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以方方们为例来看中国知识精英的投机性：在端午节来说说“屈子投江”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17-05-30 阅读：2391 次
作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的人格化符号人物，屈原的《离骚》传诵千古，“屈子投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性事件，昭示出其才情和命运的对立，这往往被人进行政治性的隐喻解读，类似的意象不断地得到重复和再讲述，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之叹。
今天需要追问一下，为什么屈原要选择投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把一切问题和不顺都归结认识落差，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皮相之见。即便是依据司马迁自己的记载，以上两条也是不成立的，问题反而在于楚国王室政治统合水平较低，而下属士大夫们的权势和利益的小圈子经营却很是成熟，各种无关全局利益甚至是反对全局利益的局部统合，反而先于王室日益成熟起来了，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楚怀王和顷襄王都无可奈何，最终选择一种外部的机会主义策略——跟强秦连横而放弃与弱国的合纵，试图以此解决楚国的外患，这个思想今天中国人格外熟悉。楚怀王之所以上当受骗，原因在于内部的小圈子利益发展壮大并呈现尾大不掉之势之后，通过内部统合来抵御外侮的可能性是明确无误地没有了，剩下的可能性就只能够从外部设法了，我们今天能够轻飘飘地说“弱国无外交”，但对于楚怀王来说弱国的外交努力，反而唯一的机会寄托——内部毫无再统合之可能。而且，从后来的历史演化看，合纵也不完全靠谱，其所需要完成的诸侯国之间的统合难度，也不比楚国内部的问题小，合纵无效的后果是秦国的低成本快速统一：十年之内灭掉六国。
对屈原来说，楚怀王解决不了的内部统合问题，他也一样解决不了，如果硬说有什么高明之处的话，屈原无比肯定对外的投机选择只能够失败——与虎狼之秦的合作是绝对不靠谱的，所以完全不值得投入，他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但对内的统合方面，他并不比楚怀王更有办法。我们姑且假定屈原真有远高于常人的认识优势，但他却没有能力把这个正确认识推广开来，形成政治上的共识并进一步成为行动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正确认识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巨大落差，与文章憎命达之叹有互通之处。圈子和局部利益妨碍统合，有碍于整体利益和目标，是标准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认识高低问题，在这个方面屈原的知识是短缺的，至少认识是不那么清晰的。他选择投江，司马迁以为是正确认识受到错误政治的障碍，难于化为具体的行动，提炼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认知孤独和痛苦来，还叠加上一种大厦将倾却无力匡扶的无力感，以至于需要以身相殉。今天回顾，妨碍统合实现的错误政治——小圈子妨碍大圈子，首先是第一个需要被认识的现实，然后才会有真正符合实际的策略，所以，知识精英的知识完备性是有缺陷的。
小圈子利益的自我扩张，损害大局无从应付外侮，不仅如此，在特定局势下，各种小圈子还往往寻求与外部强权的合作开进行自我保险，中国近代史上，晚清的“东南互保”、民国年间的“汪精卫”选择当傀儡政权，都是服从于小圈子利益当先的选择。一部春秋战国史说得很清楚，士大夫家族的内部统合速度通常总是会快于诸侯国层次的统合速度，晋国公室统合速度慢于士大夫家，后果是三家分晋，齐国公室统合速度慢导致田氏代齐，小圈子快于大圈子的政治发展是一种常态，而楚国恰好因为地盘巨大，是所有诸侯国中间国家层次统合速度和程度最低的，楚国的根本性问题不在于外交错失，而在于内政糜烂。楚国内部统合差距——国家统合远小于家族统合的态势，恰好是外部竞争者可以利用的机会。正是在外敌虎视之下，内部统合反而无法完成了，内部的局部强权往往与外敌有着更多滴一致。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是司马迁提供的说法，这是在楚怀王与屈原之间选边站的狭隘观察视野造成的，如果与楚国统合程度严重不足的事实相对照，显然也是不全面的解释，楚国的小圈子尾大不掉成为国家统合与应付外侮的障碍，非只一日，真实状况反而可能是屈原持有“急统”主张为多数小圈子所忌恨，在小圈子的共同压力之下，楚王先后两次被迫流放屈原。类似的情况汉初也出现过一次，皇帝尚未完成平叛作战准备工作，结果在诸侯国压力之下性急的晁错被“清君侧”。那么，“抱石投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以身殉国吗？这个说法历朝历代都为人所沿用。这个说法与历史不符，屈子投江之后四十多年楚国覆灭，在投江之前楚国的郢都已经沦于秦人之手，个人选择之于国运关联度很低。同时，殉国的说法有着确定的内涵，通常是指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而言的，或者不与敌国合作而反抗至死如文天祥例，极少有用于屈子投江这种状况下。
不过，作出抱石投江这种决绝的反抗，体现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坚守，及其与外部人事状况的严重冲突，在举世皆浊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内心那一份坚守是多么的难得，应该说这是知识人的一个高度。惟其如此，屈子投江作为一个隐喻和意向性符号事件，往往会被过度解读，成为历代士大夫话语权力与皇权博弈的象征，成为士大夫话语权优胜于皇权的写照，成为知识人风骨的代表。
