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遵义会议才得以成功召开，这个会议的成绩，是部分地否定中央苏区的错误路线，在其反面，就是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非毛化事业”完成了部分纠偏。依据毛教员自己的回顾，遵义会议只是对军事路线错误部分，完成了纠偏，对于其政治路线的错误纠偏，则要等到三年之后的六届六中全会；而对于教条宗派的思想方法错误的纠偏，则需要等到延安整风时期了。经过了部分纠偏和改造错误路线，红军到了陕北之后，也借此逐步走出了革命低点，相对顺畅地扩大了革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征才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革命事业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在纪念长征胜利结束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长征对于改变革命队伍的方法论盲点和错路路线的价值。应该说，左倾路线赖以出台的认识论盲点，作为一种严重的思维方法缺陷，依然是今日左翼再出发之后，在认识进步方面的关键桎梏所在。

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毛教员依然持有对未来的乐观期待，观察这两个大不相同的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毛教员对党内同志的负面观察，及其对劳动群众的革命潜能的无限信任。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在回答斯诺提问“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一生中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时，毛教员回答说：“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毛泽东1960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很显然，党内决策层多数同志，未能实现世界观革命，认识上就无法摆脱“先辈梦魇的纠缠”，本能地追捧错误路线。在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兵力运用两方面，都陷入极度错误的盲动主义选择，导致根据地无法在稳固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基础上得到巩固和扩大；同时，由于没有政治眼光也反感红军内部的政治化建设要求，往往基于单纯军事观点，选择对外出击或者死打硬拼。这导致巨大的失败，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长征途中，张国焘则基于四方面军力量大于一方面军，搞“枪指挥党”，试图以武力胁迫中央，遵循其个人意志，这当然成为党内错误路线的最巅峰表现了。

恰好就是在这个至暗时刻的时间段，毛教员留下了三首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这三次诗词的意象，都充满着宏达乐观的气息，与至暗时刻的记忆和事后回顾大不相同。尤其是，长征到达六盘山之时，由于西安至兰州公路的敌情威胁很大，多日行军未进行修整，掉队的人很多，此时，红军数量只剩下8000人左右；以这样的微薄力量，毛教员在词作中间，却已经在展望打败蒋介石的可能性了。

在写作这三首诗词的时候，由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导致红军被蒋介石政府军打败，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而长征；此时，第一位的敌人还是国内的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还处在“反蒋抗日”阶段；此后，经过相互接触和谈判，逐步调整为“逼蒋抗日”，走向“联蒋抗日”政策，最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把兵力运到相应的战线之后，就开启了全面战争；从1946年6月底的“中原突围”开始，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在同一次谈话中间，毛教员还说到：“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毛泽东1960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上，毛教员在闭幕词中间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

人民群众中间，蕴含的革命潜能，是无边无际的，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但是，要把群众革命潜能激活，成为革命事业决战决胜的现实力量，需要一个贯彻正确路线的党领导的引领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完成改变世界的目标。

恰好是在这里，正确路线是经过巨大的失败和长征的艰难缔造之后，才得以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这才引领革命事业胜利地前进。这样的转变，只有经过反面教员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1958年毛教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在整个中国革命进程中间，正确路线的推广与贯彻，始终遭遇到革命队伍内部未完成世界观革命的决策层的抵制，所以，效果很差，其结果，往往需要等到外部敌人把错误路线打垮，才能够得到事后的被动纠正。显然，这样艰难的认识提升过程，是伴随着大量的不必要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所以，1964年毛教员很沉痛地说道《毛选》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载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革命事业的艰难，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队伍内部的世界观革命未完成状况——多数革命者乃至于决策层多数，都处在那种“平均的不及格水平”上，本能地选择错误路线；然后，还无法透过正面教育加以提高，始终依赖反面教员的教育。

反面教员比正面教员的教学效果好，这一点，马克思很早就看到了：

在没有两军对战的条件下，左翼还有没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认识？这是今天学习和继承长征精神的关键点。换言之，有没有可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透过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而提升认识，弥补认识盲点，实现认识的自觉，帮助实现世界观革命的完成度呢？本文打算从三个方面，来尝试讨论一下。

第一个方面，从区分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出发，理解革命的充分条件的重要性。革命需要经由充分条件而胜利，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统治阶级绝对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就必须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他们推下去；而组织起革命的物质性力量，推旧统治阶级下台的过程，就是一个革命的充分条件的建设与运用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在阶级社会的整体中间，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决定着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对抗性程度，同时，也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着斗争的方式和路径。毛教员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说，除了武装起来反抗之外，统治阶级不会给人民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改良是不可能的。

