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常感谢“读品”季风世纪沙龙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这本由美国学者戴维斯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描述了人类正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贫民窟现象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个星球。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首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目前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哪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贫民窟问题的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小农与资本主义碰撞之后产生的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的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二十一世纪，城市贫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非洲、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的城市贫民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非洲、拉美、东南亚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因为，我们的美好想象正是以欧美城市作为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等地的贫民窟作为蓝本的。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它们的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的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的不同是，早期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它们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组织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对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的垄断，用手工产品换取乡村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其次的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制度。第三的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信贷、债权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起步的，热那亚金融资本逐步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的合作，是其获得军事保护的方式。当城邦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力量不足以承担远程贸易的保护成本时，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的军事合作。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领土、国家结合起来，并且以金融扩张为其控制世界贸易的方式，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结合的过程。从热那亚体系到荷兰体系，金融资本与国家保护逐步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以城市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是与国家提供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力量相互配合的，正是对军事的和政治的保护力量不断高涨的需求，对保护成本内部化的需求，造就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交换关系，也使得世界霸权体系不断地需要依赖更大的领土国家。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在欧洲旅行，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是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繁华的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本乡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修桥、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以及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鳏寡孤贫的赡养，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个社区其他公益事业的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以本乡、本土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扭结点就是城市。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动力，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经济圈为核心的、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就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而它的动力却是惊人的，正是这样的市场辐射力建立起了全球性的长途贸易系统，也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清之际的东南亚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城市开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阶段，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它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分割是中国必须强制完成工业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却是为了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另类现代化的努力。今天，在后毛泽东时代，“三农”问题的重新开启和再度严峻化，提示着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今天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也提示着我们需要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价。今天，不仅仅是乡村的凋敝，城市化过程拆迁大行其道，也是原有城市社区纷纷瓦解的过程。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解体，其实是整个社会解体过程的不同表现。当它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国家权力就会无法避免地介入，从而形成一种治理上的恶性循环，并使国家的合法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大家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性质不是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至为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它的常态是地方乡村自治。中国这样的国家概念和西方人说的帝国不是一回事，与西方起源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而以工立国的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运作的昂贵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工业的、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这个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衍生。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现代的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小农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城市的工业与农业脱节，其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本身则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依附性，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因为这样的城市发展本身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环。也因此，第三世界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往往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也与第三世界的经济依附性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

       即便是美国的都市化也有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美国超大城市中心的空心化和贫困化严重，富人都住在郊区，它并没有消除贫民窟。美国的城市贫民窟与美国的黑人有不解之缘，而黑人问题则与美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农业问题的延伸。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从处境恶劣的、分成租佃制的南方种植园逃往北方工业城市。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遭遇的却是严重的歧视、贫困和失业，他们居住的区域成为种族隔绝的城中城，这成为美国六十年代黑人城市暴动的动因。美国的黑人贫民窟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美国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过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今天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所以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工厂式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法达成一致。

       今天，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无关联，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的农业政策计划限制农业补贴、削减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补贴以节省资金，因为反对严重，能否实现，尚待观察。但是，其农业调整只是从限制对大型企业式农场的补贴，转为强化对家庭式小农场的补贴，通过扶植家庭农场的出口来提高就业水平。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农产品出口的优势，而是相反，奥巴马亟需加强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优势的依赖来摆脱危机。他在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承诺，美国未来5年出口将翻番，这种增长将支持美国200万就业，并宣布创建国家出口项目以帮助农场主和小企业增加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去年11月发布的预测，美国出口企业现在预计2010年出口价值98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将超过775亿美元的农业进口预测，并产生205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农业部长就此表示说，奥巴马总统最近设立的在5年内使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不一定适用于美国的农业出口，他强调农业已经是对外贸易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与其它行业不同，因为农业有贸易盈余[②]。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2009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非洲七国访问期间，美国农业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国务卿同行。希拉里在安哥拉同包括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在内的三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农业合作备忘录，帮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的种植，希望借此来扩大美国公司在非洲的影响力。[③]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正是，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欧美这样的工业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前提。

       今天，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小农经济之所以破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去。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因此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

