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渔民上岸是解放还是压迫？香港女性渔民的生活工作变迁
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系 发布时间：2015-09-22 阅读：2748 次
食物主权按：香港从1970年代到1990年 经历了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大量的劳动力需求靠当地农渔业的人口转型而来。本文由香港的一名渔民二代大学生所撰写，通过半年的社会调查，作者生动讲述了香港女性渔民好姐和贵好的人生故事。她们离开传统的海上作业到岸上过定居生活，一方面有了自己的收入而走向经济独立，但是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撕裂的家庭 生活、城市人的歧视以及低薪的经济压力。作为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她们只能在城市里从事工业的底层工作，默默忍受资本的剥削。从香港80年代末女性渔民上岸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主流话语“天生捱得（受得住）”和“刻苦耐劳”对劳动者抗争性的消解。对照之下，今日中国内地农民抛荒土地，不得不走上“半工半农”的道路，是否也是缺乏组织性之下的一个无奈选择？
正文
研究问题
根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对渔农业的人数统计 ，在2013年现时香港约有4, 000 艘渔船，大约有8, 800名本地渔民在渔船上工作。此外，香港的渔船主要在南海的大陆架附近的水域作业，且大多数渔船由家庭成员操作，另僱用渔工协助。因为近年随着油价上升、水产资源受过渡捕捞而大幅减少、行业辛苦的工作性质等因素令不少“新血”拒绝入行令这个行业渐渐息微。加上由于以前的渔业多以家族传承，旧有的渔民多数是“文盲”，知识水平较低，原因是子女自少便要帮助出海捕鱼，无暇上学接受教育。但随着时代的转变，教育的普及令一些怀孕的渔民不得不回岸上定居，为的就是让子女得到稳定的居所及适当的教育，令这个传统的渔业家庭作业模式慢慢转变外，由于与丈夫长时间分隔两地，岸上定居的妇孺渔民的家庭模式亦出现变化。本研究希望探讨的问题是当这些女性渔民因怀孕而回港定居，她们如何适应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和工作? 她们如何应对家庭生活模式的变迁？
好姐的故事
好姐，今年四十八岁，岸上定居已有二十多年了。回想起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丈夫到岸上生活依然历历在目。“为什么要回到岸上? 全都是因为我儿子, 其实我有一子一女，当时我家婆帮我带儿子, 女儿则给奶妈带。但是儿子愈大就愈难带, 他奶奶年纪也开始大, 最后只有自己上岸，自己带这两个孩子。”由此看来对子女的照顾是这群女性渔民毅然离开丈夫的事业，选择到岸上定居的主要因素。时代的进步与变迁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令他们能得到教育机会及更好的生活环境。
当时她离开渔业到岸上定居的地方就是香港仔。因为香港仔是她奶奶老爷所居住的地方。“当时根本没得选择, 丈夫还没有买房子, 只好跟爷爷奶奶同住。 当时其实家里不算大，只有二百八十几呎，要与很多人一起住。我的老公还有其他的兄弟都是做渔民的, 他们的妻儿都住一起。更加上老爷奶奶还有女儿尚未出嫁，所以当时一间房子可以说是住着几代人，前后加上起码都有十几个人一齐住。” 根据好姐所说，她的丈夫收入浮动性很高，”一流” 最高试过几万元，但最低亦可以是六百甚至低于五百，当中还要扣除基本开支例如劳工工资、油费。收支浮动不稳最难符合申请政府公屋的条件。他们唯有透过节省生活开支并加上积极储蓄，才可能进行置业活动。以好姐的例子，她跟丈夫花上八至九年的时间才拥有他们第一栋自己的物业。一般来说，这代的渔民多以船主身份的模式运作整盘生意包括好姐跟贵好的老公(详见下文)，因为香港愿意入行的人少之有少，所以必须透过聘请以内地为主的劳工帮忙。以前每次出海的成本动辄都要过万，当中就包括薪金开支、油费、工具例如渔网维修等等，所以成本消耗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渔获收入的抵销。据好姐所说，她的老公只有大时大节如清明、新年才会回港休息几日，然后便再出海，而且休渔期及颱风他们亦必须回避风港暂避，计算起来，一年可能只有六至七个月进行渔业活动。
