的先驱者之间的对话，为今天在暗夜行路中的我们，点燃一盏灯火。

更多有关鲁迅的讨论，欢迎大家关注明晚（17号）七点半的诚食讲座，本文作者之一的郭春林老师将为我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作者｜李晨：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郭春林：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鲁迅的教学与研究。

责编｜丹增玉萝、非文

后台排版｜童话

无论是从1918年3月，还是从更早查起，鲁迅都没有在日记中透露有关《狂人日记》的任何信息，但正是随着《狂人日记》构思的展开和写作的启动，他打开了新文学运动在白话诗之外的另一扇大门。对鲁迅来讲，1918年全年可称为“新文学”的写作并不多[1]，不多的原因，或忙于事务，或在酝酿、调整，或寻找称手的方法，甚至仅仅是观望，然而毕竟已结束沉默，开始落于笔端，踏入新文化阵营当中。对这一至关重要的转变，在鲁迅研究和相关的文学史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沉默”与“呐喊”的转换——鲁迅为什么“沉默”了七年后，又重新提笔，“呐喊”背后，文学写作的思想动力要如何探究。

在这个问题的统摄之下，“为什么”呐喊成为聚焦点，而呐喊之声的发出——《狂人日记》问世，只是鲁迅给我们的既成事实，于是，鲜少有人对这一客观“结果”追问，为什么长久的沉默结束之后，呐喊的第一声是《狂人日记》，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是否这一个“鲁迅”一旦发声，写出的必然就是《狂人日记》？[2]相对于呐喊未成时的思想逻辑，《狂人日记》作为呐喊的既成初声真的是一个毋须追究的问题吗？就此，从思想逻辑和思维方法上还需要更谨慎地对待。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只追述了《呐喊》的由来，并未言及为何起手第一篇是《狂人日记》，而不是别的。相关研究的不充分固然与文献材料的匮乏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些“陈/成见”的作用，即我们已有的对于鲁迅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狂人日记》时的态度——将它当成一个固定结果来接受。

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序言中，伊藤虎丸说：“鲁迅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才做起小说来呢？为什么又能做出小说来呢？此后，鲁迅又接二连三地一直写小说和战斗性评论，其背后的秘密，可看做就隐藏在他37岁时写出的这篇处女作当中。”[3]

伊藤虎丸也没有回答为什么是《狂人日记》这个问题，但他指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狂人日记》中隐含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秘密，与他此后的文学和思想展开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如果我们将“鲁迅”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那么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则不能直接使用让鲁迅成为“鲁迅”的那些结论作为入口，而是要回到历史的进行时态，将写作时空与故事发生的时空同时纳入视野，从而发现被“陈/成见”遮蔽的内容，激活并扩充《狂人日记》自身的问题性。

一般地说，《狂人日记》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有研究者也将其视为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4]。以“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等乡土小说特性，或周作人所谓“土气息泥滋味”[5]去理解《狂人日记》，并将其归入启蒙主义的乡土小说，显然不能充分揭示文本的复杂性，或者说鲁迅的“乡土”与乡土小说意义上的“乡土”在社会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上均不能简单等同。

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乡土性需要从文本空间的设定入手。小说中的故事地点究竟是乡村还是城市，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城镇？要确证性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只能循着鲁迅笔端的蛛丝马迹去进行合理的推论。

其一，小序说狂人的日记中出现的人“皆村人”，“村人”虽不必实指化，但显见地包涵着与乡村的联系。其二，“狼子村的佃户”找大哥“来告荒”，大哥和狂人身处乡村还是城市，并不明确，但狂人的臆想中有“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这种带有距离感的表述提示了狂人不是城里人，而他所见“街上的那个女人”，“街上”又表明日常生活空间不是村庄。那么故事地点很可能落在介于城和乡之间的城镇。

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城镇”概念和经验去理解晚清民初的城镇。《风波》中就明确说，“七斤虽然住在农村……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6]。可见，在鲁迅的认识中，鲁镇就是农村，但它又并非《狂人日记》的狼子村和《社戏》中的平桥村一样的农村，而更像阿Q的未庄。从其时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来看，鲁镇这一类的城镇是介于狼子村（典型的村庄）与绍兴城（典型的城市）之间的一个地理空间，较之与城市或多或少的关联，它与乡村的关系更为实际也更为密切[7]。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狂人日记》的文本空间是具有模糊的乡村性、可归入乡村世界的城镇或村镇。

当年，经过钱玄同不遗余力的劝说，鲁迅深思熟虑，做出了重新开始写作的艰难抉择，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后来曾经提及这个取舍过程：“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8]《狂人日记》发表近二十年后，鲁迅讲出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主旨，“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9]，又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作品”[10]。

本文想提出的问题是，再次提笔之初，鲁迅为什么要在《狂人日记》中把所谓的启蒙主旨安置于乡村化的城镇空间，并采用了一种此后他再没使用过的叙事形式？难道仅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换言之，“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非一定要使用狂人的日记这种文本形式，也并非一定要以乡村为对象，晚清的乡村、城市，都尽有家族制和礼教的存在，且鲁迅亲身感受到的家族制和礼教的压迫都发生在他视为城市的故乡绍兴。那么《狂人日记》文本空间的设定是否包含某种不易觉察的企图？

若沿着这个线索向更早的时间追溯，鲁迅1913年曾发表过文言小说《怀旧》，故事的发生地被称为芜市、何墟，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来看，这两个含有讽刺性的虚构地名理当是城市，但其切实的城市属性又仿佛是模糊的，文中的场景在追忆性的童年视角下更富于乡村意味。这里的“乡村性”是我们阅读中的“文学感受”，还是认知性的“历史印象”，抑或是其时的现实？鲁迅有意而为的模糊感同样造成了论证的困难。

然而，从1913年的《怀旧》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姑且不论主题是否存在延续性，思考是否有推进，或延续和推进之处在哪里等问题，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故事地点的某种倾向在变化——从模糊的城市性转向了模糊的乡村性。同时，《狂人日记》在象征性的四千年封建礼教“吃人”之外，还以革命者徐锡麟的被害指涉了眼前现实性的吃人，有意味的是，鲁迅将徐锡麟被害的地点从安庆府转换为狼子村，即从城市移到了乡村。被改写的还有加害者，不是清廷鹰爪，而是狼子村村民，即后来被指认为国民性批判对象的农民。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小说，不必遵守史实，只要能够表达题旨，虚构是允许的。但即便照实写，对小说意义的实现也几无影响。我们很难将这些细节的设定看作鲁迅的随意之举，如果并非随意，那么地点改换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不易察觉的城乡位置的移动，进而剖析其与《狂人日记》所开启的后续写作之间的深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更早的《怀旧》，拉出一条更具历史现场感和社会结构性的脉络，将有助于重新解读《狂人日记》。

