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前史——一个基于地方经验的考察
来源: 长安学术 发布时间：2021-02-27 阅读：1560 次
导语
柳青1952年落户长安县，深度参与王莽村的整顿互助组、制订三年生产计划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初基层建政工作。地方政府在新解放区建政中推动政治、社会、生产、思想改造采取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培养典型村和劳动模范，通过典型来产生带动效应，并取得经验加以推广。如何发掘、选定、培养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工作中居于核心位置。长安县新中国成立初最重要的先进村是王莽村，其带头人蒲忠智很快成为全国劳模，也是后来柳青所写《创业史》中“王宗济”的原型，成为“农村共产党员”的典型；皇甫村劳模王家斌成为《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成为农村群众性现实中涌现新的带头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本文在还原了彼时王莽村各项工作所面临的诸种挑战与矛盾的基础上，把握柳青如何经由“深入工作”来“深入生活”，从而将其群众工作经验作为打开基层历史经验的切入口，进一步将柳青的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认识能量激发出来。
作者 | 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转载编辑 | 姜饼
排版 | 童话
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建联社的经验|图片来源：微信公号“在长安”
柳青“深入生活”十四年写作《创业史》是当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范例。然而，相当程度上我们是把它看成一个成功的“创作”经验来理解，尚未真正深入这个“深入”经验本身，也就未能把它作为历史认识的能量充分激发出来。
“深入生活”的前提是“深入工作”，柳青十四年的基层工作使其深深嵌入地方历史脉络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在柳青那里并不是为了书写一种普遍性历史而可随意择取的“素材”，越是“长”“久”地扎根基层，地方经验就越成为不可轻易观念化、抽象化的现实规定性，进而构成对一般化普遍叙述的潜在挑战。此现实规定性还存在另一面向：也不只是小说所书写的那几年生活的复写，而是柳青多年嵌入当地生活、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体会、认识的凝缩，携带着自己和他人种种成功、失败经验，由此积淀出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应有品质的叙述。要摸索和激发《创业史》的认识价值，有必要寻绎这个创作经验所植根的历史过程和地方脉络，不仅聚焦于合作化运动展开的那几年，更需追溯其合作化的状态是从哪里来的，同时，聚焦革命政权在地方的扎根过程、工作典型的产生过程，以及劳模制度的运用方式……
总之，需将合作化运动置于地方史脉络中，重构作者所参与、碰触的各阶段经验、构造，从中去看建政、互助合作在基层展开所依据的现实条件、遭遇的层层矛盾和创造出的工作方法。只有重构了其“深入”的历史现实才能真正呈现柳青的“深入”经验。
一、柳青的群众工作与捕捉“典型”
1952年９月，立志长期深入生活的柳青落户长安县，开始他十四年扎根农村的工作和写作。为什么选择长安县，其女儿刘可风在《柳青传》中有所交代：
全国刚刚解放，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希望所去的地方能迅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所以，在北京就排除了再回他最熟悉的偏僻山乡——陕北的可能。应该在西安附近落户，但离城市不能太近，既要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又能回避城市对他的各种干扰；离城太远也不好，“农村包围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在国家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显而易见。[1]
长安县属“新解放区”，1949年５月解放。其位置介于西安市与终南山之间，是关中平原与山地的交接地带，生产条件好，潏河、滈河两岸盛产稻米，颇具江南风味。但地接终南山又使这一区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游击区”，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曾在此建立地下组织[2]，解放初此地屡遭国民党游击队侵扰。同时，大城市对长安的辐射作用明显。民国时期，该地曾为官邸、军校所在地。1949年以后，长安成为陕西省直属的农业重点县，由于毗邻西安，其农村工作可以直接受西北局指导，许多工作试点都选在此地，使得它比其他许多地区能更迅速受到中央政策影响。
刚到长安县的柳青一度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1953年４月，他辞去县委副书记一职，选择王曲区皇甫乡作为其长期创作基地，历经五年写出《创业史》第一部。在此期间，柳青参与当地合作化工作的程度，时任王曲区委书记的孟维刚有许多回忆，仅举其中两种，可见一斑：
五三年，柳青亲自抓了几个重点互助组，一个是蛤蟆滩的王家斌组，一个是郭家什字的郭远彤组，也常去高楼村高春山组，高家湾高春学组，还有新民村梁克忠组。对其他的互助组也经常去转转问问，叫干部给他汇报情况，特别是对王家斌和郭远彤的互助组，他亲自参加组员会，研究制订计划，商量活路安排，活路定额，处理工分结算，解决具体问题，甚至一户一户地做组员的思想工作。[3]
…………
五四年底，王曲全区建起了十几个初级社，每社都不超过二三十户，每一个社的建立，大体多少户，多少贫农，多少中农，社员的情况（经济情况、思想情况）他都要了解。干部配备，谁当主任，谁当副主任，他都要详细了解，一个社一个社都向他作过汇报，都在一块作过详细研究。[4]
柳青以当地劳模王家斌为原型塑造了《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已众所周知，但从孟维刚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柳青不是依据某几个“生活原型”创造了他的人物典型，而是在同时深入了解数个、乃至十数个工作典型的前提下，以这些工作中碰触到、体会到的经验、感觉、意识去形塑小说的生活世界。事实上，还不限于互助合作，柳青到长安后，农村就陆续展开了土改复查、查田定产、整党、整顿农会、活跃借贷、征粮、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不但此起彼伏，有时还齐头并进。其中大部分工作都触及农民利益，触动乡村原有的生产、组织、生活习惯。
