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非常普遍，扶贫形势非常严峻。在过去十几年，NGO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扶贫领域重要的社会力量。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不同，NGO秉承权利为基础的发展理念，希望发动农村社区成员，赋权于农民，走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带动农村社区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在项目运作实践中，这些NGO往往处于自娱自乐的尴尬境地，无法组织和发动群众，陷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梁漱溟困境。这其中存在NGO项目设计和执行当中出现的技术性失误，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农村社区早已不再是一个共同体。在精英主导的社区，为农村社区劣势群体量身定做的发展项目，最终都被社区精英操作和利用，

社区动员抑或精英主导？

作为权利为基础发展理念的执行者，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在社区发展项目的调查、设计、执行过程中都强调动员社区成员的力量，参与到发展项目当中。然而作者在W县的工作实践中却发现，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发展项目已经沦为为社区富裕人群和精英服务的工具，发展项目的真正主体——处于劣势地位的一般农民——却沉默、缺失。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

1.NGO和地方政府主导发展规划的制定。《发展示范区三年规划》是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发展示范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了未来三年内的资金投向和示范区工作重点，发展示范区每一年度的工作计划都会依据《三年规划》来制定。《发展示范区三年规划》是针对选定的项目村制定的村庄发展规划。根据权利视角的发展观，在地居民应该是村庄发展的主体，有权利决定村庄该如何发展。而《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W县发展示范区三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完全是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和W县政府共同主导的。从表面上看，《规划》是基于需求调查而分析制定的，是村民意愿的表达，赋予了村民表达发展诉求的权利。而实际上，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和W县政府却以代表村民的名义，代替了村民，其实质是一种权利的剥夺。
　　首先，从“临时工作组”的组成来看，没有一个是在地农民。工作组的成员是来自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的“专业人士”和政府部门的“权力人士”。这才是真正有权利的人，前者具有专业权利，后者具有政治权利。
　　其次，调查的过程中村民主体性的缺失。从表面上看，是当地民众关于发展诉求的表达，是“倾听了弱者的声音”，而仔细分析并不是如此。村民在“被调查”的时候表达的想法是向他者的倾诉，而不是将自己放在发展的主体上去考虑村庄的发展问题。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划，村民没有拥有感。在执行该规划的过程中，也就不能期望农民发挥主体性。
　　最后，《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W县发展示范区三年规划》的确定过程主体性缺失。在工作组入村调查之后，由工作组成员对调查汇总并形成“规划草案”，规划草案提交政府涉农部门征求意见，最后由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中国办公室确认。项目村发展规划是对于村庄发展的长远考虑，而在规划确定的过程中，村庄的农民并没有参加，由此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个规划是为谁而定的？如果是为NGO工作的顺利开展而定，村民便有权利不参与。

２.社区精英主导项目的具体执行。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强调社区民众的参与，并期望村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实际是以村干部为主导的社区精英掌握着项目的话语权。
　　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村级项目中，涉及村民参与的环节，除了投工投劳之外，主要有两种方式：村民大会和管理小组会议。但是，村民参加村民大会的积极性并不高，参加会议的基本上是村中的富人，生活水平至少在村平均水平以上。所谓村民大会也只不过是一个过场。社区精英为了从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得到资源，而不得从形式上满足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的要求。为了保障项目的受益人群能够成为项目的主体，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要求，项目须由村民负责管理和实施，需要一个固定的小组负责项目管理，从项目申报、实施到后期的管理，都将由项目管理小组负责。资金直接拨付到村项目管理小组。而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管理小组成员一般都为社区的精英，一般村民对发展项目的参与有限。

３.NGO更关注自身任务的完成而非实际效果。在整个项目机构化、项目化互动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的，无论是负责审批的项目统筹还是负责申报的示范区工作人员，都属于机构内部的人员。基于此，机构内部对于发展形成共识，并能够在具体的工作中去贯彻和执行，是机构理念得以落实的关键。然而，机构内部对发展理念并没有形成共识，因而导致项目运作中发展理念的异化。　　　　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内部工作人员在机构的培训内容中缺乏对发展的讨论，其次是示范区内工作人员频繁调动，导致社区发展的想法和思路出现断层，项目缺乏延续性。
　　另外，作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面临着如何将资金按照机构的要求实施项目，定期向资助者汇报的压力，因而做项目将资金花出去成为示范区员工完成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做项目才能把资金花出去，才可以写成报告向资助者交代，才能保证资金的可持续。所以不管怎么样项目是一定要做的。按照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内部的惯例，每个发展示范区每年9月根据预测的资金额度，制定下一年度的项目计划。于同年10月底获得国家项目主任批准后，示范区的负责人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将这笔钱花掉。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赶进度，完成任务，常常出现依靠社区能人的情况，这与机构“与最贫困的人在一起，消除贫困”的要求是相违背的。

