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非到中国：半工半农、半无产化、和土地问题再讨论
来源: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发布时间：2020-05-20 阅读：2713 次
编者按
在19-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土地问题是界定“农民问题”的核心。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仅曾是农民划分阶级的重要依据，而且也使得农民具有两重性，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反抗压迫的革命性。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是例外）大多认为农民问题将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决，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到那时，一起寻求社会主义的解放。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这样的设想相当普遍，它是一种线性发展观的产物。
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瑞吉等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非洲的“半农半工”的现象，他们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当然他们发现：半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减少劳动力成本，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这时候开始，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线性发展观，不认为发展中国家会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不认为劳动者将从半无产阶级过渡到无产阶级。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家，非洲学者阿明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有非常不同的剥削方式：边缘地区是原始积累的重灾区；半边缘地区经历了“依附性的工业化”。非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农政学家萨姆•莫约（Sam Moyo）则指出，在广大的亚非拉，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资本积累都有“外向性”，而这种外向性则造成了这些地区“半无产化”这一永久性(permanent)特征。在这些地区，小生产者虽然去城市打工，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无法完全吸收他们。对半无产者的超级剥削——包括没有纳入市场部分的剥削——给资本带来超经济的贡献。资本总是寻求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本身[1]。与此关联，南非学者本•卡森(Ben Cousins)指出, 围绕社会再生产的矛盾和斗争是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关键，与生产领域的斗争有同等重大的意义[2]。
回到中国的情境：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半无产者”？他们与土地的联系是否让他们延续了某种小农的保守性？请大家阅读下面占少华 和本•斯伽利（Ben Scully）合著的文章。相信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与时俱进地讨论土地对于今天“半无产者们”的意义。
占少华，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者，著有The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grarian Capitalism,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 (2019)。本•斯伽利（Ben Scully），南非金山大学(Wits University)社会学者。
作者｜占少华(Shaohua Zhan)、Ben Scully
译者｜侯解
责编｜侯怡 大明
排版 | 童话
‘家’--印度农民工遥远的梦，印度，德里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的分离、一个“自由”劳工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南非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发现，实际情况与这个关于完全无产化的理论假设完全不同。相反，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资本主义部门之间往返流动，形成了一个“半无产化农民”阶级。他们同时需要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Arrighi 1970）。为了解释这个异常现象，Harold Wople等人提出了一个半无产化理论：在半无产化的条件下，农村居民需要结合农业收入和工资收入才能维生。这种状况对资本是最有利的，因为农业收入补贴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使雇主只需支付更低的工资（Burawoy 1976; Meillassoux 1972; Wolpe 1972）。
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半无产化理论被用来解释种族分离和移民控制措施。它强调种族隔离法律通过阻止黑人在城市定居，将他们维持在半无产化状态而服务于资本。一些学者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与中国的户口制度类似，因为后者同样控制着人口流动和定居（Alexander and Chan 2004; Harrison and Todes 201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维系着半无产化的农民工制度，并强调“Wolpe的理论内核同样可以应用于当代中国” （Alexander and Chan 2004, 621）。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与他的合作者们认为中国与南非不同，因为南非有“剥夺式积累”的历史（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殖民者大量圈占黑人土地），这一积累方式阻碍了南非的发展。而在中国，这种剥夺并没有出现（Arrighi, Aschoff, and Scully 2010）。这一论断建立在Gillian Hart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南非的比较研究基础上。Hart（2002, 209–10）指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以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为前提的，并没有将农民-工人（peasant-workers）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中国的农民-工人因为有土地而可以得到一份“社会福利工资”（social wage）。
关于半无产化的这一争论将人们对土地和农村经济的关注引向了对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生计的关注。农业收入在补贴了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种生计来源。农地和农村经济的双重功能——为资本补贴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和为农民工提供生计保障——是同一进程的两个面向。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并维系了一支灵活的农民工劳动力大军。然而，关于半无产化的文献尽管认同这双重功能，却倾向于强调土地对资本的补贴功能。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86年解除人口流入限制、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不再对人口流动或城市化实行法律强制限制。在中国，不仅农民工可以携家带口进城，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鼓励或强制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进城定居。然而，两个国家的半无产化趋势都没有出现弱化。1994年以后，南非半无产化的流动劳工体制继续延续着，在一些部门这一体制甚至扩大了（Hendricks, Ntsebeza, and Helliker 2013; Scully and Webster 2018）。在中国，农民工不愿意进城定居，并反对放弃土地——因为这会让他们彻底无产化（Andreas and Zhan 2016; Chuang 2015; Zhan 2017a; Zhang 2015）。