季剑青由《怀旧》的反讽叙事手法，敏锐地捕捉到其对“历史整体性的揭示和批判”，且注意到了文本的故事时间，他指出“小说中提到的事件应当发生在20世纪初年，因此不可能是辛亥革命”。这一论断修正了当年周作人的模糊叙述：《怀旧》是“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11]但季文接着说，“20世纪初年绍兴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因而故事时间不过是似实却虚的小说笔法，“鲁迅或许正是借此突出‘历史’的某种整体性和抽象性”。[12]此处，鲁迅对历史的独特呈现方式确是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创见，但“20世纪初年绍兴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则与史实有出入。

就在鲁迅从日本回国前夕，1909年初夏，“浙江连遭淫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严州５府田地被淹，秧苗多霉烂，有的田中积水竟深逾一丈。之后又连续几十天滴雨未降，加上夜夜南风，田地更快干裂，补种苗秧很快枯萎，接着又发生了严重虫灾。”[13]于是，多地出现抢米风潮。此类事件在近年的社会史研究中多用旧称“民变”指代，以此替换革命史研究范式中阶级对抗的表述[14]。

据相关研究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间，浙江共有民变226起，绍兴府37起，居湖州府、杭州府之后，其中1907、1910和1911年是民变最多的三年，其原因主要集中在抗捐税、抢米和冲击晚清新政三方面[15]。

而1910-1911年间，鲁迅正在杭州和绍兴教书。对晚清民初频繁爆发的民变，鲁迅显然有所了解。早在1903年，为《浙江潮》写作的《中国地质略论》结尾处即有：“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乡人相见，可以理喻，非若异族，横目为仇，则民变之祸弭。”[16]这段话虽针对列强和满清统治者，将民变的主要原因归于异族统治，但民变作为日益显著的社会问题已进入鲁迅的视野。

通观晚清民变，实非浙江一省或绍兴一府为多，而是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底层社会蕴积的矛盾和愤激力量的喷发更多集中在1906-1907年、1909-1911年两个时段，其中又以1910年为最高点。”“从比例上看，捐税负担约占1/3，米的问题约占1/4，和其他原因相比，这两项构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项事实上又与士绅所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有研究总结，这是“‘内忧外患’时代性危机的具象化，它从普遍性意义上揭示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程度及其社会矛盾的历史走向。”故被归纳为“官绅-民”“绅民-官”“官民-绅”三种结构的民变，自新世纪“一开始就呈现出‘结构性’社会矛盾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向性。”[17]

故而，对周作人所谓“革命的前夜”，可以有更确切的理解。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革命的前夜’的不满情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经济衰退、长江流域的水灾、因财政危机而无饷的士兵、由于朝廷‘皇族内阁’的任命和铁路国有化造成的精英阶层的疏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给清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加以致命的一击。”[18]虽然周锡瑞并未直接提及民变，但将清末民变视为辛亥革命的序曲亦是“结构性”社会矛盾的题中之义。所以，《怀旧》中引起恐慌的“长毛且至”绝非虚构，文本中的新老“长毛”，及“山贼”“赤巾党”，在在都指向反抗苛政的农民及其行动。

鲁迅对乡村和农民的发现，一方面可追溯到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在日知识界、特别是革命派言论的影响，其中较为显著的除《民报》外，还包括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及河南学子所编的《河南》。刘师培的《悲佃篇》发表于1907年的《民报》，《天义报》则倡议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等[19]。另一方面，晚清民初以来日益增多的民变，既昭示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暴露了普遍存在的乡村危机。

相关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浙江民变主要是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城镇成为民变指向对象，显现了发展中的城镇和被剥夺的乡村间的矛盾，县衙成为村落乡民经常冲击的对象，也说明官府和乡民之间的矛盾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下降。”[20]虽然乡村危机早已潜伏在清中叶以来的社会里[21]，但晚清民初尤甚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怀旧》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一现实的敏感回应和结构性的把握方式。

《怀旧》的人物设置精确地瞄准了当时的社会结构。金耀宗，其父为太平军“治疱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而发家，此人“拥巨资”，却“敝衣破履，日日食菜”，可见其悭吝；且与通常头脑灵光的富人大相径庭，金耀宗异常蠢笨，“聪慧不如王翁，每听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更兼放纵无度，“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又荒唐地打着“纯孝”的幌子。金耀宗虽是身在芜市的财主，却与何墟的官员三大人交好，而三大人的“发财”同样也是托太平军的福，靠“打宝”得来。[22]

西席秃先生算是文化精英，虽然他只是一个家庭教师，尚未在科场中博得更高的功名，但既能入室授业，又被金耀宗们尊崇，显然并非孔乙己这样的穷酸老童生[23]，只一句“仰三大人也，甚于圣”，其对孔门学说的虚伪趋附和对权势的谄媚丑态便跃然纸上。这几个人物构成商-官-绅上流阶层，居统治地位。

而“家之阍人王翁”、李媪，和“环而立”听王翁讲故事的人，以及看门人赵五叔、“司爨之吴妪”组成“民”的一部分，新旧长毛则组成“民”的另一部分，且新长毛乃是“难民”（正与自然灾害引发民变契合）。除了叙述者“我”，他们构成了小说几乎全部的人物，从鲁迅对人物关系和故事的编排、组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由官-绅-民搭建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借本雅明的故事理论指出，在秃先生和王翁之间，“已埋下了鲁迅此后小说与文章中不断隐现的一个对立结构的伏笔，即士大夫的‘谋略’与民间的‘智慧’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作为故事能手的王翁，显然不在鲁迅此后针对前者所进行的持续的文化批判的序列之内”。[24]

关于“对立结构”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扩充，它不仅是士大夫与民间的对立，更是乡土中国社会在晚清民初的整体性结构的缩影，绅-民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从1908年《河南》杂志宣扬的《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到大革命时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政治动员，就不仅仅是流布于舆论层面的时风，而是蕴含着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变动的复杂多样性的制度变迁的时代内容。”[25]

发表《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同期《河南》杂志上，虽无鲁迅的文字，却有周作人署名为独应的一篇论文，此前的第一至第三期，分别发表了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分两期刊完）。其时兄弟二人正在东京做着文学梦，但不能因此否认鲁迅对当时中国在日思想界的关注，尤其是经由《浙江潮》《河南》《天义报》等杂志中的“时事”“时论”栏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

所谓社会现实，正是周作人在上述论文中旁征博引、再三申论的“人生”之实。周作人文章中对“精神”的强调亦可见《摩罗诗力说》的影子，而鲁迅后来对孔子及儒教的批判，同样可以在周文中看到：“孔子……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知零落，又何待夫言说欤？”[26]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孔教之声已经呼之欲出。

