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口促进精准扶贫
目前,我国“三农”问题出现的新动向,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其一是农村两级分化严重。我国还有7000万现行标准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按照中央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仅剩四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每年要减贫1400万人,仅靠中央财政资金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其二是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山东、河南、东北三省粮食连年丰收,但价格低迷,玉米只有0.85元/斤。即使如此,也有价无市,多地爆发出农产品滞销问题,涉及主粮、蔬菜、瓜果、牛羊肉、奶类多种农产品。中国农民不仅与国内资本竞争,还要与国际资本竞争,甚至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农民拼价格,这对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民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第三,由于农村优质劳动力严重不足,多为妇女和老人种地,农业采取非常粗放的办法经营,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使用,造成严重的乡村环境污染,也污染了食物链,城乡居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国家付出了高昂的治理成本。
为国家贡献了70%以上粮食的800个种粮大县中有110多个是贫困县。如何让种地的农民其劳动有合理的回报?如何将扶贫与产业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情况,结合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可能大量返乡等现实问题,特提出用高效生态农业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环境污染、带动农民和农二代大学生就业等系统解决方案的建议。
高效生态农业指的是在尽量少使用或基本不使用化学投入物的前提下,保证作物产量基本不下降甚至高产。优质优价,使得农民付出比在城市打工同样多的劳动力前提下获得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经济回报,拉动城市中高端消费市场。该新型产业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旅游与养老多项涉农产业,附带解决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水平。试分析如下:
第一,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应当以生态农业为主。我国耕地总面积在世界上排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但是我国人口多,平均每人拥有耕地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50%,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由于现行的农业模式种地不挣钱,农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转而依赖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甚至转基因,造成地力严重下降,突出表现在土壤板结、酸化、有机质下降、重金属污染、耕地污染等。其实,人是第一宝贵的资源,而农业更离不开人的辛勤劳动。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恰好是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那里远离工业污染,适合发展优质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优质优价,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附加值就会大幅度提升。不与发达国家农民拼土地数量,就能够变劣势为优势。
第二,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帮助政府扶贫,促进城乡和谐。目前粮食安全问题只是政府单方面关心,市民并不操心,市民对优质农产品购买的力量并没有释放出来。优质安全食品因为源头没有污染,没有农药、除草剂、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不含转基因成分,这样的食品是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可带动健康产业发展。健康产业形成继房地产之后的新型产业,药食同源,只有食物健康,人体才健康。传统农业在GDP中的比例小于10%,全部加起来不到6万亿,如果有1亿个城市家庭每年消费3万元的优质农产品,即可带动1亿个农村家庭从事安全农业生产,全国近50%的人口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这在全球国家中是领先的,率先在食物安全方面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优质农产品回报高,可带动农民就业,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后富”。另外,这样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大的竞争力。
第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获得更多的食物数量。有人担心发展生态农业会造成产量下降,其实这是个误区。如果耕地质量恢复,农民愿意在土地上投入优质的劳动力,加上补充有机肥、禁止秸秆焚烧、利用豆科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间作套种、增加微生物菌肥等措施,恢复地力与土壤生物多样性,粮食产量不仅不会减产还会增加。我们在山东平邑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利用十年的实验证明,有机农业可获得更多的产量与经济汇报。我们发明的农业模式是在源头“六不用”,即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与转基因种子,产品经严格的检测基本实现了“零农残”。小麦与玉米周年产量由原来的低产田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的吨粮田,花生、大豆、苹果产量均高于普通农田产量。可见,只要科学种田,农民积极参与,利用相对较少的土地上同样可满足国家粮食安全,解决产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
