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来源: 东北亚论坛     发布时间:2014-03-25     阅读:2776 次
世界粮食危机预示着高粮价时代的到来,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粮食安全,面对严峻的世界粮食危机,中国应该保证自给,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力保粮食主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粮食问题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但粮食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以致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近几年粮食问题的凸显表明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刻不容缓。从宏观方面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变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粮食大量减产,使粮食供给减少,局部地区因粮食短缺引发动荡,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步履维艰。同时,全球人口不断增加,消费需求加上生物能源需求增加,使得粮食需求大增。近十年来世界粮食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而产量仅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供需缺口明显增大。[1]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到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3亿,粮食需求将增长70%,[2]粮食短缺及粮价上涨将使贫困国家陷入动乱,进而影响全球的稳定。可见,粮食危机并非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值得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长期关注并寻求解决之策的棘手问题。从微观方面来看,国际粮食贸易严重扭曲,跨国粮商垄断世界粮食交易使得很多国家丧失粮食主权,国家安全系于一线。许多产粮大国基于自己的利益,逐步蚕食弱小国家的粮食主权,使得世界粮食安全体系更加脆弱,所产生的破坏性也更大。粮食这种普通又必不可少的物品正用无声而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向世人宣示不重视粮食安全会导致的恶果。

一、世界粮食危机的成因
     
      世界粮食危机主要表现在国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11年2月全球粮价指数攀升至237点。[3]小麦、大豆、玉米和大米的价格比2009年上升137.5%、79.2%、34.6%和66.6%。价格高涨之外,全球粮食储备也在減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抑制国內粮食恐慌性抢购现象,纷纷大量囤积粮食,导致价格上涨并引发恶性循环。而基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供不应求进一步推高了国际粮价。所以说,供需关系的不平衡是推动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粮食数量供需不平衡之外,美国推行的生物乙醇计划导致世界范围内粮食供给减少,使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2007年美国通过新的能源法案《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此法规定美国生物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 年将达到360 亿加仑,并减少海外石油进口量,以降低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生物燃料主要以玉米等农作物为主要生产原料,是摆脱对传统石化能源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能源。根据美国LECG,LLC.公司的统计报告,2008年乙醇业共支出220 亿美元用于采购原料、设备、服务和其他投入,另外,还支出25亿美元用于运输,从而刺激相关行业的发展; 政府、大学和私营企业共支出14 亿美元用于研发第二代原料和生产技术,乙醇产量约为90亿加仑,相当于替代进口3.214亿桶原油,约占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乙醇生产经营、乙醇运输、新建乙醇生产企业投资以及研发支出,共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656亿美元,为各经济领域创造了49.4 万个工作岗位。[4]
    
      但投入巨资生产生物燃料需要大量的农作物作为后备供应。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说: 生物燃料生产在近一段时期,几乎已经“吃掉”近1 亿吨谷物,这其中消耗量最大的是美国。美国仅2007 至2008年度至少用掉了8100 万吨玉米,以至于世界银行认为美国的生物燃料政策要为国际粮价的上涨负65%的责任。[5]从这个层面来看,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饥荒并非因粮食总量不足引起的,而是由于分配不均导致的。[6]
   
      此外,在这些明显的因素之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元的贬值无形中推高了国际粮价。由于美元是全球性的结算货币,在全球实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大量向市场输入流动性货币,美元贬值迅速,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构成新兴经济体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而美元的贬值和美国的次贷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投机商们对有形商品的投资,各种热钱从房地产市场撤出,投机商们开始购买更多粮食和各类大宗商品以套取巨额利润,国际金融炒家在商品和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进一步推高了国际粮价。
   
