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倒奶”事件频发原因究竟何在
来源: 读者投稿 发布时间：2015-01-12 阅读：2040 次
摘要：中国奶业的整个产销链条已经为少数几家奶业大资本所控制和垄断——从上游的饲料、药品的搭配销售；到生产环节直接投资建立规模化养殖场、或者入股控制奶站和养殖小区；再到下游的加工、销售渠道——并分割走了乳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因此，归根到底，中国奶业不断发生奶农“杀牛倒奶”事件，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常态过程”，反倒是因为整个市场为少数奶业大资本所控制，进而导致奶农失去最为基本的生产主权。要改变这一状况，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广大普通中小奶农组建地区或全国性的行业联合机构、协会，打破少数奶业大资本把控整个行业的状态，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有效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
近些日子，各地发生多起奶农“倒奶”事件。一时间纷争四起，先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不同，后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周人杰的评论文章——“倒个牛奶，有必要和主义挂钩吗？”对之进行了批评。评论文章大致观点如下：“奶业已经是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以分散的中小企业为主，各类资本争相竞逐，与其他国家、地区别无二致。无论发生‘倒奶’的市场诱因，还是缓解‘倒奶’的政府行为……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过程，无需大惊小怪”。因为“（倒奶）谁都知道不好，但总会发生，这是人们搞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简单点来说，该评论文章认为，奶农“倒奶”就是自己实力不行，竞争不过其他资本，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怨不得别人。
这些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的调子，我们已然听的够多了。恰好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在2013年正好就中国奶牛行业做过年度调研，结合此次全国范围的“倒奶”事件，再次谈下中国奶农“倒奶”的根源。
“伤不起”的中小奶农
当前中国奶业生产模式有三种类型，即农户散养模式、养殖小区模式和规模养殖场模式，三类模式所占比重分别约为三成、四成和三成。自从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中国乳品的质量问题一直被归咎于农户散养模式的“小、乱、差”，也因为如此，农户散养这一模式正在逐步退出中国奶业。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的养殖小区模式和规模养殖场模式，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为严格的控制原奶质量。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养殖模式转变并没有带来原来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反而是增加的奶农的生产成本，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入。
第一，因为养殖小区模式“形统实分”，实际上只是为散户奶农提供了一个集中饲养奶牛的场地，但在奶牛的饲养、管理上依旧是“各自为政”。在这样的模式下，基本上无助于奶牛的保健和原奶质量的保证，反倒是因为将奶牛集中到一起而增加了牛群疫病爆发的风险，进而影响原奶质量。第二，奶农进驻养殖小区后增加的管理费、水电费、药品费抵冲了上升的原奶收购价格。同一地区的调查显示，养殖小区奶农每公斤原奶的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散户奶农，前者平均为1.8元，后者平均约为0.9元（不包括奶农自身劳动投入）。
而更为严重的是，进驻养殖小区的奶农已经被紧紧裹挟进一条为大资本所控制的牛奶产业链条，而且在其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没有原奶收购的“议价权”。在我们调查的5个养殖小区中，原奶的收购价格都是由乳品加工企业和养殖小区（奶站）商定，再由后者通知奶农。而当中的价格商定过程对奶农来说犹如黑箱一般，奶农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一价格，否则牛奶的销路将成为问题。而这一弱势地位也开始影响到奶农对奶牛的饲养管理。现今牛奶收购都是由奶站和企业签订协议，统产统销，对于质量不达标的乳品，企业会直接拒收，甚至会相应的罚款。而拒收或者罚款对奶农来说都会是绝对的损失，因此，为了减低损失，奶农只能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奶牛进行饲养管理，甚至直接采用企业指定的奶牛饲料，而这些饲料的价格都是较市场价格高的。就此而言，养殖小区实际上成为了下游乳品加工企业控制上游奶农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