第四,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健康。优质食品生产对生态环境有严格的要求,水、土、空气都不能污染,从源头杜绝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人工合成激素,通过市场作用倒逼工厂少生产有害化学物质,帮助国家保护生态环境。高效生态农业是一种环保产业,是最大的公益产业。生态农业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耕地固碳。中国18亿亩农田,若将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1%的话,其土壤从空气中净吸收了306亿吨二氧化碳。中国科学院的实验数据证据,将传统的农业模式改为有机农业模式,可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逆转为净吸收,其强度可达11.5吨二氧化碳当量/年/公顷。
健康是所有财富中最重要的财富,疾病是健康的大敌,疾病的出现与食品有很大的关系。有机或绿色食品营养均匀,元素平衡,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有十分重要的健康呵护作用,如病人、孕妇、儿童、老人等,当然健康的人也需要吃健康的食品。多吃有机食品能够呵护自身和家人健康,消费者明白这个道理并主动消费是不困难的。
第五,避免农产品滞销与餐桌浪费,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农产品滞销反应的深层问题是,农民在市场经济面前没有定价权,盲目生产造成大量宝贵自然资源及人的劳动力严重浪费。在这样的农业模式下,富者返贫,贫者愈贫。利用互联网+,高效生态农业实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经济,农民能销售多少就种多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粮食与副食品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脱钩,再加上长期以来农业重数量,轻质量,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廉价的食品逐步与垃圾联系在一起。食堂、个人、家庭,以及粮食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严重,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可养活2.5到3亿人!我们大量进口的粮食,在餐桌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垃圾。食物直接等同于垃圾,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信号,而这个危机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着。
针对上述出现的客观现实,建议中央政府果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利用中央涉农补贴、各项扶贫资金和环保资金,用于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释放城市与农村两方面的活力,科学引领资本下乡,促进精准扶贫。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解决农民就业与脱贫。围绕着种植、养殖、加工与销售等等环节,增加生态就业机会。如果市场前景看好,农二代、大学生二代等优质劳动力会进入生态农业领域,粮食生产潜力会进一步释放。中国涉农与环保方面的资金,即健康保障、社会服务的资金应向广大农村倾斜,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盘活农村市场。
第二、将人类吃的粮食与动物饲料粮分开,分类生产口粮与饲料粮。对于口粮和主要经济作物,在水热资源较好的传统农业地区,采取精耕细作的办法,即生态农业的办法生产,达到国家要求的有机标准或至少绿色标准。提高优质健康无农残粮食与食品附加值,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全民动员解决“吃得饱、吃得好”问题。
第三,保护城市消费人群的知情权,将有机和绿色认证收机构收回国有。优质高端农产品在大中小城市都有很大的市场,且健康产业是唯一可替代房地产的实体经济产业。而要发展该产业,除了在生产源头科学技术突破外,还必须在消费末端为城市人群把关。当前有机认证和绿色认证为公司行为,有些甚至是私营企业,他们为了生存就放低标准,其权威性大大折扣,城市人群不相信,购买潜力被压制,优质农产品的销路亟待从认证瓶颈上打开。建议将全国区区千人左右的全部农产品有机认证机构收回国有,严格对健康和生态环境把关,其工作人员可享受公务员待遇。
第四,经费使用要与精准扶贫和高效生态农业结合,发挥国家指挥棒导向作用。当前国家的农业政策是以保数量为主的,在高端的优质农产品产业的补贴很少,完全放任市场,客观鼓励了农业环境污染。每年国家用于农业补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治理、扶贫的各项资金达几万亿,这些资金的使用不能按部门层层下达,必须按照扶贫目标或粮食安全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国家是资本的主人,必须达到国家要求的农业产量、治理、环境保护、扶贫、健康等具体的指标后经费才能下达。可设计专门的资金托管部门,充分吸收产、学、研、政、农多方面的力量,用好国家资金,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
第五,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按照先试先行的原则,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议以县为单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和事实来说话,以计划+市场行为带动粮食安全问题解决,避免政策上“一刀切”现象。国家购买农业、健康和环境保护服务,发挥国家涉农、涉环保、涉健康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前提条件是,国家资金向环境友好型、粮食保障性、就业扶贫型的高效生态农业倾斜,鼓励固氮、固碳、化肥、农药、农膜减量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