她们回到街上生活以后，我们都可能认为她们会极为不惯，生活跟城市人会格格不入。但好姐就不以为然，觉得“也还没有什么不习惯, 最不习惯都只是会挂念自己的丈夫”。始终跟丈夫缘起都是在海上，现在跟丈夫海陆分隔，心里当然不是味儿，泛泛挂念之情。言谈间虽感到好姐好像说得轻鬆，但丈夫在海上作业亦充满危机及未知，又岂能轻鬆放心。“有时候他会在很远的地方捕鱼, 一星期都不能聊一个电话, 有时候他用卫星电话打回来跟我联络, 反正就是很多时候要从朋友口中才可以得悉丈夫的情况。” 因为她朋友的丈夫亦是渔民，亦跟她丈夫是朋友，所以彼此消息互通频繁。另外问及她还有什么不惯时，她亦提到自己是个文盲，“回到岸上时, 我根本不认字。小时候母亲逼我去读一下书, 但是因为当时捨不得母亲, 不愿意去上学, 宁愿和母亲一起留在船上生活。”最后她便没有再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问她有否后悔过，她这样答道，“一点也没有后悔过, 我虽然不认字, 但也一样带大我一对儿女, 只是最不习惯是有时候有一些寄来的信我会看不懂, 还有找工作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不过既然知道自己不认字, 就去找一些不用认字的工作就可以了, 做一些搬运, 清洁的工作。 我现在有时候看报纸和新闻字幕, 有不懂的, 我就会去问我的儿子。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只有书写还不可以。”
灵活变通大概是这群女性渔民的特质。好姐先后做过几份工作，最初在一间位于香港仔虾厂从事除虾穀的工作，后来因为黄竹坑工业区发展兴旺，于是好姐便转往黄竹坑打工。“我当时是负责做一些假髮、捲髮配件装配，全都是手板眼见的工夫，很容易上手。之后去做虾厂其实也很自由, 你可以自己安排什么时候下班, 反正他们都是以每斤多少钱来计算你的工资, 正合乎我要回家去带小孩的时间。虽然后来虾厂关闭了，但幸好当时黄竹坑还有很多工厂选择，于是我就转工了。那些工厂我们称之为”外发”，它可以让你把工作带回家里去完成，这样就更方便我带两个小孩和我的老爷奶奶了。”后来黄竹坑轻工厂式微及北移，加上为了配合接送一对子女幼稚园上学及放学，于是她便到邻近他们幼稚园的麦当劳当员工，一做便做了好几年，当中她体会甚深，“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一小时十二元, 每个套餐都只是十四到十六元左右, 但现在一个套餐已经是三、四十元, 跟去茶餐厅没什么差别, 现时工资却没有什么增多。 所以说现在的人怨气才会这么的大。”被香港发展大历史隐藏的她们原来也十分关心社会上的事，当中她们面对的蜕变又岂能用三言两语便能得知。
贵好的故事
贵好，今年人生已经踏进五十个年头，上街已有好一段日子了。回想二十年前的海上生活，贵好没有太多留恋怀缅。上街的原因只因觉得在海上的生活辛苦及苦闷。“在船上工作其实不太辛苦，回到街上亦要工作。最主要都係因为海上大风大浪，不是每个人也应付到。海上经常风浪不定，连吃饭也要抓住扶手来吃，渔船抛来抛去，头都晕。唉，还是回到街上生活比较好”。
“以前我们的渔船专捉虾，而且要在晚上至凌晨进行。因为虾蟹都是夜晚先才在水面，这时，我们就会找合适的地方落网，怎样才叫合适呢，就是可能见到周围一带都没其他船在捕鱼，又或者一带风平浪静就会落网。落网的时候，男生就会负责将重的石头将渔网坠到海里，我们当女儿的就负责用绳控制正在下坠的渔网，令张渔网不会反转，否则就捉不到鱼，当网都下好的时候，女儿的就可以稍作休息或听收音机，男孩就不行因为要掌舵，而整个过程大约2-3个小时不等。当要收网的时候，男孩就负责拉起石头，女的就开始将渔获分类，分开鱼虾蟹。活的就用水先养才能卖到好价，死的就先不理会。分完都差不到到早上，这时当女的就负责晒乾某部份渔获作醃製品出售，然后便要到街市摆卖，但男生就可以睡觉。卖到十一点才可回船休息，夜晚又再工作。当时一天可赚千多元，但一个月要赚几万才可以应付所需成本开支。我的兄长弟弟的薪金都比我高，我们当女儿的就只有几百块，因为父母认为做女儿都不值钱。”
回到岸上后，她坦言舒服得多。虽然也是要工作，但比起在海上她觉得来得舒适得多。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黄竹坑錶厂，负责手錶装嵌。“当时那所錶厂的规模都很小，计舟在内只有十多个员工，要做的工作都很容易，将芯嵌进錶架里，不过要十分专注，手眼要镇定才可以装配好一只手錶”。她亦留意到当时黄竹坑的工厂区大多数都为手工业为主，少有重工业。一般来说每间的规模都很小，“一间工厂里可能几个人在工作，而且很多员工都是水上人，因为我听得出水上人的口音，所以经常都结识到水上人做朋友”。
“当时回到街上最不习惯就是学写字，水上人最理亏的地方就是文盲，因为找工作都不能找一些需求既定教育程度的工作，那就要做苦力，当然薪金不可能比文职的高。还有当时一旦要签署文件就十分麻烦，因为自己不懂看文件，又怕给人欺骗，所以一旦要签文件就要找朋友帮忙观看，不过我的朋友识字也不算多，半桶水啰，幸好也没试过给人欺骗。”当时的她其后更载道:“当时我朝早六时起床到洗衣铺工作，三时放工便再到附近餐厅打工，就做厨房帮工，每天十时下班，天天如是”。
