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大有可为
来源: 《青芽儿》第90期 发布时间：2019-12-17 阅读：2238 次
导语：本文转载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杂志《青芽儿》，介绍了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社区建设运动实践。本文是一篇总述，接下来我们会分别转载另外3篇文章，介绍这3个国家的实践经验，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赖青松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名归农青年。他出生于台北，曾赴日修得环境法硕学位。2004年，赖青松举家迁回宜兰，开始以生态农法种植水稻。同时，他还发起邀请都市消费者集资预约订购稻米谷份的谷东俱乐部。在这篇文章中，赖青松向我们介绍了日本、韩国与泰国社会在最近几十年以来是如何以食品安全、平民教育或社区学校重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放眼其他社会民间力量如何抱团取暖的经验，能为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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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尽管自己身为台湾人，立足于东亚社会，但是对于邻近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脉络，往往不如对于远方的大国来得清楚。或许，在大国崛起的时代，理解邻国对我们自身的影响，确实有其必要性。然而，增加对邻近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更能从其中看见自身的困境与可能！
这次特别举出日本、韩国与泰国的三个不同运动案例来梳理。其中，日本的“生活俱乐部”——“生协”，应该是自己最熟悉的部分。而韩国的“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则与台湾九零年代学生运动的社会波及效应，有不少相似之处。至于泰国四十年的另类教育运动，则完全是过去未知的领域。但在了解泰国近代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之后，会发现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经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立足于自身的社会时空下，以邻近社会的经验为镜，确实能提供更多不同的观点，避免自我理解上的盲点。这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道理吧！
生活是运动的现场，消费是运动的手段
日本的“生活俱乐部”发起于1965年，正值战后高度经济成长的时代。当时的日本，已从战后的废墟中站起，风风火火的东京奥运刚刚结束，败战屈辱与民不聊生的日子已经远去！然后，为了在短时间内恢复社会与经济秩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恶劣不堪的劳动条件，官商勾结的社会现况，还有源源不绝来自各地农村、涌进东京大都会寻求立足之地，追求新生活的人民大众！
当人民生活与社会制度逐渐步上轨道，初尝富裕果实的日本人民，逐渐将关心的焦点转移到政治上。然而身处国际冷战局势下的日本政府，只能毫无选择地跟随美国老大哥的脚步。而两国建立二战后军事同盟关系的“安保条约”，也引爆了战后民主教育下成长的日本新世代的愤怒！然而，累计数百万人民包围国会的强烈行动，却丝毫无法改变政府的意志；这也戳破了日本民主宪政的假面具。无数曾经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失意之余，转而寻找已然萌芽生命力量的出路。而发起“生活俱乐部”的岩根邦雄，便是其中之一。
岩根曾经投入基层议员选举，却因看透政党政治游戏化与浅薄化的真相，开始意识到：唯有另辟战场，才有可能实践自己心中真正的民主生活！于是乎，串连社区家庭主妇的共同购买行动，为年轻运动家们拉开了经济与组织、事业与运动的新战线。而1968年成立的“生活俱乐部”、“生活协同组合”（生活消费合作社），从此踏上合作社运动的道路，更标志了“生活俱乐部”运动今后不变的坐标！
在这场超过半世纪的生活者运动过程中，尽管日本社会历经各种转变，从家庭主妇的时代进入职业妇女的世界，从手工作业的阶段进入计算机网络的时代，“生活俱乐部”却始终坚持回到生活的现场，以满足生活者的真实需求，作为运动的参考指标！尽管事业模式从上个世纪六零年代的班配送，转型到以Depot（社区实体店铺）及个别配送的新时代，以及后续成为“生协”前进动力来源的劳动合作社大量出现……然而如何使参与“生协”的社员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的人脉网络中，学习最基础的民主组织行动原则，却是历代“生活俱乐部”运动家们终极的关怀！
因此总的来说，“生活俱乐部”可以说是一所学习民主自治的生活学校。这一点也从机关刊物的名称——《生活与自治》如实呈现！而这群当初选择走出厨房，走进社区的日本妇女，最终也走进了政治的殿堂，促成了“代理人运动”的诞生。让政治素人和专业生活者，走出一条生活政治的道路。这场始于上世纪八零年代的政治运动，也正面回应了运动发起人岩根最初的困惑与追寻！