因此，每项工作都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并伴随着对基层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的调动、考验、审查、筛选。柳青所要深入和表现的正是这个被深层搅动的乡村社会。原有乡村社会生活的“常”与“变”都要被组织进一个更宏大的政治过程中获得新的形状和表现形式。在此意义上，柳青要把握、表现的“生活”不是政治支配力下的被动基层，或能把政治相对化的“原生态”生活，以政治为中介——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群众工作为中介——而搅动、激荡出的生活才是此阶段本源性的生活。
对柳青而言，只有全力投入到群众工作中，才能真切感知状况性的“现实”。很多回忆称赞其善于观察生活，但相对于那些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如何装成老百姓排队、下棋、买牲口来观察生活细节的行为，他更重要的感知恐怕来自开会、思想工作、宣传动员、计划制订中对群众思想起伏、精神气质乃至神情言动的体会。这样的工作，须摒弃旁观式的态度，以改造现实的责任感取得投入工作的热情，在此责任感与热情的前提下把握政策内涵，进而运用政策突入现实。这种高度自觉的主观性投入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现实主义创作获得生活理解时的必要准备。
然而，政策所界定、指示的现实与实际之间常存在裂痕。于是，群众工作者既要调动自己的现实理解（主观创造性）去弥补这种差距、去“说服”群众，又要随时承受群众现实的反作用——时而呈现为兼有怀疑与审视的消极，时而呈现为兼有热烈与盲目的积极；同时，还要承受政策本身的摇摆变化。这种介于两种不确定性之间的位置使得群众工作者不能满足于所谓“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去认识‘现实’”的直观逻辑，无论掌握政策或把握群众都需诉诸高度的主动性，要在这种双向主动性中将政策与群众结合起来。
创作中的柳青｜图片来源：网络
和柳青并肩工作过的人印象最深处常集中于其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也是他培养农村干部时极为看重的一点。王家斌对此的感受是“他在这，整天就好像有个圈圈在你头上圈着哩”，“你啥也不敢胡来，更不要说搞资本主义了，外把外小小一个事，给你说得多大多大的，严重的就不得了。你一句话说不对，外都卡住愣批评哩”[5]。这种紧逼盯人式的思想工作背后是对任何自发意识的警惕。时任皇甫乡党支书的冯继贤和社员聊天时手插在裤兜里被柳青看见就受了好一顿批评：“一个干部，最要紧的是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对你说心里话。你把手插在裤兜里，站在那，像这官僚的样子，群众就在心里和你划了个道道，在心里说，你才脱离生产几天，就摆官僚架子，比大家高一头。他有话就不想给你说了，天长日久，你不就脱离群众了？”[6]
这种对群众心理的敏感和将其转化为干部工作意识的要求贯彻于柳青工作的各个环节。王家斌回忆中就提到柳青不断叮咛在合作社管理中要特别注意关心社员家庭生活，有些人出去搞副业，社里就要把人家家里的事当自己家的事办。“那一阵我到河那边去开会，晚上回来恶风暴雨的，咱就不能先往自己屋里跑。要先往社员屋里跑哩，看社员家里出了啥问题没有。”[7]这种先人后己的责任心常被归结为积极分子的“觉悟”，可此觉悟并非天然，它是被不断有意识地调动起来的。像这个事例就蕴含对“巩固合作社”应包含哪些工作环节的理解。合作社的“分业”一向被认为是比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标志之一。这一地区，搞互助组时，缺少多余劳力专门从事副业，通常是在农闲时组织一些进山砍竹之类的营生，参加者以贫雇农居多。初办合作社时沿用此种方法一度被批评为“照顾贫雇”，因为所得收入都分到各户贴补家用不能形成公共积累。但如组织专门的副业队就难免造成劳力长期在外，家里无人照顾的困难，影响合作社巩固。如此，看似日常层面的“关心群众生活”是要结合进整体性的工作认识才能不断获得意义。
这或许与惯常的理解相反——往往认为越出于自然的情感才越真实、越持久，而这里的逻辑是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状态都不是自然发生的，但恰好要经过持续不懈的打造，所有自然的情感才能被激发、安置和维系下来。因此，柳青所注重的群众心理的现实既包含民众精神、心理机制的实然状态，但又已经把它置于一个可转化的位置上。这或许对应着柳青在寻找创作方法时所摸索的方向，即通过“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象化”而达致“在艺术创作中对象化”[8]。柳青对现实的态度似乎是要在实践中创造现实（或说参与创造现实的实践），然后才能把握这个“现实”，再来表现这个“现实”。
柳青开始酝酿《创业史》的那两年也正是合作化运动从试办走向高潮的时候。他一方面投入建社、扩社运动，另一方面写了一系列直接取材当地合作化运动的文章，结集为《皇甫村的三年》（1956年出版）。该书大部分篇目都有人物特写的性质，特别是集中书写了王家斌这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但这里的“人物”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人物”，不如说是推动互助合作工作意义上的“人物”，或者说“典型”。柳青尚未接触其本人时就凭其“在人们不注意他的时候”领导互助组的事迹而判断其“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这样一个有些拗口的表达里，落脚点在“性格”而不是“觉悟”或“新人”。
如果整理一下它的意思也许可以这样概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前提在于“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社会主义觉悟”在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语境中指向超越小生产者自发的思想意识，而且“社会主义觉悟”要以对合作化工作的态度、责任来衡量，所以它不是先以“思想”的状态存在，而是扎根于有新人潜质的品质中。准确地说，不是先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运动，是要在运动中发现这样的人，以这样的人领导运动，并使这样的人在运动中真正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培养、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取决于对“人”本身的理解，也取决于对运动的理解，取决于对整体政治过程的理解。
