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国农村:老人的平均寿命竟只有68,和城镇相差12岁
来源: 原乡味觉 发布时间:2020-12-24 阅读:3251 次
导语:
中国数百个村庄几乎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诅咒”——耄耋老人的消失,这是因为各种癌症正在“收割”着农村居民的性命。文章认为这是农民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然而,以何种方式种地,怎样进入市场,早已不是农民自己能决定的了。农民是首当其冲的风险和成本的承担者。
本文由作者付永军授权转载,感谢作者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支持!
正文:
11月底,我正在云南哀牢山区的一个村子里走访,一位不太熟络的朋友,翻了我在云南田野调研的朋友圈,然后给我留言说:为什么云南农村里也很少看到有耄耋老人?
当时我正颠簸在山路上,没有回复他。
晚上回到酒店,我正想慢慢给他解释,拿着手机却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沉重。
是的,中国的农村越来越年轻,年轻到农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8岁。
2017年,国家统计局与卫健委联合发布《全国各省的平均寿命排行》,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平均寿命均超过了80岁。
而云南的平均寿命只有69.54岁,略高于西藏不到一岁,居全国倒数第二。
早在2011年,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书采访时就说过: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平均寿命相差了12岁。
都说农村环境好,但是为什么寿命却这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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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老家,犹如一场永远的告别式。
那些亲切而活跃的面孔,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许多人感觉久未谋面,忽然间想起,母亲才说,他/她已经在某年某月病逝了。
人们都说农村山清水秀、自给自足,却总感觉死神一直在村子上方环绕,收割的人越来越年轻。去年,我一堂哥患上肝癌,去世时才40岁,全家仅剩下一老父亲,刚过六十,成了真正的鳏寡孤独。
我父亲因食道癌去世后,母亲总在抱怨,现在奇奇怪怪的病怎么这么多?在她小时候,人们很穷,吃不饱饭,但是却从未听过这些病呀。
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我们村子。
从2016年至今,5年间我访了中国数百个村庄,从东北到云南,从青藏到华东,这几乎成了农村的共性,魔怔了一般整饬着全国的所有农村。
我们查阅了许多资料,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从2010年开始,已经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致死原因。《2015年中国癌症报告》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描述:
将所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结合起来看,农村居民的年龄标准化数据要高于城镇居民——农村癌症发病率为213.6人/10万人,城市癌症发病率为191.5人/10万人;农村癌症死亡率149人/10万人,城市癌症死亡率109.5人/10万人。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农村居民的年龄标准化数据都要高于城市居民。
四年之后,《2019年中国癌症报告》也指出:十多年来,我国城乡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保持3.9%的增幅,尤其是农村地区,发病率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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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宁静美好的农村,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这几年,在考察食材的过程中,也到访过许多贫困家庭,在这些困难的家庭背后,大多都有一个因病致贫的共同命运。
当我们深究原因的时候,除了习惯各异的生活方式和条件欠佳的农村医疗,我们许多人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农药化肥的错用与滥用。
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农药的防范意识薄弱,进行农药作业操作不规范,导致农民喷洒农药时,最先受到伤害的是农民自己。
在2020年云南永续中心年会上,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亚洲理事会主席周泽江在开幕式上也讲到:农民喷洒农药时,自己吸入和经皮吸收的农药,是食物农残摄入的若干倍。
事后,我找周老师询问数据,周老师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农民自己肯定受害更严重;食物摄入的统计单位是PPM(百万分比浓度),以毫克算,但是如果打农药,就不是毫克的问题了。
尽管国家及地方层面,也一直在规范和引导农民施药规范,例如:避开高温时间、喷药前喝水、佩戴口罩和手套、必须穿防护服、喷药后及时洗澡等,但是收效甚微。
据我国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每年农药中毒人数约10万余人;1992年—1996年26省5年中毒人数247349例;1997年—2003年间,农药中毒108372例;2007年,仅山东省报告AOPP的人数在2096例。
1995年—1998年,仅山东省无隶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农药中毒患者就达329人。
就在2020年8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不到10天时间,就有8人入院,皆因农民徒手拌农药,给水稻打药。
每年,因为农药急性中毒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些事件令人揪心。