孔教与士绅，原是前现代中国制度的一体两面，耐人寻味的是，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后，周作人成了绅士，虽不尽是孔教式的士绅，而鲁迅不仅对士绅素无好感，还站在对立面，常常将投枪狠狠地掷向这一阶层。

晚清启蒙-革命并存的反孔教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的反思，但其根源却来自对现实的审视和深省。这个现实就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士绅阶层，自强运动及标志着它彻底失败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后的庚子事变，清帝国统治者为延续统治不得不实行的新政等等；待到徒有其表、名不副实的新政因国库空虚、财政不力和执政腐败而左支右绌，甚至生产出一个一直延续至民国的官-绅（包括士和商）强权势力，并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形成对民众的绝对压迫力量，社会由此形成结构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27]

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的缘故，或用日本学者的话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28]但这样的叙述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内在社会结构问题，在严重的主权危机之外，更关键的是，国内的现实状况已糟糕到超乎想象——这正是晚清启蒙-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梁启超创造了理论和知识的“国民”，真正的国民即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不得不在上述压迫性结构中艰难地讨生活。国民的思想觉悟需要现实的尖锐刺激为土壤，需要启蒙-革命的感召和询唤，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思想觉悟的塑造完成之前不存在反抗。反抗早已开始，反抗从未绝迹。正是在清末此起彼伏的民变式反抗的推动下，创造一种启蒙者-革命者与民众的新型关系，同时创造一种新型社会结构——这样的思想诉求已呼之欲出。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不仅包含着对既有结构的书写，更包含着对新的结构的想象。

颇耐寻味的是，鲁迅将他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把握放置在一个儿童视角所观察到的世界中去呈现。“童心”“童趣”“童言”是理解《怀旧》的一个关节点。小说中既有阍人，又有保姆，还有家庭教师，这些人员配置均属士绅阶层所有，但已经成年的叙述者显然更认同“时予已九龄”的童心所向，而与士绅阶层的社会文化土壤戏谑地保持着距离。

喜欢听故事的“我”，“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秃先生不仅立即禁止，还要在第二天施行体罚。童心大炽的“我”渴望哪怕仅有“半日休息”，于是幻想，自己“能得小恙”，“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学读《论语》矣。”当秃先生听到长毛且至的消息而仓皇返家，连“归必持”的科举范文《八铭塾钞》都没有拿，“我”终于可以不受干扰、斥责地听故事了。然而就在“我”津津有味地听着长毛故事时，秃先生却回来了，此时此刻，心痒难耐的“我”居然作如是想：“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

小说一而再地提及《论语》，并非仅指孔门弟子的这一部著作，而是指向四书五经等作为科举体制存在的儒教知识符号。在童心和童趣的视角中，与符号化的《论语》形成鲜明对立的，一是儿童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浓厚的游戏兴致，一是幻想中可以代“我”恶作剧的“长毛且至”。在儿童的眼中，秃先生既无真知也不负责，更兼虚伪、投机，面目可憎，鲁迅难忍厌恶之情，对其辛辣嘲讽。[29]也就是说，在文本中直观的文学性儿童视角之下，巧妙地结合了对儒教的批判/否定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杂态度，并辐射出鲁迅对结构性社会矛盾的敏锐捕捉。

叙述者“我”就在结构的皱褶中诞生。“我”实际上是成年与童年双重身份的叠合，或者说是一个成年之“我”在借童年之“我”追述往事，往事的绝大多数在儿童视角中呈现，但儿童视角是记忆中的视角，是糅合了成长经验、知识和情感的叙事主体在写作过程中构建出来的，并非只是那个实存于过去时间中的儿童。“我”对秃先生和金耀宗的嘲讽、鄙视，虽然出于童心，但只要这一分童心不被扼杀，在那个时代，接受新学将是逻辑的必然。[30]因此，出身于士绅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后的叙述者对童心、童趣和童真的认同，看起来是儿童视角，实则恰恰来自成人。从这一角度说，“我”也是后来的启蒙者-革命者；《狂人日记》末尾“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是对喜欢听王翁讲故事、憎恨秃先生式腐儒的童真之心并不遥远的呼应。

通观全篇，《怀旧》包含有三重结构，其一是已经成年的“我”在追忆/构建，其二是“我”所追忆的童年往事（包括“长毛且至”的民变事件），其三则是童年追忆里故事中的故事，即王翁所讲述的长毛历史（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环环相扣的嵌套式文本结构，就叙事效果而言是将历史与现实连成一体，而更深层的意图则是要表达——历史是现实的过去时，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展开。小说所铺展的是一个转型期社会的面貌，更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图景。

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真正有效地瞄准启蒙与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在官-绅-民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中再现革命的合法性，在孔教的文化专制结构中突显启蒙的合理性。因此，文本中的“我”绝对不能被视为一个仅具功能意义的叙述者，“我”是作为撬动既有社会结构的、具备动能积蓄的关键人物而存在的。

此处所体现的恰恰是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历史研究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再现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怀旧》的叙述者基于童心和童趣而选择站在王翁和新旧长毛这一边，这个站位有多重取向，既指向“我”，也指向王翁们，还鲜明地指向秃先生们，而思想实践意义上的写作本身也生成了文本的另一个指向，指示着对新的结构关系的孕育和探寻。

正如王瑶所说，《怀旧》不仅让我们“对童子的性格与心情有了细致的了解，而且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发生时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特征，也使秃先生的形象更加生动和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使作者所选取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画面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社会生活的全貌”。以短篇小说再现“社会生活的全貌”，除了典型化等艺术手法之外，必须有对社会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双重把握能力，这正是鲁迅之所长，也是他在此后的写作、思考中一以贯之的方法。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怀旧》中看出，“鲁迅从辛亥年冬天开始就已经在严肃地思考着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了”。[31]

如果说《怀旧》是鲁迅对民变冲击下城市危机的再现，那么，文本中隐伏着的官-绅-民社会结构及其兼具历史与现实性的嵌套式展开，又很大程度地起到了模糊确切时空表达的效果，以结构性的方式指向了某种整体性，让一时一地的城市感变得不稳定。也就是说，在“历史整体性”之外，《怀旧》还包含着一个现实的整体性，两者共同构成了革命和启蒙面临的总体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怀旧》绝非单为感怀旧事而作，追忆童年旧事的外衣之下所包裹着的是——对过去时的社会历史结构的深刻把握，对进行时的启蒙-革命现实的能动思考。