柳青对王家斌的“发现”是从其做事方式中体会到他的品质（“性格”），有了这样的品质，“社会主义觉悟”对他而言就既是已经具有了的东西，又是一种潜质、一种需要被调动、培养的因素。对柳青而言，王家斌是创作意义上的“人物”“典型”，更是工作意义上的“人物”“典型”。柳青在《皇甫村的三年》中记录了很多工作过程。然而，对比王家斌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柳青在文章里还是把自己扮演的主导性角色大大隐去了。他虽然也曾复述自己在统购统销时如何给王家斌互助组“算细账”，但其内容多属“大道理”，不是他平时做日常思想工作时所诉诸的层面。反而，他是通过记录王家斌这个“人物”的方式传达他对合作社工作的理解。比如，他特别表扬王家斌的“好脾气”：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领导一个新建的不断发生问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里没烦躁过一回，没灰心过一回，没叫过一回苦，没对任何社员发过一回脾气，这可不是很简单的事。[9]
如果对比柳青自己向合作社主任做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来，“不发脾气”不单是种性格，更是一种工作要求：
你会说我这样辛苦，为你费了这么样的心血，你们还抱怨我骂我。但你不能发脾气，也不能急躁。要想他们知道你的好处，就要等你把他们的觉悟提高一步。你要教育，也要等待。……王家斌天大的事情都不发火，当社主任不能发一次火，发两次火就不是好主任，发三次火就是烂脏主任。当一个好主任，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耍一次脾气。……当主任要像和尚的木鱼一样，一边被敲，一方面还要嘴里咕嘟咕嘟地骂（念经）。[10]
对柳青而言，领导合作社不单是劳动管理、经济核算、分配，更关键的是做群众工作。合作社主任已经被设定为比“群众”有更高觉悟的人，面对有“落后性”的群众必须耐心，否则就很难避免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而后者是一切群众工作中的痼疾，是群众工作失败的主因。柳青说“王家斌天大的事情都不发火”非指其性格，是指其觉悟。可想而知，日常工作中柳青会做多少细致的思想工作来教育“王家斌天大的事情都不发火”。于是，王家斌自身的性格、品质会随着柳青的培养而转化为工作作风，当品质上的质朴与工作上的耐心融合在一起时，这就既是柳青所要的工作典型应该具备的品质，又是其表现的“人物”之“典型”性格。可以说，他是通过培养工作意义上的典型不断积累作为人物的典型，同时，他对人的理解也不断融入工作要求中。当他创作长篇小说时已经可以把自己完全隐去，但梁生宝的“典型”形象中其实不只有王家斌的原型，同样更包含他们在共同的工作中一起塑造的那个“新人”。
二、现实中的工作典型
蒲忠智和王莽村与一般干部不同，柳青是带着创作任务进入工作的。1952年初到长安县，他下基层跑得最多的点儿是杜曲区王莽村（《创业史》中“大王村”的原型）。这里是长安县发展互助合作的重点培养对象。由著名劳模蒲忠智牵头、24个常年互助组组成的互助联组刚刚获得农业部表彰的“全国丰产模范互助组”称号，并计划试办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说王莽村是一个“现成”的典型。据说，柳青也曾考虑以蒲忠智为原型进行创作。但他很快放弃了，另选新的工作基地，个中原因大概因为王莽这个典型村已经经过了多次工作发动，而他并未参与之前的一系列工作。对他而言，要从头到尾参加一个合作社的创办过程才能对其有实在把握。
农村合作社｜图片来源：网络
除了要取得全部办社经验之外，从创作角度考虑，现实工作中已成“样板”的蒲忠智很难再作为柳青自己的培养对象，也就难以转化为他的“人物”，而不为人知的王家斌则具有成为柳青自己的工作对象与人物的潜质。其实，柳青非常清楚，作为干部，王家斌有许多不利条件——比如他嘴笨，不善言谈，不会讲多少道理，头脑也不灵动，“他的实际影响还仅限于本区临近的几十个村子”。但这些不足恰好为工作中的进一步培养留下更多可塑空间，同时也使得他作为人物原型具备某种“性格”的规定性。
对蒲忠智，柳青一直有持续关注，反映在《新事物的诞生》《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等文章中。本来，重点试办合作社的目的就在取得经验、产生影响，然后加以推广。因此，蒲忠智为合作社所做的每一步工作、取得的每种经验和成果都会产生辐射性影响。《新事物的诞生》中写到周围各区互助组长参观王莽村合作社的场景，《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写到王家斌去王莽村取经回来后的兴奋。但相比写王家斌，乃至写黄埔乡各色人等的生动，文中对蒲忠智和王莽村合作社的描绘却显得很“正规”。这大概不完全源于接触的多寡，也与典型合作社的经验中哪些是被特别突出的有关。
从柳青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互助组组长们参观王莽村记录的是合作社的章程和制度，关心询问的是小麦的播种和收割时间，听取的是老饲养员介绍劳动日收入，让他们惊奇的是拖拉机表演。[11]连王家斌这样的老实人去了一趟王莽村，开了三天三夜的会，也忘了自己的初衷是学怎样领导互助组，转而回来向组员报告起“农业社的土地评等、定产、折股，牲口投资，农具评价，树木处理，劳动日的折算方法”。[12]组员们也听不进柳青让他们“在大互助组里再锻炼一年”的劝告了，要求马上办社。[11]这些在柳青的文章中被处理为群众积极性的表现。但如果对比他写王家斌时举的那些生活事例，就会发现他记录的王莽村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大多没有超出一般工作总结的概括。换句话说，什么是合作社的优越性，哪些是合作社的先进经验相当程度上是被规定好的。
但对于王莽村这个“典型”而言，它并不是仅作为互助合作的模范而被宣传的。或许相反，它是因为已具有成为模范典型的基础而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被选为带头者。也就是说，要理解王莽村这个“典型”是如何产生的，恰好要突破互助合作运动的规定视野，将它还原到建国初期农村建政的历史过程中去，看这样一个村子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机缘下与新政权发生越来越密切的互动，成长为一个典型村的。
王莽所处的杜曲、皇甫所处的王曲均属长安县的“南线”。这一带接近终南山，在解放初数次遭到国民党武装的反扑，人心不稳。另一方面，这一带又是传统产粮区，在战争尚未结束，征粮任务艰巨的情况下，稳定这一地区既有助于巩固政权，也利于恢复生产提供军需。因此，1949年７月21日，由当地驻军六十一军派出军政民运工作组、军直筹粮工作队、一八一师筹粮工作队会同长安县委工作队十余人组成了多达130余人的“长安南线工作队”（李浩任书记），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工作。[13]
