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历史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现在，小岗村的“承包户，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而且“包”字进城，已经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新路”，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古时候就比较富庶，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走于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自从11 94年黄水夺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灾害频仍、饿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曾给地主放过牛，种过田，还当过和尚。后来，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照理说，农民起义的胜利，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他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着眼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岗村农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上了新中国的主人。

　　建国初期，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了起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总动员，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这次治理淮河，对穷山恶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湖泊和洼地蓄洪区，而且，还疏浚和开挖了数条大型运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与此同时，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长20华里，宽10华里）。很多人都说，当年修水库是不拿工钱的，但人民热情高、劲头足，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工地上的喇叭唱个不停：“燃灯水库，燃灯乡，十三万人民喜洋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后，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从此，小岗人也和其他凤阳人一样，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告别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难生活。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于，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离开时，汽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汽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汽车行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说，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这样，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说是“一包就灵”，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

　　不过，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小岗村又一滑坡”了。算起来，小岗村从带头搞“承包”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

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畜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来，就要花42元，实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展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温家宝听了很赞赏，随即表示，他要听真话。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