除急性农药中毒以外,近几年,因服毒自杀而臭名昭著的百草枯中毒事件,被称为“只给你后悔的时间,但不给你后悔的机会”。所有的患者都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肝肠寸断,而医生们却毫无办法。就连百草枯之父李德军也无奈地说:没有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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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急性中毒的案例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而我们看不见的更大的隐患还隐藏在水下面:慢性中毒。
早在10多年前,国内许多学者就开始对长期接触农药的农民进行了漫长的跟踪调查,他们纷纷发现,农药对在癌症、阿尔兹海默症、睡眠、精液质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2010年,新乡医学院李鹏老师等人,对豫北地区1176名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的农民和100名无农药接触的农民进行了分组对照统计,统计结果发现: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会引起血中脂质过氧化指标的增加,接触有机磷农药>10年的农民,体内自由基明显高于正常人。
也就是说,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的农民,患上包括但不限于癌症在内的重大疾病的概率要明显高得多。
有机磷的毒杀原理,对神经系统损伤也不可估量,引发精神错乱、语言失常、抑郁症、焦虑症等症状。
200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简报》上刊登了一项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这项报告的研究对象为我国浙江省的农村,所选样本共10035人,其中9811人完成了访谈。而报告显示:使用有机磷越多的地区,存在自杀意识也就越高。
报告的推断已成事实,这样的“自杀村”就真实存在着。
印度卡尔戈内,有一个叫巴迪的村庄。村子仅有2500人,大约320户人家,但在过去20多年里,这里就发生了超过350起自杀事件,每一户就至少有一人自杀而亡。
而且,在2016年的第一季度里,巴迪村又多了80名自杀村民,2016年初,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自杀。
人们很难解释自杀的原因,甚至连媒体和政府都认为这是一系列灵异事件。
卡尔戈内,又是印度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在生活压力下,巴迪村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了轻生。
直到有一天,一名精神科医生才揭晓了答案:容易自杀,可能与村民滥用有机磷农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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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究竟是个什么鬼?
在化学农药中,根据化学结构的不同,分为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占农药中的绝大部分。
有机磷农药,在农药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今农药的主要类别之一,全世界已有超过了300多个品种。
在我国,曾一段时间,有机磷农药占农药市场的70%份额,现在虽有减少,但是有机磷农药的杀虫剂占据着半壁江山。
根据毒性,我们大致可将有机磷农药分为:高毒类、中毒类、低毒类。
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的敌敌畏,也只是有机磷农药家族中的中度毒农药。比敌敌畏更毒的有机磷农药,不胜枚举,而且许多有机磷农药在氧化后,毒性再次大增。
1937年,德国科学家施拉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有机磷杀虫剂。由于其毒性强烈,被德国纳粹列入化学武器,投入到战争中使用,研发了毒气炸弹“崩塌”和其加强版“沙林”。
1950年代开始,商品化的有机磷杀虫剂开始迎来了它的时代。有机磷农药的崛起,与有机氯农药的被禁有着直接关系。
1970年代以后,由于有机氯农药的严重危害,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高可长达600年,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都查出了有机氯农药残留。发明人穆勒还曾因此获诺贝尔奖,可是在面世不到30年后,有机氯农药被联合国全面禁止投入农业,中国也在1983年开始禁止了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的使用。
有机氯农药的被禁,使得有机磷农药开始备受追捧,大放异彩。各种含有机磷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纷纷研发面市。2019年中国农药总产量为225万吨,共2000余家正规农药企业。
1998年,由50多个国家联合签署的《鹿特丹公约》,将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列入禁用药;2005年,中国成为《鹿特丹公约》缔约国,宣布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全面禁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铵等5类高度有机磷农药。2018年,农业农村部拟禁用甲拌磷、涕灭威、水胺硫磷、氟虫胺等四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甲拌磷是一种高毒农药,由于其毒性猛烈,通过触杀、胃毒等作用于目标体,很多人又将它特别分类为:剧毒农药。可通过吸入、食入、经皮吸收,急性中毒者:可发生恶心、呕吐、腹泻、水肿、昏迷,或可猝死。慢性中毒:会造成神经损伤、三致危险(致癌致畸致突变)、白血病等。大鼠口服实验中,半数致死量为2.1~3.7mg。
好了,让我们回到现实。
2020年10月15日,西安一幼儿园食堂内小青菜被检出甲拌磷超标51倍!食品中的含量不得高于0.1mg/kg,而抽检的小青菜甲拌磷含量高达0.51gm/kg。
直到12月初,事件才被媒体披露出来,而在这期间,有家长反映,已有孩子出现腹泻腹痛情况。
孩子永远是最脆弱的群体,吸收好,发育快,体重轻,食材中的农残往往在他们身上影响会更大。
农民大多是被驱使的,在一场又一场的交易中,他们处于被动。他们喷洒的所有农药,都是在消费行为的引导下不自觉完成的,他们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啊。而我们是否也应该觉醒,在食物安全方面,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啊?
胡适说: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首先看他如何对待孩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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