       我们相信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依赖的是外向型经济模式。可是，一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这些农民到城市里来，没有工作，他们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就像这本书上描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他们回不去的话，城市自然就形成贫民窟，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贫民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说允不允许自由选择，而是首先得让乡村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如果乡村继续按照这样城市中心主义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家投入的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那么乡村当然不适合居住。但是，不适合居住的后果就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膨胀，所有的公共系统都没法维持，失业率、犯罪率飙升，城市中有无数城中城，城市分裂，这就是我们要的城市化吗？数亿农民离开土地的另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他们维持生存的粮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的压力剧增，国际粮价上升，所有食品价格上升，城市居住成本进一步高抬，贫民窟状况恶化，社会动荡。而国家在失业和动荡的压力下，会进一步强化对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依赖，国际贸易争端也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也会因此更加风云变幻。正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不是说不让农民离开土地，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比城市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乡村其实是应该比城市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相反。人类大规模离开土地，潮水般拥挤在脱离自然的、不堪重负的超大型现代水泥森林中，这本身不正是一个怪诞的现象吗？ 

       这本书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庭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非常隐秘，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座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

       乡村不好吗？当我们说乡村不好的时候，我们让农民离开，那土地归谁所有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等这些土地非农化之后，这些离开的人是回不去的，他们卖地的钱已经买不回自己原来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则是有钱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有钱人到乡村去买地，很多艺术家也居住到乡村去了，这就说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自己有宅基地的农村不好住，而在拥挤的基本生活设置与条件都没有的贫民窟里就好住了么？他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住？为什么农民的房子要变成城里人的房子，就好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改革”吗？一方面是农业的破产、乡村的凋敝，让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同时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让给开发商变成富人的庄园。我去美国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原来不懂在美国庄园意味着什么，后来知道，它意味着你在美国是有钱人，有钱人才可以买一大片庄园，难怪历届美国总统一旦休假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有钱人作为外来者到农村买地盖房，但是它破坏了土地作为乡村社会、作为社区的存在肌体。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村为边界的，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根据以村为单位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的。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够根据社区的人口变化来调整，使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没办法住。今天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有土地作为基本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对于我们如何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关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戴维斯断言，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自己的“另类”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特定的解决城乡分裂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消灭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乡村已经凋敝，城市的中国就好吗？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可怕的、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中国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幸免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这本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它意味着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纸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三）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60年代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宣布小农在法国消亡。但是二十年后，他为该书所写的跋中，则发现乡村社会正在惊人地复兴，乡村社区正在重新获得罕见的生命力，人口流动的方向逆转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停滞了，而乡村人口的增长却大大超越了总人口的增长。“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以事实证明，人们无法将乡镇融入一个辖有地区的市镇。”[④]可是，我们对他的翻译看重的还是他对小农死刑的宣判，却不愿重视他在二十年后面对法国乡村社会复兴，转而为乡村发展政策的辩护。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孟德拉斯认为乡村社区的复兴是法国社会特有的现象。一方面，他是对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复兴都是依托各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世界范围内乡村社会以不同方式进行复兴，则是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之后，我们必须探索的自我解放之路。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新乡土主义是在保持乡土社会的社区性的同时，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它以小规模、物种多样性为基础，以小规模辐射的在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机的、人格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为目标，重新建立新型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乡村是以“村”为社区单位的，很多村庄可以此发展自己特定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不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而特色，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够自我生存的，与乡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乡土主义，从而实现文化多元性、经济多元性、生物与生态多元性的统一，这样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经济与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应该是新乡土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广阔的村落和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物种与文化，怎样把这些独特性进行重新规划与发展，是新乡土主义的起点。