劳动群众通常情况下，只有经济身体而没有政治身体，干革命需要依靠劳动群众的物质性力量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只可能源于给劳动群众打造的政治身体；革命的唯一本钱，只可能来自给劳动群众打造政治身体的成绩。

思考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其认识零点，是从如何打造劳动群众的政治身体开始的。在认识零点之前，任何思考都走不出盲动主义的桎梏，哪怕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也只可能停留于“主观教条和八股”的认识桎梏之中——这个认识错误，是把必要条件分析盲目地视为充分必要条件去看待，由此，就彻底遮蔽了革命的充分条件。

很显然，没有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物质性力量的观念，就开始谈论革命和阶级问题，其结果，就是把没有政治身体的劳动群众，挪用到政治场域中间去支持思考和分析；这在形式逻辑中间，构成“偷换概念”的错误——两个概念的内涵完全不同。由此，其推理过程和结论，都不可能正确，这是教条宗派始终走不出盲动主义桎梏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正面教育，难于起到引领作用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具体结合，要体现为新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眼光；而教条宗派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马列主义，恰好是折叠掉了这个基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政治学”，以及在领导权建设基础上“实现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的行政管理视野。

显然，真正的政治革命，要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替代和抽象，而新的政治结合新的行政，才是实现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政治革命内核所在。通过对三湾改编及其其后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权内容的考察，老田认为，毛式公共领域=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行政公共化或群众化，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统治方式革命要求。实现政治上的革命，引入新的“质的规定性”，并非是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新的行政国家，而是在走上井冈山之前——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需要引入政治上的新质，只有这个新的“质的规定性”，才能够从人们内心激发出觉悟和自组织能力，这样，才能够实实在在地动员群众的革命自觉。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在阶级革命旗帜之下，有且仅有中国革命是基于充分条件的建设而胜利的——基于成功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和深度群众动员和组织努力，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武力打垮了旧政权及其镇压机器的力量，实现了改造世界的革命目标。而有关革命的充分条件的认识，相关政治实践过程与经验深度，中国革命属于独一份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教员的理论探索和努力，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偏于理论的思考，对于我们认识新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着更多的助益。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分析和思考，主要集中于革命的必要条件分析，当然也会展望革命的充分条件，例如思考工人阶级的觉悟与组织斗争能力问题，但是，这个关于充分条件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很少很少——因为对革命充分条件认识，不可能脱离群众性的革命政治实践，而没有这样的大范围实践就不可能从理论分析中间，看清楚与资产阶级专政对垒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底如何落地并体现为怎样的路径与内容。

列宁提出“灌输轮”和“先锋队”，展望了劳动阶级觉悟与组织过程，需要一个有觉悟的中介组织起作用，但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俄国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组织努力，要认识革命的充分条件，依然处在缺乏经验深度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认识革命的充分必要条件，还处在革命认识的必要条件分析阶段。如果对此缺乏自觉，或者本能地认定马列主义已经穷尽了对革命充分必要条件的认识，就肯定会本能地折叠掉“革命的政治学”和“革命的行政（管理学）”两个重要方面，从而在无意识之间，在认识盲点地带，盲目地用“主观教条和八股”去填空，这就肯定走不出盲动主义的认识桎梏了。

从形式逻辑分析，毛教员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具体结合”，这个“具体结合”就体现为给劳动群众打造政治身体的充分条件建设，也体现为认识上的具体化层次——革命的政治学和革命的行政管理学。而教条宗派是一些思想懒汉，他们拿着普遍化的必要条件分析，直接照搬照抄到中国革命过程中间来，同时本能地反对具体结合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劳动阶级的政治学和行政学认识。

第三个方面，需要方法论的自觉，自觉地戒掉形而上学思维，从辩证法“整体内部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视角，去看待阶级分析和革命政治问题。

典型的认识误区是：以形而上学眼光去理解列宁“统治阶级的国家”语录，这个理解方式，实际上是在本能中间，把国家和阶级进行了“实体化”理解，其后果就不再在整体内部思考革命和阶级矛盾问题；而是会本能地召唤出“阿Q的革命想象力”——把问题意识锁定在“具体革命”的狭隘眼界里——只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成员集合有着彻底的革命性，而对于真正的革命——政治上新质替代旧质，毫无想象力。本质上，这种认识革命和阶级的方式，是无意识之间剔除了革命的政治维度。