我们认为，今天半无产化理论的关键命题已经不是农村经济如何补贴了资本主义生产，而更多是在一个就业日益不稳定、土地掠夺大范围发生、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农民和农民工家庭是否还能保留住一块土地。尽管农业收入依然在补贴资本主义积累，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城市资本越来越“自由”，不需要通过将农民工束缚在土地上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例如，由于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资本可以依靠城市的非正规就业部门来灵活地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在过世二十多年中，大资本和包括南非、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掠夺，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农民工驱逐出土地的原因之一（Edelman, Oya, and Borras 2013）。同时，土地对于农民和农民工生计保障的重要性却在不断增加。我们在南非和中国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往往将土地权利视为失业、工伤和其他灾祸后的安全网。因此，尽管讨论半无产化理论的学者们有必要继续关注土地的补贴功能，但更需要的是关注土地对农民生计保障的重要性。
……
在南非和中国，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2015年，仅16.9%的南非家庭从事农业生产（Stats SA 2016, 61），农业收入仅占其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一小部分。2015年，在中国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27.6%，工资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占52.1%（NBSC 2016c, 287）。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农业收入如此低、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如此小，为什么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土地和与农村的联系？要理解这个矛盾，就需要把注意力从现金收入上转移到劳动条件和生计策略上，从农民身上转移到半无产者身上。如亨利•伯恩斯坦（2007, 28–29）所提醒的，“在讨论‘农政的劳工问题’（agrarian question of labor）时，需要重新评估土地的重要性，因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为南方国家人数众多的贫困劳工提供充足的、有保障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为半无产者及其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生计保障，也使他们的就业可以更灵活。拥有一块土地可以减少生活成本，让农民工可以使用农村社会资源，同时还是他们失业、生病、工伤期间的安全网。此外，中国的小规模农业和农村的非农产业（在南非这些机会更少）可以为一部分农民工（注：特别是年纪相对较大的）提供城市打工机会以外的其他就业选择，尽管这些就业机会并不能替代城市打工机会。
半无产化工人同样也会努力争取在城市的工人权益，对于大部分工人来说，城市里的工作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国的劳工学者担心农民工的半无产化状态会减少他们的抗争行动（Lee 2007; Pun and Lu 2010），但与南非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非的移民工人是在争取平等就业和平等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抗争——经常有移民工人卷入其中——又开始增加。到2007年，这类抗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种族隔离时期的最高峰。2012年，一波新的抗争浪潮在马里卡纳（南非西北省）大屠杀前后达到顶峰（Alexander 2013; Schierup 2016）。【编者注：2012年8月，英国公司在南非的铂矿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期间警察开枪射杀罢工工人，10人死亡，78人受伤。】
在中国，农民工同样是过去十年工人罢工事件中的主力（Chan and Selden 2017），每年群体性劳资争议有几十万起。尽管其中有多少是农民工发起的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他们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当下的经济下行激发了更多的劳资冲突。群体性劳动争端的数量从2007年的325,950件增长到2015年的813,859件（NBSC and MHRSS 2016, table 8-1）。在与雇主和政府的协商中，当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农民工会罢工，并走上街头。富士康，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公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自2010年以来，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中反复爆发工人罢工和抗议，还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工人连环跳楼案（Chan, Pun, and Selden 2013）。
总结而言，南非和中国的半无产阶级既为保有土地而抗争，也为劳工权益而抗争。城市的工资收入是他们家庭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城市打工机会的不稳定性促使他们为保有农村土地而抗争。因此，从半无产者的角度来说，围绕土地的抗争也是更广泛的劳工抗争的一部分。就当代的劳工运动而言，这意味着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村居民、农民工对土地和住房的抗争运动有联合的可能性。
结 论
南非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在土地、人口流动、发展历史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但两个国家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完全无产化工人的状况一定比半无产化工人好这种传统观点是不对的。随着就业的非正规化、不稳定化，资本支付给大部分无产化劳工的工资都无法使其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南非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既没有稳定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处境比有土地的半无产化工人更糟糕。
第二，半无产化工人之所以要保有土地权益和与农村的联系，一个重要原因是要保障自己的生计，因为城市就业已经越来越不稳定。因此，他们会在土地被剥夺时毫不犹豫地为争取土地权益而斗争。南非和中国为了推动农业、矿业、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土地掠夺，因此两国的土地抗争都在不断上升。这些围绕土地的斗争应当被看做更广泛的劳工斗争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斗争之所以会发生，至少部分原因是对城市就业不稳定的回应。
最后，中国的农村土地对于劳动者家庭收入、就业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南非。农业和农村的非农产业吸纳了2.5亿农村人口的就业。假如这些就业机会因为土地集中或土地征收而消失了，中国的失业率会提高到与南非一样的水平（约30%）。这不仅会影响农村居民，还会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因此，要解决失业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者已经对这一领域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还需要关注农村的劳动力密集型就业，这个领域目前受到的关注还太少。稳健的农村经济也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半无产者，因为这可以为他们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而不是被迫到城市去务工。
参考资料：
[1] 参见：严海蓉. 2015. “万隆会议留给我们什么？——谈中国在非洲，兼批大卫·哈维的西方中心主义”,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 Sam Moyo, Paris Yeros, Praveen Jha. 2012.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181–203,
https://doi.org/10.1177/227797601200100203
[2] Ben Cousins,Alex Dubb,Donna Hornby &Farai Mtero, 2018. “Social reproduction of ‘classes of labour’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 Africa: contradictions and contestation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5-6): 1060-1085, https://doi.org/10.1080/03066150.2018.1482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