《怀旧》既指向过去时，更指向现在时；既指向官-绅盘踞的芜市、何墟，也指向涌动着民变力量的广阔乡土，乃至整个乡土中国。因此，《狂人日记》对《怀旧》的延续，体现于鲁迅在创作后者的1911年就已清醒地经由结构性图景认识到乡村世界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并且这一认识绝非基于局部的判断，而是整体性的把握。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鲁迅跟随现实状况的变动将这些社会历史认知持续地一步步落实在文本之内。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模糊的时间、空间表达并不鲜见，不论意图如何，实际效果则造成了某种整体性的实现。这一写作手法既来自于他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方法，又包含着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回应方式。《狂人日记》如此，诸如《明天》《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离婚》等亦如此。但是，从文本建构角度着意模糊的时空确定性，在文本阐释过程中却有必要给予拆解和分析——找寻大致的方向，为文本内外的人物和事件确定一个相对明晰的时空坐标，以更贴近历史进行时态的路径来把握文本的意涵，仍然是可行的。

上举诸篇，虽不能确定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根据相关细节，基本上可以推断为清末民初，且民初相对较少，更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看起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而笼统的常识恰好非常容易遮蔽历史的具体深度，包括其投射在鲁迅身上所形成的情感-精神-思想效应。这种遮蔽也是我们阅读鲁迅时的一种“陈/成见”。

《狂人日记》的故事时间是模糊甚至“混乱”的，既可能是民初，也可能是清末。文言小序落款署“七年四月二日”，当是民国七年，即1918年，却以文言写成。序中的“日前”或可推定为写作当年，但“偶闻”却又对具体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紧接着说到“早愈”“赴某地候补”，早到何时，几时去哪候补，又未可知，如果“候补”是实指，无疑是清末。同时，“日记”时间与小序时间无法统一，小序的时间是民国，而“日记”“不著月日”“非一时所书”，可能是清末，也可能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国，而所用语体则是全新的白话文。小序叙述者“余”对“记中语误，一字不易”，他所做的只是将“间亦略具联络者”的日记“撮录”成篇，但“撮录”过程中是否按照自己理解的时间顺序重新组织，不得而知。[32]

文白错位的小序和正文及整体上模糊的线性时间推进，意味着鲁迅对晚清民初的感受颇为一致，纵然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辛亥革命，但革命前与革命后几无本质区别，或相似远大于不同，在革命所涂饰的新漆之下，在社会结构和意识的深处，“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成为一个问题。但这问题又绝非仅指向老旧中国顽固而强大的历史延续性，也同时指向“革命”乃至更早的晚清启蒙即已存在的缺陷。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白错位和模糊的时间表达意味着鲁迅敏锐而深刻地意识到，民国建成后不断变幻的政治舞台与晚清启蒙-革命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这是鲁迅不得不痛苦直面的现实，也是他最终决定加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的重要原因，伊藤虎丸视之为“文学的第二次自觉”的原动力所在。

面对辛亥后的政治现实，常识惯用“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一言以蔽之，或者以启蒙的未完成姑且做结，前者将历史空洞化，后者将思想概念化，都无助于打开文本，去发现涌动着的历史现场与文学和思想之间的深层勾连。面对《狂人日记》，让我们首先回到鲁迅“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33]的那个夏季。

钱玄同自1917年8月9日到访绍兴会馆[34]，常常要谈到“夜分”。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叙旧，一个重要的主旨应该是钱玄同劝动鲁迅，希望他参加到《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中来。我们无法完整地复原那一次次夜谈的场景，目前可知的只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情形。

诚如丸尾常喜所说，“《<呐喊>自序》是已经迎来‘五四退潮期’再次体会到深刻的思想变化的鲁迅，被形势所迫需要重新建构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态度的时代产物”，而“写作《狂人日记》时的心态，可以在更接近《狂人日记》写作时期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1919年8月）一文中发现”。[35]

丸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完全用1922年的《呐喊·自序》来解读1918年的《狂人日记》。要追问“开始写《狂人日记》的契机是什么”，必须进入更早的时空。丸尾抓住的是“难见真的人”，由此追溯至幻灯片事件辐射下的一系列挫败和“耻辱”，包括辛亥革命期间的种种经验，它们与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成长相碰撞而“结晶”为“耻辱”与“恢复”的情感-精神结构，进而，丸尾将鲁迅的写作视为由“个人”而“民族的自我批评”的深入和展开。[36]

但丸尾忽略了另一个方向带给鲁迅的强烈刺激。在钱玄同锲而不舍地劝说的那些天里，鲁迅在想什么？他又想到了什么？他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提笔，已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对这个问题的考查。要不要是动力源问题，动力源不是空穴来风，恰恰是其来有自，即与想到了什么紧密相关。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充足的材料能够支撑可确证的结论，丸尾的方法是回到《狂人日记》，而不是《呐喊·自序》。

虽然不能否认幻灯片等事件所触发的耻辱感之力，包括汪晖在《呐喊·自序》导读中所强调的与“寂寞”和“遗忘”相抗衡的力量，它们足以让一个人做出行动的选择，但这是否涵盖了全部的力量之源？如果说丸尾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提示，那么，我们是否遗漏了《狂人日记》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或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出现了偏差？

本文认为，被不同程度遗漏或忽视的就是徐锡麟和秋瑾的出现。《狂人日记》时间上的模糊性，与正文第十节中明确的年份构成了张力。第十节不但以“徐锡林”隐指徐锡麟事件，还紧接着提到“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徐锡麟被挖心肝和秋瑾就义都发生在1907年，这个时间，鲁迅绝对不可能忘记或误记。两位革命者所锚定的1907年以及这一年所发生的血淋淋的反清起义，相比于狂人所翻开的没有年代的吃人历史，相比于全文线性时间的模糊，带出了近身的触目惊心之感。

郜元宝指出，“鲁迅加入新文化阵营，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让徐锡麟、秋瑾隆重登场，其中所包含的创作动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37]不应忽视的前提之下，更重要的是解读空间的深度延展。《狂人日记》以隐语方式让徐锡麟和秋瑾出场，绝不仅仅是郜文意义上一个迟到的“致敬”，而关乎鲁迅如何将自己代入与他们的关系当中，关乎作为幸存者/苟活者的鲁迅，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民国以怎样的方式面对牺牲者。从这里开始，那种“与我有关”的高强度代入性在鲁迅的全部生命历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鲁迅的一生，见过太多革命者和无辜者的牺牲，无论哪一种，都令他痛心，因为他看重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也正是李长之敏锐发现的：“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在奚落和讽嘲的刺戟下的感情，加上坚持的简直有些执拗的反抗性，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地方……”[38]但李长之没有特别讨论革命者的牺牲性死亡对鲁迅的特殊意义。

虽然，革命者与无辜者的生命等值，但革命者的牺牲是为他人的活、为中国的生而赴死，带给旁观者更强烈的震动，在同情、惋惜之外还有悲壮和崇高，更何况那牺牲的革命者或是曾经朝夕论道的同志好友，或是虽未深交，却素所敬仰的英雄志士，或是曾经登门求教、课堂受业的进步青年。他们的惨死无一不令鲁迅痛彻心扉，并在这强烈的痛感中代入自己，生长出苟活与牺牲对照下的自我否定。

