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遭哄抢－资本下乡之痛
来源: 南风窗 发布时间：2014-12-16 阅读：1614 次
食物主权按：村民“哄抢”合作社的农作物，这一新闻乍听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合作社如果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怎么会出现抢夺自家收成的事？在国家推动土地流转的政策指引下，各地合作社流转土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无法作为社员平等地享受合作社的利益，因此出现了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种种矛盾。合作社到底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还是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有待更多的分析。
华北平原的红薯、青贮玉米，在10月下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这一幕突然出现：一马平川的耕地里，尽是黑压压的人群，挥动着锄头、镰刀，疯狂地刨红薯、收青贮玉米。
在一片上千亩的耕地里，几个小时的时间，农作物就被一抢而光。这样的场景，在泽康合作社的1万多亩耕地上，连续3天，疯狂演绎。
11月19日，泽康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堂告诉《南风窗》记者，“损失上亿元！家里的房、车，都拿去抵押了”。
“本想为农民做点好事，没想到这么难！”刘建堂说，合作社的路子不好走，农民的骨子里，还有很多劣根性。
但当地官方并不认可刘的说法。更拒绝用“哄抢”来形容这一事件。在他们看来，“哄抢”是一出戏，总导演是刘建堂。乡镇个别官员的沉默，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这出戏的演出。
哄 抢
无极县是石家庄辖下的一个县。合作社遭哄抢，始于今年10月15日。哄抢首发地，是无极县大陈镇大陈村。
10月15日下午，听到广播后的大陈村民，扛着锄头，开着农机，匆忙朝耕地里涌去。有的边跑边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赶紧过来收地”。邻近的定州市，也有大批农民闻讯驱车前来参与疯抢。
这些耕地，两年前已流转给无极县泽康谷物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简称泽康合作社）。2014年的租地款，泽康合作社也已支付给村民。但即将收获2014年的成果时，却遭哄抢。
“耕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大陈村村民张中友告诉《南风窗》记者，他69岁了，没见过这么大的哄抢场面。
哄抢事件已过一个多月。很多村民说起当时的场景，依旧津津有味，“场面很壮观，起码有上万人哄抢！”
大陈村哄抢后，大陈镇赵户营村的村民，也“蠢蠢欲动”。但被合作社管地的人呵斥住。因管地的就是本村人，不好撕破脸。但私下里，村民早已备好农具，电话联系好亲属，等待动手时刻的到来。
管地人的呵斥，摁住了赵户营村的躁动。但这种平静是短暂的。17日，疯抢同样在赵户营村进行。“大车、小车、三轮车，所有家伙全部上阵，家里男女老少也全部出动。”赵户营村村民雷振才告诉《南风窗》记者，抢人家的地，肯定不对的，毕竟地已流转给泽康了，但农民素质不高，大家主要是跟风。
哄抢中，很多农民持的是“不抢白不抢，抢了不白抢”的心态。
不仅大陈镇，泽康合作社在无极县其他乡镇的农作物，也几乎同时遭到疯抢……
合作社社员打了110，但警察到现场转了一圈，就回去了。毕竟，制止也制止不了。
村民好奇的是：为啥警察来了，不鸣枪警告一下？
警察来了，像没事一样又离开了，这在心理上，给村民安慰：国家也不管了。这样，哄抢就更加疯狂了。
还在坚持制止的，只有合作社管地的社员。但对着密密麻麻抢收的农民，任凭如何喊停，就是没人理他们。喊停声，也在农民一阵阵的刨地声浪中，淹没了。
哄抢时，泽康合作社的工会主席李占国看到：耕地里，农民们挥着锄头，翻出一串串红薯，并将一车车红薯，飞快往自家里运。
运红薯的车从李占国的眼前经过，紧张而匆忙的人们，经常一不小心就让红薯洒落一地，但村民都没空弯腰去收拾或捡起。
只有李占国默默蹲下，将红薯捡起又放下。在那红薯凌乱洒落一地的地方，李占国的眼泪，也挥洒了一地。“很心痛。”他说。
