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端传媒，原文标题“鬼王对决白米炸弹客：台湾农业辩论”，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ingjiang-farming/

最近“白米炸弹客” 杨儒门与“文青别鬼扯”的刘志伟，在网络上掀起一场争执。因为双方立场的对比，我们可藉此机会，讨论新政府未来农业路线的两种走向：一条是走向排除家庭式农场，以高度垂直整合、强化竞争力的外贸路线；一条是被贴上“文青”标签的农业保护主义。这两种路线各有什么好处？刘志伟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抨击杨儒门与“文青”路线呢？

“白米炸弹客”与 “文青别鬼扯”

杨儒门是草根农村子弟，2004年因看不下去农村逐渐衰败，并抗议政府为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而牺牲稻农，在都会区随机放置自制炸弹，内含一包白米，上面写着“不要进口稻米，政府要照顾人民”。这造成了社会恐慌，但同时也引发舆论关注农民生计议题。

之后，杨儒门向警方投案，坐了两年多的牢。2007年出狱后，“白米炸弹客”俨然成为弱势农民的代言人，开始创办“248农学市集”替农民销售环境友善的农产品，并鼓励农民跳脱盘商控制，让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易，互相沟通提携。【编注：盘商即中间商，按其规模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而小盘大多是直接向产地农民收购的第一线，大盘则是能投资冷冻仓储设备、调动运输车队、取得国家流通证照的。】 2015年因柯文哲市长推荐，杨担任台北农产公司的董事。进入体制之后，他一方面被寄予改革农产运销的厚望，一方面也变成了各种政策的争议焦点。

争议另一方“文青别鬼扯”是在Facebook（社交平台“脸书”）上一个专门探讨农业的粉丝团。团长本名刘志伟，绰号“鬼王”，是纽约州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博士，专长农业体制发展，现在在嘉义县政府工作。他跟一群农牧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一起，试图建构一套农业发展论述。他们论述主旨就是先去掉“文青式的想像”，强化台湾农业的竞争力。

他们指出：台湾有一群关心农业的“文青”（文艺青年），总是重复一套“浪漫化”与“悲情化”的论述，让社会大家误解农业的本质，也会制造一些错误的农业想像。他们就必须扮演类似“流言终结者”的角色，去揭穿一些农业的错误观念与谎言。

刘志伟本身认为，台湾农业目前的问题在于不够“现代化”，农民普遍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的观念，而专业技术、产销物流及政策体制等，也都无法跟上时代。未来若是被迫加入更多自由贸易协议，那么台湾保守的小农体制可能会遇到很大危机，所以必须彻底从专业、技术及观念等各层面改革，才能挺过自由贸易的巨浪。

“文青别鬼扯”杠上杨儒门

杨儒门作为“小农文化”的象征，经常被文青别鬼扯团队当作“文青化”的负面例子。从2015年的“市民农园”的争议，刘志伟等便撰文《柯P啊，别被文青蒙了》[1]，指出市民农园并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是“异想天开”的文青想像。同年苏迪勒台风过境后，杨儒门提议将农民的落果制作成加工品，文青别鬼扯也刊了一篇《鬼扯落果很落漆》，指出落果因为有细菌污染的风险，批评杨儒门非常不专业，是用“夜市文化”的角度在思考。

2016年，文青别鬼扯作者群更密集写出《再谈行销，农业就被你们玩死》、《你搞得我好乱！！！》、《柯P啊，农业岂能当噱头？》系列文章，抨击杨儒门一再强调的“农业行销”搞错方向。他们认为，农产品本身的品质才是关键，“文青”所谈的行销只是不切实际的花边作为，对农业发展是徒劳无益。

近期论战导火线是“Lin bay好油”（“文青别鬼扯”团队作者之一）所写的一篇《柯Ｐ改变成真？“换人得利”才是真的》，指控杨儒门在台北农产公司改革不力，只会推动无关痛痒的“营养午餐有机蔬菜”。该文引发杨儒门激动地撰文回应，反抨击文青别鬼扯的学者群“靠放话压低价格配合盘商压榨农民”。

