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的糖，也调剂不了咖啡农的苦味人生
来源: 南风窗 发布时间：2018-12-22 阅读：2883 次
食物主权按：
在中国，喝咖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大家享受咖啡的同时，却很少关注咖啡农。本文揭示了中国咖啡果种植农场主和采摘工人的窘境：小农场主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辛苦一年只能换得极其微薄的利润；而底层的采摘工人则承受着长时间劳动和随时可能被解雇的艰辛。由于连年亏钱，越来越多的咖啡果种植者选择砍掉咖啡。
针对这样的困苦，本文认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就是加强“土地流转”、“鼓励大户种植”，推动咖啡种植的规模化和产地品牌化。长期跟踪调研发现，凉山的苦荞种植户并没有因为苦荞变成消费时尚而脱贫受益（参见：为何产业化发展模式难让农民脱贫？－－凉山彝族苦荞产业发展的故事）。那么本文这个药方真的能解救困苦的咖啡农吗？压在基层农户和农业工人头上的，除了跨国贸易公司、还有各种中间商的盘剥。
在咖啡的起源地埃塞俄比亚，纪录片《黑金》(Black Gold)记录了当地咖啡农和中国咖啡农同样的无奈境遇。世界四大咖啡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市场。埃塞俄比亚有120万咖啡农，67%的外销收入为咖啡，量不可谓不大，品质不可谓不好，但这些并不能保证咖啡生产者的权益。咖啡农从1公斤咖啡豆中只能收入0.6美元，是终端价格的1%。咖啡工人一天的工资也不足1美元。依靠土地流转或规模种植，并不能改变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咖啡农和咖啡工人的境遇。当远在千里的我们在咖啡中真正品出其中的苦味，我们才能为改变出力。
责编︱禾二
排版︱童话
夜幕降临，村里的路灯齐刷刷亮起，顿时夜如白昼。
2018年11月23日至25日，云南保山。第三届保山咖啡文化节在潞江镇新寨村举行。
开幕式当晚，舞台上，霓虹闪烁下，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尽情唱歌、跳舞。
舞台下，周边是村民摆卖的自酿米酒和橄榄等土特产，也有经营米线和烧烤摊的。
村道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摊前，人们撸串、大声划拳、喝酒。
这天，杨正也换下昔日劳作常穿的迷彩服和解放鞋，穿上条纹格子的西装和黑色皮鞋，他还理了个寸头，看起来很精神。
暂时卸下农活的村民，都在尽情欢畅这一刻，他们不需要到点回家做饭，因为活动进行的这几天，村里有免费的伙食供应。高黎贡山上、怒江峡谷里，笑声阵阵，久久回荡。
但这不是村民的生活常态。正如城市咖啡厅里，小资“一闻、二看、三品”一小杯就30~50元的咖啡，也不是咖啡产业链的全貌一样，产业链的末端，是不同的场景和生态。
晒咖啡果的农民︱图片来源：南风窗
采 摘
背靠高黎贡山的新寨村，家家户户种植咖啡，有“中国咖啡第一村”的美誉。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咖啡成熟季：绿油油的咖啡丛林中，风一吹，布满咖啡枝头的红色咖啡鲜果，星星点点，不断摇曳，蔚为壮观。
咖啡是舶来品。126年前，有个法国传教士把咖啡的种子引入云南大理。由此，中国大陆开始拥有咖啡这个物种。
到了今天，咖啡在低纬度、高海拔的云南普洱、保山、临沧、德宏等地，获得广泛种植。
目前，云南以其独特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拥有中国98%以上的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
保山潞江坝一带，因地处北纬15度至北回归线间，且大部分海拔在1000~2000米间，加上这里土地肥沃、日照充足、雨量丰富、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小粒咖啡的种植，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其品质堪比风靡业界的蓝山咖啡。
11月20日，《南风窗》记者来到新寨村时，杨正地里的咖啡正在采摘。“主要由我媳妇带6个工人采摘，”杨正说，他主要是护理其他地里的蔬菜。随后，骑着摩托车，杨正载着我在村后的土路上，盘旋了十多分钟，终于来到他的咖啡地。
杨正的咖啡长势很好，约有2米高，以至于我们很难发现那些先前“陷入”咖啡丛林，进行咖啡采摘的咖农。
咖啡鲜果缀满枝头︱图片来源：南风窗