此时战争尚未结束，反霸、征粮、剿匪、组建地方武装等是主要工作，组织农会、改造地方政权随之展开。改造政权、建政中的要点与难点都在发动群众。在局势动荡、谣言四起的环境中老百姓天然有种不信任感，为此，李浩等人制订的首要工作步骤是“有重点地进行宣传与典型调查”，且宣传与调查需并重：“宣传是为了群众了解我们，调查是为了我们了解群众。”[14]由此，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宣传，“大会号召，小会座谈”；另一方面则在工作地区做了大量社会经济调查[15]，以村为单位了解其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土地关系、债务关系、群众的迫切要求，以及有无“地主阶级当权派”。李浩在其经验报告中强调：
已经经过群众斗争的村子，工作干部不要转移或分散力量，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理解被斗者的历史，了解该村发展的历史，了解农村内部的问题，细心周密地解决具体问题，务使工作生根，应是以根引根，不是到处点火。[14]
这种“以根引根”的方法使得建政初期的重点村占据了先行优势，有条件成为后续工作的基点村。
此外，群众工作中是否涌现出带头人、积极分子是工作能否推进的关键。解放初，为完成征粮、支差任务，也为了尽快度过干部少、社会乱、人心不稳的“政权过渡期”，普遍留用了保甲人员。然而，这与发动群众的诉求相矛盾。因为，群众的不满集中于负担不公，焦点常在保甲人员身上。因此，1949年７月的县委报告中提出要重新搭政权架子：
我们目前的建政方针是自上而下的搭架子，由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同时并进，架子可搭至乡或村，乡长由区署委派临时代理，在群众条件尚未成熟农会未组织起来之村庄，村长可由工作组研究提出候选人，经村民会通过担任之。居民代表则可（由）临时居民小组选出临时代表代替伪甲长。[16]
此时的农会多在发动反霸斗争中建立，往往由“勇敢分子”，甚至二流子掌权，中农比例不到10％，农会变成实际上的贫雇农小组。此阶段农会又被赋予行使基层政权职能的角色，一时形成“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偏向，乃至有些农会权力膨胀，对抗乡村政权，甚至私设公堂。与此同时，发展农村党员的步伐却相当迟滞。到1949年11月中旬长安县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为止，全县只有党员331人，且新党员主要在训练班和新干部中，农村党员很少，至1950年１月才又发展了132名。
在此背景下，王莽村的党员发展尤显突出。1949年９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村工作团的工作队一行10人由王生连带队进驻王莽，发动减租减息。解放初所做调查显示，长安地区地主极少，富农、中农占大多数，土地不集中，但南线一带（杜曲、王曲、樊南、引镇等）则土地集中。王莽村属于土地集中的村子，这大概是其成为试办点的原因之一。[17]但此阶段的双减试办不只处理租佃关系，同时配合征粮，与剿匪、反霸、整顿扩大农会、改造村政权召开乡农代会等工作并行。[18]双减工作入手时特别强调要解决群众中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调解土地、债务、婚姻等），以取得支持。即便如此，双减发动也并不顺利。在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时，蒲忠智、益冀东等人较为积极地响应了斗争号召。因此，减租减息工作结束后，王生连介绍蒲忠智、益冀东等9人入党。蒲忠智还担任了杜曲第八乡支部副书记，益冀东则成为王莽村村长。
在农村党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王莽村却有九名党员，足以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领导核心，上级也就必然向他们提出进一步要求。建政初期，上级向农村布置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征粮、清债、双减、活跃借贷等，每项都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可老百姓的反应通常比较消极。所以当时对农村党员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在这些工作当中是否积极，是否敢于带头，是否勇于承担后果，是否不计个人得失。毕竟，带头通常意味着受累、吃亏，还免不了挨骂。
就王莽村而言，双减工作队临走时向村里布置下组织变工互助的任务。可号召大会上没人吭气——“那把人能麻烦死”。蒲忠智索性让党员干部先组织起来，编成一个28个人的大变工队。热热闹闹的大变工队半天干完了几天的活儿，立马增加到48人。但一个月后算账时发现短了48个工，折合八斗四升粮食，只能让几位党员少要工资，剩下二斗三升亏空由蒲忠智、益冀东兜底。变工组由此垮了台。1950年春荒，农村借贷由于之前的“清债”运动和土改将要展开的消息而陷于停顿，政府号召“活跃借贷”，蒲忠智首先报了四斗白米。随后他又组织38个青壮年进山割扫帚，20天内砍到一万多把，换来80余石麦子，解决了春荒。
这些冲锋陷阵的“事迹”，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都基于公心，积极响应上级且敢于承担后果，不计个人得失。1950年9月17日长安县委所作的《长安县杜曲区第八乡各种组织形式报告》中，蒲忠智的这些“事迹”都被列了进去。到1950年冬土改时，王莽村成为长安县重点试办村，蒲忠智被选为农会主席。土改结束后的整党中，蒲忠智因为“工作积极负责，阶级立场稳”受到大会表扬，再度当选乡副支书（后任支书）。[20]这意味着蒲忠智已经不只是一般农村干部，开始一步步向着模范迈进。
然而，土改结束、分田到户反而引发农村党员、干部中的危机。群众运动告一段落，接下来要发家致富了，“退坡”思想迅速冒头。土改中曾任农会主任的王家斌因为晚交公粮被罚了几斗麦子，挨家里埋怨，决意卸去干部担子，回家生产。但他不好意思提出辞职，辗转反侧多日，想出的昏招是去偷别人家的猪放在自家圈里，故意让人发现，好免了自己的职。[21]蒲忠智则是另一种“退坡”——他看村里的生产互助展不开，家里活计一大摊，加上几个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区乡工作，起了当脱产干部的心思，专门找到县委书记提出转干。县委书记批评他：生产互助展不开是因为上次变工失败，群众印象一时难以扭转，需做更耐心的工作，借此脱离岗位纯属找捷径，逃避困难。一番话说得蒲忠智不好意思，撤回了请求[22]。
事实上，农村民主主义革命（土改）的设定中将农民定位为小生产者，其对应经济形式是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土改后急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承认这种小农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又使得农村发展的前景不是巩固这种小农经济而朝向进一步的社会主义目标迈进。在此意义上，组织互助合作被视为解决土改后的自发倾向，将农村扭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但此阶段的组织互助合作又强调不能依赖政治发动，要充分照顾小农经济的利益，自觉自愿地组织。
