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10月19日是鲁迅的忌日。鲁迅对于中国乡土文学的出现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启发了现代文坛上一批从事农村文学的作者们。鲁迅关于乡村的文章更多着力于揭示农民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农民在鲁迅笔下是“没有自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乌合之众…犹如鬼魂般漂浮无力”。作者鲁太光认为，启蒙理性虽然使得鲁迅洞穿了统治的变态和层层的压迫，然而也使他无法体察鬼魂般的影像后面蕴含在农村生活世界的巨大动能。如何认识中国农民的能动性，梁漱溟和毛泽东在1938年延安会谈时也分别表达了不同的判断，前者有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农民喜静不喜动，而后者认为中国农民是要动的。然而，鲁迅终究走出了启蒙的藩篱，在他生命后期，鲁迅以关于女吊的书写开始召唤一个白毛女般的斗争主体。

农民的形象——“有意味的错位”
　　如果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盘点一下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味”的“错位”现象。

　　毋庸讳言，鲁迅对自己笔下的那些“小人物”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深情，即使有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忍不住要鞭挞一下，可那悲悯的眼光却始终没有离开他们，可以说，鲁迅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笔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即使如此，他笔下的农民却只是一些没有自我的模糊面影，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自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乌合之众，而他们所发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聒噪声，所以，他们都像鬼魂一样，飘忽无力。

