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当劳传播邪教，这事听起来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在闹市区，在浑身都是“全球化”、“现代化”标签的麦当劳餐厅，邪教徒明目张胆地进行发展会员活动，并且残忍殴打一名女子致死。血腥之余，又带有一点后现代般的突兀色彩。5月28日发生在山东招远的这起血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刷新了社会对邪教组织的认识。

山东招远，发生命案的麦当劳

       30日上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认证微博发布消息证实，涉案嫌犯均系“全能神”邪教成员，包括一名未成年的孩子。随着案件细节的不断曝光，邪教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猖獗传播之现象也浮出了水面。

       早在1995年就被定性为邪教组织的“全能神”教为何至今仍存在？看上去在乡村扎根的邪教开始蔓延到城市了，是这样吗？

       邪教的表现从另一方面映证了中国高速发展中的“错位”。如何认识荒诞剧般的地下教会？传统的治理方法是否有效？长期扎根乡村做调查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两位专家——吕德文教授和刘锐教授向观察者网发来自己的看法。对于长期用脚做学问的人来说，一切皆可做唯物主义的理解。

与地域无关 与精神文化状态有关

       “全能神”教又自称“实际神”、“东方闪电”，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河南省中南部地区出现的教派历经多次演变。多年来造成多起命案发生，2012年年底的“世界末日”说也与之密切相关。但早在1995年11月，“全能神”就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邪教组织。为何其仍能如此猖獗，甚至有从农村进一步蔓延至县城的趋势？

       在全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实践时，两位教授都发现了地下教会在全国多地，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广泛传播。但通常情况下，地下教会多少有点“地下”，很少明目张胆地大肆传播。山东招远案件发生，确实让人意外。但是，吕德文指出，全球范围内的邪教组织其资金来源都在城市。类似“精神传销”组织的邪教组织，其底层的信徒90%都是贫弱群体，但其中高层级别的人员均为富裕阶层。正是通过这些城市的资金来源才得以使这些地下教会在农村能够长期存在。这并非我们看上去所感觉的，似乎是从乡村发展到城市的过程，恰恰相反，是通过从城市慢慢渗入农村的方式，才使得邪教得以传播成功。

       类似“全能神”教这样的邪教在农村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与当下村民的精神状况有着很大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之中，由于大量的农村中青年进城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大多为老弱妇孺以及无业人员，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需要一些活动进行精神寄托。吕德文教授指出，在中国南部地区，由于乡村传统的文化和地方信仰尚有保存，所以在村民相对在精神上仍有文化空间。但大部分地区，来自传统的虽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较为平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民间活动很容易被打击。农村的精神文化空间消失，文化组织也松散，给了具备极强的组织能力的地下教会以可乘之机。

       这样的状况下，村民的精神形成了文化真空的状态。在吕德文看来，邪教组织的存在与现代性或是地区发达程度并不具有同步性关系。恰恰是在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如日本，其邪教组织更加猖獗。在这些而这样逻辑同样可以推演至城市。此次案件发生地，山东招远，是山东省辖县级市。在这样的县城中，存在着大量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相较于城市居民有社区和单位等基层文化组织的联系，这些人员处于相对原子化社会中，相对孤立的状态，一旦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需要寻求精神寄托之际，邪教就极容易乘虚而入，进行扩张和敛财。

专项打击治标 基层管理治本

       极具组织性的地下教会利用基层文化真空的特殊状况进行传播，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吕德文指出，由于种种因素，前些年我们不太愿意将地下教会和邪教的治理摆上桌面，这反而给这些极端宗教思想提供了生存土壤。现在恰恰可以利用这些事件，包括新疆的极端宗教思想问题，把邪教治理摆上桌面，好好治理。

       如何有效治理是首要讨论的问题。刘锐在解释治理问题时举了两个例子，在信阳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教会”，建了三所房子作为所谓教会场所，村干部甚至不知道。而去年在浙江绍兴调研的时候，由于村干对邪教活动缺乏判断能力，村民居然在村委会里面烧纸烧了两天。

       刘锐认为，邪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它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政治问题。社会层面主要是指，目前农村里面贫弱群体得不到基层组织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尤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这部分人存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病致贫”的，看不上的病的，被农村文化所排斥，为了找寄托，所以很容易信这些邪教组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对这个宗教性质的界定较为模糊。很多农村里的基层干部自己就不清楚这个宗教组织是不是邪教。所以基层村干部经常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果放手去管理，又很怕被扣上“妨碍宗教自由的帽子”。所以有时候即便看到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这样看来，解决邪教组织传播这一问题似乎很复杂。当然，也有不少邪教是非常容易辨别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扩张欲和敛财性。而治理这些特征明显的邪教组织，重点在于基层的管理制度。现在比较难的地方在于，这些组织短期打击治理确实能够带来一些效果，但是，这种治标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邪教组织换个名字，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出现，所以本的方式是还是在于基础治理上。比如，1998年打击治理“法轮功”的时候，有过一次清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会分散开来，从而形成各类地下宗教组织。其实这些基本上是换个形式，本质上区别不大。