此前，新中国成立之初推动各项工作的基本方式是群众运动，诉诸政治动员与群众压力。无论其运动名目是政治性的，抑或经济性的，运动的基本动力都是围绕建立、巩固政权展开，即通过区分敌我打击少数、团结多数，凝聚政权基础。比如，“反霸”中就教育群众认识谁是当地的“地主阶级当权派”，找出“当权派”才能发动有针对性的斗争。为展开土改就要将最大多数人团结到农会中，使打击对象缩小，集中于地主阶级。但土改后，包含了除地主之外几乎所有农民（包括小商人、农村知识分子）的农会组织还能怎样发挥作用呢？群众运动的另一层作用是锻炼、培养干部。到土改后期，能发动多少群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运动中确定各级干部。但经由群众运动选拔出的干部在运动退潮后却普遍产生“退坡”倾向——日常工作如果失去急迫性，革命变成“工作”，那它相对于生产劳动还有什么优势，还有什么值得倾注全力的？土改后马上展开的整党教育虽止住了干部的“退坡”风，但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动力丧失问题。
可以说，从土改前到土改后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群众运动形态的变化。即需要从围绕政权建立的群众运动，从临时发动的、政治动员式的群众运动转向日常性的、围绕劳动生产展开的群众运动。后一种群众运动只能植根于生产活动，通过生产组织将分散的小生产者联系起来。依据根据地经验，建立互助合作的基本方式是“培养典型树立旗帜”，以便“让群众目视耳闻，有所模仿”，再“由一点带动一群，形成重点群，逐渐联为一个整片”。[23]这里的“典型”基于不同的群众运动形态而与之前的“典型”有所差异。这里“群众”的设定是劳动生产意义上的小生产者，而不是政治立场意义上的群众。小生产者意义上的“群众”带有直观性，意味着“群众”要看实效，互助组先不先进、优不优越首先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体现在劳动能力上，体现于它在与个体劳动的竞赛中是能胜出。为此需确保互助组增产。增产的保证一方面来自生产管理、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则与技术、资金和购销渠道的支持有关。所以，一旦成为典型互助组，政府就会充分提供技术、资金支持——当然，能够接受新技术也是能否成为典型的条件。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一般被说成是促成高产的主因，但实际上它首先的效应是防止集体劳动会带来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正是一般农民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的原因。1952年11月所作的《高家湾村互助组情况调查》中就反映出，除了中农怕吃亏不愿参加互助之外，许多生产条件不好的贫雇农对互助合作也不积极：
另有一户雇农，三户贫农并没有耕畜、农具，从生产上看迫切需要互助，但因思想落后，仍不积极要求。如贫农高光智六口人，一个男劳，四亩水田，三亩旱地，牲口及主要农具（犁、耙、镰）都无，但他还认为：“不参加互助组政策过不去，参加又要吃亏受气。”所以表面上愿意互助，实际上认为不如单干方便。还有的认为，参加互助组就把（？）绑住了，不参加可以卖零工，或搞副业赚现钱，又自由又合算。另一户中农高光乾，因自己是跛腿，劳力不好，怕别人说闲话，所以也不迫切要求参加。[24]
农民普遍觉得互助劳动即便生产上有优越性，但要付出更多的人际成本——“互助组好是好，人的私心太大，恐怕难搞好”“人心都是尖的，搞不好会惹人笑哩”，互助是“气筒子”，“光惹人，耽误生产”。[24]为此，一方面要改进互助组内评分记工、算账等制度，保证大家不吃亏；另一方面则要宣传互助合作政策“提高其思想觉悟”。深入日常生活层面的群众工作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互助组的劳动生产和一般群众连成一片，其成就、优势、缺点、矛盾都处于群众的视线之下。老百姓的各种“风凉话”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舆论监督。互助典型的群众观点需要反向将这种认识现实纳入自己的工作意识中，从而激发出一种责任感，[25]这样的责任感才是“觉悟”的真实基础，也由此才能发挥“由一点带动一群”的作用。蒲忠智领导生产互助的过程就贯穿着这几层要素。王莽村的互助组再组织起来是在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之后，他们邀请陕北的互助劳动模范鲁明宗等来村传授经验，随后即按规模要小、自愿结合、记工算账合理的原则成立了14个互助组（1951年2月）。蒲忠智的互助组制定了每亩水稻增产四斗、每亩小麦增产一斗的计划，还出头向山西的李顺达互助组应战。
要增产，解决畜力和资金是要害。为增加畜力，互助组从政府得到480万贷款，由蒲忠智带领五人到价格相对便宜的陕南买牲口，整个过程很是艰难：
自己贴上路费，翻山过岭，走了七百二十多里路，不料到了汉阴县地面，牲口价还是很大。他怕价大买的牲口少，大家又抱怨。怎办呀？想了好久，生产计划总是要完成的，困难就困难吧。又走了三百多里路，到安康地区。这里牲口多、价低，就买了十四条往回走了。
来回走了四十多天。算一算路程，两千里挂零。是怎样的路啊！没一天是平的，翻山过岭，在碎石子上走。蒲忠智双脚打满了水泡，拄着棍子回到村里。[26]
这比《创业史》中所写“梁生宝买稻种”要艰苦得多。不过内含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有带头人自己不计得失、肯吃苦、肯受罪、肯受委屈才能服众，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同时，王莽村的互助组不仅数量多，而且从一开始就强调相互连接。最初曾采用推选一个农会生产委员的方式协调各个互助组，很快发现不足用。1951年４月，由蒲忠智、益冀东、王桂兰等７人，组成了一个“检查督促小组”领导全村互助生产，使14个互助组结成一个联组。这种结合与党团小组在原互助组里的分布有关系，也是政府号召的方向。1951年夏收后王莽村的互助组由14个发展成17个，秋收后又进一步发展成22个。[27]到1952年秋收前，全村除地主和无劳力户外，94％的人家已加入二十四个互助组，连四户富农也入了组。
在快速发展中，互助组对政府的各项号召紧密呼应。比如，县互助组工作会议号召生产竞赛，益冀东等回到村里就发起插秧挑战。1951年全年，王莽村掀起过五次爱国捐献运动，共捐650多万元。每年交公粮都是一次计征，两次入仓。1951年２月间，爱国主义丰产竞赛运动展开，蒲忠智带头组织“丰产组”，他家本住在村南头，却参加了北头益明义组，且带领“丰产组”进行了一系列超前的制度尝试：实行土地连片使用、牲畜农具折价归公、产量保证制、按劳记工原则等，使其初步具备了农业合作社的面貌。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支持王莽村互助组的发展。不仅帮他们改进作物、推广水稻密植等先进技术，更提供资金帮他们购买农具。当时的大型农具“一个蒸稻锅要一二十万元，一个耙要三四十万元”，不仅一般家庭买不起，劳力少也用不起。而各互助组一口气在秋收以前集体买了“八张大耙，十个推车，十二个蒸稻锅，和其他一些农具”。[28]这不仅保证了秋种计划的完成，也被认为发挥了集体劳动的优势。