       除了这些表面因素外,世界粮食危机爆发的实质原因则是许多国家粮食主权的丧失。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这也即“绝对利益论”。以美国和海地为例,因为美国实行大农场作业,粮食种植高度机械化,而且国家对粮食种植实行高额补贴,而海地则基本是小农经济,国家对粮食种植基本没有补助,这使得美国的粮食价格比海地便宜很多,“美国的大米比海地本地的大米便宜一半”。[7]另一方面,因为地理因素,美国的咖啡种植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州,产量很小,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海地则是咖啡种植大国,每年的出口量在2. 2 万吨至4 万吨之间浮动。[8]由此不难看出,国际贸易的结果就是美国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粮食,海地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咖啡等经济作物,这个规律在国际贸易中非常常见,但很多国家都忽视了短期贸易利益背后的隐患。因为种植经济作物能换来巨额经济利益,而自己国家种植的粮食还不如从美国进口的粮食便宜,在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粮食消费开始严重依赖进口,粮食主权逐步丧失。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粮食进口减少或世界粮食价格大涨,因为国内没有足够粮食储备的缓冲,便极易造成粮食短缺恐慌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相比于粮食供需不平衡、生物乙醇、货币政策这些造成世界粮价高企的原因,粮食主权丧失造成的危害更直接、更巨大也更深远。一旦一个国家丧失粮食主权,其国民经济命脉的稳定性便被切断,社会无稳定性可言,经济发展也失去后劲。在分析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时,一个身影总是时时出现,这就是美国。作为世界上粮食出口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世界粮食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美国才是世界粮食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对于粮食生产小国,美国通过国际贸易中的“绝对优势原理”控制他们的粮食主权,进而控制这些国家,而对于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则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与粮食寡头合作的方式渗透进他国的粮食及深加工领域,对他国的经济施加影响。进行美国对外粮食战略的典型分析能使我们对世界粮食问题实现更深入的探讨。

二、世界粮食危机与美国的对外粮食战略
  
      粮食的基本属性是生存必需品,这决定了粮食具有战略品的属性。而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跨国粮商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考虑,正在将粮食战略品的属性上升为粮食霸权的属性。这一点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言: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全人类”。[9]作为世界上生产和出口粮食最多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与粮食寡头合作,从政治途径和经济途径上对他国进行控制,美国对其他国家粮食主权的蚕食并没有引起世人的过早注意,但是非洲国家近几年连续爆发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赤裸裸地揭露出问题的严重性,也使美国的粮食主权蚕食策略浮出水面。
   
      制造全球粮食紧张有利于美国实现政治经济利益。从历史上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进口国,美国在每次世界粮食危机中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发展生物能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生产生物乙醇对美国能源贡献微小,即使美国把所有的玉米都用做生物能源,也仅仅能满足美国8%的能源需求。[7]并且,美国寻找替代能源,需要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首先,通过消耗石油进行机械化生产来种植玉米,然后,再消耗石油来提炼乙醇,实现大打折扣、成本高昂的能源替换。如果缺少美国政府的高额补贴,大量的生物乙醇企业将处于亏损状态。而美国刻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制造粮食短缺来抬高粮价则可从中谋利。“2008 年美国玉米的减产并未阻碍美国将玉米产量的1 /3 用做生物燃料”。[10]2009 年美国收获4.16 亿吨谷物,其中1.19 亿吨被烧掉,而这些用做燃料的谷物足够全世界3.5 亿人一年的口粮。[11]
   
       生物乙醇战略对美国来说可谓一举多得。一方面便于美国降低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其能源风险,维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抬高粮食价格可以大幅减少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减轻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对美国的跨国粮商和农场主利益集团而言,发展生物燃料不仅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补贴,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粮食的销售问题,避免了粮食过剩,从而保证获得高额利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发展生物燃料最符合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三,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的威胁最大,美国可以通过这场没有硝烟的粮食战争,遏制别国崛起的速度。
   
       除了大力推广生物乙醇计划外,美国推行的粮食战略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粮食商品化和资本化,二是粮食政治化。这两种形式的推动者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跨国粮商,两者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首先,就美国的跨国粮商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粮食成为商品在全球各地流转。粮食企业的跨国扩张推动了这一进程。无论在垂直整合( 从粮食的生产、食品的初级制造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环节) 还是跨国的水平分工皆由跨国粮食寡头主导。他们为追求高额利润,采取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资本化运营、迫使世界各地农民为配合贸易与商业需求而种植单一经济作物,改变本地的食物体系基础和消费结构,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多数依赖出口,而当地消费的粮食则高度依赖外国进口,导致农村居民及普通市民本身的粮食供应日趋不稳。
   
       并且,虽然粮食的生产是极为分散的,但粮食的贸易,特别是全球贸易具有很大的垄断性。跨国粮食寡头由于其对于世界主要粮食产区仓储、交通物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掌控能力,可以有效排除其他的竞争者,更由于其对于国际有效资源的实际控制和主导能力,远远大于一个地区性主权国家的能力,这样也造成了多数粮食进口国陷入别无选择的依赖困境。
   