　　与此相反，尽管鲁迅对他笔下的那些乡村士绅们充满了厌憎之情，可纸上的他们却个个都活灵活现，不仅有自己丰满的身体、铠甲一样鲜亮的衣饰，而且还都有自己的一套水泼不进、针刺不透的话语，并且他们的话语都斩钉截铁，容不得半点质疑，有时候简练得只剩下一个词语，甚至只是一个语气词，也那么有力，让面对的人不得不胆战心惊。也就是说，他笔下的那些乡村士绅们有强烈的自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他们似乎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自己，才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
　　在进一步阐释这种错位现象之前，清理一下这两种人物形象的谱系是必要的。
　　鲁迅笔下的农民当中，比较“健康”的很少：数来数去，似乎只有《社戏》中那帮朝气蓬勃的双喜、阿发们和粗朴、善良的六一公公。不过，如果剥除因“朝花夕拾”而产生的温暖氛围的话，这里清新、温暖的景象也就变得比较可疑了：那些双喜和阿发们不过是另一个少年闰土，若干年后，那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将会苍茫晦涩起来，而海边沙地上的阳光少年也将变成一个神情木讷的只会低声叫老爷的“木头人”。至于六一公公，简直就面目可憎起来：只因为一个“大城镇”里来的“读书人”（一个小毛孩子）随意的一个“好”字，就高兴得手足无措起来，不仅不追究孩子们偷罗汉豆的罪过，而且还五体投地地感激起来，说什么“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中状元……”
　　不过，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只有“夕拾”“朝花”的时候，一抹温暖的心情才激活了那个阴沉晦涩的农村，那些麻木不仁的农民才鲜活起来，否则，那些蚕妇村氓们不过是一些稀里糊涂地活着和死去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生命力。
　　而那些“老爷”们却威风得很！
　　韩毓海有一个洞见：鲁迅通过小说《肥皂》表达了对启蒙内涵的权力因素的明察秋毫。
　　这样的理解与文学史上通行的理解完全不同：根据八十年代文学史简单化的理解，先进人物追求现代文明，而落后人物自然就是现代文明的坚定反对者。然而，“落后”的四铭和现代文明的象征肥皂、字典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这样的，而且简直就截然相反。从而，《肥皂》这篇小说的戏剧性恰恰就在于揭示了近代中国那些表面上反对“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者，内心里实际上对于“西方”表达出强烈的热衷、想象和敬畏，这根源于这些统治者对现实中的强权的热衷、想象和敬畏。正是这一对现实权力的敬畏和想象，推动他们成为本质化的传统主义者、“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者、乃至“全盘西化论”者，成为围着权力指挥棒团团乱转的“无特操”者。　　　鲁迅笔下的乡村士绅们之所以言之凿凿，无坚不摧，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是清清楚楚的“统治意识”的追逐者，因而，也就是同样清清楚楚的“统治意识”的产物，他们的言语不过是其统治意识的自然流露，所以他们的言语才有符咒般的力量，因为那是权力。至于他们穿的是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拿的是“屁塞”还是“字典”，就无关宏旨了，因为，那不过是他们手中权力的话语显现。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四铭面对肥皂和字典时难以言说的焦虑。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阿Q在老派的赵秀才和新派的“假洋鬼子”面前的斗争都一样无疾而终。
　　然而，问题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鲁迅笔下这种理智与情感的错位恰恰反映了现代启蒙主义话语自身的悖论：启蒙是一束光，它在试图照亮世界的时候，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的逻辑黑暗！这样的逻辑黑暗体现在鲁迅笔下就呈现为这样的景象：一方面它帮助鲁迅敏锐地捕捉住了形形色色的乡村精英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这种欲望的疯狂言说如何压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农村，从而对他们进行了无情讥刺；另一方面，在对这些乡村精英规范而理性的话语进行无情地瓦解的同时，他却无力从这个话语的圈套中跳出来：在猛烈地冲锋时，他似乎离开了这些理性共同体，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他转了一个圈子之后，又以一种背反的方式回到了出发点。他似乎无法“告别”这个理性共同体和这个理性共同体的构造者——掌握了特定知识程序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市场资源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各种行政法律程序的官僚集团。在本文中，就是掌握着各种权力的乡村精英阶层。
　　虽然深邃的怀疑已经将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了，可是，书写也到此为止：在意识到“乡村精英”和他们所掌握的理性资源勒索、压抑着农村和中国，因而向他们攻讦的时候，他却无法穿越这浓厚的屏蔽，在广袤而复杂的农村找到一种替代性力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农村其实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懦弱的地方，因此，在同这些乡村精英搏斗的时候，他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夸大了这些人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的力量。所以，他无法直面一个包括迷信、祭祀、礼仪、戏剧甚至沉默等在内的农村文化生活世界，无法看到乃至想象一般民众活生生的文化生活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在形成一个无边无垠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也许，直到女吊在悲凉的锣鼓中愤然登场的时候，直到诅咒一样的文字在临终前脱口而出的时候，他才真正从这启蒙的罗网中脱颖而出。
　　我们可以把话题拉得远一点：也许，只有在这个脉络中，我们才可以理解此后的毛泽东在看到延安平剧院演出《逼上梁山》之后的兴奋之情和因此写下的文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所看到的既是一个真实的乡村，又是一个虚假的乡村；他的书写，既是一个敞开的过程，又是一个遮蔽的过程！
农民的压抑、反抗与崛起
　　鲁迅笔下刻画的农村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乡村精英从有限的“保护者”退化为恶劣的“摧残者”的时代，是他们竭尽全力在历史长河巨大的旋涡中垂死挣扎的时代，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束缚在人民身上的绳索纠结成一条大毒蛇向农村和中国的咽喉猛扑过去的时代……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鲁迅笔下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形象：通过四婶之口而传达出来的鲁四老爷的一句话把一个体格健壮的女人击打得半死不活，而后在祝福的鞭炮声中不声不响地死去，因为，在这一傲慢与偏见的体制中，她连最基本的劳动权也被剥夺了；在人群中颇能折腾的阿Q，在秀才老爷和假洋鬼子的斥责面前失去了姓什么的权利，失去了革命的权利，而后在莫须有的罪名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慰老爷和七老爷的威吓中，那在沿海三六十八村很有些名声的木叔和很是桀骜的爱姑不得不接受“离婚”（被抛弃）的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看到了士绅和地主强有力的一面，甚至也看到了这一阶级日益没落的一面。因为，在他笔下，这些“老爷”连一点历史的悲凉感也没有，剩下的只是一张凶狠、滑稽的面孔。
　　可是，这样的农村又是不完整的：他没有看到行将就木的士绅和地主背后那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挣扎着、战斗着的草根阶层，没有看到他们前仆后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看到的又是一个虚假的农村。因为，尽管他看清楚了那些压迫者的丑恶嘴脸，并且化笔为刀，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可是，他无法意识到，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不能由地主阶级、地方士绅以及由他们转化而来的“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或者由这多种身份组合而成的阶级或阶层来完成。所以，他无法看到推动中国农村和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和由他们转化而来的城市无产阶级！因为，如果说历史或者对历史的“现代理解”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始终有意识和自觉地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就是他们。
　　我们已经说过了，鲁迅的心灵世界是一个鬼魂出没的世界：他生命中一切斗争而死的烈士都化做一个个鲜血淋漓的影子，融入他的骨血之中，变做他的标准，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在这灵魂大角力中，他又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与绝望，这使他怀疑的眼睛更加锐利，看透了那些人面的魑魅魍魉们的伎俩，也使他逐渐看透了启蒙的逻辑黑暗。所以，形形色色的拜物教者在他犀利的文字下瑟瑟发抖，原形毕现；所以，他笔下的农村虽然在种种权力者的遮蔽下影影绰绰，农民们也像幽灵一样面目模糊。可是，他们已经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了，已经聒噪着行动起来了……
　　最后，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与那些角了一辈子力的鬼魂合而为一的时候，他内心的黑暗豁然开朗，化做一个复仇的女吊，跳上无边的乡村舞台，唱出了清朗的曲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现实没有让他失望，若干年后，在粗犷的黄土高原大舞台上，在酒神一样热烈、日神一样坚定的锣鼓声、秧歌调里，一群群复仇的女吊——“白毛女”——们山呼海啸地呐喊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坚定如山，深情似海，走遍了大江南北，唱红了长城内外，赤手空拳，打破规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农村，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