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几篇周其仁、盛洪、秦晖与华生的辩论的报道。几位“大家”狠批华生，绕来绕去，寻章摘句，最后才明白无非就是让“农地入市”。不仅农村建设用地，而且宅基地、林地都可以不受“用途管制”地“入市”交易。不如此，几位“大家”坚决不满意。甚至要“发怒”。其实，这就是他们三十多年一贯的“农地私有化”的翻版。没有什么新意。

 只不过，这次的辩论，几位“大家”总算提到了《宪法》第十条对农地性质的“集体所有”的规定。即：“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提都不提。偷偷摸摸，悄悄的干。似乎“温水煮青蛙”就可以搞定农地私有化。弄得来“改革”名不正言不顺。这次看来《宪法》这道坎是迈不过去了。《宪法》的根本精神是发展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它是一切法规的母法，不是废纸一张。为此，几位“大家”不得不硬起头皮强攻。盛洪先生干脆说“剥夺农民土地产权是对农民最深的歧视”。直接将矛头对准《宪法》。这句话的含义把中国历史给颠覆了。按照盛洪的观点，中国前三十年的土地集体化都不仅错，而且有罪。这可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中国的客人哈弗大学的傅高义最近也在清华大学演讲说，“土改”是毛泽东的两大错误之一。有一唱一和的意思。但没有“土改”，何来“统一中国”？颠三倒四，不像傅高义这位大学者一贯的做法？还是媒体在故意歪曲？

 扣帽子容易、歪曲容易，但讲道理难、做调查难。让老百姓接受你的观点更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更是难上难。请问，为什么中国的农地现在是“集体所有”呢？萨特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集体经济至少存在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也没有改掉《宪法》第十条。它的“合理性”在何处呢？不对百姓讲清楚这个道理，一股劲地要“农地私有化”，一定要将“集体所有”全部埋葬，恐怕没人敢真正相信。

 第一、集体化，才是农民的利益所在。农地的“集体所有”，首先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几千年，农地都是“私有”。都可以随便入市交易，且没有“用途管制”，完全达到了今天几位“大家”们的条件。但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前景呢？是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的对立。连孙中山先生都呼吁要“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1949年建国以前，中国连火柴都不能制造。帝国主义在中国如无人之境。甚至中国的国家的“球籍”都成问题。这还不足以说明农地私有化对中国发展的禁锢吗？

 请看毛泽东怎么阐述其逻辑：

 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也就是说，毛泽东非常深刻地看到了农地“私有化”和农户分户“单干”给中国带来的停滞、落后。不仅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而且根本不可能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会导致地主、资本家对农地的肆意掠夺和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才力排众议，要避免新政权“施小惠”，要在农村搞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现代化闯出一条道路。其逻辑是，历史既然证明了农地私有化的灾难性，所以要重新开辟全新的农民利益的保护与实现路径。这就是毛泽东探索的“集体化”。集体化是农民利益的实现形式。而非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实现形式。也非城市居民利益的直接实现形式。“集体化”，一般是自然村、或生产队的数十户农民的农地共同所有（绝非股份制）。而非全体农民所有。这些自然村、或生产队的农民通过“集体化”来实现自己的土地的整体性利益和避免贫富悬殊。同时阻挡资本、地主对农地的觊觎和掠夺。毛泽东筚路蓝缕、良苦用心才开辟了这条道路。当然，也经历了重重困难、挫折。但没想到，今天的几位当代“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为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开出的处方居然就是将农地制度倒退回100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农地私有化模式。就差不多说要恢复“帝制”了。这不是历史的倒退，是什么呢？ 

