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的鸿沟，岂是一块屏幕能跨越的？-三农议题-人民食物主权

教育不公的鸿沟，岂是一块屏幕能跨越的？

来源: 原创发布时间：2018-12-20 阅读：2610 次

食物主权按：

最近《冰点周刊》发布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让挤过独木桥的考试大军们感动不已。这块屏幕是直播的屏幕，这个故事是成都七中帮扶禄劝一中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叙述里，从四川都市到云南乡村，技术进步似乎填补了二者在资源上的巨大鸿沟。上游向下游无私传输先进知识和信息，下游的拼搏追赶激励上游奋发努力，这仿佛成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在教育领域率先实现的结果。

“共同富裕”的教育平权似乎指日可待，寒门学子的春天也即将被技术的钥匙解锁。然而，技术真的能够成为拯救农村教育危机的诺亚方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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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苜蓿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责编 | 侯戈

排版 | 童话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一出，惹得无数人落泪。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7.2万名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因为接入了名校的课程直播，全天候跟随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考试，当地高考升学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自2016年，全国各地的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这其中的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有些学校本科升学率比之前涨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时，成都七中的老师和学生也因“被直播”而发生了变化。老师被县城学生的淳朴、努力感动，享受到了更大的教学成就感；学生被寒门学子的努力所激励，倍加珍惜他们享有的城市优质资源。

这似乎就是一个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佳话。有人被寒门子弟刻苦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感动，有人为成都七中博爱无私的老师们点赞，有人为城乡教育差距正在被填补的希望所振奋，还有人表示要斥资一个亿来继续支持教育直播技术的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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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大家仿佛看到了希望——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在改善，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虽然，近几年“寒门难出贵子”等话题总是被提及，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先对今天中国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状况以及成因作一个了解。

一、结构性不平等：中国农村教育之觞

相关研究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重点大学乡村学生入学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13年，北京985高校新入学的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北大新生农村生源比例为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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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与当下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学者曾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的新生家庭背景进行了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982年，在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2】。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009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曾这样说过。

我们再来看看辍学率。2016年《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搜集了来自四个省24931名农村中学生的数据，并对52名样本地区的农村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调研中的农村地区在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3】。很多农村学生初中还未毕业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今昔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城乡学生在教育机会上并非始终都处在不平衡的状态，而是在改开四十年里被急速拉大。换言之，改革的“阵痛”剥夺的是农村孩子的平等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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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出现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过去的四十年，作为资本聚集的核心城市抽空了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上升至2017年的58.52%【4】。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并不能为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带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

受制于户籍和学位资源的限制，大量外来迁移人口无法获得城市迁入地的户籍，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而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在城市接受教育，形成了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如今，中国的乡村社会面临着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与原有社会结构瓦解的困境，乡村教育则面临着亲子关系消失和乡镇教育体系崩溃的难题。造成当今乡村教育难题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点：

1、分级办学

分级办学体制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减少。1985年，中央确立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以此为标志，一个以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为特征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在全国逐步确立。农村基础教育由同办统管变成了分管分立，实质上就是“谁投资、谁办学、谁管理”的投资者和办学者融为一体的体制。

“分级办学”将本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其结局是不仅加重了农村和农民的负担，而且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延续与扩大【5】。

2、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导致了乡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2001年后，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入了快速撤并的高峰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2年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中指出，小规模的农村学校消亡后农村小学的辍学率出现了大幅度回升。

因为撤并的点主要在村小和教学点，恰恰是在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孩子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徒步上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路途中的安全隐患【6】。一旦上学距离超出了一定的范围，而学校的宿舍建设与管理未能跟上，家长往往会让孩子辍学，直到其年龄能够承受该距离，才可能让其重新回到学校。

除了适龄儿童入学难外，普及学前教育更是无从谈起。这样一来，所谓的人生 “起跑线”对农村孩子来说更是向后退了一大截。由于学校离家距离过远，寄宿、租房更增添了农村家庭需要承担的教育负担。

3、乡村教师的短缺与亲子教育的缺失

除了政策上变动之外，农村教育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由于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造成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一般县城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中西部城市的教师向东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动，县城的向中心城市、乡镇的向县城流动。

而在农村的学校里，一些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这使得教学质量很难保障。另外，一些乡村学校还存在自雇“代教”现象。学校为了压缩成本，就会请一些高中毕业或非师范毕业生从事“代教”工作。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乡村学校陷入了“有能力的教师都走了，没离开的多数都是离不开的”困境，教学质量也越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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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除了好老师的流失以外，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联合国儿基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中国有约1亿名儿童的家庭教育受到了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7】。

民政部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2016年的65.3%上升至2018年的78.2%，在学前阶段呈现更为集中的趋势；各省份年龄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表现为6-13岁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均超过50%【8】。

孩子在最需要家庭教育与亲子教育的阶段，父母却为了生计离开家乡。留守儿童在营养健康与心理健康上都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些年留守儿童的惨剧不断发生，譬如，2014年安徽九岁留守儿童上吊，2015年毕节四兄妹服毒自杀等等。这些惨剧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警醒着我们中国农村教育正面临着重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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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真能拯救农村教育么？