泽康合作社2010年6月成立，真正运作是2011年年底。这几年，合作社流转了无极县5个乡镇（郭庄镇、里城道乡、南流乡、七汲镇、大陈镇），约1.8万亩耕地，涉及29个村庄、4000多户。
刘建堂称，被疯抢的，有1.2万亩是青贮玉米，另5400亩是红薯。青贮玉米，作为饲料卖给奶牛基地。红薯供给附近的淀粉厂。
这次哄抢，刘建堂说，直接损失有7000多万元，加上间接损失，总损失达上亿元。
缘 由？
客观而言，泽康合作社给农民的租地款不低。每亩地每年的流转费是900斤小麦（小麦按时价计，折合成人民币兑付）。按此算，每亩地给村民1152元租地款。
因种地成本高、效益低，很多农民不愿种地，他们宁可流转土地后，外出务工。
合作社的介入，无疑迎合了这种需求。合作社和农户的合作，很快进入蜜月期。但哄抢，打破了这种短暂的蜜月。
很多农民哄抢，不过是在随大流。事后，刘建堂向《南风窗》记者分析哄抢出现的原因。
首先是小偷小摸的猖獗。这一带，以种小麦和玉米为主，很少种红薯。合作社大规模种植红薯后，很多老百姓跑去偷尝鲜，甚至引发较大规模的偷盗。为此，工作人员曾将一些人扭送派出所。这燃起这类农户对合作社的仇恨，并站到合作社对立面。
其次，合作社大规模流转土地后，断了在村里经营化肥、农药、种子和柴油等个体户的财路。受影响的，还有那些拥有农机、代人耕作或收割赚钱的农户。合作社有自己的农机，购买农资时，也直接和厂家谈，无形中，合作社也和这波人树敌。
再次，合作社管理层聘请了大批退休老干部。如乡镇原党委书记、乡长，县农机局、电信局、电力局、法院等部门原主要领导，也都在合作社任职。
聘用老干部的好处是，他们很敬业，关系广，能力强。坏处是，合作社和现任地方领导干部的对接上，关系微妙，不好处理。
刘建堂说，现任很多领导，当年曾是这些老干部的下属。在办事过程中，他们对老干部来办事，表面上热情，但因为没有好处，私下里，对方怎么想就不好说了。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几股势力同时作用下，大范围哄抢事件频发，就不奇怪了—这是刘建堂的分析。
但很多村民认为，合作社没有及时兑付租地款，才是哄抢的诱因。
按合同约定，合作社流转农民土地期限是15年。约定支付租地款的时间是：每年10月1日前，向农户支付下年的租地款。
据此，今年10月1日前，泽康合作社应给农户支付2015年的租地款。今年9月底，泽康合作社给农户发了用于兑付租地款的存折，但折子里没钱。“后来说是10月5日发，但村民跑到银行去查，没钱。又说是10月10日发，结果还是没发。再后来，说10月13日发，最终也没兑现。”大陈镇宣传委员刘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村民的感觉是，没钱就算了，还骗人！合作社一推再推，让他们一趟趟跑银行，所以很恼火。”
于是，合理的推导似乎是：这种不满，终于演变成一阵阵的疯抢。
真 相？
是谁给了村民们抢地的胆量？大陈镇大陈村村支书蒲长春告诉《南风窗》记者，10月15日下午1点多，镇里突然召集村干部开会。会上，领导宣布：“泽康的租地款给不了，大家回去给村民传达—各种各地，不要耽误农时。”
蒲长春回来后，立马给村民传达了镇委、镇政府的意思。
但这样的意思，被村民理解为“谁的地谁收”。
哄抢很快从大陈镇波及到合作社所在的其他乡镇基地。如今，绝大部分农民不仅抢收，还抢种了小麦。
哄抢风潮席卷下，一些即便已领到2015年租地款的农户，也参与抢收抢种。
刘建堂说，哄抢不是某镇或某村的突发行动，而是全县的统一布局。哄抢前，县里专门开会研究。
无极县农牧局局长高彦斗否认存在哄抢行为。“刘建堂不说实话”，高彦斗告诉《南风窗》记者，泽康合作社100多名员工中，基层员工从今年1至6月份的工资，只发一半；中层以上员工，只发1至6月份的工资。7月份后，员工们就没再领到工资了。而且，合作社还欠工人浇地、种地等劳务费146万元。
对所谓的“哄抢”事件，高彦斗说：“其实就是合作社经营不善，资金短缺，刘建堂被迫放弃已经流转的土地。”
在今年10月8日前，刘建堂一直隐瞒合作社缺钱的事。到了该兑付农民租地款的最后期限（10月1日），刘建堂也不承认没钱。
当时，合作社总经理刘虎雷等人和刘建堂说了，“如果有钱，赶紧发租地款，再不发就出事了”。
到10月9日，刘建堂才承认“没钱了”。刘虎雷和高彦斗汇报了这个情况后，高彦斗觉得这是大事，赶紧向县领导汇报。当晚9时许，无极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以及农牧局局长高彦斗等一干人，开会研究对策，一直研究到10日凌晨3点。
毕竟，上万亩农作物如果烂在地里，或是错过了小麦种植期，导致上万亩土地抛荒，意味着县领导将要负很大的政治责任。