在互助组的扩大中，互助联组实际上已取代了农会，发挥着综合效用。不过，1952年夏收过后，互助组的发展在各地都遭遇瓶颈，许多季节性互助组不能巩固，据统计，仅长安县夏收后互助组就垮台37.4％。王莽村的互助组也面临一系列问题：
（甲）有的组想进行较大的土地加工和买大农具，提高生产，但因为互助组的力量薄弱做不到；（乙）有的组虽然订出了做活先后和使用牲口等制度，但在执行时却常发生争执，尤其是抢收、抢种、抢锄时问题更多；（丙）还有少部分组员在生活改善以后，产生了单独发家思想，觉得互助组内已没有什么“奔头”，想退出互助组单干。[29]
为此，1952年６月召开的西北局互助合作会议和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提出整顿互助组的方针。目标是：“今年秋收后到明年春耕前，首先把现有的34.8万多个互助组和12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整顿，求得确保巩固下来。”[30]并且更加明确地赋予发展互助合作以政治意义：
“组织起来”，不仅逐步改造着农村的经济状况，而且不断地提高着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改造着农民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参加互助的农民，比个体农民较有组织性和集中性，易于接受革命教育和科学知识，是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村的支撑点。[31]
长安县的互助组整顿中，王莽村再度成为重点。而且，以整顿互助组为界，王莽村的互助合作被明确置于长安县委的直接领导之下。1952年８月７日县委制定的《对整顿王莽村互助联组的意见》中作出规定：
为加强对王莽村互助联组的领导，除给该村专设一人负责，经常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外，县委并决定将该联组各季节之生产互助合作等问题，列为县委员会议经常之研究议题。[32]
具体领导此次整顿的是县领导和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张石秋、建设科长百宗信等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工作组对王莽村24个互助组的基本估计是好的６个，一般的12个，不好的６个。主要问题在于原有的互助组基本按自愿原则组成，有的组太小，人力畜力不好调剂，有的土地和居处距离远，耕作不便；再有就是发展不平衡，“门当户对”，有所谓“老汉组”“中农组”；作为领头羊的“丰产组”骨干力量少，未形成核心。整顿方案是打破“门当户对”，将中农与贫雇农、有牲口与无牲口的、有场与无场的、老年与青年、进步的与落后的加以调配，同时照顾距离远近搭配。最后将24组变成18组，编为5个联组。其中，重点在加强“丰产组”，将益冀东和另一积极分子牛振江都调入此组，务使其能起到带动作用。[33]
调整表面遵循自愿原则，但不难看出调整的基本方针一是突破“自发原则”实行“合理”调配，以求“巩固”；二是集中资源，创造典型。将蒲忠智、益冀东等放在一个组里，[34]虽然户数只从11户增加到14户，但力量倍增。其功能就在于更方便进行制度实验，为试办合作社打下基础。但出于对试办合作社的谨慎，工作组建议“调整后仍然采用常年互助组形式进行生产，目前暂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35]
事实上，整顿互助组不单是重新调配人员组合，更是针对互助组成立后，在组织、生产、管理、思想上积累矛盾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算。工作组在总结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四方面问题：[36]
第一，劳动互助上没有贯彻等价交换原则，造成贫雇中农不团结。
具体而言：①没有执行按劳评分，不记工，算肚子账，地多户占便宜，出工多的吃亏。②多数组不记畜工，使得有牲口户（多为中农）不满，有的贫雇农犁地快，不爱惜牲口，增加中农顾虑，造成中农卖牲口。有的组中农的牲口不让贫雇农用的情况。③结账时间过长。有的组两三月才算一次账，少数户长期拖欠工资影响贫雇农生活。④“门当户对”现象。少数中农对贫雇农有排斥，少数贫雇农侵犯中农利益，用牲口不爱惜，用坏农具不修。有中农想出组单干，贫雇农则批评中农“落后”“自私”，要将其清洗。这些矛盾，工作组并未将其归结为思想问题，而强调症结在于“劳动互助上没有很好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因此要“从等价交换的制度上去解决”。
为此，整改特别集中于整顿评分、记工算账、管理制度，订立劳动纪律。具体规定包括对人工按劳评分，按分记工，每晚评工；纠正某些组不按劳评分、不记账、男女同工不同酬、规定最低分与最高分限制等状况。每一生产告一段落要结账、付工资，大致一年算账8次。畜工一律记工，采取按地记工，按劳评分，详细议定耕畜每天标准工。还规定了管饭细则，订立了6条劳动纪律（服从领导、遵守劳动时间、爱护耕畜农具、耕作先后按决定、不打肚皮官司、学新技术）。同时，打破“门当户对”，将贫雇中农混编重组也意在基于合理的互助合作，辅以提高觉悟来改善彼此关系，避免自然主义地“从劳动生产中把中贫农分开”而固化差异与偏见。
第二，从领导组织上看有些组骨干弱，组内民主制度不健全。
表现在：①民主作风不足，办事不和群众商量。②少数组长久不开会，发生问题不解决，对落后农民不教育，抱仇视、对立态度，开会变成吵架。③怕麻烦，怕解决问题，不愿当组长。个别组长搞互助为自己方便，动员组员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别人的不管。有组长能力弱，开会“没啥说”，回去又“没啥说”，下边意见反映不上来，会上决议传达不下去。这些现象表明：“巩固互助组不只是要有评分记工制度，还必须有具有民主作风能够团结组员的组长。组长要多与组员商量办事，发生问题多开检讨会。”
于是，“开检讨会”成为整顿工作中的核心环节。检讨内容主要是评分记工制度、生产计划执行、劳动态度、小组团结与组长领导等。首先组长要带头检讨，发动组员讲心里话，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据说，检讨会的实践颇为成功。因而，检讨会随即被作为一项长期制度规定下来。
第三，在生产能力上，有些组劳力甚弱，或缺少牲口、农具、谷场。
如牛月兴组都是50岁以上老汉，推土送粪都有困难。“牛月庆组五户，两户不会劳动，一个是老汉，另一户是跛腿，这组总共只有半亩场、两个犁，别无所有。”益清学组三户都是贫农，连农具都没有。有的居住过于分散。此外，在评分记工上也存在不合理。如蒲忠文组因组长有残疾不能做重活，不认真评分，劳动好和劳动差的工分一样。有的组规定评分最高不得超过12分，最低不得低于8分，有的组男女不同工同酬等。这些都通过之前所列重新分组和改善评分、记工制度来解决。
第四，是富农参加互助组造成的问题。