这场源自日本的生活运动，后来也跨海影响了台湾与韩国。笔者在日本一年的实习过程中，见识到生活者运动的无限可能，以及坚强的韧性。尽管回台后，笔者后来也离开了台湾共同购买运动的现场，却在面对个人返乡归农的困境中，从城乡生活者的联系与合作中，找到归农生活的立足点。而“谷东俱乐部”发起时的三大原则——“预约订购”、“计划生产”、“风险分摊”的前两项，明显受到“生活俱乐部”的影响。因此命名的缘由，也有标示起源与感谢之意。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生活俱乐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除了在城市端促成“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成立，孕育出多达七万名社员的庞大消费者组织，同时也在乡村端酝酿出“谷东俱乐部”与后来出现的“俩佰甲”（新农育成平台、半农社群）。这点与“生活俱乐部”大多选择与在地农协（台湾称为农会）合作，并且由“生协”端投注资源成立亲生会，促成各地农民——生产者之间合作与串连的走向有所不同！
但“俩佰甲”在“开放社群”脉络下所提出的“自己提案自己做”的松散组织原则，却又与“生活俱乐部”的封闭型韧性组织下，所摸索出来的“自主营运，自主管理”有着莫名的神似。这或许是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试图在个人与群体间，摸索出一个充分自由、却又彼此尊重的“做自己”的方式。这也提示了每个时代的运动，如何回应行动者需求的重要方向！
教育是运动的起点，生活是运动的目的地
韩国的“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则发生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末期。当时的韩国已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模范生，六、七零年代的威权统治早已远离，八零年代震撼世界的学生运动也沉寂许久，而首次政党轮替已然到来……从1980年光州事件以来，韩国人民前仆后继争取民主所付出的代价，表面上已经获得相当令人满意的成果。
然而，这段与台湾非常类似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却同样面临社会发展的困境！当人民费尽千辛万苦、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原本站在统治阶层一方的财团与资本家，快速地在新兴的民主游戏中，找到藉由资本杠杆影响社会发展的有利位置！一如在新闻管制与媒体噤声的年代中，捍卫威权统治者的资本家，在人民力量撑开新闻自由空间之后，一转眼即藉由财力影响立法机构，成为寡占媒体资源与发声管道的要角！
在面临政治运动的果实被迅速瓜分的结果，有一群离开学校的年轻运动家，并未对社会改革彻底失望，反而是回到了生活的现场，继续思索种种延续运动战线的可能性！而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邀集伙伴们共同面对都市新住民最困扰的育儿问题，就成为总统直选时代之后，九零年代初期运动青年们的新选项。1994年，韩国第一所共同育儿协同组合（合作社）在延南洞成立。此后类似的育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同时也揭开了“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的序幕。
在这个运动路线转化的背后，事实上也呈现出韩国市民运动的重大转型！当时韩国社会风起云涌的草根市民运动，为了与国家机器与资本霸权对抗，某种程度在组织上也走向保守与集权的方向，亦即选择了实力对抗与正面冲突的路线。这也引发了“没有市民参与的市民运动”的批判声浪。而在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由劳工运动者横田克巳发起）的生活政治启发下，敏感的先行者开始由专业组织者与运动团体带头的旧路线，渐次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以市民及市民团体为主的新方向；而营造“生活政治”的口号，也开始赢得市民的焦点。
最早为了一起养育孩子、给孩子一个健全成长环境与教育的年轻父母们，陆续来到首尔市麻浦区的一处低矮山丘——成美山（海拔65m）脚下，试图打造一处理想的生活环境与共学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只有二十多个小家庭的成美山新移民社群，陆续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后来甚至创设了互助生活协同组合——有机农产小铺与汽车医院！
2001年，为了反抗政府强制征收与开发公共住宅及蓄水池工程，新移民与原居民之间的藩篱转眼消失，共同组成守护队抵抗外来的压力！在这个新旧社群快速融合的契机之后，加入生协的家庭甚至成长到1,700个家庭的规模。后来还成立了社区学习学校——“我们社区追梦空间”！
这种政治社会运动回归生活现场的现象，同时也出现在台湾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九零年代初期，甚嚣尘上的教育改革运动，吸引了大批理想青年的投入。体制外学校，吸引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关注。乃至于后来的实验教育法立法，以及广为人知的华德福学校风潮，与强调终身学习的社区大学的出现，甚至于由上而下的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都具体地回应了当时台湾社会渴求自主学习，以及挣脱传统强记教育对孩子心灵的禁锢！
因此，在远离农村故乡之后，如何面对都市生活的疏离与孤立——教育，成为新社群与旧社区极佳的对话界面。这点在笔者经营“谷东俱乐部”的经验中，有着极深刻的体验。不过，在台湾的华德福学校与各类实验学校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如果缺乏适当的沟通，甚至于对于在地风土民俗有失认同与尊重，激烈对立与冲突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如何在一个都市文明失速扩张的时代，重新建立人与土地的联结，无疑是许多人们的梦想。但如果不愿意下定决心回归土地，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投入新故乡的营造，如候鸟般来去的教育移民社群，反而惹人争议。