       因此,一方面,美国的跨国粮食寡头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有能力游说美国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让公共政策变成公司政策。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间谈判,帮助其粮食寡头打开他国粮食市场,扩大出口,实现粮食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另一方面,粮食援助是美国实现战略利益的手段。同时,美国的粮食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粮食寡头充当美国政府粮食援助的外交工具。美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信贷,发放粮食援助,而由跨国粮食寡头实际完成粮食的销售和运输。美国粮食寡头的扩张和粮食援助相互交错。大型跨国公司建立起许多子公司,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如果说粮食援助是美国政府的战略手段,那么它的实施就留给了这些跨国公司。因此,在粮食援助问题上,既要考虑粮食寡头的利益,又要充分利用粮食寡头的影响并积极寻求他们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国政府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与美国粮食寡头互相合作推行粮食外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美国政府与跨国粮食公司在美国推行的粮食外交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明一暗,配合默契。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他们实行高额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他们在他国建立分支机构、侵蚀他国粮食安全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粮食寡头在国内加大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左右美国政府的粮食决策。在国外,利用美国在信息科技革命中的领头羊地位,进行“转基因”等概念炒作,企图从源头上控制他国的粮食命脉,同时,利用雄厚的财力,在他国建立分支机构,各种加工厂遍地开花,极大地左右着别国尤其是穷国、小国的经济命脉和粮食安全。美国的粮食寡头如ADM、嘉吉、邦吉等大公司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享受美国政府给予的巨额粮食补贴来进军穷国、弱国的国内市场,并充当美国政府在当地的外交工具,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当他们的利益与美国政府的利益出现矛盾时,双方相互协调直到达成共同的目标。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从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之后,美国政府与粮食寡头就开始推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则大大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在美国看来,粮食商品化是美国掌握世界粮食霸权的第一步。基于粮食生存必需品和战略物品的属性,只有推动粮食成为一种商品,并通过资本进行运作,才能确保美国粮食寡头的垄断地位。而垄断会导致饥饿。粮食问题专家苏珊·乔治曾说过: “粮食及其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不管其性质如何,往往是产生饥饿的主要原因”。[12]当饥饿出现后,粮食成为美国的一种外交武器,与政治考虑联系在一起,具有了粮食政治化的特征。因此,粮食商品化是粮食政治化的基础,而粮食政治化是粮食商品化的最终结果。
   
       粮食商品化和政治化便利了美国粮食寡头在全球的扩张,巩固了美国的粮食霸权地位,同时带来了世界性粮食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压力。

三、世界粮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的情况下,中国市场包括粮食市场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并且受到国际市场的重大影响。就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而言,美国早就盯住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粮食主权,他们利用粮食寡头作为破坏中国粮食安全的急先锋,利用经济合作的方式对中国的粮食市场进行渗透。我国的粮食及其深加工市场如大豆和食用油市场被外资企业垄断,充分说明了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
      
       就中国自身来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与粮食息息相关。但是,当中国与国际接轨并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时,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而中国国内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隐患。一方面,由于粮食属于价格弹性极小的商品,目前国内都是以户为单位经营,没有规模效应,并且因为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力度不足,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高,因为种粮收入不如打工收入,使得大量农民入城打工,大批农田被闲置。地方政府基于眼前利益,单纯追求GDP 的增长,集中精力建设工业园区和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大批农田被征用,使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近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进一步降低了粮食产量,使供需矛盾不断凸显。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粮食寡头联合对中国开展的粮食市场侵蚀却在步步紧逼。随着中国加入WTO 以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市场包括粮食市场向外资开放。许多国际资本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旗号下加紧对中国粮食加工产业和流通产业进行渗透,并力图加以主导和控制。
  
      例如,美国粮食寡头ADM 公司和新加坡WILMAR 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 中国) 集团是ADM在中国扩张的典型代表。益海集团除了通过控股或参股的形式控制国内60%以上的小包装油市场份额外,在大力发展油脂、油料加工项目的基础上,全面进军小麦、水稻、棉籽、芝麻、大豆浓缩蛋白等粮油精深加工项目,同时又先后投资控股和参股铁路物流、收储基地、船务、船代等辅助公司,向着多品种经营和多元化发展。所以,其市场的主导权不断上升。并且,开始涉足粮食的收储、贸易业务,甚至订单。
   