由好姐和贵好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女性渔民普遍有相同的特点，就是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未受过正式的教育。这一方面促使她们上岸为让下一代得到教育的机会，促成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的自身经历。文盲普遍是她们上街遇到的困难，例如无法独自阅报及信，更大的制限就是工作的流动性。她们反映能做的工种其实很少而且大多需要劳力，因此她们声称自己”很捱得”，但现实是她们”唔捱唔得”，这班女性渔民因为生育被逼离开渔业，一方面在海上所熟悉的谋生技能根本无法应用在街上的工作，其次，她们亦要因为照顾孩子及长老亦使她们无法长时间进行全职工作，唯有兼职才能满足她们所需的弹性时间，所以她们大多都是”一日打两份工”，为的就是生活。面对工厂北移、香港走向知识及金融系经济的发展体系，从前她们从事的初级生产到现在亦只能在经济体系的底层进行劳力、低技术的工作。
香港仔的时代变迁，工人工作状况的变化
上文的渔业女性人生故事里有提及她们的一个共通点:都参与过黄竹坑轻工业的工作，她们称这为”外发”工作。由此可见，香港仔一群刚上岸的女性渔民配合适逢当时邻近地区黄竹坑的轻工业腾飞，为这班女性渔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亦吸引了大量渔民选择不再从事渔业活动，反而到这儿打工。“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因为香港仔、黄竹坑一带的工业用地远较市区便宜，厂家纷纷前来发展。当时不论香港仔及黄竹坑已出现了十多座工厂大厦，僱用了近万名工人。行业包括五金、塑胶、纸品、食品加工等。但只限于中、小型的规模。工厂的数目和生产类型不断增加，为南区居民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所以不少水上居民已迁到陆上居住，并从事较稳定的工作，使香港仔的渔民人数下降”(梁炳华:1996)。
然而，这些在黄竹坑从事手工加工工作的”工厂妹”，后来都相继转工。究竟是什么原因? 从微观分析，则是黄竹坑轻工业往北移，轻工业的生产线从香港消失。”1970年至90年间，黄竹坑曾是香港的其中一个主要轻工业区，但其后不少工厂迁移到大陆”(梁炳华:1996)。工人不断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潮此起彼落，而且工人很容易跳槽，厂东因应需要，由无福利，到新增津贴、勤工奖、办旅行、舞会等，加上当时政府引入劳工条例，吓怕不少厂家。相反八十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投资，不少本地厂家北移内地。基本上内地开放初期，九成外资都来自香港，直接令本地工业区不断萎缩”(明报:2015)。由此可见証着整个手工业以至香港都经历着大变化，但当中这群女性渔民的故事却被整个时代洪流所掩没。
潘毅(2007)一书曾提及到内地的工厂如何透过严格规训压逼一群由农村出城打工的工厂妹。当中例如提及到这班”打工妹”每天要按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生产活动，但”这张作息时间表对工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一丝不苛的规定，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适应其严格要求，对刚进厂的新人来说，这个过程极为困难。然而，反观早期上岸的女性渔民到工厂打工，她们所面对的景象却完全不同。如贵好所说一样，当时的黄竹坑轻工业规模不算大，一间工厂的运作只有三、四个人进行，主要的生产力量依靠这班以”外发”形式生产的劳工在家中生产。即是这班女性渔民反而是被鼓励回家进行生产工作，这是她们最乐意不及，因为她们又可以在家中靠手工赚钱之馀，同时兼顾照顾长幼职责，而且家里生产，全民皆兵，可以一起合作加速生产，多劳多得。虽然当时的人工是按加工完成品的磅数计，一磅的人工只得几毫，而她们每天可能只能完成几磅，并以半个月作一次结数，所以最终可能赚到最多十元。但她们却喜爱此类工作，因为自由度极大，按自己的能力从货车拿走所能製成的加工品，而且工作时间自由分配，虽然薪金一定不如在船上打工，但她们认为这份工作一来的劳力要求已经远比在船上工作的低，二来亦不会比较危险，因为有些工序需要使用船上机器如”搞网”，同时亦需要特定的技巧操作，最后更打趣地说不用受丈夫及老闆的呼喝。
对本港的劳力问题的反思
渔民虽然是船主，但是在香港从农（渔）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渔）业日渐式微。 “他们上岸原因可能不是经济上被迫做出的决定，而有文化和社会因素，例如因为岸上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或者为了子女的将来而上岸。其次，其实现时香港劳工阶级很大程度上都受主流媒体思想的影响而缺乏抗争性，例如本文提及这班女性渔民都认为自己“天生捱得”和“刻苦耐劳”，但本文亦有提及就是她们根本就是”唔捱唔得”，面对低学历的处境，因为各种因素被逼上岸打工，这些因素都令她们议价力量极低，面对工作上的性别压逼及低薪工作她们只能黯然接受。所以，这些她们所谓独有的”特质”其实未必是水上人所传承赋予的，言而只是对现实压逼希望得到解脱的一套论述。让渔民从个人层面接受上岸后低收入的工作，又无法团结形成工会和资方对抗。而这套论述又或是对水上人所谓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由资方为这班水上人所加冕的虚假皇冠，”你地啲水上人咁捱得”，从而合理化自己对这班渔民的剥削。
