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人民的名义》：以反腐的名义触动现实痛感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04-28     阅读：5859 次
近期，《人民的名义》无疑成为最热门的影视剧，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在自媒体中满天飞。这部以主旋律的名义、商业化的融资方式完成的反腐剧，没想到会在以青少年为消费主体的芒果台创造收视奇观。相比古装、青春、家庭伦理等商业剧，主旋律电视剧还是一种略显特殊的类型。这类剧往往以重大的社会政策或历史事件为背景，有向普通民众阐释重大政策或为历史事件、人物正名的任务，因此，一般不采用戏说、解构的方式，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或历史的正剧。

正文


《人民的名义》是命题作文，由最高检影视中心邀请反腐题材作家周梅森创作，出发点是为了反映十八大以来所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这部剧的热播对正在进行之中的反腐斗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因为一般观众只能从中纪委网站和新闻联播中得知“打虎拍蝇”的消息，无从知晓其中的细节和原委，而电视剧则用形象化的表演和环环相扣的故事“阐释”反腐败的必要性，甚至用剧中角色的对话回应诸多对反腐败的质疑和认识误区。这部剧的成功一方面说明反腐主题满足了人们的期待，另一方面也确实触动了一些现实痛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这种现象。

第一，这部剧带有“政治窥秘”的色彩，观众难得从这部反腐、反贪剧中窥视当下中国最神秘的官场生态，而且还是省一级的高层政治。

80年代以来，政治或政治生活在大众文化景观中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一种情况是文艺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表现政治，个人情感、家庭、商战等社会、经济事务成为文艺的主旋律，与这种文艺从政治中退出同时发生的是，政治的运作模式也从群众政治、人民政治变成一种精英政治和专家政治，政治变成了高度神秘化和不可见的对象，甚或是某种社会禁忌；第二情况是相比文艺的政治冷漠症，近些年，大众文化的卖点之一是讲述权斗、宫斗、办公室政治的故事，这体现在官场小说、宫廷剧、历史剧、职场剧的流行，就连电影《小时代》系统里的“姐妹淘”也变成尔虞我诈的战场。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名义》的看点也是展示了各级官员在行政会议和私人聚会上的勾心斗角，尤其是“汉大帮”、“秘书帮”、“沙家帮”之间的“智斗”，但与其他权斗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主旋律剧清晰地区分了权力斗争的正义与邪恶，而正义的一方代表着“人民的名义”。对于“吃瓜群众”来说，观看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隐秘本身具有极大的消费快感。

第二，这部剧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优势。

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二是不管是典型环境，还是典型人物都带有社会隐喻性，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创作恰好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社会寓言。在这一点上，这部剧还是很成功的，一方面展现了全景式的社会场景，从省委高官、官二代、老革命到商人、基层工人、工会主席、网民等，另一方面又塑造了特定环境下人物的性格，还是双面、多面人性。反面人物有：老谋深算的省委书记高育良、于连式的投机钻营者祁同伟、不择手段的纨绔子弟赵公子等，正面人物有：退而不休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整顿吏治的新省委书记沙瑞金和一身正气的反贪局长侯亮平等。其中最受观众喜爱的是改革干部李达康，也是剧中行政干部中少有的正面形象，既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且是绿色经济），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又能两袖清风、拒绝腐蚀，唯一的性格缺点是独断专行、不近人情，这也是当下主流价值观所需要的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清廉自律的好干部。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揭露现实的黑暗面，对于《人民的名义》来说，黑暗王国既是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友谋私利，又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权力腐败、脱离群众的现象。从这一点上，这部剧让很多观众认为尺度很大、很现实。

第三，这部剧依然是大众文化作品中少有的或罕见地表现了一种人民的形象，这就是在反腐斗争之外所呈现的大风厂持股工人的群体抗争故事。这种情节设定不经意间带出了反腐题材与90年代国企改革之间的隐秘内在的关系。被称为反腐剧“三驾马车”的周梅森、陆天明和张平，他们的创作大致起源于90年代中后期，如反腐剧的经典作品《苍天在上》（1995）、《生死抉择》（2000）、《大雪无痕》（2001）、《绝对权力》（2002）等，这些影视剧往往表现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如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等尖锐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这种经济领域的矛盾转移、转化为政治领域的反腐行动。《人民的名义》也是如此，展示了大风厂职工抗议这一经济纠纷背后的官商勾结及其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而反腐的目的是站在普通百姓一边，打击这些强取豪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当然，反腐剧的局限也在于最终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更加清明、更有权势的领导（如侯亮平就是带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人民是“被”服务的客体，而不是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也就是说，反腐剧表现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又把这种问题诉诸于一种好干部、清明政治的解决方案。

不过，《人民的名义》在塑造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时候，使用了三种“古老”的类型，一是女性的色诱和堕落，这体现在既是受苦女人，又是心机女的高氏姐妹；二是把金钱及代表金钱的商人表现为奢侈腐化的源头；三是把穷小子的奋斗表现为攀附权贵、出卖灵魂的19世纪的于连。这种把美女、金钱、穷小子书写为罪恶之源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是大众文化惯常使用的人性变恶的标尺，另一方面又带有封建时代、贵族时代的文化痕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值得追问的不仅仅是如何把这些利欲熏心之徒绳之以法，而是出身贫困的高氏姐妹、汉东大学政法系的高材生祁同伟，为何会被迫、主动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才能完成阶层身份的逆袭。相比之下，具有一定组织经验的大风厂工人却能经历国企改制、企业再次破产的颠沛命运中，又一次以集体参股的方式重新创立新大风厂。与大风厂相关的是老检察长陈岩石所代表的革命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成为不同于市场经济时代同样出身底层的高氏姐妹、祁同伟之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和社会实践。因此，从这种《人民的名义》式的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世道人心和人间正道。

编注：作者张慧瑜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文章2017年4月28日首发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