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农业的两种模式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

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

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两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劳动投入上，而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经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经营）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而其中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在美国高补贴农业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实际已经成了常态，否则其本土农业就只能破产。例如：2010年，欧盟农业发展项目支出570亿欧元，其中390亿欧元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法国的补贴标准是：每公顷农田每年补贴400欧元，每养一头牛每年补贴300欧元，另外还有很多其他补贴项目。

日本不仅形形色色的补贴项目高达约470种，如大米种植户每公顷可获高达30万日元的农业补贴，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唯一的例外是以色列，他们在农业保险补贴（作物风险保险基金）之外并不直接补贴农产品和农户，却能95%的粮食靠自己生产，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大量向欧洲出口。

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但他的重视并不是给钱而是免费帮农民（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立研究中心。凭借以色列独有的农业组织形式，研究中心可以与农户无缝衔接，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在农场、田间、果园完成，而不是象其它国家在办公室或培训中心进行研究并把他们的成果推荐给农业经营者，甚至只是围绕垄断公司的利润而工作。这样的农技工作显然更能适时地寻求和开发新技术，并进行试验，同时针对农业经营者的具体生产条件进行示范工作，各种农业技术能够方便、高效、实用地提供给农民使用。

以色列主要农业组织形式是基布兹和莫沙夫，占农村人口约43%的“个体户”（主要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产值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15%，人均产值远低于前两者。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包产到户将只会是一片沙漠，而不是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美元。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集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团登记册》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来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基布兹曾在以色列建国初发挥了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几乎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以占农村人口约24%的12万人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近年，基布兹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休闲旅游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并为适应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废止“所有物全体所有制”、“不雇佣基布茨成员以外员工”等这些即使在人民公社看来也是“极左”的东西。基布兹在改革中继续发展。

莫沙夫，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它是一种农业合作组织，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双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则为：(1)土地国有；(2)家庭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3)成员须互相帮助，服从于集体利益；(4)莫沙夫统一销售各农场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社区的主导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负责，但家庭成员取得酬劳多少完全凭熟练程度和个人努力，莫沙夫成须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现今，以色列大约有450个“莫沙夫”，以占农村人口约33%的17万人生产了以色列4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

很多人没有理解基布兹模式真正的积极意义所在。对中国而言，基布兹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在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实现耕地生产率最大化的模式！

以色列在劳动生产率达到日本3倍、中国12倍、美国60%（含季节性农场工人）的同时，耕地生产率是世界最高，达到了美国的近5倍，比以精耕细作著称的日本和中国还高1/3以上！（详见昨日推送《揭开美国农业的画皮》）

A、为什么美国如此高的补贴、投入、科技，最后耕地生产率却仅有以色列的1/5？

因为在“密集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与“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对比美、以），所以，私有农场往往只关注后者而忽视耕地生产率；只有基布兹模式和农户以资金、土地、劳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整合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来充分地组织和投入劳动，提高耕地生产率。

B、为什么只有基布兹和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动力、潜力、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首先，在这种模式下人力资源同土地、资金一样是合作社的重要资产和资源，不可能象私有农场一样更多地是把人看作利润的分享者而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所以有动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其次，农村、农业有水果、蔬菜、药材、鲜花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这些产业存在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同时还具有比规模化农业更大的规模优势（美国农场平均1563亩，基布兹平均7500亩），所以有潜力提高耕地生产率。

最后，这种模式不同于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合作制合作社等松散组织形式，可以深度整合土地、资金和劳动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所以有能力去提高耕地生产率。

高度智能化农机出现以前，面对农业生产中大量、短期、无法用农机完成的劳动需求，在美国农场只能使用季节性农场工人流动作业之时，在小户经营只能是闲时闲死忙时忙死也无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之时，基布兹却可以通过统筹安排各种农作物的播、收期，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合理协调农场工人在农田和工厂的劳动，实现对耕地和劳动的最佳利用，这就是基布兹和股份制合作社的最大优势。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只能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钱少”。

一方面，《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

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农村人口近7亿，以每年2000万人的城市化进程，考虑到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在30年以后也仍然有1~2亿农村人口。

而两相比较，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可以提供0.3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按基布兹比例计算），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廉价的季节性农场工人也只有约600万。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

一切农业产业发展升级的构想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否则就是空谈！

要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其核心在于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

所谓“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是指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例如，在不增加化肥用量的情况下采用配方施肥一般可增产8%～15%；农业节水技术对提高农田水分利用率的作用十分明显，传统的土渠输水渗透损失占引水量的50%～60%，而如果采用地埋软管输水灌溉，则可节水43%；水稻品种50~70年代由高秆品种改为矮秆再改为中秆品种，和70年代中后期杂交水稻选育推广，由于光合效能、抗逆能力、收获指数的提高，在同样投入的情况下单产可增产20~30%。

再如，小麦和大麦轮作可减轻小麦的梭条花叶病和大麦的黄化花叶病；小麦、水稻水旱轮作能减轻小麦全蚀病的发生；适当灌溉可抑制传毒蚜虫；棉花田增施钾肥可减轻叶茎枯病的发生；水稻苗期控制氮肥使用，可控制稻瘟病和白叶枯病。还有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的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等；这些利用和改进耕作栽培技术控制病虫草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就比简单粗暴的化学手段好得多。

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发扬和学习，国家应大力支持优良新品种、农业节水技术、农业综合防治技术、可用于间套作的农机技术等等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有了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还要有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但这正是现在中国农村最为困难的。

自建国以来60多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基础，除农田水利外完全建立在工业化之上——化肥、农药、农膜、良种等的推广、普及。但在农技推广体系崩溃后，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已相当困难，而严重缺乏资金的个体农户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引导根本无法通过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实现集约化农业。

结果就是中国农业没有美式的高劳动生产率却有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甚至亩均化肥、农药用量已远高于美国，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以消耗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400多万吨农膜为基础年产6亿吨粮食，这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却是农业的耻辱。

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根源正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和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对农技推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交易和产业升级的单位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

只有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