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广俊 | 我看唐利群评路遥
来源: 作者供稿 发布时间：2019-09-11 阅读：1601 次
我在网上扫了一眼唐利群写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我熬的一碗毒鸡汤》一文，不由地反胃，不想多关注。随后几天，又看到这篇文章在几家网站转载，心里更加不舒服，出于对《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喜爱，我硬着头皮，把唐利群的文章又读了一遍，搞清了唐利群文章错在哪里，写成此文，一吐为快。
唐利群评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一书的基本立场观点是：路遥写作基调与体制内官方主流基本一致，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创作思想基调出了问题。唐文提到：
这其实折射出社会政治的变迁已经使毛时代青年扎根农村的趋向难以为继，城乡差别、城乡矛盾变得日益突出。这也成为路遥在新时期以后最集中表现的对象，《平凡的世界》可谓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我甚至认为《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改革大时代的故事，从来没有溢出过官方意识形态的任何界限，它是亦步亦趋地呼应了改革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但仅仅是想象的解决方式。
首先亮明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出的一个伟大的社会制度，党通过人民公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了起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成就我就不罗列了。
但是，我不讳言，虽然人民公社制度是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走过不少弯路，主要体现在管理僵化，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自己严重地违反了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原则，严重地侵犯了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侵犯了农民群众在生产队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造成的后果突出表现在：农业产量多年徘徊不前，学大寨运动的形式主义，搞了好多劳民伤财不起作用的水利工程，把生产队家底子都折腾光了，农民口粮分配标准和收入二十几年没有增加多少，农民口粮几十年里一直执行（北方地区）丰收年每人360斤，灾年280斤的标准，还没有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对人民公社不太满意。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唐文提到：
书中田福军说，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苦难叙事和饥饿叙事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比方说，孙家的贫穷、双水村的贫穷以及陕北农村普遍的贫穷，路遥写得还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像孙少平在县中上学吃不饱饭，为一天两个黑馍馍含羞忍辱;老祖母浑身是病也舍不得吃孙子买回来的止痛药，每次摸出药数一遍再放回去，多年以后这药片都被摸得黑黑的还没吃……
拿口粮在黑市上换点钱就被惩罚或劳教……类似这样的描写也的确让人心生那个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觉。
唐利群认为，路遥书中贬低了人民公社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路遥“资料搜集、认真的选择剪裁、有意的忽略遗漏却使得对现实的反映流于表面现象，而遮蔽了其本质的真实。这可能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
路遥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的书反映那个时代农村的真实情况，获得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普遍赞誉。唐利群是80后，唐利群对人民公社认识还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的。
唐利群说：
再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给农村带来的无谓的纷扰和破坏，像双水村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批判，只好抓脑子有毛病的田二充数;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贩卖几包老鼠药被劳教，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惶恐和灾难……
像《平凡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小说，会给人一种写的就是真实事件的感觉，而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上看，这种呈现也似乎吻合那个年代的一般情形，比方说当时物质比较匮乏，人们基本生活水平不高，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等等。但是小说是否表现了本质的真实却是大可存疑的，因为同样的现象，因什么造成，与什么有关，其构成、指向、意味等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方针。从那个年代农村过的人都知道，当时村里的地主、富农早就是死老虎了，他们已经在生产队没有发言权，对队里的事务没有多少影响力了，破坏性很有限，阶级斗争是有点扩大化、庸俗化了。
《平凡的世界》没有找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描写，只是把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批斗劳教，这种描写符合当时大多数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觉得唐利群是用浩然的《艳阳天》叙事模式来衡量《平凡的世界》，《艳阳天》也是一部描写农村题材的名著，有其历史文学价值，但描写人民公社的文学不能只有《艳阳天》一种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春嘛。
