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里没有通电，山西运城一孩子在煤油灯下写作业。

返乡笔记中存在“负能量”的原因并不在于写作本身，而在于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现状本身。

近日网上两则假新闻倒是把颇为流行的“返乡笔记”又炒了一把。这两则假新闻，一则是《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另一则是《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被爆出来之后，先有《南风窗》记者韦星发表的《走出农村的读书人，请不要这样说农村》一文指责写作这些返乡笔记的“走出农村的读书人”（以下简称，韦文）；后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发表《“返乡体”再辟谣，乡愁经得起多少反转》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对“负能量”返乡笔记的写作和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批评和探讨。

毫无疑问，对于作假这一行为，我们是要进行批判的。但我认为对“返乡体”笔记的批判也应当止于此，而不应“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当然本文提出商榷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让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诸多问题得到实事求是的揭露，让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都引起重视，从而促进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这里先将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概括一下。韦文指出，“那些无情的批判，在无限放大和丑化故乡的背后，是多年来，一直隐藏在一些农门学子内心里的弊病，里面有着深刻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在韦星先生/女士看来这一所谓“深刻的心理因素”就是某些农村读书人从乡村到城市、从学校到社会失去“佼佼者”光环之后而产生的不满和偏见。通过对农村的批判，他们释放了自己的不满、偏见以及“loser”心理，从而获得了“长期卑微存在于大城市里，所没有过的成就感”。韦文最后批评这些读书人没有看到农村城镇化的大好趋势，并认为这些转变为“城市人”的读书人其实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与韦文不同，陈柏峰教授的文章则相对严谨和深刻。陈教授首先指出，当前返乡笔记“大多数似乎是‘负能量’的，都是唱衰农村的，描写农民的困境，揭示乡村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受众心理和传播规律的作用”，第二个是“写作者知识结构的影响”。但实际上归结起来还是一个原因，即新闻媒体和记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负能量”返乡笔记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媒体和记者为了“吸引眼球”的职业习惯和“一触即跳”的写作习惯所致。当然陈教授并没有一棍子将返乡随笔这一写作打死，他也指出了其正面的意义，即“它确实揭露了农村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陈教授进一步将“返乡体”写作，归结为是“城市知识阶层关怀天下的优点和不接地气的毛病在当下的综合体现”。对于陈教授文中的观点，我既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先来谈谈对韦文观点的看法。我不认同韦星先生/女士将一个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一个（或许不存在的）个人层面的心理问题之上。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我们难道就可以说，多年前大量出现的农民工堵路等事件，是因为他们个人层面的心理原因？显然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恰恰是他们的工资得不到按时支付。更有极端如不久前发生的宁夏小包工头马永平制造的公交车纵火一案，我们确实可以在事后指责马永平个人层面的问题，但细细思量之下，真正造成这一惨案的根本原因难道不就是因为工程款被久拖不付吗？！

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韦文所言的观点，即一些心理存有不满和偏见的“走出农村的读书人”肆意丑化和无限放大农村问题，那么，难道我们就可以无视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妇女权益保障缺失等等客观现实问题了吗？我想显然是不能的。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反问，造成这些“走出农村的读书人”心存不满和偏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何他们努力拼搏跃出农门之后，却因为没有人脉关系而无法获得成功，只能在城里“苦逼地工作和生活着”呢？请不要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套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来敷衍我们。我们也承认，如“上海女”、“江西男”这样的假新闻是极为不妥的，不仅动机不妥，表达方式也不妥，但仅仅就因为表达方法的不妥，我们就可以完全否定其背后所真正存在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一客观事实吗？我想显然也是不能的。

韦文最后“洗地”式的让读者放眼农村城镇化的大好趋势，却没有看到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是否能够买得起沿街的楼房和县城的房子？也没有去问问他们在新安置地的日子是否过得舒心？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许韦星先生/女士先应该到农村地区扎扎实实地做几年调查研究，再来高人一等的批判那些“走出农村的读书人”吧。

再来看下陈文的观点。如果仅仅就新闻造假这个问题而言，陈柏峰教授的分析是极为到位的。他深刻地指出了新闻造假背后所存在的根源，即为了达到传播效果或者营销目的而刻意追求甚至制造噱头。诚如陈教授所言，这样的造假如果过多的话，不仅对社会会构成巨大的撕裂和伤害，而且对媒体公信力、新闻记者的形象、网络舆论坏境也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无疑，这样的现象和行为我们是必须要反对的。

但当陈教授把新闻传媒界存有的这一普遍性症结，放入到对当前“返乡体”笔记大都是“负能量”这一具体事件的分析中来时，就产生了问题。因而他和韦文一样也未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所在。甚者产生了同样的缺憾，就是把问题归结到写作者身上，无论是“走出农村的读书人”，还是“城市知识阶层”。但当前“负能量”的“返乡体”笔记大量出现，难道真的仅仅是导源于媒体和记者为了“吸引眼球”的职业习惯、“一触即跳”的写作习惯，以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一调门？显然不是的。

在我看来，陈柏峰教授的分析之所以出问题显然是因为他混淆了两个问题，即“返乡体”笔记的写作手法本身和“返乡体”笔记想要揭示的客观真实问题。前一个问题也就是陈教授文中分析透彻的新闻造假问题。媒体和记者为了吸引眼球刻意制造噱头，让“返乡体”笔记写作变成“比谁惨”的游戏。这是我们必须要反对的。而后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必须不得不承认、也美化和修饰不了的、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真正存在的客观真实问题。可以这么说，只要照实写作，这些客观真实问题无论是在新闻、还是在报告中所呈现出来的必定是“负能量”的。但显然，这些新闻和报告中存在“负能量”的原因并不在于写作本身，而在于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现状本身。换句话说，不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负能量”的“返乡体”笔记还会大量出现。即便是在“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这一造假的新闻中，除掉“村妇组团约炮”这件事，诸如老年人问题、赌博问题、炫富问题、子女教育等等问题，难道在中国农村地区就真的不存在吗？

显然，在对当前造假新闻的批判中，我们不能混淆这两个问题。如果混淆，那么产生的结果就是将“返乡体”笔记原本想要揭示的、存在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客观真实问题给遮蔽掉。这样“返乡体”笔记也就真正丧失了其正面意义。因此，在我看来当前“负能量”的“返乡体”笔记大量出现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媒体和记者群体的“坏习惯”，而在于“返乡体”笔记所要揭示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原本就存在。所以，当前对“返乡体”笔记的批判也应当是止于造假新闻事件本身，而不能是因为其呈现了“负能量”，否则就会矫枉过正。当然，我也赞同陈柏峰教授的看法，即“返乡体”笔记最好“既能描述现象，又能分析问题，还能有一些延伸”。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客观全面的描述和切中要害的准确分析，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现存农村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