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农业技术研究是如何被资本控制的
来源: 《每月评论》 发布时间：2019-11-21 阅读：2218 次
导语：
本文以美国农业为例，深度剖析了资本是如何渗透并作用于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我们总以为技术的发展是自主创新，其实是为了应对经济压力；我们总以为研究是客观中立的，实则研究是商品，科学被利润所支配；我们总以为技术进步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并让更多人受益，事实上呢？农业的投入和债务成倍增加，破产和自杀的农民越来越多了，食品越来越贵了，钱都流入了种子公司和其他化学农业公司。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运作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吧。
经济学家Jean-Pierre Berlan和马克思主义遗传学家Richard Lewontin揭露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企业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农业危机已经不是新问题了，这其实意味着农业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的终点（高潮）。此转型的显著特点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型资本渗透和日益提高的农耕和农业的差异性。农耕是指生产小麦，而农业则是指将含磷化合物转化为面包。农耕是曾经由数百万小生产者一起进行的农业生产，如今整个农业生产都由少数几家巨头公司所掌握，他们把种子和肥料等卖给农民，然后购买农民收获的农作物，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他们的生产条件。农业研究和技术变革不仅使得农业转型成为可能，还推动了其进程。可是极具讽刺的是，尽管公共农业研究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它却破坏了农民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地位，并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资本控制。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去争论技术变革和商品生产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便是商品生产中存在着不断引进新技术以节约成本的压力。并且“诱导创新”理论在近二十年来已成为经济学中的一种流行的理论，它认为技术发展的具体方向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发明过程的结果，也不仅仅取决于“自然事实”或个人天才的偶然行为，而是直接应对经济压力。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成本高，技术变革将会推动劳动节约型创新；如果能源成本更高, 则可能会导致用劳动力代替石油的技术。众所周知的是，技术变革始终基于对物质世界基本特性的“基础研究”。固态物理学的发现对于工厂、办公室和活动室的计算机化提供了绝对必要的条件；DNA结构的基础研究使基因工程成为可能，并为生物学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因此，传统的研究和发展模式是一个两阶段的模式。基础研究主要在公共机构（如政府实验室和州立大学）进行，或在私立大学和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基金会进行，是一个本着“解开自然奥密”的愿望的文化自主化过程。这项研究的方向是由自然事实和科学家的愿望决定的。受到文化的影响，科学家们渴望发现自然世界的本质特性。一旦这些科学发现成为现实，它们就会被应用研究机构、应用政府实验室、企业研究中心和个人发明爱好者所选中，进而开发成为能降低实际生产成本的特定新技术，或者在其基础上创造新的消费产品，甚至让它们直接为公共利益服务，正如比新药的研发过程。“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发生小的变化，新产品上市，但生产的基本组织结构保持不变。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它只与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有关。实际情况完全不同。研究与发展通过促进资本渗透到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而不仅仅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基础”研究还远谈不上自主化，它始终处于与社会和生产的迫切需要不断地相互作用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基础"研究的经费多少取决于对其效用的认知。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还是能拿到足够的经费去做他们感兴趣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般是在科学学科内被认为有趣的研究），但由于大多数基础研究都是由税收资助的，于是优先拿到经费的研究项目往往是由政治政策决定的。人们通常不理解的是，除了科学知识在消费品的实际生产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外，产品研究本身就是商品。而且，由于研究的商品属性，有一种强大的趋势，即对科学上正确的认知和进一步研究的放心是由从中获得的利润支配的。