我对人民公社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赞成解散人民公社，一刀切推行包产到户的。但是我老实承认，当初实行包产到户，估计起码得到一半以上农民的拥护，要不，包产到户也不可能在全国一下子就实行了。包产到户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激发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书中孙少安创业致富的经历，就写得十分形象典型。
唐利群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政治地位很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因为自己是农民，或因为自己贫穷而感到那么深的屈辱，这样的描写放在后来有了物质才能被人尊重的时代没有问题，但放在毛时代却是有点奇怪的。只能说作者为了告别那个时代而进行了夸大叙述，或者把告别那个时代以后农民再度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屈辱硬是生搬硬套地挪移到了那个时代。
这就是唐利群的想当然了，我不否认，在人民公社时代，主流意识是不容许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存在还是巨大的，村里漂亮姑娘梦寐以求想嫁到城里去。而且个人极难突破这种差别障碍。反倒是包产到户，农民比较容易解脱农民的身份，就像黄光裕，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个人打拼，一度成为全国的首富。这在人民公社时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路遥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从现实出发写作的，他始终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忠于人民，他写作不是唐利群所说，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写作，路遥是对人民公社评价不高，他赞赏包产到户的改革，但路遥不是一个一味歌功颂德派，《平凡的世界》后来的描写，正像唐利群所说，
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
在《平凡的世界》欢呼了集体经济的末路以后，马上面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困境，要怎样把这春天的故事讲述下去呢……
路遥形成了很坚定的改良主义的思路。小说借田福军之口说明这些改革的阵痛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看利和弊孰大孰小;然后赋予了孙少安乡村贤人的职责，让他扩大再生产，把田四、田五以及双水村生存艰难的人都放在自己的砖瓦厂里做工，以使面临分崩离析的乡村共同体得以重新聚合。这十分吻合‘先富带后富’的倡导，然而却不过是个想像性的解决方式。一则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先富们把财富放到某个岛上以避税，没怎么带后富；二则是小说自身相不相信这一点都成问题……
如果说毛时代的高积累是种桃子，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就是摘桃子。只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这一点完全不被承认。路遥在小说中也不承认，但因为他无法回避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出现的问题，所以《平凡的世界》比别的小说更多地绽露了发家致富神话的难以为继……
《平凡的世界》为走出困境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用类似社会主义的价值去弥合市场化的现实所绽开的各种裂隙和漏洞……
这就是唐利群苛求路遥了，路遥只是一个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高官。路遥只能在作品中描写出真实的社会矛盾，他在书中不可能给出一套治世良方。路遥去世27年了，“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扶贫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在农村的一项重点工作了。并且，怎样解决“三农”问题，社会各方至今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你能责怪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没有提供解决良方吗？
好的文学作品，要具有史诗性，是时代的风俗风情画卷，当然作品中也可以有对未来的理想展望，但你不能要求一部文学作品具有政治、哲学书籍一样的功能。《红楼梦》并没有给出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想象，但无人否认《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这与评价《平凡的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文学的主要功能体现在纪实性上面，前瞻性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长项。
我最不赞成唐利群的是，她的极端左倾思维意识。唐利群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被用作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而劳动者本身还要为自己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发表该文网站加的编者按提法更是鲜明“《平凡的世界》只告诉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种和穷人追求真善美有关的价值观；但它没有告诉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种类似于穷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穷的现实的惨淡。”
唐利群认为，一个人只有给自己干，在国营企业里干，才能实现个人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她说“比方说孙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佣的劳动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进了煤矿，那按照受压迫就要反抗的价值标准，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反抗自己被雇佣的现实，也没有对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揽工汉做点什么，当然算妥协。”
按照唐利群的逻辑，一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劳动者就要团结起工友，与资本家作斗争才有意义。因此，孙少平的打工是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的。是的，只要存在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非全是你死我活激烈对抗的唯一形式，更多地时候是双方妥协容忍。劳动成果被剥削阶级部分占有了，劳动人民就不要劳动了，劳动就不具备追求真善美的价值了吗？