你可以争论认为当时这班渔民仍然未进入到进步的年代，当时的港英政府对劳工可能的确没有太多保障，但面对今天已经一个充满文明进步的纪元，香港的劳工状态仍然如此恶劣，没有标准工时、没有集体谈判权、没有全民退休保障，究竟现在跟以前刚上岸的渔民所面对的处境又有何分别?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关在笼子的鸟习惯了 以为飞翔是种病”，现时香港的劳工保障的确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若果不组织起来、勇于争取自己应得的，甘于被关在笼子，那么对劳工权益的讨论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的空间。
参考资料
1. 黄南翔.1992.《香港古今》.香港.奔马出版社
2. 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2009. 《香港仔- 从渔港至工业区》.香港历史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 Access Via:
http://hkhiso.itsc.cuhk.edu.hk/history/node/3779
3. 梁炳华.1996.《南区风物志》.南区区议会.香港
4. 明报周刊.刊于25/2/2015.《与工业共生成长》.焦点-生活焦点.香港 Access Via:http://www.mingpaoweekly.com/6929-%E8%88%87%E5%B7%A5%E6%A5%AD%E5%85%B1%E7%94%9F%E6%88%90%E9%95%B7
5. 丁毓玲.2000. 《浔埔妇女 : 一个福建渔村的性别身份建构》.论文 (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 ACCESS VIA: http://etheses.lib.cuhk.edu.hk/pdf/003809103.pdf
6. Rosaldo, Michelle Z. 1974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Michelle Z.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17-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梁世荣，李明堃.1998.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 理论与硏究方法的反思》. 香港 : 主办者
8. 郑宏泰、黄绍伦2005.《二十一世纪评论:港澳台的政治与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与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香港中文大学. ACCESS VIA: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092_0511004.pdf
9. 潘毅. 任焰译. 2007年.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香港︰明报出版社。
10. Ong, Aihwa. 1991. "The Gender and Labor Politics of Postmoder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279-309. Safa, Helen. 1995. Ch.2 The Male Breadwinner and Women’s Wage Labor. In The Myth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Wom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arribean. Boulder, Co: Westview.
11. 香港房屋协会.2011.《香港房屋发展的历程》.高中通识科教材-《变迁中的房屋需要》 Access Via: http://www.hkhs.com/pdf/liberal/Book1_Part1_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