研究的两个要素：一则，它是资本渗透的工具，二则，其商品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向和对自然真理的认识——农业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农业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论证的荒诞说法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荒诞说法是指农业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改善人们的衣食住行。这种更高的效率被认为会产生副作用，使农民，至少是那些更进步和效率的农民，在经济上得到改善，并使他们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们通常还认为，“科学农业”是概括了发现“自然的秘密”能迅速改进生产技术，造福生产者和消费者。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杂交玉米是基本科学真理在生产力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典范。在附文《杂交玉米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展示了“科学真理”实际上是如何由研究的商品性创造出来的。
农业集中化
乍一看，农业似乎是资本渗透总趋势的一个例外。尽管几乎所有的工业和服务业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但农业仍然掌握在250万小生产者手中。当然，在农业中也存在着集中化：6%的大型企业创造60%的生产总值。但农产品在价值上是高度分化的，大部分集中在高价值商品的生产上，如水果、烟草、棉花、肉鸡、牛和猪。而大量的小型生产者则掌握着饲料（包括大豆）和给人类消费的粮食、乳业、土豆等的生产。从农场数量减少(从1900年的570万减少到1975年的270万)和平均面积增加(从同期的146增加到404)的历史走向来看，农业集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这其实只是幻象。自1900年以来，缺席企业所有者手中的农场比例一直低于1%，农场规模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型农场面积的增加造成的，这些农场现在由部分拥有和部分租用的土地组成。
农业未能形成寡头垄断的部分原因是财政因素，另外部分原因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物理性质：(1)由于农业房地产市场疲软，农田耕地的投资流动性较低；(2)农田耕地不得贬值；(3)农业经营空间广阔，劳动过程控制困难；(4)规模经济有限；(5)天气和无法预见的流行病的风险不可控，或只能控制的很差；(6)由于和每年作物周期或者牛的繁殖周期紧密相连，资本的再生产周期不能缩短。
由于这些因素，明智的资本家会在其他地方寻找投资机会，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支持这一规则。一些大规模的种植园，例如糖种植园，或巨型牛牧场，都是建立在已很少或不花钱的大片土地上。这些土地是由18世纪西班牙土地赠款购得或是十九世纪在西部和夏威夷占有的"无人居住的土地"（即迫使土著居民流离失所而占有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变成一种对自由资产的增值。
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其他例外情况是家禽肉鸡行业。由于肉鸡生产的物理属性，它只需要很少的土地：鸟类可以像电池一样被打包进工厂，自动化程度很高。生产环境可以被严格控制（对人和动物都可以！）通过营养和繁殖来加速家禽的生长，进而加快资本的再生产周期。大规模经济可以通过购买投入品、自动化和向少数大客户（如快餐连锁店和超市）批量销售来实现。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以纵向一体化为特征的新产业。大型企业与南方的边缘农民签订了合同，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所有的投入品，包括建筑、机械、饲料、抗生素、种畜等，另一方面，以现行市场价格购买成熟的家禽，屠宰，整装，然后分发。因此，农民被安置在农业工厂的装配线上，却不享受任何福利（例如固定月薪、残疾保险、以及养老金等等）。由于有着相似的物理特性，同样的生产过程目前在出现在猪肉的生产中。
然而，除了在特殊情况下，这些对于农业为什么似乎对资本的渗透免疫的解释只是部分原因。正是在这里，农耕和农业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可或缺。农耕是将种子、肥料、杀虫剂和水等投入品转化为初级产品（如土豆、玉米和特定农场的牛）的过程。而农业，虽然包括农耕，但不仅仅是农耕。它还包括了投入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以及将农产品转化为消费品所需的运输、加工和销售。从整个农业过程来看，很明显，资本已经完全渗透到其中了。
虽然农民在农业生产链中占有着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个阶段，生产过程还是分散在大量的小生产者身上的，只是对于生产条件的控制和农业利润的大部分仍隶属于少数大的资本集中者。技术变革在资本集中方面发挥了与它在所有其他生产部门相同的作用。农业研究和技术变革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满足农民和消费者的需要，但实际上却是受资本需求的影响的，它们在决定农业性质方面起到了自动的资本代理人的作用。
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历史变化
