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分田到户”与“土地确权”
来源: 读者投稿 发布时间：2016-12-05 阅读：1136 次
编者按
自1979年我国启动农地改革以来，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渐趋凋敝，小农生活也越来越窘迫，如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越来越进行不下去。穷则思变，如今反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30多年以来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者认为，打破集体规模经营的农地改革从第一步分田到户15年不变就走错了，后来30年不变、长久不变再到“土地确权”则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降低了农业生产力、农地变得细碎化、村庄社会分化加大。而“从全球政治博弈的角度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这种严重而深远的破坏效应，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超越军队的致命武器”，破坏我国粮食安全，陷入“不战而败”的危险境地。
2014年1月24日，我国将国家安全提高到了空前高度。中央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书记担任主席。对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等元素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以预防这些领域出现严重的危机，危及国家安全。这在目前复杂的国际“亚和平”环境下，是一个非常英明、重要的决定。但是，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国家安全还没有关注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我国的农地制度安全。或许在高层看来，农地制度安全仅仅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属于“经济安全”的范围。与国家安全还有较大距离。
但是，农地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可以说它是我国现代化的稳定器、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农地制度直接关联9亿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经济利益。直接关联国家的农业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是我国一切经济、社会制度的基石。因此，一旦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失误和危机，必然会导致农村全面危机。农村危，则天下必危。而目前进行的改革，恰恰没有后悔机制、补救机制。
所以，在目前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将农地制度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层面来认识。严防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三十多年，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一直是在充满质疑的环境中勉力推进。并且，随着这种制度性危机的加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而改革，却基本不回应这些来自基层和边缘学者的质疑。也不反思改革在方向、方法上的问题。反而将这种质疑、反对的声音视为“左”的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拒绝。从而使得中国的农地改革，正在演变成为危及国家安全的一种极端的冒险行动。
1979年启动的农地改革，即“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目前，已经快进行不下去。为此，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头痛的问题。力图以“合作化”、“规模经营”、“产业化”、“土地流转”等缓解这种制度性危机。但枝枝叶叶的举措几乎没有任何成效。在应对的方略上，目前选择的“确权”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或者说仍然是错误的“路径依赖”。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有意思的比喻：第一颗扣子错了，以后的扣子就会全错。“确权”，就是第一颗扣子错了以后的错误的继续。
第一颗扣子错在哪里呢？错在1984年一号文件宣布“承包经营权15年不变”。由此开启了对集体统一经营的架空、瓦解历程。1998年第二轮承包，第二颗扣子继续错误，宣布“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承包权“长久不变”，是第三颗扣子错误。现在又进行的“确权”是第四颗扣子。目前，除了华西、南街、周家庄等零零星星的个别村庄，全国各地村庄的集体经济基本上被私有化方向的改革整得瘫痪闭气。成为一个个没有任何经济实体的“空壳村”。但是，这并非是改革的胜利。这是因为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才是评判制度变迁的唯一的制度标准、历史标准。不是理论、不是舆论。
集体统一经营是一种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一种产业组织的必然要求。这种经济逻辑是毁灭不了的。在农业领域也概莫能外。因此，在1984年以后，缺乏村集体统一经营的分散、细碎的农地制度改革，首先恶化了农业的经营环境。使得中国农业的组织性、整体性消失。中国农业需要一定的规模，但又并不是美国那样的数千亩的大规模。而是小规模。尤其是在南方丘陵、山区。适应山区地形、地貌的数亩地连片、规模种植，就可以展开机械化、统一施肥、统一治虫，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获得明显的规模效益。这是以前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优势。也是生产队存在的理由之一。但是1984年后，改革走向了制度的极端。以致今天的这种小农经营的非常无奈。小农经营由于生产上的“小而全”，不仅直接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而且农业机械很难得到利用。