缺乏社区动员的项目后果

1村民对于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缺少期待　　

虽然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承诺，一个发展示范区要运作6-9年的时间。但对村民来说，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的一个资源，能利用就赶紧利用。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将用于社区发展的资金以项目的形式向社区投放，对于村民而言，就是尽可能的利用这个机会申请一个又一个项目，解决“修路”、“引水”这样的“实际问题”。并没有把X社区发展中心当做一个村庄发展的资源，长远考虑村庄的发展。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状况是，村民为了能够得到X社区发展中心的资金支持，只要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村民都有办法尽量和变相的满足。开一次会不行，就多开几次，直到项目得到批准。而开会的真正动力并不是为了讨论村庄的发展问题，而是为了能够申请到项目的资金。这是利益驱动的一种被动的参与。因为项目有一定的周期性，项目结束后，资金和人员都会离开。村民也不奢望通过这个项目彻底改变什么。因为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

２项目成了地方合作伙伴的负担　　

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W县发展示范区的地方合作伙伴是W县扶贫办。在具体的工作中，扶贫办的人员参与的非常有限，一般只是参与一些仪式性的活动。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做的事情都是由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北京办公室“空投”的工作人员身体力行。扶贫办作为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合作伙伴，但具体工作中参与得很少，对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在当地开展的工作没有拥有感。另外一方面，由于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国家安全部门还总为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在此开展工作而定期来找“合作伙伴”谈话。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工作开展得好，老百姓感谢X社区发展中心。做不好，扶贫办还要担责任，因为是扶贫办招商引资引进来的“项目”，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作为一个并不一定真正为贫困和弱势群体着想的扶贫办官员来讲，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成了一个负担。社区动员难的原因探析　　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和建设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农村已经被卷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下，农村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为农村社区劣势群体量身定做的发展项目为何未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反而被社区精英操作和利用成为他们获得个人利益的又一个工具？是什么妨碍了群众动员？这些问题需要从分化的农村社区内部寻找原因。
　　近年来，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直逼0.5的同时，在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也越来也大。以坡儿村为例，有的人资产上百万，有人则需要靠救济过活。通过笔者在W县工作的2年时间里，对坡儿村进行的调查了解到，根据富裕程度，村民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面对一个贫富差距悬殊，各自为政的分散个体小农，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的工作方法却将社区看成一个共同体。让单个的农户作为村民的代表，关注整体的利益。暂不论，代表选举的方法是否合理，选举出来的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单就一笔简单的经济帐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动员不起来了。村民到县城打工一天可以赚60元到100元不等。代表村民参加会议，讨论村庄发展的问题，常常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个定论。即使管理小组确定了，报到审批项目的官员那里也很有可能由于不符合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的村级项目要求被打回来，继续讨论。多花了功夫不说，更关键的是，即使继续讨论也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批准。因为权利视角的发展观，要求工作人员不能越俎代庖，替目标群体设计项目。项目的开发一定是目标群体提出的，并一起讨论的，对于一个农民来讲，考虑的是如何把门前的泥泞道路修得好走点，把水引到家里，不会想通过项目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更不会想修一个路能为政策改变带来什么变化。而这些恰恰是负责审批项目的官员关心的问题。村民只关心的少费些事，“有那功夫还出去打工赚钱呢。”
　　如表所示，富有村民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于商业活动，在土地上劳动的社区成员经济条件并不理想。这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类似，仍在种庄稼或生产其他农产品的3.2亿农民依然贫穷。1.5亿之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工作，他们的家庭需要他们送钱回来才能生存。在当下村庄，有家庭成员在城里工作寄钱回来的农户，处境通常会好得多。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它意味着中国农业已经不能支持农民的生活。虽然有水浇地的农户还可以种蔬菜，但水浇地已经被高速公路占得所剩无几。家庭收入结构中，与农业相关的越来越少。农民对于农业期望降低，对改善生活的方式有不同的期盼，以发展农业生产的项目目标动员群众的社区发展项目，无法回应农村社区中分化的阶层的不同需求。
　　以坡儿村外出务工的村民为例。在全球化市场背景下货币是农民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换取这份依靠最便捷的方式是进城务工。在W县县城的建筑工地，做小工每天60到80元。如果有手艺一天要赚到上百元。带着资金并派专业人员进驻社区帮助其发展，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处于动员不起来村民的尴尬局面。这是因为信德源社区发展中心开会不会发工钱，而开会决定的事情并不能给村民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收益，用开会的时间去县城打工，可以得到看得见的实惠。村民这样一种选择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与社区精英不同，解决生存问题的压力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所以作为发展项目来讲，要做的不是强行的拉着村民不去打工，来参加项目会议；而是要思考如何认清农村社区的阶层分化，让有不同利益需求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动员效果。

结语　　

“赋权”被许多从事发展工作的组织奉为“真理”和工作的指导原则。当今从事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NGO在农村开展的活动，与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等乡村建设学派开展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类似。虽然二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将农村想象成一个整体，抽象地谈农村社区的发展。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当代农村，已经呈现出货币化、原子化的状态。农村社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把农村社区当成一个共同体做发展动员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本文前面所提及的尴尬局面。而工作人员迫于完成项目任务，势必依靠当地政府和社区精英，而这又与发展机构站在弱势人群的一边发出无权声音的立场相背离，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歪曲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