山上风大，风一吹，“哗啦啦”叶子的摩擦声中，很难判断咖农的具体位置。“贤存！”对着咖啡地，杨正吼了两声。咖啡林深处，幽幽传出应声。
随后，杨正带着我，猫着身子，拨弄着咖啡树下的残枝败叶和蜘蛛网，我们在咖啡林地中，缓慢穿插前行。
贤存是杨正的媳妇，她的全名是谢贤存，今年46岁，也是本村人，两家距离不过500米。
找到谢贤存时，她正戴着宽边的布帽，穿着迷彩服，胸前还套着个围兜，手上套着毛织手套。彼时，她正将一串串鲜红的咖啡果，从咖啡树枝上逐个摘下。
见我们，她回过头，礼节性笑笑，之后，继续忙碌。
在谢贤存不远处，是她请来的6名工人。工人是来自保山市隆阳区瓦渡乡一些村里的农妇，年龄多在50岁上下。
采摘活看似有趣、容易——就是从咖啡树上摘下红色的咖啡果，但其实不易。我跟随她们采摘半小时，手上就沾满油腻的黏液，以至于在随后的采摘中，咖啡果容易由指尖滑落。一旦停下，黏液变干，几个手指就被黏住、并拢，再度进行采摘时手指的伸展和收缩，就变得异常困难。
此外，采一会，手掌心就挤满咖啡果，急需到袋子处卸货，以腾空双手再度采摘。如此，不断轮回着。
但咖啡树大多长得比人高，一天采摘下来，仰脖子、伸手采摘等动作，让人腰酸腿疼。
为方便采摘，杨正焊接了几副1米多高、可活动的人型梯子，咖农沿着梯子逐级而上采摘。
每天，她们从早上8点忙到下午6点，即便如此，每个人也只能采摘到100~150斤的咖啡鲜果。
对于一颗只有玉米粒那么大的咖啡果而言，要扯到100斤并不容易。她们需要在地里连轴转10个小时——哪怕除去吃午饭的时间，她们每天至少也要投入9小时。
和她们一起采摘时发现，她们通常忙到下午1点，之后在头人“吃饭啦！”的喊叫声中，才停止劳作，并将摘好的一袋袋咖啡果，背出密密匝匝的咖啡林。
对她们的表现，杨正还是不满意，他打算干一件事：撵人。
咖啡采摘工人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饭︱图片来源：南风窗
撵 人
杨正说，他请来的这6个工人中，有2个每天每人能采150斤左右，“还行”。但另外4个，每天每人只能采摘100斤。
“这不行！不划算！亏本的买卖，不能干！”杨正说，他再观察两天，趁着咖啡文化节就给她们“放假”，让她们回去。
老板杨正看似“残忍”的背后，也有诸多无奈。采摘工人的工钱，通常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零工，按天计，一天70~80元，不包吃住。还有一种是论斤计，一斤0.4~0.5元。
杨正说，即便是按照最高的一斤鲜果5毛钱计，如果工人只采到100斤，最多也就50元，但他为此支付了70元。“至少要采摘到150斤，才平本啊！”杨正说。
由于一株咖啡树上的咖啡果也不是同时熟，所以咖啡的采摘，一年需要进行3~4轮。
如果熟了的咖啡果不及时采摘，就会被晒黑，甚至掉到地上，造成损失。所以，村民大都需要在采摘季请人采摘，特别像杨正这样的咖啡种植大户。
我和当地很多村民沟通时了解到，第一轮的采摘，他们很多人一天的采摘量就80~100斤咖啡果。
杨正承认，他雇请的工人采摘量不够高，不是因为她们偷懒，而是因为“她们动作习惯就那样”。杨正的“高要求”也和他媳妇的出色表现有关，即便第一轮采摘，他媳妇一天也可采摘200斤鲜果，她是今年咖啡节村里进行采摘比赛的核心成员之一。
在采摘成果上斤斤计较，就因咖啡生果（咖啡米）的价格太低了。当下采摘的咖啡，要到2019年2月以后价格才出来，这主要受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采购商的采购价，通常是在期货市场给出定价的基础上，再减去运输的成本。
不过，从2013-2014年度的报价来看，过去几年，咖啡价格持续走低，在2017-2018年度，当地咖农销售的咖啡米价格只有5元一斤，甚至更低。
一斤5元是咖啡米的价格，但从地里采摘的咖啡鲜果到农民可以售卖的咖啡米，还需要一些流程：在地里采摘咖啡鲜果运回家后，需要将鲜果一簸箕、一簸箕倒到咖啡鲜果脱皮机进行脱壳，脱壳后，咖啡鲜果露出白色的颗粒内核，但内核外围包裹着一层白色的黏膜，还需脱胶。
脱胶有机器脱胶和人工湿处理法两种，人工湿处理需要把带胶的咖啡粒倒到一个方形池子里浸泡，并不定期进行搅拌。阳光充足的话，需要浸泡5~6个小时，天气较冷、阳光不足，则需浸泡2~3天。
待裹着咖啡的黏膜脱落后，捞出铺到水泥地板上晾晒。晒干后，再拿到村里合作社的设备进行处理、加工，这才变成咖啡米。通常，6斤咖啡鲜果才能加工成1斤咖啡米。
按这算法，工人一天如果采摘到100斤咖啡鲜果，实际上相当于只采到16.7斤咖啡米，按一斤咖啡米5元计，这天的毛收益是83.5元，而咖农为此支付的工钱就是70元，剩下的13.5元，还包括咖农过去一年在这片土地上的无偿劳作、肥料以及租地等投入，所以“不挣钱”的杨正才不断喊着“撵人”。
杨正正给咖啡果脱壳脱胶︱图片来源：南风窗
赌 注
11月21日下午，新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加维告诉我，全村502户、2082人，家家户户都种植咖啡，种植面积达13600亩，但这几年，“村民确实没有挣到钱”。