       比如一些朋友在尝试重建传统乡村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农村与城市直接销售的方式。今天，传统的有机农业应该看成是对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给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隐患，转基因的食品问题，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惜摧毁自己的小农生产体系，而试图去建立一个不可持续的高能源消耗的大生产体系呢？即便是美国的农场式的有机农业，也是一个昂贵的体系，无法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农业方式，本身就是有机的和低碳的。我们把传统的有机农业的模式扼杀，又转而要采用昂贵的现代农场的有机农业的方式，是严重得不偿失的。所以，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让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复苏，在能够保存乡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新生？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真正的市场应该是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地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健康有机食物，应该在这样的市场里实现价值。我们不是不要市场，我们不要的是恶意的、垄断的、以牟利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你问一问大家，谁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愿意，但是恶意的市场强加给你，你别无选择。而中国的真正的农民生产的有机健康美味的食物，却被市场拒绝，这是什么“市场”逻辑？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没有市场，有需要就是有市场，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样的市场成长起来，这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何慧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做城乡合作的典范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危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意义，并且帮助这样的小农经济实现它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创造出真实的和真正的市场关系，用这样的市场关系来重建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我们需要“市场”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市场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大市场，而是回归到市场作为满足消费者真实需求的意义上，回到能够促进城乡互动的良性的市场关系中。中国广袤乡村每个村落、地区都有它各自的独特性，而这独特性恰恰是不能让资本主义大市场来统一。所以要以尊重各个地方的经济自主性为前提，以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为基础，让乡村多样多彩的有机食品能够进入我们的城市，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物更安全、更有营养，生活才能更美好，城市才能更美好，环境才能更美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与乡村的有机联系上。民以食为天，今天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的，意味着经济要为社会服务，它是市场的，意味着它是以满足人民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为目的的，——在这两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应该屈从全球资本以盈利为动机的霸权体系。

       传统的代表性观点是小农经济没有市场竞争力，但究竟什么是市场竞争力？这是个关键点。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农民在村子里呆不住，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对小农的恶意排挤，因为他们是用依靠政府巨额补贴的价格优势打败了第三世界的小农，中国的大豆眼睁睁地就这样全军覆没了。但是它带给我们消费者的是什么？是转基因豆油。今天的消费者去超市，突然发现：要不就是买不到非转基因的植物油，要不就是价格高得离谱。你不愿意吃转基因食物，好，你可以不惜高价，但是非转基因植物油和食物也只有在家吃。你去不去餐馆、去不去外面购买食物？你能够要求所有的餐馆和食品加工厂都用非转基因的植物油和食物吗？所以，并不仅仅是穷人与富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我们都知道今天东西不好吃，农药化肥超标是危险的，城里的人想吃安全的、有机的、味道足的东西，但是没地方买。小农经济的市场被资本主义农业的恶意市场扼杀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道理上讲，消费者需要，就意味着有市场竞争力，但是当市场被操纵和垄断的时候，需求与市场的关系就已经扭曲了破坏了。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城市和乡村建立互动，使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不被盘剥地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互相哺育的城乡关系需要重建，这不是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以乡村为本，重新建构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我去深圳参加乡土中国的讨论会，朋友带我去一家餐饮店，他告诉我这家店生意很好，因为店主在某个乡村包了一座山，在山上种有机蔬菜养鸡养鸭养猪等，然后空运到这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包座山，但是我们可以去和某个村子订货，直接建立购销联系。今天，小农生产出价美物廉的有机食物，并不是不好，而是市场的门槛太高，他们的产品进不了超市。因为超市要价太高，小农承担不了流通渠道的成本。我了解美国小农场也步履维艰，因为它要获得政府给他们的各种安全证书，每个证都要很多钱，这个钱就把利润消耗光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大农业食物体系的危害比我们中国人看得更清楚，所以美国小农场运动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农业政策不同以往在于，补贴是向对家庭式农场而不是大型农业公司倾斜，防止对家庭农业不利的反竞争行为，鼓励有机的、局部的农业，支持有机农业的作物认证。我们可以把这些转变理解为美国式大农业模式的自我转变，它的目的正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和提高食物的安全系数。当然，新的农业政策期望推动家庭农场的出口以替代大型农业公司，并不意味着美国农业放弃世界市场。