这个方法论盲点，还会诱导出本能的“方法论宗派主义”——把革命理解为一种虚构的外部否定，旧统治阶级和旧国家被本能地理解为“旧的整体”或者“旧一”，而口头上彻底否定旧统治阶级和旧国家的纯左派，就有资格自封为“新一”（虚构的整体）了，然后，就要求别人跟他对表，各种不完全支持“新一”的人，就是跟旧统治阶级旧势力没有划清界限；在实际中间，自居“新一”同时以彻底否定“旧一”为判断标准的纯左派（指其没有政治眼光而言），往往把狠批群众中间的各种“非纯左表现”作为第一斗争对象（例如长期狠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小粉红等等）。这样，没有政治眼光的纯左派，就从彻底否定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出发，走到了长期与“非纯左”群众“过不去”的大方向错误。

同一个认识盲点，还会带来一种教师爷的高姿态；在这个形而上学视野中间，其政治性的阶级分析往往会扭曲为静态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结构分析，把动态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被排除在外。由此，在认识上就会本能地陷入——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之间——搞循环论证和闭环解释，其结果是形成不需要政治领导权或者无专眼光，就足以解释一切了，自我塑造为那种“没有无专眼光的纯左派”。然后，因为没有政治领导权眼光，也没有要为劳动群众打造政治身体的问题意识，这些纯左派往往以为——自己能够通过读书学习就能够完成认识过程并垄断真理，在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过程之外完成认识的任务，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把群众贬低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只需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他们早已经都选择好了。这样，就成为那种高高在上的左翼精神贵族了，不需要参与和介入劳动群众觉悟或者组织力量的领导权建设过程。

此种外在于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过程而完成认识的自诩，其极端发展状况，则是发展出一种“左翼公知体”——不需要推理逻辑和搜集证据就能够批判一切“非纯左现象”了。当然，不言而喻的隐含判断标准是“有没有与旧统治阶级和旧国家彻底划清界限”——此种严重的认识论盲点，显然是在彻底取消政治领导权建设肯定性方面之后，只剩下对外的否定性认识的扭曲视角中间，得到自我确证的。这样，纯左派就彻底否定了内在于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观念——近似于共运史中间的孟什维克的选择（想要在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外部“干革命”），首先是与列宁和毛教员划清了界限。这样的认识和自我定位，就不再是处在“整体内部的对立面”内部去起作用了，而是在外部完成认识过程并能够垄断真理了，是一种典型的无机知识分子幻想。

辩证法眼光，与形而上学的巨大差别，体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差异——一个人是参与到整体内部对立面的一个方面中间去起作用，还是在外部就能够起作用？革命到底是在整体内部，加强和提升次要方面的力量，借以改变位置和相互关系来实现？还是只要否定一个旧统治阶级或者旧国家机器就够了？

中央苏区时期，教条宗派诸公的认识，在几个最主要的方面，都完美吻合“具体否定”眼光。在土地革命中间，要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直接否定政策”，这逼迫地主富农选择最大化的反抗；然后，在红军是否要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武装集团起作用、还是服务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单一任务，教条宗派诸公也反对毛教员优先“分兵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日分配顺序，始终强调要集中兵力搞外线出击，夺取敌人设防的大中型城市；最后，在如何看待革命的推进与目标达成的标准上，李立三和王明教条宗派都强调“一省和数省的率先胜利”之后的全国胜利，似乎，革命就这样完成了；而毛教员到1949年依然声称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漫长更艰苦。

这样比较之后，就发现教条宗派诸公在几个最主要的方面，都完美契合“阿Q的具体革命想象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重复一个“阿Q”，至少他们天天背马列语录。根据后续的历史演化经验，“背语录的具体革命意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最后会止步于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天花板之下，然后，此种没有政治领导权认识的状况，很容易本能地成为走资变修的同路人。有老一辈革命者晚年懊悔，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其间的关键差别，就在于看问题方式方法中间，是否以新的政治领导权作为判断标准。