这些过度解释中间，有些是肯定靠谱的，例如不能够依靠机会主义策略而要求下真实功夫去面对问题和困境，有着独立于权势和富贵的坚守，有为着公共性事务担风险或者牺牲的心理准备，这其实就已经是千百年来绝大多数知识人所难于企及的。因此，屈原确实是古往今来知识人的一个高度，同时也以其牺牲隐喻着真知与政治的关系——没有为公共性奉献的精神就不要奢谈真知。
在今天的中国，人人都谈论知识分子的堕落，连这一次写小说颠覆土改的方主席也写过这样的文章——《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这个实在是太有喜感了。有些假人和假思想，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真实的细节和对照，这是知识市场上读者状况所设定的硬性规定——你如果百分之百说谎就没有了读者，所以，一个人再假也要照顾一点点真实。
知识分子的堕落，要选择几个指标的话，机会主义策略肯定是头一号，那么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投机性到底有多高呢？这个需要检验，空口说白话下判断是不好的。我们看一下方主席及其知音们对机会主义策略的偏好程度。有人拿了一幅图上的几个字“大毒草”去诱惑方主席及其伙伴们，结果，这一帮子高等华人精英们都上当了，最后表现出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策略，同时，基本上不对读者关注的问题做丝毫的回应，作为一个事后诸葛亮，应该承认，方主席及其同伴们都落入彀中了。
那幅让方主席及其同伴们彻底上当至今不知道悔改的文字图
老田今天反思，这件事没有那么单纯，早先老田曾经误以为是老同志们从感情需要出发，特意选定给精英们心窝子添堵的词汇。现在看没有那么简单，很像是有意策划的钓鱼手法，不得不说，有些老共产党员在今天也确实学坏了——开始学会搞钓鱼了，把很多很傻很天真的纯洁假羔羊引入了迷途，方主席虽然业已年过花甲，依然上当不止。在方主席上当之后，他的同学和下级童志刚也上当了，然后是985高校的博导陈国恩上当，还有方主席的同行沈乔生上当，最后是凤凰主笔张弘上当。这些高等人上当之后，有两个共同的表现，因为“大毒草”是文革初期群众性文艺批判过程中间使用过的概念，方主席及其伙伴们迅速地发现了一个好处：先是把这一群人与文革余孽划上等号向官府和警察举报，试图借助警察之手一举剿灭自己的批评者；第二个共同表现是，对公众强烈质疑的公共性问题——颠覆土改——丝毫都没有回应。也就是说，方主席及其伙伴们回应了半天，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大毒草三个字做文章给回应，对于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近乎一个字也没有回应。而且，方主席及其伙伴们对于大毒草三个字的回应方式，似乎也很难给公众留下好印象。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想要“搭警察的便车”解决私人问题的策略，成功性通常并不太高，但是，方主席及其同伴们硬是被这个诱惑所充分吸引，走不出“非正常思维”状态来，结果发言大失水准。因为老是纠缠文革大帽子，不回应小说与颠覆土改的关系，结果被网络上很多小朋友鄙视和吐嘈：不是说土改吗？你们这伙子人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文革上头去了。到现在为止，方主席及其伙伴们，其思想和眼光还恋恋不舍于文革意象——多么有利的靶子啊还是别人主动送上门来的，几十年都碰不到的好运气呀，至今方主席及其同伴们还拒绝从他们侥幸获得文革的优势高地上撤下来。不得不说，方主席及其伙伴们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以为送上门的好处就一定要用足，结果却在反面检验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方主席及其伙伴们的投机性是百分之百，回应公众正当质疑的意愿为零——相应地他们对公共性的反应水平也无限接近于零。
在这个孤立的事件中间，检验出来的结论当然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性，不足以对人的一生下全面的结论，不过在方主席被指写小说颠覆土改的情况下，又一次在公众眼前被验证为公共性为零的投机性百分百，这肯定算不算是一个理想的自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示我们，就算是要装B的话，也需要谨慎对待各种送上门来的优势和好处，如果死抱着送上门来的优势不放——就如同方主席及其伙伴们这一次的表现那样，最后演变的后果，就只能够引以为戒了。
看起来，机会主义策略最容易被激发的时机是：自觉得优势无限因而获得了好机会的时候，上当受骗的当口往往就是好机会来临之时，迄今为止，方主席及其伙伴们还抱着那个别人送上门的好机会，缺乏对事情本身的正常应付，结果，在全国网民面前，就这样成了笑话和反面教材。我们由此获得了一个教益：在好机会送上门来的时候绝对不能够随便伸手，更不能过分迷恋好处而导致丧失理智。而方主席及其伙伴们至今还处在那个“得了好处绝不放手”的精神状态里，至今没有想到应该如何有效地回应公众质疑。
想起来很可怜，似乎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方主席——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以至于，方主席至今无法走出对送上门好处的贪恋，抱住“大毒草”三个字死也不肯放手。就这样，到今天为止，方主席及其伙伴们还在“出洋相”之中，她们用自己脸面的巨大牺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导我们说：送上门来的好处可能有毒。
今天是端午节，是人们最容易想起屈原的日子，屈原的不妥协和拒绝投机，并且对不投机还付出以身殉义的最高代价，这激励着千百年来的知识人。在今天那个写了《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文章的方主席及其伙伴们，在全国公众面前秀了一把“绝对投机”“绝不回应公共性要求”的样板，你是感到欢乐，还是感到悲哀？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