在当下农村教育的重重危机中，这块神奇的屏幕似乎带来了一丝希望。直播技术帮助禄劝中学的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奋发图强改变命运。然而，技术，真的能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吗，或者真的能够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么？

我们暂不论将两类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基础条件差异如此大的群体，放在同一套教育体制和同一种教育环境下进行讨论的合理性，仅仅看事件本身，我们便不难发现这块神奇励志的屏幕背后存在许多被遮蔽的问题，以及技术在面对农村教育结构性问题上的无能为力。

1、谁能享受？重点班制度下少数优等生的特权

观看成都七中直播视频是少数人能享受的权利。禄劝一中总共有1300多名高三学生，但只有两个网络班的学生可以收看视频（2017年之前只有一个班）。这两个网络班其实是学校的重点班、尖子班。这两个班的学生从高一就开始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师学习。自2016年开始，这两个班购买网络课程的高额费用全部由当地教育局买单。而学生则用升学率来回报教育局的特殊对待。而那些不在重点班或尖子班的学生想看直播视频，只能依靠偷录直播。

这种特殊化的直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全国范围内与成都七中连线的近二百所中学基本上都采取了与禄劝一中相似的办法。直播技术为乡村教育带来的培优模式最多只能算得上“施小惠”，面对当今农村青少年辍学率高的问题依然束手无策。

说到底，通过技术下沉实现的先进教学体验依然是“特殊”群体的优待，而不是为普通农村学生服务的。这不是在消除农村教育的不平等，而是进一步加速了直播班与其他普通班学生之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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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在作为？技术仰仗人力

从事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多媒体信息技术只是辅助教学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没有有效的支配能力，其效果还比不上传统“一张嘴加粉笔头”的模式。禄劝一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学校老师的认真准备，直播技术并非决定性因素。

当地的老师研究出了一套与直播技术能够合作的教学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教育的成功需要教育者发挥其能动性，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活生生的抗衡和碰撞。

然而，如前文所述，现实中乡镇教师队伍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直播技术并不能真正解决乡村教师短缺与流失的问题，它更似“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因此，如果不在城乡均衡发展的面向寻求解决的途径，农村教育的人力数量和质量就都无法保证。仅仅依靠教育技术的更新就能改变学生的命运，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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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在获益？政府助推下资本眼中的商机与教育资源金字塔结构的加固

禄劝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被视为直播改变教育现状的重要助力。当地教育局局长表示，“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但放眼全国，能有如此比重投资教育的贫困县少之又少。

政府的大力扶助有效提升了学生高考直入名校的几率，也为那些政府集中扶持的学校带来声望，学校得到更多财政投入，教师获得丰硕的奖金、更多优秀初中生报考，周边的房价租金上涨，提升政绩。但是，这种集中扶持却往往是以牺牲当地乡镇其他学校的利益作为代价的。

当地政府改善教育质量，制造状元的决心也为资本提供了谋利的空间。禄劝政府每年为直播班支付了高额的“学费”，这笔费用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实际上，县城孩子们收看的直播是由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运作的。该网校是由成都七中和成都东方闻道科技联合成立的远程教育学校，虽号称学校，但其本质就是一家科技公司。禄劝中学直播班每年需要向该网校缴纳学费，具体收费为文科班6万/年，理科班7万/年。

显然，东方闻道公司做教学网络直播并非出于公益，更多是服务于商业利益。这几年东方闻道曾尝试借壳上市，并承诺其2018年净利润将不低于7300万元。由于其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不低，上交所都曾经质疑过它的收费标准是否公允。

另外，成都七中这样的超级中学也并非“善心施主”。成都七中这样的城市重点中学通过“销售”教学，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反过来促进这些重点中学获得更优厚的教育资源。尽管媒体强调自从有了直播之后，7.2万观看直播的贫困地区的学生中有88人考上了清北，但媒体并没有呈现的另一组数据却是：成都七中一个年级学生人数不过五、六百人，而2018年该校仅通过清北特招录取学生就达到了28人【9】。

而禄劝一中这样的地方性学校，在引入直播技术，逐渐提高升学率的同时，也成为了从当地更基层学校攫取教育资源的“霸主”。但是在县城学校里，真正从直播中受惠的学生却依然是少数，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换言之，教学直播技术并没有消除不平等，而是继续制造马太效应。

图片来源：东方闻道网校官网

三、消除阶级不平等才是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

当我们梳理了网络教学直播背后的盘根错节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网络直播不仅不能真正改变乡村师资缺乏的问题，其“收益对象”也只是少部分的农村学生，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平并没有根本改变。除此之外，网络直播所宣扬“考入清北就是达到人生巅峰”，跳出农门就是阶级晋升的理念更是与真正的教育平等背道而驰。

在现今中国的高考制度下，直播教学手段的出现不过是帮忙稍微疏通了严重堵塞的阶层向上流通的通道。换言之，它的目的旨在帮助有限的农村孩子“成为精英”，属于吊了根胡萝卜，让人们看到所谓的希望，而不是真正去打破固有的社会不平等。

