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化到私有化,小吴村又回到了涣散无力的状态
各位亲爱的朋友,新春快乐!过去的一年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相伴。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人民食物主权团队给食品安全志愿者、给生态农业劳动者、集体合作的实践者们拜年了,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安康顺心,阖家幸福!
相信在春节期间,不少农民朋友从打工的地方返回农村的老家,看到的景象恐怕都有些凋零,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们也难见到几个。现在看着是不愁吃穿了,但却并不觉得有多少欢乐,因为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等都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呢?
前不久回家,车到村口的时候,发现原来伫立在水库边上的电排站倒了。回家问父母才得知是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了。因为电排站已经失去作用,所以村里也就没有任何动作,便任由那堆废墟摊在那里。
村里或许不会再有人对此耿耿于怀,除了桂水叔。桂水叔现年80多岁了。80多年,他经历了解放前、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三个历史阶段。他从未有离开过村子,是一个典型的“生于斯、长于斯”,及至到最后也会“死于斯”的农民。
小吴村穷,小吴人愁
在桂水叔的记忆中,小吴村最困难的时候莫过于是解放前。当地就有这么一句话反映当时村子的情况。“小吴村穷,小吴人愁;一年做到头,吃得糠菜头,爬个高山头,夜里做纸做到天亮头;到后头(最后),卖儿卖女讨饭逃荒到外头(外面)”。
小吴村是个小山村,1000多口人的村子,只有山间30多亩薄田。虽然四周群山环绕,竹木茂盛,但小吴村人并不能靠山吃山,因为这些山林都属于乡里的地主人家。要是胆敢砍树、砍竹子,轻则去地主家杀鸡点烛赔礼道歉,重则就直接被抓去坐班房。地主大户依靠这些山林开办造纸坊,生产“迷信纸”——黄表纸。由于田地少,所以小吴村全村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些地主大户家开办的造纸坊里打工维生。
十岁左右的时候,桂水叔就已经去造纸坊做工了。桂水叔还记得当时他的工钱最多就是一天半斤米,这还是纸生意好的时候。1944-45年的时候,小吴村成了日占区。日本人修建炮楼,派驻两支小部队。当时桂水叔和一大批民工就被日军赶着上山砍伐竹子和木材,运到码头去。
原本以为日占结束后,情况会好一些。但在国统后期,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早晚两个价。桂水叔说,47、48年的时候,挑一担纸出去卖,回来时都能挑两担纸币。此外,由于时局不稳,土匪作乱,纸生意一落千丈。小吴村的造纸坊大量倒闭,小吴村人也就失去了重要的生活来源。而街上的米行却又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在这样的经济状况和时局下,为了混口饭吃,许多小吴村人纷纷跑到附近山区当了土匪。及至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村子周边的匪患还未断绝,村里的农会长还得不时跑出去躲避土匪。
以后社员要是提出异议了,我看你怎么承担
1950年,山东来的“南下干部”进村指导土地改革受到了小吴村人的热情欢迎。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给大家分田、分地、分房子,解决了村民的吃饭、住房问题。小吴村还选举产生了一个7人的农会小组,协助“南下干部”展开土改工作。当时刚20出头的桂水叔,因为其贫农的阶级成分而被村民选举进入农会小组,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桂水叔回忆到,土改虽然让小吴村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山林。当时不少村民还在山脚开垦出小块土地来,种些山芋、番薯、南瓜等作物;还有的人则是以打柴、烧炭维生。虽然情况比解放前好些,有一口薄粥薄饭,还有山芋、番薯和南瓜等充饥,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小吴村人即便是辛苦一年,还是吃不上一顿饱饭。52年村里大旱,一些村民就把刚分到手的土地转手卖给其他人,拿钱换米去吃了。如果不是后来的合作化运动,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不用多久,小吴村又会回到解放前的情况。
小吴村人第一次真正吃上饱饭,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因为缺田少地,小吴村被划成了缺粮区,不仅不用交公粮,每年还可以领到国家的救济粮。桂水叔记得,当时国家每年下拨给村里的供应粮是72万5000斤,全村1300口人,平均每人每天1.5斤原粮。
按照现在的话语来说,国家给予的救济粮对于贫穷的小吴村来说就是一种“输血式扶贫”。但也正是这种“输血式扶贫”让一些小吴村人产生了“依赖”、“等靠要”的毛病。
1960年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在公社的整体协调下,田地较多的村庄匀出了140亩水田给小吴村。当时,公社开会决定将这140亩水田无偿划拨给小吴村时,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桂水叔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但等到他回到村里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大队会计的一番话着实让桂水叔担忧了一番。
“你(桂水叔)闯祸了呀!这田要是划给我们村,我们村就完了。我说给你听,我们小吴村人一向都是靠造纸为营生的,没几个人会种田,别家的田亩产600斤的话,我们种就只有300斤,这是其一。其二,种田所得收益还不及造纸。第三,田划进后,国家供应我们的粮食就会被扣掉。到时吃饭又要成问题啦!”
