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湖南、河北等地正强力推进并村改革。据媒体报道，湖南计划撤并超过1.6万个村庄，减幅近四成。河北也计划五年内撤并13387个村庄。这场规模浩大的改革，将深刻影响基层治理和社会经济。村庄是乡土文化的载体，故乡因合并而消失后，乡愁还会有吗？

一、    村庄迁移、再建、合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很难再延续乡村文化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诗歌里描绘的乡村画面，是多少人梦牵魂绕的故土家园。但故土在荒芜，乡村在减少，官方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4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减至252万个，10年锐减110万个自然村。这意味着，每天有300个村庄消亡。

这一时期是我国“村庄合并”的高潮期。“村庄合并”被认为是改善乡村治理结构、加快农村城市化的重要举措。2004 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村庄合并。2007 年中央1 号文件再次明确：“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搞好村庄治理规划和试点。”随后农村出现大村庄发展趋势，浙江、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等地也进行大范围的乡村合并。

当前，中国新一轮“村庄合并”正在进行。据媒体报道，湖南全省原有建制村41595个，这次并村改革任务是减少16069个，减幅39%。河北也规划在未来五年，撤并13387个村庄。

村庄合并，大体有两种方式： 一是单纯做行政兼并，村民并不搬迁，只是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二是行政合并之外，还需移民、搬迁、重建，实现“用地集约、居住集中”。

村庄是乡土文化的载体，其变动、消亡或重建，都会对乡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即便是仅作行政合并，也涉及到村庄改名的问题。要知道，村名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其背后是一个村庄的传承和历史。名字改了甚至没有了，乡愁这枚小小的邮票，没法抵达目的地。

而若是涉及迁建的村庄合并方式，则不仅意味着原有的村落、河流、民居、古树、宗祠等物质和非物质的记忆将被遗弃，更因人地关系的变动，对乡土文化产生颠覆性影响。

研究指出，一个村落持久存在通常饱含四个基本要素，即地域空间、生活共同体、人口及其互动关系、文化维系力，其中文化维系力是农村得以延续的根本。在传统的村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根据宗族等纽带的维系，形成熟悉的关系，即费孝通所概括的“熟人社会”这一乡土社会的特性。村民的基本处事规则、人际交往、生产生活习惯与民俗，乃至生老病死，无不受到熟人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维系力的制约。

文化维系力形成的根本，则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系列围绕着土地开展的乡土行为。而涉及迁建的村庄合并方式，往往与“土地增减挂钩”、“农民上楼”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中，人与地的关系发生改变，很多农民甚至失去了土地。

离开土地，离开村落，传统的往来与熟人关系所依存的乡土格局被打破，根据人地关系而产生的乡土文化也随之受到动摇，乃至解体。

二、并村移居后，失去了“熟人社会”的稳定器，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

在原有乡土文化遭遇解体的同时，在新的村庄，文化重建面临着诸多难题。

从各省的做法来看，被撤并和搬迁的村庄，向小城镇、中心村、园区和景区附近转移，纳入城市规划的按新型城镇化改造建设。而改造或建设的新村庄，常常有两个被人诟病的特征，一是城镇化，二是兵营化。

因为于土地要集约使用，村民再住进单独民居的可能性不大，很多统一住进了高耸的楼房。建筑布局也不可能如以前般依山傍水、错落有致，而是整齐划一，有如兵营。不少曲径通幽的村落，变成了一眼望穿的街道。向城市看齐、以城市为美，这样的村庄，显然已经失去本有的美感和神韵。

并村移居，使村民交往由熟人关系逐步向半熟人或陌生性关系转变。河南某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虽然多数采取整村搬迁的形式，但由于采用按面积分配房屋结合随机分配房屋的政策，居民仍为邻里的不到四分之一。多数迁居村民能够与新邻居较好地相处，能适应新环境的人际交往，但由于搬迁后住房面积普遍缩小、串门不便、新居干净整齐害怕弄脏、感到拘束等原因，相比以前，村民更喜欢宅在家里。

居住空间、住房形式的一系列变化，对迁居村民的交往习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圈、交往频数的变化使“熟人社会”的沟通形式与内容面临重置的挑战。

除了居住环境变化，并村移居的村民往往还面临经济压力过大、就业不足与保障不到位、同质性社会交往导致的封闭与自卑心理、认同感的缺失等问题，他们更多是一个沉默者，对融入新村庄、建构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缺乏热情和意愿。

并村移居后，村民利益的多元化也对乡土文化重建构成挑战。虽然原住村民和迁居村民生活在相同地域，但由于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容易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多元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熟人社会”加快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乡村传统的道德与权威弱化，一些利益诉求容易演变为利益纠纷。

并村，不是一并了之，难的不是集聚更多的人口、更多的房子，而在于构建一个新的文化融合体，如何重建乡土文化的维系力。

三、以行政手段强行合并村庄，不仅割裂乡村文明，还需防控失业农民带来的社会问题

以上指出村庄合并给乡土文化带来的冲击，并非是要酸楚地反对村庄合并。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些村庄的合并能够改良基层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村庄合并也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德国、挪威、英国、美国等地也发生过村镇等基层政府合并的浪潮。

但一刀切地推进村庄合并并不可取。

乡村由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而发展与演化，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历史元素和自然形态。这是一个内在自然的历史进程，而非外在强行的主观模式。村庄合并必须尊重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乡村的历史文化、区位环境、经济水平、产业特色千差万别，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匹配度也不尽相同。如需村庄合并，必须准确把握每个乡村的特色与优势，不能进行一刀切的制度安排。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仍按照合并的乡村数量、人口与面积的规模进行一刀切的统一规划，推行“撤并数量越多越好，合并人口与面积规模越大越好”的工作标准，盲目贪多求快，用行政手段强行撤并。

官媒报道中，提前、超额完成并村任务往往成为被突出的“亮点”。湖南去年11月开始推进并村改革，要求今年6月底完成，但在6月初就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全省原有建制村41595个，计划减少16069个，但到了6月初就合并建制村17442个，超额完成1373个。

半年的时间，湖南近半数的村庄被撤并。这样的高效，很难让人不质疑其背后的政绩冲动。而在媒体的报道中，算过经济账、管理帐、官帽账等各种账，唯独很少算文化账。很多村庄突然就那么“消失”了。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村庄合并重建必须有3个前提：一是自然形态已经消失的城市近郊区村庄，已没有值得保护的古迹；二是由于原来错误的规划，导致农民多次迁移，至今还没有永久的定居点；三是以务农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模式已经彻底转变，村民们的就业已基本转移。而这样的村庄少之又少：一般只有大城市郊区的村庄才符合条件。

此外，随意“并村上楼”，不仅浪费资源，如遇到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就会大规模聚集于社区，而不是分散在与耕地临近的村庄生活“熟人社会”中，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结语

大规模、一刀切推进并村改革不可取，不仅造成乡村多元演进的中断，造成作为历史标记和历史记忆的村名消失，而且可能对传统乡土文化造成解体性影响。并村改革不妨慢一些，对“文化账”作更多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