1904年，加入光复会的青年周树人也曾经被安排执行暗杀任务，却因一句“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使组织不得不另作计划。一面是对革命的忠诚，一面是丧父和家道中落后身为长子的伦理责任，青年周树人不得不艰难而坦诚地选择了后者。此事之所以久未公开[39]，除了他一贯的行事原则外，耻于为外人道正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慷慨赴死者，深藏于心底、无法忘却的沉重罪感却是鲁迅终身不能卸去的，并且随着眼见的牺牲越来越多而层层积郁于胸，终于凝结为一个隐秘、沉痛的情感-精神结构，左右着他的言行，影响着他的思想，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只要看看鲁迅一生为他人所做的牺牲，看看他对无谓牺牲的态度，对加诸于牺牲者身上的冷漠、轻慢甚至恶毒污蔑的激愤，就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精神结构中由锥心之痛而磨砺出的爱与憎是多么强烈。我们常常从知识性的辩证思维角度去分析鲁迅的自我解剖，倘从情感-精神结构的角度看，他的责己之严，与其说来自于超拔的思想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连自己也不放过的、深切复杂的痛感。思想如果没有情感-精神为根底，只能止于知识，无法成为真正饱满的思想。

《狂人日记》中，我们看到了最令人动容的自我否定，看到了一种否定旧我、重建新我的努力。在深层的苟活者-牺牲者之情感-精神结构的驱动之下，在驱除“寂寞”和“恢复”“耻辱”的作用力之下，在现实正反两面的催促、逼使之下，鲁迅终于做出了提笔的决定。既已决定要写，接下来的问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又与想到什么有关。在不著月日的狂人日记和没有年代的历史中，1907年被难的徐锡麟和秋瑾，以明确的时间指向了历史现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牺牲者未竟的革命事业在隐约可见微光的晦暗现实中该如何继续。当这个问题落于鲁迅已身，不仅触发了由旧我重建新我的主体生成原理，也向历史现场注入了不死不休的转动更新之力。

现实是复杂的，从历史延续而来的现实更加复杂。没有完成的启蒙和尚未成功的革命，带来一个徒具其表的“民国”政体形式，新旧叠合，沉疴遍地。对于重新提笔的苟活者鲁迅来说，能够勉力而为的是反思并重新确立启蒙-革命的方向、内容和形式。

从《怀旧》到《狂人日记》，原本戛然而止的且听下回分解又续新篇，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觉醒者破土而出，走进了既是实体也是老旧中国之隐喻的村镇世界。村镇世界作为狂人启蒙的空间，是对晚清启蒙至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怀旧》的延展和深化。

周锡瑞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曾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农业国家里，这次革命的城市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从前，在每一次封建王朝的覆灭中，都是农村痛苦无以言状，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起着关键作用。或者是农民战争直接把王朝拉下马来，或者是北方的民族侵略者和地方上的军事领袖，提供了改朝换代的机会。……但是，1911年，除了很少例外，农村只对城市来的革命原动力报以反应。积极主动性开始于大城市，向府、县所在地的城市之网铺开，最后才到达中国的集镇和农村。”[40]

有研究者将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之重要原因归结于“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终于造成革命的展开在城市和乡村展之间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41]因此，狂人的困境正是启蒙的困境，同时也是启蒙急迫性的表达，这一急迫性指向发生在城市的辛亥革命所难以触及的村镇，指向“长毛且至”在历史中的重演。于是，启蒙的空间从《怀旧》中模糊的城市转移到了模糊的乡村。

这一次鲁迅要让牺牲者的革命携带着确切的历史时间介入辛亥革命触及不到的启蒙空间。[42]革命者之所以会牺牲，根源在吃人的制度/文化及其“培养”下的民众。吃人者的手段很多，但“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是谁，为什么要吃人。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43]

以分号为界，这一段文字由两个彼此关联但指向不同的语义群构成。前半部分是对吃人者群体的列举和描述，列举是“研究”的第一步，从列举可以看到，狂人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现象的归纳，所选取的知县、绅士、衙役和债主是施动者，身份明确，属于乡村社会的统治者。对于受动者“他们”，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压迫，还在经济上剥夺，甚至进行人格的欺侮。有意味的是，狂人并没有将批判的锋芒直接对准统治者，而是指向“他们”这些被压迫的民众，甚至视其为吃人者，由此勾勒出《狂人日记》最典型的压迫图式——既被吃又吃人。

引文的后半部分则迅速地转向狂人的主观视角，在狂人的感觉和记忆中，“他们”“昨天”又怕又凶的脸色是最令人不解的，这里的“怕”和“凶”关联着前文的“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也呼应着后文“兔子的怯弱”、“狮子似的凶心”，体现出鲁迅再三揭露、批判的国民性“心像”：“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44]。这篇小说被看做启蒙主义文本的依据也多半在此。

需要留意的是，在前半部分引文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狂人（也就是鲁迅）对于当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把握，这一压迫性结构凸显的正是晚清以降官-绅的劣化和普通民众日益悲苦的境遇。“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农村社会，普遍发生村落农民反抗地方官府及地方乡绅征派捐费的民变，其中固然有地方官员及地方乡绅私征肥己的因素，但大量捐费的征派主要还是源于城镇新政活动的需要，农民往往将大量捐费的征派归罪于城镇新政建设。不仅如此，城镇庙宇神祠改为新学堂破坏了农民的宗教信仰活动，城镇巡警对村落农民的骚扰，也激起了农民对城镇新政的仇恨。在清末的城镇与村落对立中，不单单有地方官府及地方乡绅与村落农民的对立，而且是城镇社会官、绅、商、学与村落社会下层乡绅地主、农民的整体对立。”[45]

无论社会矛盾如何错综交织，受压迫最深重的始终是底层农民，这一群体也的确在重压之下开始了反抗，但是这种自发性反抗并没有导向社会革命自觉的深入展开，历史沿着辛亥革命的路径带出了民元之后堪忧的政治局面。这场革命的根本症结何在，是鲁迅要去深入思索和揭示的关键问题。就《狂人日记》来说，我们需要在鲁迅的指引下，突破“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一针对辛亥革命的常识性论述，打开更有深度的、与鲁迅的情感-精神-思想结构更有相关性的讨论空间。

文本中，无论是“狼子村捉住的人”还是徐锡林或“去年城里杀了犯人”，都指向徐锡麟、秋瑾两位牺牲者，但牺牲者所换来的不是受压迫者的觉醒，而是“恶人”的名目和“人血馒头”式的攫取，是吃人和变相的吃人。狂人作为先觉者，同样被视为“疯子”，处在被吃的惊恐中。革命固然伴随着流血牺牲，但鲁迅所见的牺牲不是死得其所而是死不瞑目，无法瞑目的原因在于，革命者为之赴死的受压迫者对此不仅全无知觉，甚至与吃人者“结成一伙”，成为帮凶。