总结起来，双方虽有意气之争，但还是可以整理出一些观念差异，反映不同的农业发展逻辑。我曾在4月5号撰文指出，这代表“企业派 v.s. 小农派”的路线之争。文青别鬼扯粉丝团稍后便发表声明回应，认为其跟杨儒门的恩怨“并非”路线之争，不过他们在声明中叙明了自身理念是：

“ ....重新整理脉络后，大家就能清楚发现，此次我们与杨儒门之间的冲突根本与‘企业派 VS 小农派’间无关。首先我们要澄清的是，文青别鬼扯支持的是有效率有效益的农业，而非只会靠国家补贴、毫无经济效益的农业。如果我们只支持企业，为何我们会一直赞赏从事设施农业的小番茄农呢？如果我们只支持大农和农企业，为何还批评台糖或某些小地主大佃农的既得利益者呢？有些人或许弄不清楚，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讲清楚，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生产效率、能不能赚钱。”

农业自由贸易论述前哨战？

从这则声明可以很明显看出，刘志伟等所主张的农业发展重点是“效率问题”；而“效率”观念与目前新自由主义下，讲求跨国分工的概念是一致的。

例如说，刘志伟本人在现实当中，串联许多青年猪农、农业经营者，组织了“台湾养猪青年联盟”。他们在联盟成立宣言中呼吁，应用新的经营方式，强化畜牧业的竞争力，并希望台湾当局积极回应未来美猪进口造成的冲击：

“ 自1980年代起，国际贸易自由化已成为难以抵挡的世界潮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认为台湾当局与产业应选择正面迎战，而非自我边缘化。包含农畜业在内的各项产业发展，更应跟随贸易自由化的脚步，做好转型工作，提升竞争力。”

由上述声明推断，刘志伟等人坚持的路线，实际上是诸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议的代理论述。刘志伟以及许多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都会从自由贸易的"比较利益法则"来切入，亦即假想各个国家都能专心生产优势的产品，然后互相交换，让各国都能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例如：台湾与新西兰签订FTA（台纽自由贸易协议），新西兰用台湾自行车（举例）来交换奇异果的关税，双方就自己的优势来做交换，彼此能得到最佳的生产效率，但却有可能损及新西兰的轻工业以及台湾的农牧业（不过台纽FTA并没有像ECFA的服贸协议一样，引发台湾社会的反弹）。

这种观点，鼓励各地强化既有产业优势，并设法让弱势产业退场或转型，其巧合地接通了未来民进党政府的主张——蔡英文三番两次将加入TPP当成政见，甚至当选后立刻要求准阁揆林全筹组“TPP小组”。

在此情形下，文青别鬼扯与杨儒门的江湖恩怨，或许可被视为是台湾农业在自由贸易浪潮下的论述前哨战：刘志伟代表自由派、强调农企业经营模式与迎接“农产贸易战争”的理路；而杨儒门就代表目前台湾多数的家庭式农场（多为兼业稻农），以及背后的农业保护主义概念。这两造的战争，也就代表了未来蔡英文新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分歧，是加入TPP之前必然会面对的小农存亡之战。

稻米何以不可或缺？

要讨论台湾农业的困境，我们必须先厘清各种不同作物的产销结构。比方花卉跟稻米的结构就截然不同，放在一起讨论，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错误。

简单来说，国际贸易战争中的农业，可粗略分成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两种。在贸易谈判中，各国都希望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粮食作物（或者文化作物、地域作物、社会性作物等等相似概念，如日本在TPP谈判中坚守的“五大圣域”），同时也希望扩张经济作物的出口，所以这两种作物在谈判中会产生矛盾，农业并非铁板一块。

台湾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稻米，杨儒门放了白米炸弹后，成为了类似稻农、农村价值的代言人。其所代表的，就是整个稻作生产体系的困境：稻米的经济价值相对其他花卉、水果来说比较低，不过却是基础民生物资，所以稻米产量及价格必须非常平稳。也因此过去稻米被视为战略作物，在二战期间到1970年代初期，其产销都是由政府严格控制。