 分明是在为资本家代言，为“地主”代言，偏有所谓的“人文经济学会”还帮腔敲边鼓说其在“为九亿农民仗义执言，为农地农宅入市恢弘正名”。

 第二、农地集体化，并非是秦晖所言“被集体”。按照秦晖的理论，农民的“集体化”，只有达到他设定的条件才是合理的。即：第一土地是私有的。第二农民自由契约。有“退出自由”。这有点为新制度经济学坚决背书的意思。把制度经济学当成《圣经》了。但是，这种“集体化”，在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农村中的宗族、家族制度，算一种“自发秩序”吧。但也有严格的“家规”。不是想“退出”就可以“退出”的。既然这种秦式“集体化”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幻影。它就不应该成为判断“集体化”的标准。历史上数千年，正是这种不能合作的困境，为农业的发展设置了高强壁垒。以致千百年来农民只能分户单干，无法通过有效的农业分工与合作以提高效率。斯密所谓的市场奇迹就不可能在中国农村出现。中国农村就只能是停滞不前。甚至就只能是不断凋敝下去。因此，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集体化”，就只能在新的语境下展开和讨论。就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化”。毛式“集体化”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它不是幻影。而是实打实的一种集体经济制度。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内部完成初步的分工与协作。因此，它暗合斯密的分工理论。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农民的总体利益。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改造农村水土条件，实现农业稳产、高产的几乎唯一的路径。但它的创新成分里的确含有备受秦晖等攻讦的“强制”性。因为若没有“强制”就不可能有现实的“集体化”。“强制”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禁止“退出”。试想，如果农民可以自由退出其土地。村庄农业的整体性必然随时受到威胁和破坏。集体也随时可能面临瓦解。那还要“集体化”干什么呢？历史一下就会被打回“小农”经济的原型。中国的农业发展将毫无希望。禁止“退出”，使得集体经济彻底消除掉了过去数千年农户之间的产权壁垒。这正是毛式“集体化”伟大的创新之处。农户之间巨大的谈判、博弈成本瞬间消失。农村整体性，一下就可以过度到更具体的分工、协作的操作层面。“集体化”的效率优势立即呈现出来。如果斯密先生九泉有知，也一定会赞叹不已。三十多年的“集体化”，中国基本实现了水利化。农村大大小小数十万公里的灌溉渠道，八万多个水库、堰塘。这就是“集体化”的历史性成果。能够否定吗？笔者在全国各地农村做田野调查，随处可见“集体化”时期建设的水利设施还在发挥灌溉作用。甚至一些城市的饮用水，还是靠“集体化”修建起来的。总不能一边使用，一边不顾事实地谩骂攻讦吧？当然，“集体化”也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正常的问题，假以时日磨合是可以解决的。

 可惜，改革并非是要完善农村的“集体经济”。而是要把“集体化”一锅端。明明是蛮干，非要说是“勇气”。个别“大家”甚至把“集体化”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同起来。仇恨与理性的错乱，真是无语。

 第三、在任何国家，农村与城市都存在不同的功能。农地意义，远远不是“财产权”一种经济意义，还有更重要的“多功能性”。即生态意义、环境意义、历史意义、生物多样性意义、粮食安全意义。这些特殊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稳定性特征。它们不仅仅属于农村，而且还属于更大的区域，属于整个国家。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现代化国家、城市的最为重要的生态与环境基础。这种公共性决定了农地不能按照一般的市场规则来自由交易。所以农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完全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需要区别对待。哪来周其仁讲的“同地同权”呢？农地，能够与城市建设用地等而视之吗？“同地同权”，必然是以市场价格为标准，混淆城市、农村两种土地性质的区别，任由资本泛滥，把农村搞得不伦不类、“洪水滔天”，整体性被彻底破坏掉。而农村整体性被破坏掉的后果，就是一场更大区域的灾难。甚至是环境灾难、生态灾难。最后国家和城市也会跟着倒霉。所以放眼世界，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农地与城市建设用地也是采用不同的处置办法。农地交易也只能是在“农地农用”的范围内。而且本着农地整体性的意义，交易将有严格的限制。

 目前，很多村庄正是由于定位不清，导致了村庄整体性被破坏。比如在村庄内部发展工业。集体经济被强制解散以后，村民有了一定的资本，就可以在村里占地建厂。由于带动了当地的GDP，各级政府也积极支持。但村庄内厂房的无序建设，产生了很多负“外部性”。比如工业污水的排放，就在很多村庄直接污染了水源。导致村民饮水困难。甚至还引发了为数不少的“癌症村”。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河流普遍发黑发臭、鱼虾绝迹。也就是说，这些村庄工业的发展，与村庄农业生态保护、农业的发展，和村民的基本生计，都是完全是对立的。村民在村庄内建厂多挣的收入，可能连医药费都不够。这就完全违背了村庄建设用地的本意。村庄建设用地，是为村庄的整体性服务的。即首先是为农业服务的、为农村生态环境服务的、为在村村民生活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村集体经过有效的村民会议程序，可以允许建设一些加工工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背离了这一原则谈农村建设用地，无原则地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上市交易。最后的结果就是村庄的整体性、系统性完全被破坏。所有村庄最终就会成为一个个乱七八糟的“建设用地”。

 当然，对于城郊农村，和边远的纯农村地区，由于发展的方向、功能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需要区别处置。需要制定不同的农地政策。