两类群体之间的隔绝状态深深地刺痛了鲁迅[46]，也让他由此意识到先驱者的无根状态和民众的不觉悟是互为表里的问题。在这种隔绝里，牺牲者的死成为一次次鲜血与生命的试炼，而启蒙-革命还处在“幽魂”阶段，无法与它所要掌握的民众融为一体，化成社会的真身，为真正觉悟的反抗者赋形。

狂人与革命者可以结成“我们”，广大的乡村世界和不计其数的受压迫者还是“你们”“他们”，鲁迅所呼唤的“诚”与“爱”，并没有因为革命-启蒙的推进而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突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阻隔，拆除人与人之间的“高墙”，落地生根。这个联结点在革命疾风骤雨般降临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无须特别关注的细节，却在革命留下的后果里水落石出，显现为根本症结，相比投机革命所带来的腐坏，“隔绝”是更加内在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所要揭示的启蒙困境，与其说笼统地指向民众的麻木，不如说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性结构关系的无知无觉，而不觉悟也并非全然错在民众，它源于启蒙之声无法真正抵达，与之同步的革命与牺牲必然要被封锁在“隔绝”当中。“他们”深陷于压迫结构、无知觉于自身的位置和使命，因此不能与革命者一道铸成“我们”，这才是启蒙遭遇的最严峻的现实。绵延不尽的吃人历史和牺牲的革命者的事迹乃至死后的污名，让狂人不仅“诅咒吃人的人”，还进一步落实在行动中，“要劝转吃人的人”，并且要“立刻”“从真心改起”。吃人的发生正是以“隔绝”，以人心的互不相通为前提，劝转的关键也在于打破隔绝，熔铸人心。而鲁迅的责己之严体现于，他将自己也一并纳入了隔绝系统，狂人同样处在隔绝中，处在造成人心隔绝的社会等级结构中，未尝不曾无意间扮演过吃人的角色。

正是在这种充满了隔绝和否定性的民众“心像”的背面，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迅朝向人的主体性的呐喊。《狂人日记》以兼具象征性和写实性的“吃人”为切入点，勾连历史与现实，在“吃人”与“被吃”这一社会压迫性结构的不断再生产中，击穿老旧中国的“心像”，发现了牺牲的革命者与不觉悟的民众之间的隔绝状态，并从主体自新的角度召唤启蒙-革命的方向、内容和形式，这是鲁迅超前于同时代启蒙路径的深刻之处。

日本研究者指出，“《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革命’的复活。‘辛亥革命’尽管牺牲许多英雄，但因某些缘故不得不受到‘挫折’；他决心重新参与革命之际，为自己设定的岗位是要有意识地在乡镇与农村的现实中探索这种‘挫折’的意味与原因。”[47]挫折的原因有很多，鲁迅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所发现的关键一点是如何切实地带动农民和乡村，责之深正因为洞察到了它的根本性和急迫性。

如周锡瑞所说，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所主张的代替满清统治的新政权的性质，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革命党人的观点的大部分号召力，本于这个事实：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他们还没有对‘人民’这个术语的内涵加以规范阐释。……事实上，正是这个革命纲领的模糊之点，成了各个不同集团支持革命的积极诱因：每一个集团都寻求参加和控制革命政府，以便在对于自己的利益更为有利的方式下来解释‘人民’一词。这就把改良派上流阶层带进了革命联合之中，而终于让它掌握了革命后的政府。”[48]

辛亥革命后，鲁迅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张勋复辟的闹剧，颓唐、“俟死”是清醒的革命者无法回避的挫折。然而，在他颠倒了“俟堂”[49]的时刻，在他既“等死”，又不“等死”的时刻，牺牲的革命者如幽灵般萦绕不去，逼使他不得不连同自己这个幸存者一并解剖，朝向占中国最大多数的乡村和农民，直面启蒙-革命失败的根源。

只有打破隔绝，“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在身心合一的革命行动实践中（而非身受压迫，心却复制压迫），才能凝聚起启蒙意义上具备政治主体意识的革命的“人民”，当“他们”“你们”成为“我们”，启蒙-革命的成功方才可期，牺牲者的赴死方才死得其所。

然而，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过程性、主导性的启蒙主义与国民性批判话语单一地将民众视为有待启蒙的对象，割裂了启蒙与革命的共时性、同步性，忽略了社会“隔绝”情境下，先驱者与民众的有效联结点。

《狂人日记》看起来是一个矛盾体，充满内在的张力。一面是礼教和家族制度生产着吃人筵席的突出指向，一面是对社会多层次结构的准确再现；一面是批判麻木卑怯的国民“心像”，一面是“从真心改起”的迫切期待；一面是无法瞑目的晚清革命幽灵，一面是“救救孩子”的新文化启蒙呐喊。而矛盾不同面向的内在汇聚点是牺牲者所牵出的启蒙与启蒙的困境，是相对模糊的时空设置中有意为之的清晰历史坐标。

于困境下的无路可走之处，鲁迅将文言所再现的现实与白话所表达的强烈主观性并置，使看似清晰可辨的启蒙-革命文本成为一个错杂的结构体，恰似他再次提笔做起小说来之时，思绪浮想联翩，在沉默与开口之间，挣扎着搏斗着，感受着思想着。

这也是丸山升称《狂人日记》是“观念小说”，而丸尾常喜称其为“寓意小说”的原因所在，丸尾甚至觉得，“我们的确能够从中看出从青年时期到创作《狂人日记》的鲁迅的精神史”[50]。要为这么多的内容找到一个表达的形式，要为狂人赋形，为精神-情感-社会结构赋形，为突破“隔绝”的“真心”发出呐喊，要将旧我与新我转换以足够震撼人心的方式抛掷出来，生成启蒙与革命一体化的文本，只有借助于“语颇错杂无伦次”的“狂人”的“日记”，借助于浓重的主观化叙事形式，才有可能依靠高度抽象的象征主义实现全部的复杂性。

可以说，《狂人日记》的文本结构是社会的现实压迫结构、晚清民初的城乡空间结构、鲁迅面对牺牲者的情感-精神结构、思想探寻中的启蒙与革命结构、启蒙-革命者与民众间互为表里的隔绝结构等多重结构缠绕、叠合的形式化结果。

但与其说《狂人日记》是观念性的小说，不如说它是鲁迅此后创作的纲领性文本。《狂人日记》作为“呐喊”的初声，其文本形式是鲁迅小说中的唯一，再无复现。原因就在于纲领已经完成，今后只要一篇篇地写下去。于是，接着它的是《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一系列的《随感录》《自言自语》……