而在冷战年代，美国透过政治及文化影响力，大量向台湾输入小麦、大豆及玉米等粮食作物。美国人大力推广，号称吃了可以美白高帅的小麦制品，台湾人也随之改变了饮食习惯，慢慢就出现了稻米生产过剩的状况，于是政府就以“水旱田调整”的名义，鼓励水田休耕以减少稻米产量。这段美援的历史，在刘志伟的著作《美援年代的鸟事并不如烟》里面有很生动的描写。

2002年WTO开放稻米进口，台湾每年更要被迫进口将近13万公吨的外国米，本土稻米面临强烈冲击，只能维系于农委会的保价收购（公粮）政策、休耕补助及老农津贴等等补助政策，稻作就如同插上叶克膜一样勉强维持生命。

但是，我们可以就让没有生产效率的稻作消失吗？——反正我们也可以进口外国的粮食？

基本上，稻米在台湾社会不可或缺的理由，就在于它的安定性。台湾农村已经形成固定机械化、专业化的稻作产业，是目前许多农家能继续透过土地生活的条件之一。万一有天政府不再支持，许多老农大概只能选择放弃农业。

另一方面，粮食作物也因为是农家的生活物质基础，千百年下来也形成了稻作文化，台湾农村的岁时祭仪很多都是跟着生产的节奏而走，在过去没有机械化的年代，农忙时期需要大量的人手，更是牵动着农村全体成员的四时生息，形成台湾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肌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纵使不考量文化问题，在当代社会中，稻作也是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关键，而农村又是台湾地区社会安全网的“安定结构”（农村是都市失业人口、高龄人口安养、幼儿照护的缓冲地带）。假使稻田逐渐减少，而台湾地区又无法等量增加小麦、玉米等等转做五谷杂粮的面积，那就会影响到台湾整体社会的结构安定。

这会是件动摇根本的事情，如果光用表面的经济效益来看，看不出来问题严重性。

“进攻型农业”视野背后的诘问

文青别鬼扯的讨论主轴并非粮食作物。刘志伟认为农业的未来，在于增加作物的竞争力；而所谓粮食自给率则是个假议题──因为我们再如何压低粮价，也无法和美国便宜的五谷杂粮竞争。他们认为，放弃“无效率”的作物、放弃保护主义，是必须妥协的事实；刘志伟甚至很直接地说：“现在已经不是当局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在WTO架构下，早该取消公粮收购政策。如今台湾要加入TPP，取消公粮政策已势在必行。”

刘志伟比较倾向讨论的，是经济价值较高的畜牧、蔬果及花卉产业，而这方面文青别鬼扯确实聚集了不少专家及第一线的经营者，针对许多台湾社会相关的流言、误解，写出很多戳破盲点的优质好文。

我们当然同意畜牧、蔬果及花卉等产业应该要积极提升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及产销体制等等层面。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谈论那些“战力外”的作物，尤其是稻米产业未来该何去何从？

蔡英文选上总统后，积极拜访各项产业，她在3月初前往嘉义进行农业座谈会；身为嘉义县政府主管之一的刘志伟当天也出席了座谈会。报导指出，蔡英文参观了洋桔梗、蕃茄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提出成立“农产品出口管理公司”的概念。蔡表示，将在加入TPP及各式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下，全力扶植发展“进攻型农业”，提高农业产值；其思维和刘志伟颇为一致。

我们可以反诘刘志伟及新政府四点：

首先，为什么农业发展的讨论，总是以“加入TPP是锐不可挡的趋势”为前提？难道保护生计及收益比较弱势的社群，不也是台湾当局的责任吗？目前台湾省都是用津贴式的福利政策来支撑农村结构，例如老农年金、休耕补助等等；这样消极的政策不能真正改变城乡日益失衡的状况。更何况自由贸易政策，就是要牺牲各成员国小农户的生产基础，让位给跨国的农企业；如此“以加入自由贸易组织为农业发展前提”，真的是照顾农民的政策吗？