农业研究机构的一个主要主张是，研究导致了生产力的重大变化，衡量标准是农业产出总值除以农业投入总值。然而，生产力的提高（从1910年的53倍提高到1975年的113倍[1967=100]）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素价格变化的结果，其原因不在于农业本身（例如，1946年后廉价化肥的突然出现）。此外，农业投入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10年到1975年，农场直接生产的投入指数从175下降到90，而购买投入品指数从38上升到105（1967=100）。换言之，尽管土地作为主要的投入因素在算式中保持了一个恒定的自产投入，但购买与自产投入之比增加了500%以上！这意味着农民已经从初级生产者变成了工业制造品的中转器。1910年，农民们从去年的农作物中采集自己的种子，饲养了提供牵引力的骡子和马，用农场生产的干草和谷物喂养它们，并用它们产生的肥料去施肥。到了1986年，农民从先锋杂交种子公司（Pioneer Hybrid Seed Co.）购买种子，从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购买他们的“骡子”，从埃克森公司（Exon）购买“骡子”所需的“燕麦”，再从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购买他们所需的“肥料”，用中央大豆公司（Central Soya）的浓缩谷物喂猪，并在伊利诺斯州大陆银行和信托公司（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and Trust Co）的循环贷款的帮助下播种他们的下一季的玉米作物。此外，这些购买的投入品在技术上都是互相紧密相连的。
如此一来，农业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资本密集的生产部门。然而，农业就业率(相对和绝对)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制造、服务、供应、修理、运输行业的工人人数大幅增加反而促进了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改革。与实物投入品一样，农业劳动力已经从小规模生产、半自主转变为大规模资本集中化模式。
农业不仅在投入方面发生了变化。农产品离开农场后，越来越成为转型的对象。快餐、加工食品、再造食品、冷冻食品、浓缩食品和提取食品均经过压制、成形、着色、调味、包装和运输。其结果是，农产品经过加工后的平均附加值增加了50%。另外，农业投入占40%，因此，农业本身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只增加了农业总产值的10%。
技术和研究的作用
农业由小规模生产向资本密集型输入生产和产出加工的转变，一直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来进行的。第一步是十九世纪农业机械的引进：钢犁、30年代发明的收割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固定式蒸汽引擎。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对应着农场对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更好控制劳动力流程的需求的。粮食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了两到三倍，在有利的收割条件下，全联合收割机将劳动力的需求削减了八倍。因为牵引力的限制，这一阶段的技术变革在二十世纪初得已终止。由农耕动物牵引的联合犁和收割机的尺寸是有限的，而固定式蒸汽引擎则仍需要劳力密集型运输的材料。
第二个主要阶段是由灵活的、可操纵的牵引力发展创造的，包括：内燃机、差速器、充气轮胎。1918年至1945年间，农机马力增加了18倍。这种机械化的一个主要结果是释放了以前用来种植牲畜饲料的28%的耕地。这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产量过剩的潜在趋势，产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比例。农民必须找到一种经济作物来取代以前被他们的牲畜食用的燕麦，而且最好是一种能够恢复土壤肥力的豆类，因为现在还没有牲畜粪便。事实证明，大豆不仅是提供替代作物的短期目标的完美方案，而且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宏观经济解决方案。大豆引发了肉类动物生产（牛、猪和家禽）的重大转变，玉米-大豆模式开始主导世界资本主义农业的大部分。大豆浓缩物使肉类生产更加“高效”，因为饲料消耗与重量增加的比率急剧下降意味着更快的生长速度和更低的脂肪含量。
因此，饲料成为一种商品，其生产成为一种工业。从狭义的微观经济的意义上而言，由于集中的饲料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配给，这一新工业率先进行纵向一体化发展，农民保持了他们作为独立生产者的明显地位，独立的织布者只有在输出系统下才会被利用起来。公共研究和开发工作必须在这些转变的每一步中完成：大豆从中国的非资本主义蔬菜到资本主义的高产量蛋白质产物的转化；技术变革使大豆油成为人造黄油和石油工业稳定、温和的原材料；成千上万的营养试验精确设计出适应动物“需要”的口粮——也就是说，资本需求。人们普遍认为，从战争到197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是对普遍渴望吃肉和改善饮食的回应。事实上，这种社会浪费性的饮食习惯改变是对资本主义农业转型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回应。
创新的第三个主要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学技术的引进：化肥、杀虫剂（如DDT）和除草剂。事实上，化学处理正在以“免耕”农业的形式取代机械，这种农业既没有翻耕也没有耙地。种子直接被播种入地面，并大量喷洒除草剂，以防止杂草的竞争。