在如今现实生活中，有半数职员在私企、外企里上班工作，他们劳动成果中的一部分是要交给资本家的，但是，自己也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呀，你的劳动成果越大，你相应分享的果实也越大，不是这样的吗？同样在工厂里工作，有的员工技术水平高，工资可以上万，而在车间里打扫卫生的也可能只挣二千来元。打工汉的劳动就没意义啦？我们村里进城打工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半数以上在城里买上了楼房，有的购买了自己的门脸房，成了小生意人，还有成为了大款老板的人。书中孙少安就是一个很好地事例吗？消灭剥削，那是人类最终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奋斗，不能光从自己的理想来想象生活，要从现实社会出发来考虑问题。
人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猿人就靠劳动才从动物界分离了出来，所以劳动伟大、劳动光荣的是人类固有的理念。文学作品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是永恒不变的主体。黄道婆发明改进了织布机，织布机的推广，也许会一时造成布料市场供销过剩，影响了一部分传统织布女人的收入，但你不能让黄道婆为此承担失业女工的责任。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被应用到战场上，造成了更大的人员的伤亡，但你不能骂诺贝尔是战犯呀。人的劳动成果是一种物质，物质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不能过多地赋予政治意义。文革时，有的地方阶级斗争扩大化，把长工头也当作地主的帮凶来批判，有的人被日本鬼子拉伕，干过几天喂马的事，也被当作此人的历史污点，这都是一种极左行为。唐利群把农民打工视为是一种无意义的劳动，也是这种极左思维的表现。
《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本人品质不值得的推崇，但于连的励志故事，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就具有了名著的价值。《牛虻》里面的主人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同样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人类长河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还只是刚出现的一点曙光，就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衡量评价任何文学作品，显然是可笑的事。《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孙少安只是平凡的人，并没有干出多少辉煌的业绩来，但他们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好多读者。
孙少平、孙少安是路遥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出的熠熠生辉的人物典型形象。其实唐利群也说：
知识分子的逐渐精英化也带来他们跟普通民众，尤其是跟工人、农民、农民工的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对八、九十年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形成基本无感，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问题非常有隔膜。现实中工农阶级的困境得不到表现，即使有写农村的，可能也是写写里面的儒道释文化，或者写一些神神叨叨的主观化的东西，乡村仿佛是作为异常的、荒诞的景观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表现出来的站在‘平凡的普通人’的立场上写作的姿态就显得十分难得，它至少触及了被忽视的农村知识青年和农民的出路问题，引发了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感上的共鸣，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打动普通读者的往往是小说主人公面对的种种苦难和对苦难的超越精神，所以小说带有强烈的‘励志’色彩。
她也认为路遥：
跟很多当代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毕飞宇等在否定批判毛时代时任由想象驰骋、想怎么虚构就怎么虚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平凡的世界》跟一般的伤痕文学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哭哭啼啼、诉苦的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壮的色彩。
唐利群也高看了路遥一眼，特别是她也指出，
在孙少平身上，‘个人主义’份额减少，利他主义色彩增多，互助、平等意识再现，自我抉择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加强，‘走向大世界’的个人奋斗变成平凡的人在劳动中实现价值。
唐利群也说孙少平：
他却坚信普通劳动者也有尊严，而且还有精神追求，这简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不是对现实的妥协，简直是对现实的超越嘛。你看他本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如他的恋人，还有他妹妹的恋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这样的一些关系的话，是很容易实现阶层跃升的，但他能够拒绝那些诱惑，拒绝那些帮助，而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一个独立的人；同时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狭隘，有更大的关怀，比方说他希望继续深造，能够对中国煤矿开采技术有所贡献；他拒绝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的求爱，而回到煤矿与孤儿寡母待在一起等等，这些都不能视为是妥协吧。
就以唐利群对孙少平的点评，至少也认可孙少平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吧，但我难以容忍的是她为了博人眼球，起了一个《〈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我熬的一碗毒鸡汤》的标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碗毒鸡汤的说法太偏颇了。
欢迎阅读我写的长篇小说《麦颂》，与《平凡的世界》属于一个时代背景，但对人民公社有着不同叙事和解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