已有研究文章指出，《狂人日记》发表后并未立即引起反响，差不多要到近一年后才有较为深入的讨论。[51]茅盾在1923年发表的《读<呐喊>》中说：“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52]

茅盾此说颇可商榷。国粹家不耐烦看“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新青年》的每一篇文章虽有可能，为什么赞成、响应“文学革命”的人，尤其是青年也不看不评呢？或许，原因之一是“前无古人”，毕竟《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即使放在白话小说的历史中，它也是奇特的；而白话诗的创作，无论是参与的作者，还是发表的诗歌数量，以及对读者的要求，都非小说能够与之相比。

但更重要的是，狂人峻急的叙述语言和对传统的激进否定，乃至几近耸人听闻的“吃人”表达，都需要真正能够体会其内涵的读者，具体而言，是需要自1905年废科举、办新学堂的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需要整个社会环境为这些读者的阅读提供相应的条件，尤其是人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

李孝悌认为：“整个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些重大动向（这些动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共产党和非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社会的层面走向人民的各种运动），开启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就白话文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白话运动史真正的开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绝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物，而是清末发展的延伸和强化。换句话说，清末的白话和五四的白话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发展，而是同一个延续不曾断绝的新的历史动向的产物。”[53]

但不能忽略的是，清末新政也是士绅劣化的重要阶段，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严重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的严重不平衡，旧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对“文学革命”的巨大分歧等，这些因素同样需要正视，换言之，《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需要相应的读者基础，这个读者基础就是新兴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新兴知识分子是20世纪初引导社会潮流的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54]可以说，没有他们，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一个纲领性的开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继续。如何继续，既涉及小说，也指向另一个方向，即鲁迅后来称之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55]简化而言，后者重在批判，前者则是延续《狂人日记》对主体的寻找。有意味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的写作中不断地表达了他对新兴知识群体的不信任。

在《怀旧》中，会讲长毛故事的王翁、懂得故事的李媪，虽然他们的立场是模糊的，但对长毛将至却没有多少恐慌和惊惧，只有私塾先生和财主并一群听不懂故事的人是紧张的，而尚在垂髫之年的“我”更不在意，一心只想听那“暴力”、离奇的长毛故事。虽然可以说鲁迅在以小儿恶作剧的方式对抗秃先生式的腐儒及其“四书五经”，并未明确显示思想立场，但如前文所示，鲁迅以隐含作者的方式将已经成年的叙述者对童心、童真的历史期待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说，成年的叙述者是值得寄望的，王翁们也是可爱的。而长大了的叙述者可能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但也可能是《一件小事》《祝福》中的“我”、《伤逝》里的涓生，还有《幸福的家庭》里的“他”，或《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虽然我们不能说“皮袍下面藏着”“小”的“我”不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竟“这一件小事……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我们也不能说，面对“究竟有没有魂灵”落荒而逃的“我”在未来能否更坦诚、更智慧地回答祥林嫂们提出的问题；真诚忏悔，却又不断为自己辩护的涓生自然难当大任；而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失败，则是恶劣的环境和腐朽的社会所造成，但鲁迅基于自身的经验，对启蒙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多的信心和信任，也没有将希望的根底寄托在他们身上。

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知识群体不同的是，鲁迅将希望托付给了《孔乙己》的叙述者，那个在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孔乙己“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小伙计；鲁迅赋予《一件小事》中的车夫以“高大”的“后影”；而《离婚》中的爱姑，如日本学者所言：“1925年之际，鲁迅为被押（引按：当是压）于大石之下民众辩护的同时，认识到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力量。农村女子爱姑就是恰似在应诅咒的场所与时期的敢说、敢哭、敢怒的存在。……鲁迅所描写的民众中，爱姑被认为是率先反抗斗争的民众新类型。”[56]

确实，小伙计、车夫和爱姑们都是极普通的人，但同时，他们也是被压迫者。即便对命如草芥尘埃的阿Q，鲁迅也预言：“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57]鲁迅为何如此言之凿凿地断定阿Q们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在于他深信，面对压迫，被压迫者总有揭竿而起的时刻，总有觉悟的一天。

而这些在沉默中积蓄着反抗动能的受压迫者——更准确地说，是“人民”，乃是鲁迅在小说中努力去发现的主体。人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松动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根本思想力量；人民的组织与反抗行动，是消灭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根本实践力量。诚如茅盾所言：“鲁迅只是凡人，安能预言，但是他能抓住一时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将来便成了预言。”[58]可以说，在发出“呐喊”的初声时，鲁迅就已经具备了这一思想能力。

注释：

[1]1918年5月，鲁迅有《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与《狂人日记》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上，7月发表了《他们的花园》和《人与时》两首新诗，并写作了《我之节烈观》，参与妇女解放问题的相关讨论，冬天写成《孔乙己》（发表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文末并未署写作日期，附有一则“说明”，言及：“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新青年》第6卷4四号]，但3月10日的日记却说，“录文稿一篇讫，约四千余字，寄高一涵并函”[《鲁迅全集》，第15卷第3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以下凡引该版，不另注]，所录文稿即是《孔乙己》。），此外便是不多的几则《随感录》。

[2]如钱理群就说，“1908-1918这十年当中，鲁迅还是写了一些文章，有的文章还相当重要，包括……《怀旧》……但是从总体来说，他基本上是沉默的，而且，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周树人’。”但钱理群与竹内好等颇为一致地认为“正是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因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鲁迅正酝酿在这十年之中。”钱理群最后得出结论：“在20世纪初，鲁迅的黑暗意识，主要是对外部世界的黑暗的一种把握，而且还是经验形态的东西；现在经过十年的沉思默想，他已经把外在的黑暗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把经验性的遭遇转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哲学的思考，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鲁迅的‘黑洞’。”（《十年沉默的鲁迅》，《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汪晖则认为，“鲁迅的文学既非来源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激昂情绪，也不是因为他要发起一个什么新文化运动。”他以“寂寞的能动性与呐喊的被动性”作为阐述结构推进其思考，最后落实在“鲁迅的文学根源植根于寂寞，诞生于打破寂寞的愿望被激发的时刻。”（《声之善恶》第98、第165页，三联书店2013年第一版）

[3]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序言》，李冬木译，第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明言“鲁迅的第一篇乡土小说《狂人日记》……”（第41页），丁帆所界定的乡土小说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可参看《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第一章绪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5]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6]《鲁迅全集》第1卷，第492页。

[7]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全集》第2卷、第10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中深入讨论了此类城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位置。施坚雅的研究虽以城市为主，但他同样看到了城镇在晚清民初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性。参看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一版）相关论文。