其中两户富农将过去出租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收回自种，被认为属变相雇工剥削。富农益文轩利用经济优势恐吓群众、克扣工资。最后处理方式是清除了益文轩，拆散了据称“被富农暗中把持的何自忠组”。但其他三户“服从领导”的富农仍留在组内，以“安定其他富农”。最后一方面针对村行政组织和干部。即，村内各种组织与会议过多，主要干部兼职多、误工多。据统计，全村各种组织37种，若每职一人，需261人，蒲忠智身兼25职，益冀东兼24职。村中会议平均每两天一次，有时天天开会，常开到夜半。蒲忠智一年误工150天，占全部时间45％。为此，工作组对村的各级行政组织进行了改编、归并，形成了以互助组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其设计是：
（一）充实互助组的民主生活，除每天记工接头同时并布置第二天工作外，规定每十天开互助组员家庭代表会一次，每月开全组组员会（男女老少参加）一次。互助联组、互助组与居民小组、农会小组统一起来，使互助组不只是农民生产组织，也是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农会组织和教育农民的组织。
（二）全村十八个互助组又按各组土地多少、劳动力强弱编五个联组，每一联组管三个到四个组。联组的责任是协助各组在农忙时进行各组之间的调剂劳动力与解决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在主任和村长领导下设行政会议为全村行政领导核心，每十天或半月开会一次。行政会议决定问题，可召集互助组长会议直接传达下去。
（四）全村每月召开群众大会一次到两次……选举或罢免各组织负责人。
（五）各互助组每一生产季节完毕后，开会检讨一次。全村干部每年开检讨会二次，检讨生产工作和思想作风。[36]
这使得互助组取代农会变成核心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不难看出，整个互助组整顿的目标是要将互助组作为一种制度“巩固”、确定下来。所谓“巩固”不仅意味着要改变互助组作为临时性生产组织的形态，将其普遍发展成“常年互助组”，更意味着它不是短暂的“过渡性”组织，不是向着合作社发展的一个暂时环节，而具有长期性。暂不试办合作社，以互助组为核心重新调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都与此有关。其背后的判断是：互助组才是现阶段农民能够接受的互助合作形式，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和劳动习惯要在互助合作中被充分照顾，在此基础上方能慢慢培养农民的互助生产意识、集体主义意识，从而向更大规模的集体生产过渡。但整顿互助组又不是完全迁就互助合作的自发性，毕竟单靠农民自发组织，其意愿、成效都有限，因此，整顿互助组其实是打破了互助合作的自发原则，介入到每个互助组的组成与管理中，使其真正“制度化”。
三、“三年计划”的快与慢
然而，1952年底到1953年初，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为目的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已在酝酿中。常年互助组已不足以代表农村的社会主义前景。什么时候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多大规模、多快的速度试办、推广均成争议焦点。在此背景下，整顿互助组结束刚刚两个月（1952年12月底），县委就再度派出工作组帮王莽村制订三年生产计划。此时，王莽村已有试办合作社的打算，这次制订计划实际上是为试办合作社提供框架。刚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不久的柳青就参加了这个工作组。
经过四天的调查讨论，工作组为王莽村订出了一个颇为“超前”的计划：
1953年将条件已具备的互助组发展为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春将地已调整、领导骨干强的蒲忠智（共产党员）互助组（14户）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稻田插秧时将益青春互助组（14户）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插秧时发展到一倍（即28户），秋收后发展到二分之一（即42户）；益青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后发展一倍（即28户）。计全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为70户，占参加互助组155户的45.16％，1954年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村总农户的80％。年秋收后争取全部农户合作社。1955年春全村合作社准备集体农庄条件。[37]
柳青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一文中记述了这次制订计划工作的后续结果：
我带着计划草案回到县上讨论还没一星期，从王莽村回来的人，就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忠智的思想负担很重，常常夜里睡不着觉；他对在一年以后要领导一个四十户左右的社很煎熬，而大家对三年里全村达到百分之八十合作化，信心也不怎么强。土地加工、新式农具和生产指标都是根据互助合作的发展定出来的；如果基础成了问题，这个计划还能有什么用处呢？
“既是这样，”我问从王莽村回来的人，“他们在讨论计划时为啥不说呢？”
“咱们讲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他们听了都兴奋得很；另一方面，他们是全县的重点，又不愿意显着保守。可是一看眼前的实际情况，碰到具体问题，心里就没底了。”
……怎么办？工作组只好帮他们修订计划，我做检讨，最后向县委会提议：派一个坚强的同志到王莽村领导党的工作，再以王莽村为中心建立互助网。在县委会根据这个意见作了决议以后，我就离开县上了。[38]
这次工作对柳青而言是一次失败的经验。文中，柳青将之归因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没有想象的高，“王莽村周围是一片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大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后描写1953年总路线宣传展开后，从干部到群众均打消顾虑投入到合作化运动中。但这种戏剧性变化的成因还原到历史状况中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对这个计划的否定大概不是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的结果，而是计划本身的“超前”在领导层面引发的争议。这背后仍是关于合作化运动推进速度的争论、摇摆。为了纠偏，长安县委马上又派了一个工作组到王莽村重新制订三年计划。其总结报告首先对上一个工作组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认为其工作仓促展开，没有“在群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酝酿和讨论”，根本问题在于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