 宅基地也是这个道理。农村宅基地，首先是为农业服务的。农民因为在农村生活和劳动，所以需要有宅基地。但是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和劳动，就不能有宅基地。宅基地是为在乡务农、居住的村民服务的。不是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即农民工服务的。这是“集体所有”的要旨所在。农民工是城市的产业工人或候补的城市居民。为农民工服务，应该是城镇的社会责任，而非农村的责任。因此，一些口口声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就是实实在在地推卸城市的责任。这些经济学家，为什么不集中讨论城市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社保歧视呢？为什么不集中讨论各级财政预算对农村的歧视呢？农民工若有权交易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必然就是对在乡务农的真正农民的利益的侵犯。农地的蛋糕利益反正就那么大一块。候补的城市居民分走一块，留守的真正的农民就只能越来越少。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其实就是这样。真正务农的农民，若扩大规模，就必须向“地主”缴纳600~1000元不等的租金。也就是说农业收入的1/3左右要用于交租。这不是损害农民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所以，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不能自由上市交易。按照《宪法》，农地本来就不是个体农民所有的，是真正的农民的“集体所有”，凭什么要怂恿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卖掉土地、违反国家《宪法》？但农房中的非土地的财产部分，包括一些动产和不动产，是农民自己的私产。这部分财产的自由处置，毫无问题。而农地、宅基地只能在“集体所有”的框架下，本着村庄的整体性、系统性，由村集体进行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的调整。由此，各地政府应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对农民工的“小产权房”进行必要的补偿或赎买。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农民和农民工的办法。同时，为了保护农地，保护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各地都需要进行整体性的“规划”和“用途管制”。主要就是“农地农用。”“农地农用”，不是对农民利益的限制。而是不能让城市工商资本，随意进入农村，去侵犯农民的利益，破坏村庄的整体性和城市的农业生态基础。否则，城市里的资本家、有钱人，就可以在农村购买宅基地，建设别墅。甚至搞一个个的私人庄园。目前，城市的很多富豪、土豪，“流动性”严重过剩，正等着这一天呢。私人庄园的遍地开花，必然是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那时的农村社会生态，就不美了。没有选择的失地农民，就只有家奴一条路。

 理论梳理有些枯燥，举一个异曲同工的寓言来说明这种灾难性前景。

 一群羊被关在栅栏内，有吃有喝，但不能到外面的森林里去。羊圈的主人说了，出去，就得被狼、老虎吃掉。此时，经济学家不干了。经济学家甲说了，圈养侵犯了羊的权利。改革，就要把羊放出去，让其自由；经济学家乙说了，同是动物，应该同权。老虎可以到森林散步，羊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经济学家丙干脆说了，剥夺羊在森林里散步，是对羊的最大歧视。羊有迁徙自由。

 羊圈的主人和羊，顶不住三大经济学家的漂亮说辞，就把羊圈拆掉了。这群羊终于可以自由地跑到森林去漫步。于是，一场屠杀就在森林里爆发了。羊被吃得干干净净。经济学家啃着羊腿解释说，羊的自由终于得到了保障。改革圆满成功。

 弱势的农民其实就是羊，毛泽东用“集体所有”的羊圈把他们保护起来。让农民有自主性，让农地有整体性，禁止地主、资本家对他们的进攻。但今天政府和经济学家要摧毁羊圈了。资本家在旁跃跃欲试、垂涎欲滴。

 第四、农地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是国家基石。动之，改革之，必须慎之又慎。因此，从方法论看，中国的农村改革，不能仅仅会背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先要做好农村调查。要了解中国农村。毛泽东1930年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看，这句话错了吗？如果没有错，就请政府和学者遵守。如果错了，几位制度经济学家请拿出逻辑和证据。拿不出来，就要老老实实承认方法论的错误。别忘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泰斗美国的科斯先生的“交易成本”理论，正是来自于大量的观察与调查。

 遗憾的是几位“大家”引经据典、古今中外、颐指气使，就是不谈他们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农地的调查过程、调查成果。因为他们基本就不做真正、深入的田野调查，也不写像样的调查报告。所以，他们基本不了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就好比来了一个哈弗大学的著名医学教授，给人看病，既不“望闻问切”，连照片都不看、化验单都不看，就开处方，谁敢相信？当然，哈弗大学的教授，不会做这种蠢事。

 调查，让人又想到毛泽东。毛泽东堪称农村调查的典范。笔者认为，至少上个世纪，最好的调查报告就是这位公认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做的。他老人家在江西做的“寻乌调查”，七万余字的报告，数据、案例之丰富、准确、全面，配之以精炼的文字、鲜明的层次，让读者叹为观止。这篇重要的调查文献，将以旧中国的“社会切片”流芳千古。近代、现代，有谁敢说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农村？连社会学、人类学的泰斗费孝通先生、梁漱溟先生都不敢拍这个胸口。遑论今天的几乎不做社会调查的主流“大家”？所以，面对建国前三十年的“集体化”，面对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这一历史遗产，我们还是多一些冷静、理性、客观为好。多一些自知之明、多一些尊敬为好。这种态度才可能为农村改革寻求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