过去，新寨村曾出现“亏钱就砍咖啡树，改种其他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的现象。但这些年，村民一直隐忍，没出现大规模砍咖啡树的行为，因为大家都在等待，大家都在赌。
现在咖啡米的价格，只相当于2003年的价格。“已接连好几年跌到低谷，每年，我们都想着，明年就会涨。”杨正说，所以大家都在等，在熬。
今年11月22日下午，在他家院子里，以2017-2018年度的收成情况，他给我算了一笔账：2017-2018年度，收获咖啡9吨多，他咖啡的品质较好，每斤是5.3元，毛收入约10万元。
他为此的付出是：支付工人的采摘费4.8万元；肥料2.1万元；60多亩土地的租金2万元；平时除草的成本5000元，一年的利润是6000元，这还不算上自身和媳妇一年的劳动投入。
“白干了！”杨正再次说，今年年初，他砍掉6亩地的咖啡树，改种小金豆等蔬菜。随后，杨正带着我来到他位于怒江边的耕地里，绿油油的菜地里，小金豆的花儿正怒放。
潞江坝属干热河谷地带，气候好，一年可种植三季，其中蔬菜两季，苞谷一季。杨正指着其中一块地告诉我，“这片有7分大，小金豆每80天就可收获，来钱快，批发价每斤1.5~2.8元不等，但一斤平均价格有2元。”
这7分地的蔬菜种植，每80天可收3600~3700元，一年收获两季，就是7200~7400元。另外一季种苞谷，一斤1元，也有800元毛收入，但苞谷主要用于喂猪。这样算来，这7分地一年毛收入可达8000元。扣除2000元成本后，净收益6000元。
“这7分地就相当于我种植70亩咖啡一年的纯收益！”杨正说。
咖啡不挣钱，但还在坚持种，就因为不甘心。
毕竟，潞江坝一带的咖啡品质非常好，且2008年以来，国内咖啡的销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速是欧美国家每年增速的20倍。此外，国内年人均咖啡消费量只有4杯，而欧美等国家，一年人均消费量是600杯。
“好咖啡＋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何没能给村民带来实在的利益？
和巴西、印尼等咖啡种植大国比，我国咖啡种植的历史只有100多年，缺乏品牌，且产量不高。
11月24日上午，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功勤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云南省咖啡一年的产量大概10万吨，这在国际市场上微不足道，从量上我们无法影响国际市场定价权，突破在于质的把控和提升。”
受地理、海拔、气温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云南省西部是生产高品质咖啡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咖啡的品质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从种子培育、到田间管理，再到结果后的采摘、晾晒等初加工和烘焙等环节，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品质和品质的稳定性。
云南的咖啡是在小农经济主导下、单家独户作业的局面，各家各户的管理和采摘等环节也不一样，一些咖啡采摘回来进行初加工后，就倒在水泥地板上晾晒，鸡鸭狗在旁边乱串，这和国际市场上大规模农场主的作业相比，中国在农业产业化、农民种植管理的职业化和标准化等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归根到底，这也和产业背后的土地制度有重要联系。
国家层面也多次呼吁和鼓励土地流转，将咖啡地流转到有能力和有技术的大户进行规模化和科学地种植、采摘和加工，这是保证咖啡品质稳定性、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这样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定价权。
没人清楚：中国咖农能否等到这一天？
杨正说，再熬2-3年，熬不住了，大家都会砍掉咖啡树，到时“中国咖啡第一村”就名存实亡了，他们也将是中国最后的一代咖农。说完，杨正载着记者从菜地返回。摩托车穿过一片片逐坡而上的咖啡地。土路坑坑洼洼，摩托车的身后，扬起一路的尘土，之前看到咖啡林丛中那一串串鲜红色的咖啡果，正隐现在更大的漫天尘土中，红果暗淡，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看不清，一如它和咖农的未卜前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