长征是共产党革命的低点，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在革命阵营内部，是持有反共非毛的旧世界观的群体，由此受到了一次集体的心灵震荡——为此不得不有所后退和改弦更张，党内决策层对于毛教员革命路线的排斥与对立，少了许多；由此，才能够在遵义会议上，结束教条宗派的军事路线，此后，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开明指示——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剥夺了王明本人的虎皮，终结了王明回国之后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六中全会的第二次跳梁表演。

这一段历史及重大党内分歧，有些人简单地理解为共产国际支持了秉持错误路线的人，指认为一种外部输入的错误认识，排斥了正确路线；还有人轻飘飘地解释为“幼年的党缺乏经验”。这两种说法，都能够找到部分证据，但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则是内在的，还常常被人刻意遮蔽和无视——革命者绝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完成世界观革命，身子进了革命队伍，脑袋还停在旧时代——这当然就摆不脱先辈梦魇的纠缠了。

正是因为世界观革命欠缺这个内在原因及其主要作用，此一决定性因素始终存在，还将会在后续的革命进程中间起作用，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数人就未能超越认识上的“平均不及格水平”，这还将诱导出革命第二天的热月反动趋势和变修复辟事业。

所以，毛教员反复强调，我们整自己的风，批评主观教条和八股的学风文风，批评宗派主义党风，先不谈共产国际；毛教员对于共产国际的真实看法是——两头好、中间不好，初期阶段有助于推进共产党组织进步和工人农民的组织工作，最后阶段也帮助实现了终结教条宗派的第二次跳梁，中间阶段主要是米夫支持和放大了王明教条宗派对于革命事业的破坏作用。

世界观未能完成革命，会体现为一种运用小生产本能和行会惯习，去扭曲理解马列主义，不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视之为公式化的教条。此种教条宗派的常见表现，是表现为“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反对和遮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具体结合要完成一种劳动阶级的政治学认识进步，以及，完成一种劳动阶级的行政管理学的认识进步；并且在革命进程中间，以政治领导权支持行政管理的公共化和群众化，这才算是革命所需要的“统治方式革命”。教条宗派是一些思想懒汉，背诵一些经济决定论的公式，就折叠掉了相关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方面的“具体结合要求”，然后，他们必然走不出盲动主义的认知桎梏，其认识水平也就始终超越不了主观教条和八股水平。

恰好是在这里，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马列主义理解方向：一种是毛教员的选择，从政治化角度去理解马列主义，视之为革命的行动指南而非教条，目的是帮助实现群众和红军的政治化，从打造政治身体出发，去分析革命和阶级问题；另外一种则是教条化的马列，基于前述分析，体现为把马列扭曲理解为具体革命或者具体否定的证词，用经济决定论折叠掉新的政治学和行政学认识，以形而上学眼光排斥辩证法，以外在的教师爷姿态凌驾于革命动员和组织过程之外和之上，演化为一种主观教条和八股的学风文风和党风。

在1945年4月七大的口头报告中间，毛教员清晰地区分了两种马列主义的不同用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用途就是——内在地用于帮助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而不是预先和外在地成就教师爷的指手画脚：

按照毛教员的理解，马列主义的唯一目的和用法，都在于政治化地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是要在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之中起作用的指南。如果以为马列主义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能够在政治化过程之外起作用，还能够预先识别敌我界限并据以选择政治路线和革命目标，那就会把马列主义和政治过程，看作是外在于一切重大选择了——例如根据地建设、群众动员以及红军的政治化和战略战术选择等。这确实就是那种“无的放矢”的玩法，马列主义好，但是，只是用于卖弄学问，而不是应用到一切重大的政治斗争与实践过程中间去，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选择行政的实践方向与路线，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等等。

在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就体现为排斥毛教员的内线作战选择和运动战思想，而李德也属于“被利用的道具”，过度抬高李德的权威性，目的是要在内部排斥毛教员的不同政见，以统一思想。

幻想一省或数省的率先胜利目标，不是博古、洛甫等少数几个人，而是决策层的一大批——这实际上是幻想复制国民党的快速胜利经验：国民党在1924年与陈炯明决裂之后，短期内平定广东，1926年北伐之后迅速胜利，1928年就在南京建立起全国政权了。

说抄袭十月革命经验，是毛教员给对方“曲线正当化”的粉饰——因为还要团结这群人一道干革命，他们还是党内决策层的多数；但是，真实的经验和教条源头，是国民党的快速胜利经验的影响，在北伐期间，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间担任党代表的人数，超过1500人，幻想“抄国民党的作业”才是盲动主义认识的第一源头。