正如直播的“受益者”发出的感慨：“没有分数，我们可能一无所有”[10]。阶级的鸿沟始终横亘在那里，而在当下的教育制度下，除了考试与分数，他们改变命运几乎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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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腿子蜕变为穿皮鞋，改变的不过是个人的命运，这种考试选拔制度是一条精英面向的教育选拔路径，而非实现教育公平的治本之策，它是在强化脑体差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的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

因此，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不是去继续强化与合理化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异，去创造精英阶级，而是去消除它，让人真正成为全面的人。人要成为全面的人，我们就需要消除阶级分化。而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正是阶级分化的基础。就这一个意义而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消除阶级不平等。

四、教育公平路在何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

前文论述说明，所谓的美好的屏幕分享故事背后，被遮蔽的恰恰是结构不平等的加剧。由此可见，公平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若认为只要技术进步，就能彻底改变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面貌，那么，我们只会陷入自我煽情的感动。

技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落后地区教育面貌的改变，但农村孩子之所以无法与城市孩子获得同等的学习条件，归根结底是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的，这若仅依靠技术非但不会改变，而且增加了整体的竞争压力。

或许有人会觉得改变社会结构谈何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中国就曾有过不少颇有成效的教育公平实践。

1、教育从精英走向群众

1960年代，尽管小学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区普及，在乡村却并非如此。1965年，适龄儿童1500万人，只有670万人从小学毕业，其中350多万无法进入初中；初中适龄学生1300万只有170万人毕业，只有不到50万学生可以升入高中【12】。重考核、重升学的教育体制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背景【13】。

而在文革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有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为解决新中国以来农村教育入学率低和教育体制不平等的问题，毛泽东力求破除精英教育，他在1952年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他在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14】。

毛泽东将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这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避免了“精英们”与工农的差距，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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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山下乡运动：提高农村教师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正是为了进一步消除三大差距。《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5】。

上山下乡运动也为农村教师队伍带来了充备的力量。随着农村学校数量的高涨，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以及社会主流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有许多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后期以及改开初期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的确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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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在教育上要消除脑体差异。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将学员要参加劳动、脑力劳动要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近劳动阶级列入“组织大纲”；后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1958年，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针随后被提出。在后来的“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中，也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时期，工厂、机关单位和农村普遍有夜校和工人大学，农民的技术学校【16】。当时，各个领域与行业内，都会举办专业技术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训班，最典型的职工大学就是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并且，在当时还非常强调学校教育教学方式多样化，秉持着“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的理念，学校会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上课堂，当老师。这些措施尝试通过将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来达成教育制度的质的转变，朝着消除阶级分化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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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时代的成果：城乡教育差距的缩小

在一系列”阶级为纲“教育政策下，城乡平均教育水平之间差距有了显著的缩小——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17】。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18】；而到了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基本上不存在显著影响。

诚然，回溯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并不是为了让今天的教育政策依葫芦画瓢，原封照搬，而是帮助我们看清教育公平与公正的真正目的与实践取向。去政治化的技术对于农村教育的危机而言不过是解衣抱火，它成为了资本盈利的工具，它填补不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创造的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

注释：

【1】广州日报，《北大新生农村生源14.2% 名校农村娃缘何越来越少》（2013年10月16日）http://edu.china.com.cn/henan/2013-10/16/content_30308642.htm， 2018年12月18日

【2】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2016年3月1日），摘自东方头条，http://mini.eastday.com/a/160301184929076-2.html， 2018年12月18日

【3】《我国城镇化率升至５８．５２％释放发展新动能》，摘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04/c_1122366246.htm， 2018年12月15日

【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摘自流动人口数据平台http://www.chinaldrk.org.cn/wjw/#/home， 2018年12月15日

【5】张玉林，《分级办学制度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城乡教育差距——关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

【6】杨东平，《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21 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2012年11月17日

【7】《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摘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226&id=4242&m=content, 2018年12月15日

【8】《2018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摘自https://mp.weixin.qq.com/s/pC7Q00gu3JEoPGvJYGu89A， 2018年12月15日

【9】“2018年考入清华北大人数最多的高中，有你的母校吗？”，http://www.chengdumingxiao.com/articleDtil?articleId=20314，2018年12月19日【10】写在走出“屏幕”之后：禄劝一中直播班亲历者的回忆和思考，澎湃思想市场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18日

【11】Marx，K (1978).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oscow: Progress Pub.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13】同上。

【14】同上。

【15】《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

【16】《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与扫盲运动》，2013年11月26日，乌有之乡网刊，摘自http://www.wyzxwk.com/topic/wenshi/21.html， 2018年12月18日

【17】同上。

【18】Bramall, C. (2008). 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pter 6). Routledge.

参考资料：

1. 日刻：《屏幕改变命运？我看是加剧了命运的不公吧》https://mp.weixin.qq.com/s/ycF1Qo9AOgbENxeZvzF8Sw

2. 星球商业评论：《教育平权没有奇迹》https://mp.weixin.qq.com/s/WOXUQCmJKHrHgsdnfnUX5w

3. 冰点周刊：《“这块屏幕”刷屏之后：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https://view.inews.qq.com/a/20181214A06MTW00?tbkt=A&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