      同时,随着中国民众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也越来越大。在目前中国国内粮食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多的依靠国外进口。而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使国际粮食价格低于国内价格,这种价格的“倒挂”使得粮食进口大量增加。2010 年小麦、玉米和大豆净进口量,由1997 年的416 万吨增加到976 万吨,估计2020 年将达到2 224 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3]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0 年中国进口了175 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14]
   
      在世界粮食危机和国际粮价高企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高粮价通过进口输入到国内市场,加剧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大豆来讲,高价的大豆引起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构成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诱因。而对于中国三大主粮之一的玉米来讲,面对国内玉米供应紧张和玉米的大量消耗,从2010 年开始,中国大量进口玉米,[15]并且中国官员到国外寻找玉米的供应国。[16]
   
       中国的进口无疑给外资和美国的跨国粮商提供了进一步在中国扩张和并购的机会。因为跨国粮商掌握着国际粮价的定价权,他们可以通过操纵国际期货市场来打压中国的民族企业,通过参股和并购的方式赚取高额垄断利润。同时,大量进口中国粮食会冲击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成本和收益巨大反差,让农民无钱可赚,只能进城打工。
   
       从整个粮食的产业链来看,中国在粮食储备、市场管理能力以及技术水平、国际竞争力、资本化运作等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而中国对国际市场的日益依赖使得中国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当国际粮价高涨时,中国消费者会切身感受到这种“高涨”的影响。2010 年1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创历史新高的214. 7 点,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继2010 年同比上涨3.3% 后, 2011年一季度上涨5%。期间,粮食价格分别上涨11.8% 和14.9%,成为主要推动力。[17]与此同时,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进口粮食的大量增加也使国际粮价保持在高位,这会损害依赖进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正如一位财经人士所说: “对13 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一点点缺口都可能导致对进口的巨大需求,即中国整体粮食收成减少5%,就可能需要目前全球粮食出口的20% 才能满足其一年的需求”。[18]

四、中国的对策
      
       20 世纪60 年代中国的粮食大饥荒和海地等国的粮食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如何牢牢抓住我们的粮食主权,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粮食安全考验一国应付粮食生产、流通与市场变化的能力。目前中国有人口13 亿多,预计到2020 年将达到16 亿人口,每年需粮食净增100 亿斤,[19]而耕地、水资源等生产条件的约束却日益突出,粮食进一步增产的难度加大,未来粮食需求大于供给,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现在,包括大豆在内的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93%,食用油自给率还不到50%。[4]在现有耕地、劳动力和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禀赋约束下,我国已经无法依靠国内生产来实现大豆等农产品的自给。因此,在确保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调剂国内部分农产品供求余缺,才有可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粮食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能源、气候、人口、环境、金融、土地、水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粮食安全问题涉及粮食生产、流通、储存等多个环节。在笔者看来,粮食安全可划分为数量的粮食安全和质量的粮食安全。就数量的粮食安全来看,要保证基本的粮食供应。为此,首先应该提高对种粮农民的补贴。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种子、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价格普遍上涨,种粮成本大幅增加,种粮收益增幅不高,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种种因素都将影响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长,降低粮食的有效供给能力。从国外的比较来看,中国对农民的补贴仍然偏低。因此,在WTO 框架之下,提高粮食价格补贴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同时,加强推广优良品种和种粮技术。2011 年4 月18 日中国政府发布《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加快种业发展,以增加粮食总产量。目前中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为其销售额的2%,[20]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粮种的研发与推广脱节,缺乏核心竞争力。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民族种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与外资抗衡的能力,最终掌握技术和市场话语权。
   
       此外,要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极端气候天气的破坏。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和基础产业,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近些年不断出现的天灾和极端天气导致粮食大量减产,也在提醒人们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尤其是新兴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修建,有利于增加粮食作物的灌溉面积和播种面积,从而为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更可靠的保障。“生产1 斤小麦,需要耗水1000 斤”。在我国三大作物中,即使是小麦这样耗水最少的品种,至少要灌水4 次,每次每亩约需水100 立方米,而其平均亩产只有400 公斤。[21]因此,要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足够的水源,尤为关键。

       如果说数量的粮食安全是一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基本保障,那么质量的粮食安全则是中国融入国际市场之后对中国提出的新课题和新挑战。粮食安全,不再是总量上的安全问题,即数量的粮食安全。在全球化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产业安全问题,即质量的粮食安全,主要是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问题,话语权问题,而加工和流通领域,则是产业的核心。
   