因是之故，在江西反对毛教员分兵发动群众和建设根据地的人，不仅有决策层多数，还有大批基层根据地干部——没有红军支持他们连召集农民群众开会都很难召集起来，最后，上层的“抄作业意愿”诱导了大多数基层干部“工作推不动”的情绪，上下结合，他们不仅有决策层多数，还有基层的“群众性”基础。

在搞外线出击、打赣州等城市方面，寄托了当时多数人的想当然和自发性期待，很有一点孤注一掷的劲头；在这里，就需要借助“洋顾问”的权威，压制毛教员基于正确路线的不同政见，目的是排除干扰，免得妨碍他们“抄作业”。

说到底，很多人口头上的马列主义，并不构成新的政治想象力，仅仅体现为一种对行政国家的想象力——体现在“一省和数省的率先胜利”的目标选择中间，内化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统治想象力罢了。这样，在他们最激进的具体否定意识和口号之下，把那种过时的想象力和旧统治模式——坐在城市对农村发号施令的行政模式，隐蔽地照搬回来了，由此，他们的眼界就锁定在一省和数省的率先胜利之后的全国胜利了。对于政治上的新质——质的规定性——有什么内容，如何替代旧质？他们没有丝毫新的想象力；而且，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新质出场，群众动员和红军战士的政治化有什么作用，他们也想象不出来——毛教员的思考重点和基础，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政治路线了。

长征结束之后，1937年秋天改编八路军，东渡黄河去敌后发展。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出现了较多的认识自觉，例如聂荣臻提出“向敌后的敌后发展”，罗荣桓提出“翻边战术”，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战术，都准确地针对了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自觉回避日军火力优势和攻势强大的强点，这与苏区时期的盲目进攻路线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进步。同时，八路军只要不是集中起来进行“反扫荡作战”，就分散为地方工作团或者敌后武工队，深入根据地村庄，发动群众，把绝大多数工作日，优先投入根据地建设中间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两个重要方面，都靠近了毛教员当年的主张。

应该说，获得的认识进步是不完全的，在发掘和激活根据地基本群众的努力中间，还缺乏激活第二行动集团的认识自觉——这个努力需要结合群众性的斗争去识别先觉悟者或积极分子，发展为组织根据地群众的组织核心。以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过程为例，加以检验，就会发现：多数根据地直到1942年，才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政策推广，认真结合群众性的有组织斗争过程的，还不是很多。对照几个时间点：1937年8月底的洛川会议就提出过“减租减息”要求（“抗日救过十大纲领”第七条的内容之一）；1939年下发单独的中央文件，要求开展这样的斗争，没有得到执行；1942年初再一次下发中央文件之后，才有比较多的地方，开始执行这个文件。这个改变的背后，依然是反面教员的两次出场，再一次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1939年阎锡山搞的“十二月事变”和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之后，各个根据地的地方干部，才更多地认识到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靠山。

在革命队伍内部，对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取得共识，更没有普遍的认识自觉，由此，也决定了革命第二天的热月趋势。其历史演化后果，我们今天都在亲眼目睹。

教条宗派诸公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间的顽固表现自己，成为一种认识盲点的自我呈现，恰好，这也是左翼接近和理解马列毛理论的内在缺陷所在——没有政治眼光和无专想象力。

毛教员也说：教条宗派诸公的状况，还是认识的不足，是延安而不是西安。在很多情况下，毛教员还竭力去寻找各种共同点，为他们开拓责任——例如强调在进行反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发动群众等方面，双方还是一致的。这当然也正确，那时候革命划分鲜明的阵营对垒，教条宗派依然参加革命阵营这一边。而且，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继续站在共产党一边，是有杀头危险的，所以，也不能够以主观动机不良，去揣测这一批人。

但是，在认识盲点所揭示的内在政治逻辑看，教条宗派确属方法论的国民党或者方法论的AB团——他们跟国民党一样看不清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内在政治逻辑，总是本能地要脱离这个基础性的政治逻辑，去选择和设计一切，这才是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所在。

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反毛非共的意识形态话术中间，往往选择以马列理论来对照的方式，去达到他们反共非毛的目的。教条宗派诸公的认识盲点，被作为一个刻意选择的意识形态策略，确实在马列和毛教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区别——毛教员主要处在革命和阶级分析的充分条件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处在必要条件阶段，列宁则处在两者之间。