[8]《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9]《<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10]《<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鲁迅全集》，第8卷第427页。

[11]周作人《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29期。此后《怀旧》的研究，多采此说，却并未深究“革命的前夜”究竟可以回溯到何时，常常笼统地称小说是对辛亥革命前、甚至是辛亥革命后江南乡村的再现。

[12]季剑青《“怀旧”的“旧”——<怀旧>中的反讽与历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3]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灾荒与乡村民变》，《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

[14]《“民变”话语考论》（郑清坡，《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说：“民变”“较早出自《金史》……此后，‘民变’一语在正史记载中不断出现。”“民变”是一个话语，“古代直至晚清前的民变话语，多是对于一种体制内民众反抗的称呼，以区别于反体制的反抗。晚清民国时期，对于民变的理解则参合了传统与变迁即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色，并在一定时期（比如清末）一定程度上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王先明也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兴起是对既有的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模式的反思，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否定。”见氏著《20世纪的中国乡村》第41页，中华书局2021年第一版。

[15]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06届硕士论文。

[16]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19-20页。

[17]《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王先明著，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18]《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新版前言”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19]有意味的是，在刘师培们转向国粹研究、背叛革命的时候，鲁迅却在现实的激荡下，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乡村和农民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20]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06届硕士论文，第20页。

[2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就说：“17世纪的80年代至18世纪的90年代，最称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为盛世的巅峰，其实是虚有其表，中叶已入衰运。……康熙后期，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时且有丰盈。乾隆时，由于军费浩繁，挥霍无度，已渐感支绌。嘉庆、道光两朝，叛乱叠起，河决频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额外加派特征，直接间接均出于农民。清初全国耕地，约六百余万顷，人口约一亿……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约七百万顷，人口增至三、四亿……纵令‘竭力耕耘，兼收并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德’。加以官吏搜刮，连年饥馑，人民流离，为了生存，惟有铤而走险。……大致看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8-9页。

[22]机会主义者在革命中获利恐难避免。鲁迅的眼中，太平天国运动也成就了三大人和金耀宗父亲这类机会主义者。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后，这样的获利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怀旧》蕴涵着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而不仅仅指向清末民变。

[23]参考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三联书店2013年第一版。

[24]参见张丽华《从“故事”到“小说”：作为文类寓言的<怀旧>》，《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但文章言及，“作者所缅怀的，可以说乃是以王翁为代表的那个令人神往的‘讲故事的传统’”，本文并不赞同。

[25]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第28页。

[26]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署名独应，《河南》第4期，第101-102页。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27]对晚清民初社会状况更理论化、更整体性的分析论述，可参阅汪晖《世纪的诞生》。三联书店出版，2020年第一版。

[28]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页。

[29]小说云：“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用皋比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怀旧》引文均出自《鲁迅全集》第7卷。

[30]在鲁迅的生命和思想历程中，对童年的折返意味深长。距离写作《怀旧》十五年后的1926年，他一面迎头痛击“尚未成功”的革命后坐拥利益的成功者和顽固的遗老，一面在记忆的深处找寻对抗“正人君子”的污蔑，此时，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再次回忆起童年时阿长所讲述的长毛故事带给他的神奇感受。而“重提”这些“旧事”的根本目的，乃是要从情感教育的角度讲述作为启蒙者-革命者的成长故事，捍卫真正的革命。可参阅郭春林：《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以<朝花夕拾>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5期。

[31]王瑶《鲁迅<怀旧>略说》，《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

[3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以下凡引《狂人日记》文本，不另注。

[3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页。

[34]查钱玄同日记，自1917年5月1日断档，直至同年9月12日恢复，但恢复后也并未日日坚持，如1918年就只有3月4日前的，即《狂人日记》发表前后的情况，均无法从钱玄同日记中得到线索。此前两人偶有书信往还。查鲁迅日记，首次记录钱玄同到访是1917年8月9日——“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2页）自1917年9月29日，鲁迅日记改称其为钱玄同或玄同，不再用字。有趣的是1917年9月30日这天的日记，这一天是旧历中秋，又是星期天，绍兴会馆高朋满座。鲁迅一如既往地记下了人来人往，接着说，“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6页）这不多见于鲁迅日记的“月色极佳”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与月色一样好的心境，也让人不禁联想，自南京赴北京教育部任职以来，鲁迅的心情非但不怎么好，反而是糟糕的时候颇多。甚至可以大胆推想，会不会就是这一天的月光在半年多后照进了《狂人日记》的开篇，成为作品的重要意象和氛围。同一天钱玄同日记则写道：“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于是劝夫人凡“过年过节……不要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见《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20页，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从这一天开始，钱玄同明显来得更勤了，《狂人日记》发表后，更是频繁到访。

[35]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第349-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6]参看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中的相关论述，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37]郜元宝《“赴某地候补矣”及其他——重审<狂人日记>的一段学术史公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38]李长之《鲁迅批判》，第3、5页，岳麓书社2010年第一版。

[39]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40]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223-224页。

[41]参看章征科《辛亥革命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42]在鲁迅的视野里，启蒙与革命并不构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早在1903年，章太炎就借批驳康有为的文章中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8卷，第184、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鲁迅熟知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思想。晚清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如此践行的。启蒙-革命的一体化是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人面对民族压迫和列强入侵的自觉选择，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区别于所有改良派和国民党的关键所在。

[43]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以上、以下，凡出自该文本，不另注。

[44]鲁迅《忽然想到之七》，《鲁迅全集》第3卷第64页。

[45]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64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6]牺牲者与民众之间的隔绝，在《狂人日记》中是以“吃人”的方式进行文学性表达的。后来鲁迅把它进一步扩展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隔绝，写入了《故乡》中：“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也写入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47]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第97-98页。

[48]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214-215页。

[49]鲁迅民初自拟闲章名为“俟堂”，1924年编成《俟堂专文杂集》[生前未出版]，唐俟，是“俟堂”的颠倒并谐音，发表《狂人日记》的同一期《新青年》就有署名唐俟的三首白话诗《梦》《爱之神》和《桃花》。

[50]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第262、264页。

[51]参看张钰《被忽略的一年——谈<狂人日记>的即时反响兼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但该文没有回答为什么时隔一年后才有深入讨论。

[52]雁冰（茅盾）《读<呐喊>》，时事新报馆发行《文学》周刊，第91期。

[53]李孝悌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277-2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54]见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12页。

[55]1925年4月28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第5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56]中井政喜《论鲁迅<离婚>中的民众观——兼谈有岛武郎<该隐的末裔>》，《日本研究》2012年第1期。

[57]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58]方璧（即茅盾）《论鲁迅》，《小说月报》1927年第11期。

文章来源：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本文为未删节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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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呐喊”的初声及其他——从《怀旧》到《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