而普通中小奶农在产业链条上的弱势地位，也使其无法从中国不断提高的牛奶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中获益，从而导致“杀牛倒奶”事件不断发生。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3年，每公斤牛奶的饲料成本从平均1.24元基础上，增加了0.87元，达到2.08元；每公斤牛奶的收购价格则在平均1.86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56元，达到3.42元；而每公斤牛奶零售价格则在6元的基础上，增加了3.6元，达到9.6元。这三组数据显示，虽然就增加幅度而言，牛奶零售价格增幅相对较小，但是其实际增加值（3.6元/公斤）却远远大于牛奶收购价格（1.56元/公斤）和饲料成本（0.87元/公斤）。在抵消了饲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牛奶收购价格上涨这一部分成本增加值的基础上，每公斤零售牛奶价格又上涨了大约2元钱。
这就说明，普通奶农并没有从牛奶收购价格的增加中获益，价格增值部分都被上涨的饲料价格所抵冲。而尽管牛奶收购价格在5年时间中平均上涨了1.56元，但乳品加工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收益，它们反而是趁着牛奶收购价格的上涨，趁势提高牛奶零售价格，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点也可以在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对比中看到。
2013年，中国、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牛奶零售价格分别为9.6元、9.19元、8.94元、8.12元和4.55元；牛奶收购价格分别为3.42元、2.72元、2.95元、2.35元和2.68元。两相比较下，中国的牛奶零售和收购价格之间的差距达到了6.18元/公斤，仅小于新西兰的差距。这一差距说明，牛奶的加工和销售环节是中国牛奶零售价格增长的主要获益者。
根据统计，目前我国超过100头奶牛养殖规模的养殖大户比重只占到大约37%，也就是说超过六成的国内奶源是由中小奶农提供的。但他们并不是牛奶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上涨的获益者，反而是饲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受害者。
由此观之，中国奶业的整个产销链条已经为少数几家奶业大资本所控制和垄断——从上游的饲料、药品的搭配销售；到生产环节直接投资建立规模化养殖场、或者入股控制奶站和养殖小区；再到下游的加工、销售渠道——并分割走了乳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因此，归根到底，中国奶业不断发生奶农“杀牛倒奶”事件，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常态过程”，反倒是因为整个市场为少数奶业大资本所控制，进而导致奶农失去最为基本的生产主权。在整个为奶业大资本所控制的产业链中，普通奶农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无论是在奶价还是在饲料价格的“谈判”中，因为没有自己的协会组织，奶农在整个产业链中没有发言权。再加上牛奶是一种鲜活易腐性农产品，季节性、时间性较强，如果乳品加工企业不收奶，奶农只能“杀牛倒奶”。
另类选择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奶业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地区别无二致。共性当然有，但问题在于另类选择是否存在。
我们先来看看挪威的奶业。在挪威，奶农通过建立全国性的行业合作社，通过三个措施，有效地维护着奶农的生产者主权：一是保护国内市场。挪威国内生产者拥有国内乳制品市场80%份额。二是协定价格。每年年初，奶农合作社就与超市就奶制品价格和供应量达成协议。三是计划生产。根据登记备案的养殖规模，合作社会将每年的需求分配到各家各户，而奶农根据这一配额进行生产。通过这些措施，挪威的奶农对一年的产量和收益都有稳定的预期（严海蓉、陈义媛，2013，“从大豆危机看食物主权”）。
而在美国，我们能看到规模更大的行业合作。威斯康星州的有机山谷（Organic Valley）奶业合作社是由中、小规模农户联合创办的，最大的养殖规模不超过500头奶牛。到2012年，该合作社已经有1723个农场会员；销售额在2010年就达到5.55亿美元，成为全美第二大牛奶生产商。合作社制定了一些奶农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例如，在奶牛的饲料构成中，80%以上必须是青草；不管市场波动如何，农民都能获得和有机山谷事先协定的价格，这样的话，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就由合作社来共同承担，而非奶农个体来承担。不仅如此，有机山谷还减少产业链流通环节，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可行的定价原则，奶农能获得利润，合作社可以负担的了牛奶收购成本，消费者可以以合理价格得到天然有机的牛奶（周立，2012，“美国‘有机山谷’的奶业合作之路”）。
回到中国奶业，我们看到的是少数奶业大资本把控整个行业的状态。作为牛奶生产者的广大普通中小奶农即便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在资本主导的市场里不断丧失生产者主权，愈发难以摆脱大资本的影响和控制。在如此情况之下，即便政府发文强令奶企不得拒收牛奶，也只能是一时之计。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广大普通中小奶农组建地区或全国性的行业联合机构、协会，打破少数奶业大资本把控整个行业的状态，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有效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也只有如此，“奶贱伤农”、“杀牛倒奶”事件才不会继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