在大队会计的催促下,桂水叔连忙跑去公社,找到公社书记。“金书记,这田我们不能要。大队里面开了会,一定不要这田。我们做纸还能赚,种田要折本的。” 金书记安慰到:“这笔账你算下看。你不是只当一年书记,所以一定要有长远眼光,不管怎么说,你们先种田。国家供应粮扣不扣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暂时还不会扣。你先种下去,过段时间你来跟我汇报下,看下社员的生活条件是否有所好转,饭是否能够多吃点了。”
面对公社书记的劝慰,桂水叔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大队会计对桂水叔说:“现在是赤膊背山毛榉刺(即:荆棘),要你自己背了。这祸是你闯的,以后社员要是提出异议了,我看你怎么承担。”
后来,事情发展的出乎大家的预料。不仅田种的出人意料的好,而且国家的供应粮还照常发。这样一来,小吴村民的生活水平一下就好了许多。在今天看来,这平调的140亩田地,不仅促进了小吴村集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打掉了小吴村人刚刚产生的“依赖”、“等靠要”的毛病;它让小吴村人明白,要脱贫、要过上好日子,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
他要弄到了,我吴字倒过来写
1964年,小吴村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将大队名称改为“勤寨”,开始改田造地。在开全村动员大会的时候,作为大队书记的桂水叔说:“小吴村人想要翻身的话,只有一条路,把村子周边的石头山都整理一番,搞改田造地,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解放前全部是吃粮食的苦,解放后的情况还是这样。你们村只要有田、有粮食,生活肯定能好起来。我的要求呢,是一定要达到粮食自给。如果粮食能自给了,再加上造纸,生活水平肯定能上去。”
1965年下半年,小吴村开始搞试点。大队在村口的石头山上改造出来了一块大约6-7分的小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一批早稻,在66年上半年的时候获得了丰收。在这一成功试点下,1966年,小吴村开始全面农业学大寨。
村口的低洼地被设计开挖成一座水库,在起到防御山洪作用的同时,挖出来的泥土则被担上石头山,开山造田;而水库落成之后,就能为这些农田提供灌溉用水。从村里其他老人口中得知,当时村民(社员)去从事这些挖土、担土工作都是义务出工的,每天晚上差不多会出工2个小时。
“大家明白挖水库、造田是好事,所以大家其实干得都是非常开心和卖力的。干劲大的很,晚上吃完饭就在小队长的带领下,带着锄头、一双簸箕到工地去了”。就这样,大约两年多时间,小吴村在修建好水库的同时,还在石头山上改造出来了310亩田地。
虽然改田造地艰难,但在田改好、盘山水渠修建好之后,抽水的问题却犯难了。因为那时小吴村和周边三个村子,只有一台30KV的变压器,其电力根本无法将水库的水抽上盘山渠道。而当时秧苗已经下田,靠人力挑水也不是办法,要再不打水上去,就要枯死绝收。难道辛辛苦苦这么多工程,就因为没有电而浪费了?桂水叔决定去买一台变压器回来。
当时村里也有人泼冷水,“你就不用去了,肯定白跑一趟。你有这本事?他们那边的变压器怎么可能给你呢?你就别想了。”
“他(桂水叔)要弄到了,我吴字倒过来写,他肯定拿不到的”。