由此很多承包地根本就经营不下去。农民就只有撂荒。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来获取生计。在广东河源农村，一些村庄甚至80%以上的耕地由于承包权的细碎性原因，直接撂荒，无人耕种。而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也由于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地板”价格逐年抬高。国家补贴越来越重。今年，就实在支撑不下去。政府不反思农地改革的错误，就只有被迫大量进口。以进门来缓解这种制度性的危机。而且进口的不少还是转基因农产品。由此，中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都出现裂纹。而且，裂纹会越来越大。什么时候才是底线呢？追踪索源，正是“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制度降低了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危及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其次、农地的整体性被彻底破坏。农地是一个生态整体。村庄内的山水林田路，需要在这种整体性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可持续性和效率。就像骏马之腿，必须在马的整体性下才有存在的意义。徐悲鸿画马，如果也在制度经济学家的英明指导下，只画一个个“细碎化”的马腿，他就是屠户一个。就不是徐悲鸿了。但是，改革却以“用益物权”等违宪方式，强行剥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权，将村庄农地的整体性分割为细碎状态。就像一片马被残酷分割为不同的所有者。张三有前腿的承包权、李四有后腿的承包权，王五有马屁股的承包权。然后宣布说，这种承包权“长久不变”。村庄的整体性都没有了，承包权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长远看，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的意义。结果就是各个村庄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原子化状态的农民对此毫无办法，作为“弱者”的他们的对策就只能是比粗、比烂、逃跑。而不是精心维护。追求“可持续发展”。比粗，就是比粗放经营。只要能够增加近期经济效益，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素等就毫无顾忌使用。时刻期望着钱赚的差不多的时候，移居到城镇。村集体不管，也管不了，中央政府更不让管。结果导致农村面源污染越来越严重。很多数百年的老井，也因为污染报废。城乡老百姓的食品危机越来越严重。病患越来越多。当然搞改革顶层设计的专家、官员，有生态农产品特供服务，而且远离面源污染，一般不会产生负反馈。所以，这些顶层们尽可以信誓旦旦、甩开膀子蛮干。比烂，就是一个个的村庄，在失去集体经济的统一治理以后，荒凉凋敝污染。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看看遍布各地的“癌症村”，就知道这种比烂的后果有多严重。而“确权”还在继续巩固这种比烂的制度基础。逃跑，当然就是逃离村庄。能否就业并不最重要。重要是要逃出去。10多年前，在广州做民工调查，惊讶地发现有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在广州当“走鬼”、乞丐。从机会成本看，这意味着，这些农民在村集体被强制解散后的村庄的境遇，更差。
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基于农村生态环境的长期安全划定农地改革的“禁飞区”。保障每个村庄都有一定的组织性、整体性。从制度层次上，保障国家安全。
第三、剥夺村集体发包权的后果，就是村庄内农民土地占有的悬殊，导致村庄社会严重分化。承包权“生不增，死不减”的农地政策延续三十多年，由于人口繁衍、婚丧嫁娶等和城镇化等原因，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已经有很大的分化。其在第一轮承包时的平均性、公平性在第二轮承包时就基本消失殆尽。所以，今天的“承包权”，已非彼时的“承包权”。今天的村庄，一些农户可能有十多亩土地，一些农户只有几亩，甚至只有几分土地。暑假在广东农村调查，一个村长家里8口人，只有他一人有一份土地。大约2亩。其原因是1982年分地时，他只能分一份土地。但结婚后，他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有了三个孙子。一家八口都需要依靠这一份土地。但是，限于“承包权”“长久不变”的中央政策，村集体不可能调整土地。这样他不得不通过“流转”方式，增加十多亩耕地才能维持生活。由此可见，目前村庄内的这种土地承包权分配格局，对于真正的农民非常的不公平。也非常的畸形。如果不对错误的改革进行矫正，以后的趋势就是凡是留在村里以农业为生的真正的农民，土地占有就越来越少。就需要“流转”土地。每亩要支付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租金。这是一种顶层设计的制度造成的“剥削”。而外出的城镇化的村民（多数不应该瞒天过海，继续使用“农民”身份），则土地占有就越多。改革，已经使他们成为了可以“流转”出土地的新型“地主”。而目前还在试点、展开的“确权”，确什么“权”呢？就是对目前村庄畸形、不公平的土地占有状态进行法律确认。就是对真正的农民的“被剥削”状态进行确认。完全不是在保护真正的农民的“财产权”。以后，随着“确权”，村庄的无地农民还会越来越多。他们应该如何生存？佃农、农奴，是他们的未来吗？
所以，从全球政治博弈的格局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这种严重而深远的破坏效应，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超越军队的致命武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有本书《不战而胜》就是期望这种效果。所以，基于农地改革的严重危险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将其纳入国家安全的密切关注的视野。改革，是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但是，对这一进程中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必须进行底线防范和预警。凡是可能导致国家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假“改革”，就应该立即刹车、停止。让改革，真正地、稳健地步入实现“中国梦”的健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