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食物主权年终盘点 | 三农篇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21-02-10 阅读：137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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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食物主权主要关注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各类议题，评析实事，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并寻求以组织起来为基础的另类发展道路。2020年，食物主权综编组一共完成213篇文章，其中包括原创文章21篇。2020年，我们持续关注着资本下乡问题、性别平等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此外，我们还关注了时事热点，例如引发热议的蚂蚁金服风波。时值岁末年初，我们盘点了这一年的10篇热点文章，愿与大家共同回顾。
曾经，农民、农业、农村相互嵌入，今天农民、农业、农村彼此脱嵌和离散。农民离农，资本下乡，农地非农。资本开始由外及内，由内及外地改造着农民、农业和农村。
90年代农民税赋问题日益沉重，“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旧三农问题消退，新“三农”问题凸显：即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全球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本文是严海蓉老师2018年11月在上海大学的讲座文字稿。她从农政视角，对旧“三农”从表述到概念上进行了解构。同时海蓉老师提出新“三农”问题，并结合案例与数据，融合国际与国内视野，循循展现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处境，展望“食物主权”。
在周山村推动性别平等的实践中，梁军（曾任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郑州大学国际联谊女子学院副院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妇女教育战线，足迹遍布全国，下自农村边疆，上至中央直属机关，讲演2000余场，为女性意识启蒙不遗余力）不断把各类知识糅合、提炼，然后提出了属于“实践者的知识”，如农村养老问题中的性别规则、婆媳矛盾和父权家庭性别制度的关联、“传宗接代”在现实生活中怎样使农民进入“生活怪圈”等。
这些知识帮助找到了修订村规民约的突破口，激发了农民变革的动力，进而带动了整个村庄的改变。
2020年6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申纪兰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也是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拒绝领导待遇，永远坚持在基层劳动，有着基层工作智慧的农村妇女干部。
以申纪兰为代表的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妇女代表们正在告别历史舞台，她们质朴的精神呼唤青年一代能真正理解前辈经历过的经验曲折和历史沉浮，继续披荆斩棘，守护前人缔造的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面临假药的困惑：非正规的医院的药不敢用，正规医院开的药也要怀疑其疗效，质疑其价格。很多同胞会感到活得很累。可是，为什么当年的赤脚医生却得到中国农民的热忱欢迎？
“赤脚医生”定义是：“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也就是说，赤脚医生只是看病，而没有赚钱的必要。赤脚医生是纯粹的医生，不带任何商业气息。然而，这对于病人想找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957年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和分配权统一在生产队，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同时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既然邓子恢主张集体所有，后来他的方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路线，是不是有失偏颇？为什么毛爷爷几次跟他辩论后，生气了说“邓子恢的头脑要用大炮轰”？
本文是一次集体讨论的整理。有同志认为，邓子恢提出的意见更具有可行性，更容易被农民接受，尤其是当时组织管理做的不好的地方。也有同志认为：邓子恢那个方案是针对静态的和消极的现状的消极设计，他的方案有把人客体化、工具化的趋势。邓子恢的方法是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架里兜圈子，按他的方案，农业出不了大寨模式，正如用计件制管理工厂，工业出不了鞍钢宪法。我们追问：非资本主义农业制度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保留土地公有、消灭了地租剥削就够了，还是需要配合其他条件？
如何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避免人的客体化、工具化，发挥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随着世界步入数字化时代，科技巨头布局各行各业不足为奇，但是不被看好的农业领域却迎来了腾讯、阿里巴巴等知名科技公司的强势入驻，其背后并非仅是因为企业和资本对于农业发展的期待和情怀，更有着其对于寻求地方政府合作，以进军农村农业为切入点从而渗入数据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的谋划。
对于这种谋划，科技公司有其在商业和技术上的思考逻辑，可以巧立名目获得相关的国家项目或资金补贴。地方龙头企业所具备的巨大的资源优势，也让这种联姻变得可行。
如果大资本以技术优势重新联合，在套取国家补贴之余，逐步“攻破”农村、城市的治理平台以及政府的政务平台，那么是否会对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包括村民自治与城市社区自治在内的社会治理模式造成冲击呢？
中国自80年代引进欧美工厂化的“现代”养殖体系以来，进口的现代猪品种几乎全部取代了中国本土猪，本土猪只剩下不到2%，相当于中国失去了猪种的自主权。不仅如此，养猪高度产业化还导致家畜疾病的传播如非洲猪瘟，以及生猪养殖业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垄断，所谓的猪周期很多时候是资本人为操控的。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更多资本进军养猪业是不够的，而是要像李昌平说的“重建养猪产业生态体系”，让更多农民参与养猪和本土种猪的培育保护，让老百姓吃到便宜的猪肉，而不是让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
近年来，国内猪肉价格一直波动不断。在生猪养殖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宏观调控下，一方面，猪肉变成投资品，价格被“炒”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传统农户的小规模养殖被排挤在外，猪肉恐要成为普通市民的奢侈食品。
本文作者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曾以“农民真苦、农村真难、农业真危险”13个字概括中国三农现状。
此文通过描述当下养猪产业的宏观发展，痛陈向资本倾斜的政策暗藏将农户与农民集体经济逼上绝路之危机。养猪产业政策必须控制资本触角的进一步延伸，保障普通农户的小规模养殖，本土品种养殖，以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养殖，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1985年的分级办学，到新世纪的“以县为主”和学校大撤并，中国乡村的办学制度在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改革，追求的分别是乡村教育的正规性、“发挥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以及办学效益和规模效应。
由于改革的逻辑本身存在漏洞，事权-财权的政府间关系严重失衡，以及其他制度环境的联动作用，三次改革都带来了很大的未预期效应：先是减少了教育机会供给，随后加重了乡村和农民的负担、造成乡村教育贫困和城乡教育差距扩大，最后是将乡村学校直接夺走、形成对乡村人口和资金的双重虹吸效应，强化了乡村的凋敝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
在支付宝中，用户有两笔钱，一笔是账面上属于自己的（把自己的银行存款转给支付宝的母公司换来的），一笔是花呗借给自己的额度（这个是支付宝母公司毫无发行储备直接凭空“发行”的），两笔钱流通都支持和放大支付宝的结算圈和内循环规模——这在排斥人民币的情况下就相当于自发货币流通。
这样，支付宝和花呗等业务借助阿里的平台经济垄断地位，不仅侵入常规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侵入了金融主权与货币发行领域，这两者都严重损害了央行业务。因此老田认为，国有化支付宝所隐含的央行业务，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