桂水叔说当时自己确实也是为了一口气。第二天就怀揣着几角钱,徒步去了市“三防”指挥部。整整两天时间,桂水叔被从市里被踢皮球到县里,再从县里踢到市里。整整两天时间,在桂水叔的“软磨硬泡”下,市“三防”指挥部的干部最终答应给小吴村安排一台变压器。这台变压器总共花了小吴村2,250元。付完这笔钱后,整个大队的账户上就只剩下10多块钱了。大队安排了20多个壮劳力,专门从市里面翻山越岭把这台变压器抬回了村里。有了这台变压器,电排站成功运转并且把水库的水抽上了盘山渠道、灌溉了梯田。
吃饭问题解决了,但这么点田,哪里用得着全大队的劳动力。如何给剩余劳动力找出路呢?小吴村大力发展副业,开办起了“五七工厂”,包括机械厂、竹器场、山货场、造纸厂等。这些队办企业,成功解决了小吴村70、80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当时有个口号:“全国学大寨,浙江学勤寨;全国学陈永贵,浙江学陈桂水”。小吴村出了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公社专门有接待站,一年下来参观学习的人数达到33万人次。1969年,省里面捐助了变压器、电线,每户人家两盏15瓦的电灯,在大年三十晚上通了电。小吴村成了全公社第一个通电灯的大队。
过年想找个戏班,村里也没人愿意捐钱
要不是在桂水叔那里收集村史资料偶然了解过这个电排站的历史,或许我对它的态度也会像其他村民那样。这个电排站约是在1968、1969年修建的,是一个火红年代的见证;也是小吴村村民在集体化时期团结一致脱贫致富道路上的一个高潮。伴随着它的倒塌,那个时代以及那条道路在小吴村的印记已经是在物质层面上被抹去了。
一个穷山村能在解放后短短十年时间里就摘掉了贫穷的帽子,这是之前小吴村人奋斗了几辈子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其中当然离不开当时公社和国家的扶助。但仅仅有这些扶助显然是不足的。试想下,如果当年小吴村人因为害怕国家断绝了救济粮,而放弃平调来的140亩田地;如果小吴村人安于享受国家的救济粮,而不再想着自力更生、改田造地,小吴村人或许也只是能吃上餐饱饭而已。等到外来“输血”供应断绝,小吴村或许又将重新陷入贫困的境况。
当年参加过建设的老人所言,“桂水确实行,村子搞好来,就是靠的他……他当时开会的时候就时常说,‘树要一层皮,人要一张脸。大家都是两只手,凭什么我们就吃国家的白饭呢?’……当时我们大家也都相信他,就跟着他干。”
这种动员和组织将小吴村人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起来,激发出了村庄自身的活力和“造血”功能。无论是平调来的田地,还是石头山上改田造地,小吴村人不再是“等要靠”,而是真正从心理上“站起来了”。
1979年后,村里还在队办企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几年乡镇企业,但后来都被改制了,都改制到了私人手里。我也曾亲眼看到村里机械厂的生产工具、厂房是如何一点一点被拍卖出去的。原先改田造地的310亩田也被荒芜了,因为水库承包给人养鱼了,抽水站也废弃了;07、08年的时候,平调到小吴村的140亩田全部被征用了,补偿2万块钱一个人口。
随着集体资产的变卖和废弃,集体化时代在小吴村的印记不仅在物质上被抹去,更为可惜的是在精神上也已经被湮没。现今的小吴村已经涣散无力,用村里老人的话来说,“现在过年想找个戏班子来唱戏,村里没钱,村里也没人愿意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