       中国要保证质量方面的粮食安全,首先应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粮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维护中国粮食安全。中粮集团虽然是中国国内大型的粮食加工企业,但与国外的跨国企业相比,竞争力仍然不强。因为中粮的原料来源大豆严重依赖进口,由于无力控制原料( 因为海外相关原料生产与供应市场多已被高度垄断) ,而且国内相关加工产业集中度很低,因而无力摆脱成本与盈利波动风险,更无力与跨国粮商抗衡。所以,中粮集团虽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
   
       对于中储粮来说,作为中国大型的粮食企业,直接决定着中国国内的粮食安全,可谓责任重大。目前,中储粮主要负责中央储备粮收购、储存、调运、销售及进出口接运业务,按粮食保护收购农民粮食,通过轮换合理引导粮食流向与市场价格。但由于管理以“储藏”为主,没有大型粮油加工企业,基本不开展国际粮油贸易,未能形成仓储、转运、加工、贸易一体化的综合性大型粮食物流企业。
   
       同时,目前在中国粮食行业竞争中,已经形成多元主体互相竞争和互为补充的局面。根据WTO 相关条款, 2008 年,外资进入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设限消除,国际的跨国粮商开始大举进军中国,进行全球布局,力图在粮源、加工、物流三大体系上赚取高额利润,他们有雄厚的资金规模和庞大的购销体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国继大豆产业“沦陷”于外资之手后,其他产业的市场份额也正在逐步被蚕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展和中国与国际的接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会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而这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构成重大的挑战。为了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需要从国际视野,从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角度重视打造我国的粮食大企业集团。实行粮食仓储、流通、贸易、加工等产业一体化发展是跨国粮商的普遍做法和经验,也是对中国粮食大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求。因此,中国应大力促进以中国大企业为核心的粮食产业链建设,实现央企之间、央企与地方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势的进一步整合。在整个粮食产业链环节,培育中国自己的大型粮食企业及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事粮食生产经营,面向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以新思维、新战略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面对美国的粮食渗透和跨国粮食寡头在中国的扩张,加强粮食安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在加工流通领域,跨国粮食寡头想用低价粮食冲击生产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掌握了粮食加工流通,就掌握了粮食制成品的定价权,这会影响到我国粮食市场的调控。而目前中国粮食市场调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只有储备,没有加工品和销售的控制,这样就会给调控带来风险。而单就中国的粮食储备来看,粮食储备看重安全性而缺乏市场性和经济性,导致储备效率不高。
   
       美国的跨国粮商都是一条龙的集团化运作,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建立自己的运输通道等流通环节,掌控了整个链条。也正是因为链条式的发展模式使得跨国粮商更容易控制粮价,从中盈利。目前国内农资与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深入,流通领域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导致境外资本大鳄全盘接收并逐步改造原国有主渠道,进而发展成为主导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又一支有生力量,导致跨国粮食寡头的垄断。
   
       为此,中国政府应强化对国际资本和粮油跨国公司的监控,依据中国自身的实际需要,尽快颁布在中国粮油行业入股、投资、并购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中国的粮食命脉、粮食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被国际资本和粮食寡头控制。应对跨国粮商的对策应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其进入粮食加工和流通领域的门槛,严格小麦、大米等口粮加工产业的外商准入制度,控制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规模。二是警惕美国跨国粮商设立壳公司来规避中国政府的审查,实现在华的曲线扩张。面对中国政府的监管,跨国粮商和外资企业委托中国企业以内资的形式来投资设厂,这是他们应对中国政府的新对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①
   
       中央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社会稳定面临的长期挑战和战略课题。随着近年来全球气候环境的激烈变化,中国粮食安全內涵不断延伸,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日趋迫切。把粮食安全上升到战略规划的高度,已经体现出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同时,要保证13 亿人的吃饭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捍卫我国的粮食主权,也需要13 亿人的共同努力。
 
①例如,位于江苏泰兴市的振华油脂有限公司就是美国跨国粮食寡头邦吉公司在中国的第四座油籽压榨厂。据消息人士透露,振华油脂是邦吉在中国新建的第四座大豆加工厂,邦吉以上海一家投资机构的名义新建该工厂,规避掉外资审查,然后邦吉以租赁经营的名义接手。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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