由此，毛教员认识革命政治的起点，也大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相对而言，毛教员是在红军连队和根据地村庄中间，结合行政运作的执行力要求或者管理效率要求，透过政治领导权建设的深度政治实践，去思考和提炼相关认识的。这个具体化的认识过程，能够清晰地在新的政治与行政之间划界，理清楚各自的内涵与外延，这个认识深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革命政治实践的群众动员与组织经验的深度，足以支持这样的认识进步；而在马列那里，理论思考还只能够基于非常有限的政治实践，还无从实现这样的经验提炼和认识总结。一些人就刻意地利用这种认识上的梯度差异，搞以马反毛，或者以马列反毛。

中国革命作为唯一的一场基于充分条件建设而成功的革命，在认识上也简化和深化了“批判旧世界”阵营内部的分歧。中国革命过程中间，反对毛教员正确路线的教条宗派及其裹挟的多数，是以“形左实右”反对毛教员的“形右实左”的正确路线的。“形左”与“实左”的尖锐对立，及其在认识上的不兼容，体现的恰好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标准要求——是否具有唯一性？形左实右的认识论中间，是突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对立，把这个作为认识的标准和起点，其反对形右实左的毛教员路线，依据也在这里。

毛教员批判教条宗派诸公的“主观教条和八股”，显然，其最后落脚点是——基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静态结构分析标准，所做出的敌我识别和目标选择，都是无效的；革命阵线的划分，无论是对内的关键少数识别和激活，还是敌对阵营内部瓦解和开明绅士的分化出来，都只可能在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有了成绩之后，而不可能在之前加以识别。由此，静态的结构分析是无效的，不足以支持理性的政治分析。

换言之，基于革命实践的左与右，只能够内在于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而不可能在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之前或之外去识别。也就是说，各种去政治化的分析框架，对于真实的革命政治实践而言，都是无效的，当然也是有害的——这不仅会混淆敌我，还会导致盲目的目标选择。

与各路纯左派的想象力相反，左与右的识别标准，只可能内在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之中，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在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之外或者之前。由此，政治标准只可能是唯一的，同时也是内在于政治路线的，不存在任何一种外在的标准——由各种纯左派的个体学习过程去识别和把握。由此，毛教员能够基于领导权挂帅地位的“党变修、国变色”认识，从路线问题上的不同政见出发（支持还是反对真共深入群众不断地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领导权业务），预先识别有关阶级立场与道路选择的对立，这个，才是毛教员能够“早看五十年”的政治依据所在。在这样的对比中间可以发现，那些基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标准的判断——以为只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在、社会主义就还在的认识，在实践中间会落后几十年的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经济决定论”的眼光，显然，在政治上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判断依据。

今天左翼再一次出发之后，依然没有打破各种“去政治化”认识桎梏的自觉，也还在重复各种“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幻想把马列毛理论也把握为一种先在的“文化资本”，在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领导权建设过程之外，完成认识过程和接近真理，这个思路在一开始就重复了王明教条宗派的错误。所以，马列毛理论本身，也是灰色的，需要我们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的“常青之树”，去完成超越性的学习，要不然的话，我们还会重复各种模式的“阿Q背语录”的认识盲点。

今天，基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及其深刻的内在政见分歧，我们能够识别出来政治领导权的首要性和统帅地位：劳动群众只有经济身体（在自发性未曾改变的前提下），只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口袋马铃薯”那种的自在状况。为此，谈论劳动阶级的政治实践或者阶级斗争，需要从打造劳动阶级的政治身体，这个“认识零点”出发；如果无视这一“认识零点”，会本能地重复教条宗派的错误和认识扭曲；在形式逻辑上会犯“偷换概念”的错误，在认识论上会秉持各种“实体化”的阶级与国家理解——这个扭曲认识本身就会导致“方法论的宗派主义”。所以，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间，打造劳动群众的政治身体，需要真正的党领导出场和起作用，这就要求确立起“以真共反对假共”的政治批判意识，而不能够盲目地以“无共或者非共”意识去反对“假共”。

为此，推荐这样一种理解顺序，自觉地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出发，去理解阶级斗争，从动态的阶级斗争出发，去理解静态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而不能把顺序反过来，更不能少了领导权视野。如此，或许能够成为长征精神的自觉继承人，把马列毛理论自觉地结合今天的实际，据以推进劳动群众的觉悟进程。

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作者 | 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原标题 | 长征是怎样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内接受条件问题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