研究对策时，刘建堂也参与了。当时，刘建堂说，有500万元，合作社就能活过来。为此，无极县领导找来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对方答应给合作社放款500万元。
这事，刘建堂也向《南风窗》记者坦承，感谢政府在此事上的帮忙。高彦斗说，但放了100万元后，小额贷款公司对合作社评估发现，“已无法形成资金回流，即便再放100万~200万元，也是打水漂”。最终，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只给刘建堂放贷100万元。
刘建堂因此被困住。
11月21日下午，高彦斗逐一给《南风窗》记者出示他和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小额贷款公司的通话记录，回忆一个月前事发的经过。
小额贷款公司退出后，高彦斗还帮刘建堂联系了河北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答应帮刘建堂一次性支付1万亩2015年农民的租地款。
这样，合作社可以收获上面的农作物、兑付农民租地款。但条件是：泽康合作社放弃这1万亩土地的转包权，由河北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经营。当时，双方都很满意。
后来不知道何故，刘建堂放弃了。“他说已找到注资人了”，高彦斗说，他还不是被迫放弃了这些土地的转包权？只是放弃的形式，是通过“制造农民哄抢合作社的新闻”来完成。
按合同约定，刘建堂违约，就得给农户双倍的违约金。但一倍的违约金，他都给不起了，如何给双倍？
布 局？
现实还在于，这一季的青贮玉米长势不好，“蛋白质的含量不高，人家不要。”高彦斗说，感觉老天要灭刘建堂一样，隔壁的行唐县此前有很多淀粉厂，因治理雾霾，环保行动后，关闭了很多淀粉厂。客户没了，红薯的价格，也降到一斤0.2~0.3元。
按无极县农业部门的统计，泽康流转的土地只有1.6万亩。在青贮玉米和红薯不好销的双重夹击下，高彦斗认为，泽康5000多亩的红薯，最多能收获500万元。青贮玉米，顶多也就几百万元，总加起来就1000多万元—这和刘建堂所说的、损失上亿元，相去甚远。
无极的很多官员认为，合作社的红薯、青贮玉米，即便全收了、兑现了，刘建堂也是违约金（约4000万元）都支付不起。他只好让渡地里的那一点点农作物，让农民去收，在减少农民损失的同时，也给自己免掉违约金找到了借口。
对已流转的耕地，无极县领导给泽康合作社指了三条路：放弃、兑款自留、转包。
高彦斗说，直到10月14日晚上，刘建堂才答应：合作社只能保住4000多亩地，剩下的，让老百姓去收、去种。
但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两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刘建堂否认自己叫农民抢收、抢种。高彦斗坚称，让农户收地自种，就是刘建堂真实意思的体现。
哄抢前，高彦斗在郭庄镇调研时，刘建堂刚好给郭庄镇党委书记打来电话说，“你们和老百姓说说，地就让老百姓自己收自己种吧”。“当时，郭庄镇党委书记让刘建堂自己去和老百姓说。”高彦斗说。
但刘建堂始终否认有此一说。
在官方看来，或许，刘建堂迫于其他社员的压力，没敢向社员袒露自身真实想法。“但不能坑完老百姓，又坑政府呀。”高彦斗说，这个事情的处理，政府已仁至义尽，努力帮他了，结果却成了“农夫和蛇”的翻版。他对此十分不解。
对“哄抢就是刘建堂授意和认可”的指控，刘建堂告诉《南风窗》记者，“无论是打电话给乡镇书记，还是打给高彦斗，我强调的都是：不能让老百姓抢了我的地，希望政府制止这种哄抢的行为”。
高彦斗最后向《南风窗》记者播放了他和刘建堂的通话录音，结果显示：高彦斗的话语，确实有录音作为支撑。
通话录音里，高彦斗还特别重复了一下：“剩下的地，是不是谁的地谁收，谁的地谁种？”刘建堂说，“对！”同时，刘还感谢高彦斗“为我着想了”。
假如“哄抢”事件真是一出戏，在数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入戏”的农民，目前还在不断反思和批判自身的不当行为。而掌握剧本和戏剧走向的人，或许不是这样。
真相很重要，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合作社怎么走？
犹如雾霾天笼罩下的河北一样，泽康合作社的前路，并不清晰。
文章来源：《南风窗》2014年第25期（2014年12月3日出版）
原文标题：“哄抢”合作社迷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