另外，从教育出发的成美山移民社群，与笔者身处的台湾宜兰深沟新农社群，似乎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不是一个秩序井然、核心稳固的刚性组织，而是由许多次组织与临时计划，盘根错节交织而成的一个共同体网络。至于如何藉由各种解决生活问题的目的型组织，建立起相对稳固的人际信任关系，以及可运作的共同体运作规则，则是成美山与深沟必须同时面对的课题。但令人振奋的是，至少透过这两个案例的对话，让人相信：无论身处拥挤的都会或衰颓的乡村，追求理想生活基地的营造，都是可能的。
社区是教育的实践基地，土地是生活的最终依靠
对台湾人而言，泰国是一个既亲近又陌生的国家。我们经常会听到亲人、好友到泰国旅行，对于曼谷、清迈或普吉岛的名胜如数家珍，但却往往看不懂不断上演的政变戏码，以及几乎瘫痪国家机能的黄衫军和红衫军的长期对峙。直到翻开泰国的近代史才发现，这个幸运避开西方列强殖民厄运的亚洲古国，同样也在封建王权与民主人权之间不断摆荡……
从暹罗古国转型到现代泰国的过程之中，教育体制无疑是为统治阶级起造一个强固认同的基础而创设。而全国统一的泰语教育，也确实奏效，在强邻缅甸压境时，发挥了同仇敌忾的一体感。但原来各地流传的在地语言与传统文化，则在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大旗之下，逐渐迈向衰微消逝的命运。
这套起源于十八世纪的主流学校教育，内容系由中央机关所设计。除了强化保守的尊王思想之外，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开始为企业与资本家培育大量廉价的劳动人才。即使有幸挤入少数得以升上大学的胜利组，这些接受主流教育的孩子们，几乎都不愿意返回乡村。在他们的心中对家乡的生活只有自卑，而操持方言或穿着传统服饰，都是丢脸的事！
这一段历史过程，与台湾现代社会的发展极为类似。历经日本殖民教育与国府党国教育的台湾战后新生代，往往很快学会鄙夷自己的出身与家族，以努力打进统治圈的上流阶级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样的趋势一直到戒严令解除后，1996年台湾选出第一任民选总统之后，才渐有改善。当时体制内学校《认识台湾》教材的出版，可说是台湾教育正式进入解严时代的象征！
然而与台湾不同的是，在日本殖民教育实施之前，台湾只有传统科举教育的私塾与学堂。上学读书的唯一目的，在于谋取仕途，亦即选择加入统治阶级的手段。而泰国在现代教育实施之前，便曾经普遍存在生活教育的系统。这种经验性的教育，以信仰、习俗、自然资源、生活技能与地方语言为主要内容，目的不在于为国家培育杰出的臣民，而在于为地方社区培育有能力担当的在地领袖。这些教育实施的场所，可能在家庭和社区，甚至于寺庙。而通过这套生活教育而学习成长的孩子们，最终将学会如何在社区生活与谋生；并学会以社区成员的身份，共同去照顾土地、水源、森林以及寺庙，解决社群自身的日常生活问题。
因此，在列强环伺下侥幸维持独立的泰国，统治者始终面临一种恐怖平衡。王室，一方面要极力避免英国势力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权贵家族与新兴阶级之间努力周旋。历经1932年的人民党起义，主张主权在民，以及1947年的民主党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之后的泰国政局几乎永无平息之日。
另一方面，饱受曼谷当局以及中央平原居民歧视的东北农村，也逐渐成为反政府势力渗入与发展的基地。继之而来的1980年代，泰国经济也进入高速成长期。然而经济成长的果实，依旧为少数集团所瓜分。即使进入21世纪，开始有资本家出身的统治者，学会以怀柔农村民众的手法，转身进化成为选票所选出的政治势力，继续为自身的特权利益而缠斗不懈。曾有一位历史学者Kobkua如此评论：“泰国境内根本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民主。在泰国建立、并经过苦心耕耘的，其实是一种反民主，一种寡头政治……一种亲信好友共享的绝对权力体制。事实证明，这体制完全无法满足现代泰国的渴望。”
或许正是在这种“富裕难以期待，民主遥遥无期”的时代困境下，一群以社区为本的教育运动者开始出现。这场生活教育的运动，试图让学习者回归源头、回归历史、回归文化与自身族群的生活方式。学习的面向，包括所有在地的自然资源；从食物、医疗、穿着和居住等四个基本面向进行学习，进而实现自给自足的理想。而在精神层面上，则强调人与世间万物之间所有关系的完整与和谐。以Joh Maloluahla的克伦族社区学校为例，极为重视孩子们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学习，从家庭生计到社区经济，进一步延伸至世界大环境。
由此似乎也可窥见，平民学校或社区教育，被视为一种扎根在地的运动方式。无论未来国家体制如何发展，但至少乡村社区得以发展出相对稳固的生活系统。另一方面，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各地的生活教育运动者之间也出现许多交错的横向网络，也让人对其以后的交互激荡与活化抱持更多的期待。
写在最后
立足台湾，放眼日本、韩国与泰国的近代史，同样作为亚洲的一部分，面对极为类似的世界环境，有着几分相似、却又回异的历史进程。这几篇文章，试图从民众史的观点，整理出人民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如何藉由各种手段，努力争取自身最大的自由与权益。而“争民主，做主人”，似乎是每个国家与人民最终的渴望。无论目前的成果如何，同样身处东亚水稻文明的生活圈，笔者觉得彼此之间应该增进更多的交流，以彼此的经验为鉴，促进整体更为丰富而圆满的生命。而这也将会是东亚子民世世代代的福气。
注：本文在编辑时根据大陆读者的习惯，将繁体字改为了简体字，同时将部分用词进行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