       我听一位在云南的乡村里生活的朋友说：城里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事老是要跑到我们乡下来“旅游”？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城里人都病了，他们心理有病，所以要到乡下去寻找治疗。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里都会生病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目标被挤压得只剩下为生存而奋斗，为蜗居而拼命，为钱而焦虑。毫不奇怪，调查显示越是大城市的幸福感越低。这时候我们需要去乡村看一看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生活的可能性，帮助我们反观自我的生命意义。蜗居久了，我们也需要回到乡村的自然环境中，直接面对大地和天空，去体味人和自然的关系，去寻找心灵的家园。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伦理互助关系，都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而在都市文明的陌生人社会中，互相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被关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隐形失业的年轻人变成“宅男”、“宅女”、“啃老族”，然后网瘾、自杀、忧郁症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乡村，我们和乡村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割断了，与自己文化的根断绝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种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而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文化上的重建尤其关键，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存意义的问题。河北衡水枣强县农民安金磊从农校毕业之后，坚持进行有机农业的实践达十多年，他以此寻找真正的身心生态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他耕读结合，对现代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都有很深刻的反思，并努力把自己的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庄、禅、佛等思想结合起来。现在，安金磊已经是个名人，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感动并带动了很多人去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有价值的。有些城里人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辞职去老家种地去了。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去做这样有觉悟的农民，就能够逐步带领乡村的年轻一代回到自己的家乡。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实，今天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必然会涉及到如何重建传统文化与乡土的关系。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把自己的根基放在乡土的层面上，而不是一味在城里空口论道，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实现“复兴”的意义。儒家思想对乡村自治的实践，庄禅哲学与佛家思想对自然与人文的思考，都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新乡土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是应有之意。

       2009年11月，我去参加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前与策展人欧宁先生有过一个设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由于欧宁先生的努力，这个叫做“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小型讨论会终于在一个城市主题的双年展中做成了，我们有机会请一些在台湾和大陆做乡村工作的朋友们一起畅谈。台湾的建筑师黄声远，耶鲁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小镇，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事务所叫“田中央”，就设在宜兰。他的事务所帮助乡民们规划他们的家园，帮助他们重建乡土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这个宜兰小镇已经成为台湾建筑界的标志性存在，他的事务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去乡村追随他的理念。而他则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话语权把这样的乡土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来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台湾有一批这样的有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也去农民村子里住，但是曝光出来的似乎多是和农民发生的各种房产纠葛。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城市现代化的想象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今天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

（四）

       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去反思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小农经济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历史上看，中国是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靠的是小农经济，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秦晖先生曾一再质疑说，这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其实是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了7%的“非农民”，这正是一个中国落后的标志。[⑤]我对秦先生的质疑有不同意见：他忘了算农民自己了。如果中国的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去，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就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粮食要全部通过市场来完成。如果这40%的农民放弃粮食的自给，而是通过市场来完成自己口粮的话，全世界的粮食交易量都进入中国还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全部变成城市社会，是人类的灾难。多少年前有个西方人不就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发生是正因为我们的小农经济还存在，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被计算？这个不计算，很多问题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发展美国式大农业和基因技术等生物科技打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正是：解决世界人口发展带来的粮食压力，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恰恰是走在解决问题的反面，就是因为他们剥夺了世界范围内小农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把世界人口的粮食需求都驱赶到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去解决。就目前的世界粮食生产总量来说，对于全球人口来说并不是不够，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才是问题的要害，是政治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市场问题，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的确，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但是这样的技术应该是以提高小农经济的生产率为目的，而不是相反，说到底是科技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小农经济在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巨大的补贴。阿瑞吉在非洲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非洲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变成无产阶级的时候，处于半无产阶级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发展是最有利的。而当农民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也会被拖垮，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要承担整个无产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当农民还是小农阶级的时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给，打工作为获得收入的第二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南方的血汗工厂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到最低的工资线，——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人住在乡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钱，而粮食蔬菜可以自给。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他们回不去了，中国城市的贫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资源，像水库的水一样，可以收放自如，才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用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这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创造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而一旦农村土地私有化，中国土地革命的最后红利就会很快被消耗光，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乡村危机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普遍性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资本化过程，地方政府吃的都是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政府与大资本合谋的舞台，而最广大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则不得不为高房价买单，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买单。中国城市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为什么可以完成？为什么在一开始时并没有遭到很大的社会反弹，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红利。尽管住房条件不好，但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是免费得来的，因此他们可以从初始住房市场化过程获利，这是在中国城市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会看到二、三十年代电影像《乌鸦和麻雀》里那样，二房东、三房东、四房东、五房东的那个局面。严重的贫民窟现象，房东的残酷剥削导致城市贫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今天，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绑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如何在反思城市化的危机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是逼迫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而这个问题正是与如何对待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依赖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危害，我们才有可能开启对新乡土主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