农业研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现象，最初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微乎其微。19世纪引进的农业机器并不是科学的产物，而是像McCormick这样的创业发明家们的产物。此外，他们还有许多竞争对手，每一个对手都有自己的设计。拖拉机本质上是汽车工业的产物，化肥使用量的极大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产生了对欧洲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同时又在政府的资助下，为制造炸药创造了巨大的低成本氮气产能。
19世纪7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开始了有组织的农业科学研究，其主要原因是从德国引入了Justus Liebig的农业化学理论。1887年，国家农业试验站系统始由《哈奇法》资助，但在该系统下开展的早期研究对技术变革的方向没有重大影响。然而，在过去的75年中，这种研究体系在技术变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创业资本创造的机械、牵引动力和化学革命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机构已接受这些重大变化，将其视为农业技术研究的基础，并在此之上致力于发展和完善这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当前清晰的一套农业生产体系。换言之，科学农业研究负责将单独的技术创新转化为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生产体系。
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动植物育种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生物既是农业生产的产物，同时也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手段。认识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取决于生物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可以通过基因加以控制，这是科学农业研究对技术变革过程和资本渗透的重大理论贡献。基于这个原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最著名的育种案例——杂交玉米。
它是如何运作的
农业研究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进行。公共机构有两项重要职能。首先，它们可以协调对同一问题的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而私营企业家只专注于机械、种子或化学品，这取决于他们的特殊商业利益。例如，对于机械番茄收获机的成功研发，除了要研发一台机器，还需要对番茄植株本身进行彻底改造，使所有的果实同时成熟，中间仅有一根单一的茎，而且果实要变得足够坚硬，以承受收割机的粗糙处理。这样一个综合项目需要协调，而这只有加州州立实验站才能提供。
其次，长期研究的成本必须社会化，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承担风险，或者在新开发可能需要的10年或20年内投入资金，但无法得到回报。农业试验站的结构满足了这一需要。该站下设植物育种、植物病理学、土壤科学、杂草科学、畜牧学等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并与其他部门进行部分合作。研究课题几乎完全是由“改良的”(即大规模种植的)农场主所提出的需求而产生，这些农民要么直接联系农业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么通过商品生产者组织与研究人员、部门主管和院长会面并进行游说，偶尔通过代表农业的州议员来提出请求。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会提供一小笔所谓的种子资金，让研究人员对某个问题产生兴趣，而这些资金产生了与他们的实际研究经费不成比例的杠杆作用(通常种子资金占典型实验站研究支出的约5%)，因为种子资金代表了实验者的可支配资金(而不是工资、设备和管理费用)。然而，很明显，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者并没有在决定农业研究方向方面发挥主要和直接的作用。从日常意义上说，农业研究是由大型农场和农业生产者团体的需求来指导的。而这些需求反过来又由农民发现自己所处的生产体系所决定，而这种生产体系归根结底是由科研机构自身的行动所创造的。农民们需要对因除草剂对杂草的消灭而成为害虫的昆虫进行化学控制，而除草剂的引入使得机械耕作对种植密集的作物来说变得不必要了，又由于新育种使得氮肥的利用率提升，作物的密度增加了，使得它们对昆虫特别有吸引力，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来购买特殊的种子、除草剂、化肥、机械收割机和播种机。
农民需求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对劳动力问题的关注。从1831年收割机的问世(早在著名的内战劳动力短缺之前)到机械化番茄收割机的发明，以及目前对机械化番茄分级机和分选机的研究，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劳动过程。问题不仅在于降低工资，还在于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尤其是在关键的收获季节。收割作为一项技术作业，除非有重大风险，否则不得延期;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劳动力。在推出收割机之前，收割小麦需要每年四分之三的劳动时间。这在今天仍然适用于大多数水果和蔬菜作物。其结果是在收获季节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因此农场主很容易受到劳工组织者的影响，并受到罢工的威胁。
