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国家统计局对外宣布：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4万吨，比上年增长2.1%，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十连增”。昨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论坛开幕式上作主题报告时说，今年我国粮食又获丰收，也就是说不久国家统计局又将宣布粮食总产“十一连增”。不过，与官方高调宣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对“十连增”报道反应冷淡。实在说，这些年每每从电视中听到我国粮食产量实现“N连增”的时候，人们总会哑然失笑，继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作为粮食生产的实践者、管理者和见证者的基层的干部群众为什么不认同“N连增”呢？因为，“N连增”让人们联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中的“放卫星”；因为，“N连增”的结论与他们在现实世界看到的景象无法划等号。 

      那么，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一、政府开发圈地。全国平均每天约有一万多亩我们祖祖辈辈开垦改良过来的良田倾刻间毁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之下。

      二、农民建房占地。全国平均每年在100---150万亩，而与此同时，农村却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空心村”和“烂心村”，江西省抚州市全市农村闲置土地至少在12万亩以上。

      三、条件恶化抛荒。有三种情况：一是过去靠天然山泉灌溉的农田因森林破坏泉水桔竭而永久性荒废；二是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集体搬迁，导致那里的农田永久性荒废；三是离村庄较远的农田因水利设施、田间道路损毁，耕种难度加大而暂时性抛荒。江西省抚州市山区县抛荒面积保守估计在12％左右。

      四、地力持续下降。在南方稻区，过去每到春天，田野里绿油油一片，稍后紫云英花开又变成花的海洋，再加上青蛙的鸣叫声，好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它给人们带来了春天气息和丰收希望，然而这画卷止于分田大包干。现在的农田完全依靠化肥。

      五、土壤污染严重。主要是化肥农药以及金属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等。

      六、双季变成单季。过去的农民，单季稻田要想尽办法改成双季稻，现在的农民可以种双季稻也尽量改种单季稻。

      以江西省K县为例。K县目前的耕地面积和粮食总量产较上世纪80年代大约减少30%，但该县统计年鉴上的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数字变化不大。K县在南方稻区（山区）颇具代表性，而南方稻区约占我国水稻播种面积的94%，稻谷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5%。以K县粮食生产的现状推算全国粮食总产，“十连增”神话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同理，18亿亩耕地红线也可能早已下破（当然，国土二调说现在全国耕地有20亿亩，比18亿亩红线还多出2亿亩，那只能说过去的耕地就不只20亿亩）。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粮食生产，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在举国上下急功近利思想影响下，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号称实行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最严厉的制度往往变成最不管用的制度，最严厉的制度其实都是纸老虎，表面上看起来吓人，用手指轻轻一戳就破了。现实中的耕地管理，基本上可以用“失控”两个来形容，只是没有人愿意承认罢了。现在无论地方政府或农民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毫无顾忌占用耕地搞非农建设。所谓的18亿亩红线、基本农田、土地整理、增减挂等制度，往严重一点说，有些形同虚设、有些自欺欺人。在江西很多地方国道省道及县乡公路沿线，大量当地最好的良田被毁，用来建房或搞其他非农建设，其情其景令人触目惊心、痛心不已。

      对于现行的土地政策我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靠国土局一家专管耕地、靠国土部门事后监督（航拍）是靠不住，真正靠得住是土地的拥有者农民自己和乡村组织，遗憾的是现在的土地管理恰恰是把农民和乡村组织排斥在外。二是土地用地指标管理模式存在重大缺陷。现行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模式―――“总量管死，耕地放松”（即一个地方一年用地指标很严格，不能轻易突破，而指标内含有的地占用耕地指标不少且管理并不特别严格，可以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耕地管死，总量放松”，即占用耕地的指标尽量压缩且不得随意增加，而荒山、荒地、荒滩多得去，不用指标控制也没有关系。

      纵观上世纪90年代后20多年来的中央农村政策，总体判断是：元政策基本正确、基本政策问题不小、具体政策问题严重。粮食政策如此，其他三农政策亦如此。在此我说几件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一是上世纪末免除农民税费尾欠的问题，我在去年接受南都时报专访时曾说，这是***自毁长城―――自毁诚信道德长城。二是免除农业税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免除农业税等于切断了维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国家意识、国家情感的纽带，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其实“以补代免”数额相等但效果迵异。三是退耕还林问题，北方退耕还林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南方的退耕还林存在严重问题，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中央类似乱撒钱的例子不胜枚举。粗略框算，最近十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大约有七八万亿之多，但这些钱的使用效果如何？其中有多少钱打了水漂？如果查一查过去30多年国家支农项目今日的状况或产生的效益，结果一定让人大跌眼镜、一定让人心凉到脚根，因为乐观地估计，至少80%的项目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效益自然也接近“零”（种养业项目尤甚，水利等工程类项目好点）。如此情境，有良知的国人不禁仰天长叹仰天长叹、撕心裂肺―――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如此不珍惜？因此，我强烈呼吁，如果不能解决支农资金有效配置问题，建议砍掉一半的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砍下来的钱做什么？搞国防―――砍一半的资金一年就能造七八艘航空母舰，必竟纳税人的钱花在国防上总比装进不良官员和投机分子的口袋好，对于这样的建议我想全国农民都会双手造成。

      造成中央农村政策脱离农村实际的原因有很多，我以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国理政理念的西方化。西方化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主要有：一是“与国际接轨”泛化；二是科层制，即官僚体制的日益强化；三是忽视基层干部群众在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很多政策隐含对基层干部的极度不信任。

      二、正直懂农村的专家和官员越来越少。现在的三门干部、三门学者太多，官员任命又时兴空降，专家则时兴海归，背景越洋越好、学历越高越好，调研也多是蜻蜓点水。

      三、决策层对我国三农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这种判断包括对农村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真实需求等。

      四、制定政策更多地是从理念出发而非从农村实际出发。很多政策制定是从都是从理念出发，而且是从西方的理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

      五、政策参考样本收集出现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三农政策制定的参考样本，更多地是来自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比如土地确地，我在网上看到，某个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在浙江调研时听到一农民说因土地权属不清影响流转，就坚定地认为土地确权对全国很重要，我有理由相信这位专家的观点一定对中央土地确权政策的出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被高层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极为看重土地确权工作，在实践中存在重大问题，为此我用数月时间进行了调研，并撰写了《把握“土改”正确方向，正视“确权”实际效果―――江西省K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调查报告》一文。

      六、三农政策理论研究滞后于三农实践。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至今没有研究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取得突破，导致农村土地改革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成都的土改、深圳的土改等都在学界和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就是这一问题的表现。

      那么，目前的这一切有可能改变吗？有，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发生一件大事――――即来一场饥荒。这是坊间的民意。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不难以发现，几乎所有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是由危机推动的。危机倒逼改革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远的不说，上世纪末，三农问题凸显并危及执政党政权，于是才有了进入本世纪后三农政策的180度大转弯；2003年的非典使庙堂之上的决策者猛醒，于是挽救了濒临倒闭县乡医院……

      但是，由危机倒逼改革的模式，不是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因为危机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伤害，或者说这种模式的社会成本太高，有些危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执政党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而且，由于积重难返的原因，改变起来非常困难，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那么，这种“危机倒逼改革”的规律能不能改变呢？也就是说能不能不要等到饥荒来了才改变粮食政策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参会者都有答题权，如果我们都能抢答而且都答对了，在粮食问题上“危机倒逼改革”的规律或能打破。不过，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这样的前景我们难持乐观态度。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