此外，刘志伟也没有提到，在WTO多边会谈上，许多南方国家不断在大会上提倡“农业例外”，因而在多哈、中国香港及巴厘岛的回合谈判上，都无法形成国际共识。农业生产作为粮食、社会安全基础，也是各个国家都极力保护的，为何台湾地区会主张放弃自身的粮食主权呢？

再者，所谓的“进攻型农业”会扩大乡村地区的贫富差距，造成大量“失败转型”的农民离农、离乡。刘志伟也曾预言，未来取消公粮收购之后，将会“释出”5万公顷的水田，这些数据背后是否代表有大量的农家要另觅生计，而其背后的高额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台湾社会又如何负担得起呢？

最后，以人道主义而言，农业积极出口的政策，是否又会压迫到他国小农的生计呢？

台湾地区农政体系问题

若认真检讨整个农政体系，目前台湾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各个乡镇市区公所，配合的“农民团体”是地方农会。但各公所并不一定有专业的农业行政人材，权限及行政资源都非常小，没有能力就地方产业进行行销及技术辅导。而掌握资源的农会，却也因选举制度、派系竞争关系，资源未必能整合。都市型农会光是收租金就能赚大钱，却没有发挥农业推广的作用。另外这两种地方最基层的农政单位，并没有任何协作关系，几乎很少有合作机会，大多是因为选举、派系倾轧而空转。

所以说，农业体系真正的问题，并非出在天真浪漫的“文青”身上，也不会是杨儒门一个人。实际上，农政单位对于农业结构掌握的程度非常有限，公所只处理行政与统计等等一般行政业务；农会也没有行政实权，因此地方的农发规划经常处于空洞的状态。

以今年主计总处正在进行的“农业普查”为例：因为台湾目前农业部门不必缴税，所以政府掌握农业统计资料有限。普查原是掌握农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以目前的家访方式，普查员都是由乡公所员工或相关临时人员充任，根本没有专业背景，也无法掌握受访者的确切状况（例如口头询问农家收支等等）；调查出来的结果，一定跟现实有所落差。以此案例来看，地方农业行政明显出了问题，而更高层的农政单位，又如何能回应基层改革的真正需求呢？

另外针对农会体制的弊病而言，台湾多数基层农会的腐败也不是秘密，很少有农会将资源投注在推广股，反而是将主力放在金融部门，让各地农产品推广出现极大落差。农会如果有认真做事的总干事、推广股长，就能给予农民很大的支持──例如三星农会把原本廉价的葱，打造成抢手的“三星葱”，并透过农会供销系统，稳定和农民收货，让地方的葱农获得稳定的利润；这是非常正面的案例。 但假使农会不够积极，当地农产品价格如同死水一样静止不动，农民就只能靠自己打拼；或者种植价格不稳定的蔬果，和天气、市场拼输赢。只要赌到市场供不应求就大赚，反之则惨赔，导致时常看到市面上菜价崩盘的现象。

这些都是农政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文青别鬼扯能提出够多结构性的改革建议，而非总是批判单一人物、现象，读者也能较为精确地理解农业的现状。

期待更多农业新想像

在这个时刻讨论刘志伟和杨儒门的争议，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回过头来，检视目前现行的农业发展抉择，与当局的经贸政策。这不是随意扣刘志伟帽子，而是希望透过这次论争及相关讨论，开启更深刻的对话，让台湾社会更能聚焦在根本的结构因素上。

台湾农业是否能走出零细农与企业农二分的路径，以“社群主义”或“团结经济”概念，以小农合作，扩大水平连结的方式，来强化生产端的能量？我们有没有办法像是劳工自主企业一样，从家庭农业出发，组织个别农民成为大型单位，强化集体议价的力量，进而发展出能跟跨国资本与体制对抗的合作系统？说到底，我们不要只有浪漫悲情的小农故事，亦不要只有重视单一效率因素的企业农，我们应有更多农业的新想像。

注释：

[1] 柯P，意为柯教授，指台北市市长柯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