研究自由与政策
美国的农业研究是不受政府影响的，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也不是研究的必然结构。当国家在农业方面有政策目标需要优先考虑时，它对研究的财政控制可以使国家指导研究机构。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国，农业研究在支出上仅次于军事研究和发展。如果研究要由国家资助，必须通过一个国家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该委员会认为农业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1)外汇收益最大化。因此，人们针对供给欧洲市场的高价值作物进行了不少现有的研究:花卉、鳄梨、花式柑橘，以及在美国体系中基本上被忽视的奢侈消费品。
(2)水是一种战略性资源。许多节水技术，包括滴灌和直接根灌，都是以色列人发明的。
(3)石油也是一种战略资源。为了取代以石油为基础的化学物质来控制杂草和病害，人们开发了土壤有机覆盖物（mulches）来提高土壤温度，给土壤消毒。人们也强调病虫害的生物防治。
(4) 犹太人在荒地上定居是战略性的。因此，一半的农业研究预算用于（未开垦的）南部土地项目，以便能够成功地让人民移居到南部内盖夫，并保卫这里。
(5)犹太人对本族人民的雇用以及对阿拉伯族裔劳工的排斥，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目标，也是一种战略目标。技术必须能鼓励犹太农民及其家庭从事其所有的农业劳动，以避免对阿拉伯劳工的依赖。然而，这项政策没有成功，因为它与第一个目标相矛盾，即高价值作物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
(6)犹太人的农业作物是首选，相比于阿拉伯作物。传统的阿拉伯作物，例如洋葱，没有得到优先考虑，一般阿拉伯农业人口不能指望研究和相关机构来进一步满足其利益。
因此，资本的渗透并不是研究的必然结果，而是当生产的商品性质完全占主导地位而不考虑其他因素时产生的。
谁受益
尽管有人声称农业研究的最终受益者是农民和消费者，但实际上两者都没有得到帮助。
显然，农民并没有从中受益。从1910年到1977年，平均农业债务从800美元上升到37000美元(1910年的13000美元)。每英亩的债务从3.5美元增加到91.00美元，但是农田的价格只上涨了10倍，所以债务从实际成本的13%上升到23%。1910年，农业支出占总收入的48%;目前这一比例已超过70%，因此风险系数要大得多，农场破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由于农地市场狭小，农民很难从土地价值的膨胀中获利，而且在继承时可能存在难以管理的家庭负债。自1910年以来，以实际美元计算的农场净收入增长了2.5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反映了最贫困的佃农群体的消失。
消费者也没有从研究中受益。食品价格并没有变得相对便宜，但事实上，自1930年以来，食品价格的上涨速度比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都要快：食品价格上涨了2.48倍，而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仅上涨了2.33倍。原因很容易理解。旨在提高农场生产率的研究的主要效果是使生产率这一因素作为最终产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现在农场上增加的价值微乎其微。一块面包今天在超市售价约1.10美元，而按照目前的小麦价格，一条面包里的谷物对农民的总价值为0.05美元！假设创造了一种优良的小麦品种，使每英亩的产量显著增加20%，并进一步假设这种增加是一种免费的商品，不需要进一步投入化肥、劳动力和机械来实现它（一个由植物育种者广泛提出的荒谬的假设）。最后，假设制粉业和烘焙业把谷物价格降低导致的差价转移出去——这当然也是一个荒谬的假设。这条面包最终的价格将是1.09美元。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农场投入品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购买者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所有生产性产业中，种子公司的投资资本回报率最高，只有制药公司的能与之媲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制药公司最近收购了许多种子公司。农业机械公司陷入困境，因为机械投入已被化学品取代，而且农业危机迫使农民推迟了资产购置。而化学公司，包括化学/制药组合公司，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农产品购买者方面，像嘉吉这样的谷物公司不仅有了巨大的增长，也同时进入了种子生产业务；像亨特这样的运输公司和像坎贝尔这样的食品加工企业，它们直接控制着农业生产，并从机械化研究中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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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研究在满足农民最直接的需求的同时，但实际上也满足了资本的需求。农民只是在公司总部大楼里那些信息的载体。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受政府约束的状态也反映在农业研究生产中。农民们希望民间力量能将他们从生产系统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资本的渗透。就像亚瑟•特雷恩小说中那只缝合在一起的手一样，由于前主人的控制，能够使接受者窒息。如今，看不见的手抓住了农民的喉咙，农民的每一次挣扎都会使这只手不自觉地握地更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