       关于基层治理的具体方法，刘锐教授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决途径，他认为，在基层组织里面，包括党员、村民代表、小组长等，他们在农村里面对邪教组织都非常清楚。群众里面对这些组织治理的呼声也很高，但现在的基层组织显得有些软弱，处于半瘫痪状态。

       所以，基层组织的涣散，反过来让这些农村里的地下宗教组织起到了某种称得上是基层组织的作用。社会学里面有“公共替代”这样一个概念，而这些组织成为了一种“替代”，他们在基层中承载了许多功能，像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互相救济，甚至在一些大病救治方面集资。很多时候，这恰恰是基层组织所需要组织动员的问题。

       在刘锐教授看来，如果能够处理好基层治理这方面，有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基层组织治理不力，导致了正规的宗教组织和非法的邪教组织鱼龙混杂，充斥在农村中。这个问题从上级政府来进入解决反而没有从基层本身入手来得有效。因为在农村社会中，是不是邪教，这些村民群众是最清楚的。通过这些组织的表现，比如有些是骗钱的，这些在农村内部如果有监督机制，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个方面如果处理好的话，目前宗教组织混乱，邪教混入其中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文化治理还需张弛有度、润物无声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篇发表于2013年7月的文章（《信全能神教让我倾家荡产》）中，署名为杜兰兰的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信教的过程。90年代末生活在吉林省长白县的杜兰兰，本来在县城经验一家美容美发店，生活富足。但1998年一次回村给母亲过生日时，一位远方亲戚的送的一本邪教书让她走上了传播邪教之路，多年来攒下的积蓄也被悉数骗尽。而邪教之所以能蛊惑这位生活在城市的女性，正是在于其在思想文化上极强的组织性和精神上的恐吓与麻醉。

       所以，在吕德文教授看来，治理人们的思想，不能简单依靠专政工具。采取高压态势打击和极端宗教思想相关的恐怖主义是可以的，但思想问题却不能依靠专政工具的打击。这十多年来地下教会和邪教的传播，显然和基层治理能力退化有关，基层干部不是不知道当地的宗教传播状况，而是不想管、不愿意管。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有效、长效的治理办法。

       与此同时，地下教会和邪教的传播非常有策略，直接同我党和政府争夺干部与群众，村干部是他们最想传播的对象，那些家庭有困难、身体不健康的老弱病残更是会被积极拉拢，并且屡屡奏效。而且，这些传播具有明显的家族传播链条，也善于建立基层组织。邪教治理应该充分意识到邪教对我们的政权执政基础的消解。

       在面对国家转型期中基层治理的问题时，刘锐教授认为，最终要的还是坚持群众路线，在群众中解决问题。在日渐原子化的城市中开展丰富有益的文化活动，将人们的精神生活组织调动起来；在农村里面多开几次会，村支部会议、村民代表会，都是解决邪教问题的途径。刘锐举例，在江浙调查时候，有一些党员非常想说邪教的事情，但是很少有发言的机会，如果给村民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很多问题就能够反映出来，也能够有解决的可能性。

       邪教组织问题，简单的强力打击并非治本之策，而简单的强硬手段也不能达到治理的最佳效果。诚如吕德文所指出的，一般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宗教如佛、道等民间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都是比较温和的，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文化仪式、生活方式而存在，如果把这些简单归为封建迷信来处理，恰恰造成贫弱群体中文化真空的出现。这反过来给那些外来的极端宗教提供了传播空间。

       长期以来，异端思想在传统中国的治理中一直是个问题，但一般情况下那些异端思想是因为直接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悖而受到打击。现在的邪教谈不上和正统的政权合法性有竞争，它仅仅是社会治理问题。所以，尽管应该有战略眼光看待邪教治理问题，但从战术上看，还是应该将之纳入社会治理管理的范畴，不宜再像打击法轮功一样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在吕德文教授看来，现在的邪教治理还属于可控，可治理的状态。

       邪教之邪在于其从精神上控制信徒的思想，而打击邪教同样需要从精神层面入手，从精神层面瓦解。麦当劳里的“全能神”，这幅怪异的景象从侧面为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敲响警钟，如何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收获，在精神上也不再漂泊，是山东招远带来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