……没有从王莽村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中，寻求互助合作发展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各项数字，而是主观地确定了一个目标。如首先预定一九五六年在该村试办集体农庄，所以在制订互助合作发展的计划时力求符合这个要求；又如首先预定在短时间内就将该村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为大型的，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产量要比互助组高。这样就无形中过分的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在这种带有盲目性的主导思想下，对于村干部和群众表现出的怀疑和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不是不够重视，就是力图说服。
……没有首先从调查和研究王莽村人民经济生活过去和现在的具体情况入手，过分强调了王莽村的先进性，片面地追求关于美好生活的宣传、意义。因而在计划中不必要地制订了关于衣、食、住方面的改善生活计划，致使这个建设计划不能体现出增产节约的精神。[39]
对这个计划在群众中的反应，工作组也做了调查：
一部分群众对于计划有怀疑和顾虑；另一部分群众为了表现积极单纯地附和。如问到怎样才能增产那么多粮食时，回答是：“努力嘛！”“保证完成”。而劳动模范蒲忠智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顾虑很大，以至于愁得睡不着觉。问他为什么不提意见，他说：“你还不知道咱，向来服从组织。”[39]
“服从组织”和怕被说“保守”体现了村干部在上级主导前的被动处境。工作组对前一计划完全否定——“基本上是脱离实际的”，其依据是“西北局第二届互助合作会议以后，大家对互助合作的发展和生产指标有了具体的研究”。换句话说，从“脱离实际”到“实事求是”，其背后仍是政策导向的变化。
为纠正“主观盲目性”，“典型调查”的法宝再次被祭出。新工作组为求得王莽村生产的一般情况，分别选取一个好的互助组、一个较差的互助组、两户中农和一户贫农进行调查。他们通过“算细账”的方式统计出1948年和1952年主要农作物产量、生产投资和生活费用，以此把握“王莽村农业增产的规律”，再参照西北局和陕西省增产指标拟订出新的三年增产计划。
对于如何增产，工作组不是笼统地讲选优良品种和改善积肥、施肥，而是发动大家讨论为什么1952年的生产没有完成预定计划——原计划水稻每亩750斤，实收603斤。为此做了一系列个案对比，比如，将稻地相连、地质一样、品种一样的两户加以对比：
益清益水浇得浅（一寸左右）（？）植适当（七、八寸宽），按照种子生长情况分三期合理施肥（一期每亩上底粪三十五筐，二期在稻子发条时上化肥艹斤，三期在孕穗前上化肥五斤）结果每亩收八三一斤；高之道水浇得深（三寸左右），只上底粪三十筐，没上追肥，每亩实产五五〇斤，相差二八一斤。[39]
这种讨论力图改变农民种地就是“靠天吃饭”的印象，使其理解什么是科学种植。它还进一步催发村民之间的生产经验交流：
有的提出肥料氮、磷、钾要配合好，粪要上的适时适量。陈子发疏忽了这点，把稻子长烂了。妇女也提出草木灰要干存，不要倒在茅坑里，以免粪劲跑掉了。大家给全村算了细账，每家一天存二斤灰，全村一年就有十二万多斤，直接上到地里就能保住庄稼不倒折。[39]
在充分检讨以往生产缺点和交换经验的基础上，每组定出各种作物今后三年的产量：“比如定小麦增产计划时依照土地比过去整地细致，选种了抗吸浆虫的‘六〇二八’号良种，添上了底粪，冬锄了一次草等条件，由一九五二年每亩产量二三〇斤，五三年达到二八〇斤上下不成问题。”
不难发现，此阶段特别看重技术改良。其对群众现实状态的理解上，以及对从什么样的现实基础出发能促使农民接受互助合作上都将生产技术改良作为重要途径。之前整顿互助组的工作总结中也指出王莽村的党员骨干力量较强，但“生产技术的改进却落后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因此，教育工作应该是以“生产知识教育为主”，辅以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在讨论蒲忠智提出的试办合作社请求时，工作组也听取了不同意见，最终确定蒲忠智组可在1952年底成立合作社，1953年内王莽村再成立两个，1955年春前，办五个合作社，占农户数70％，55年秋后占80％。新社需控制在15户左右，最大不超过30户。为了给予王莽村的互助合作充分支持，工作组提出：
有关技术改进的主要农季必须派技术干部指导。并即抽调相当区委委员的党员干部兼作该乡文书，以便具体指导，并推动周围各村互助合作运动，经常向县委汇报，使重点的经验有效的即时推广。[39]
这使得王莽村更进一步密切了与上级的合作。随后成立的“蒲忠智、益冀东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后定名“‘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长安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四、“农村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新人”
就在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关注焦点时，柳青已经移住皇甫，发现了之前默默无闻的王家斌，随后将这个条件并不好的互助组发展成了长安县第四个农业合作社（“胜利农业合作社”）。[40]但他仍持续关注、联系着蒲忠智和他的合作社。而他与蒲忠智的联系有一点为人忽略的是，他在王莽村时曾帮助当地干部张家谋撰写了一本宣传蒲忠智的小册子《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41]
最左为柳青（右）与《创业史》一书中梁生宝的人物原型交谈｜图片来源：网络
由于王莽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陕西省的样板，因此1953年前后出了至少三本宣传王莽村经验的小册子。一本是1952年底出版的《组织起来的王莽村》，主要介绍其互助联组经验。一本是1954年出版的《王莽村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侧重其合作社经验。另一本就是《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1953年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故事》显得颇为独特，因为另外两本一看就是根据文件报告加工而成，“经验”相当规整、条分缕析，看不到经验产生的过程和条件，仅剩结论。而《故事》则颇为鲜活，全书围绕人物来写，充满对话、心理活动，甚至动作细节，其把握的“经验”层面恰好在于哪些人物行为、心理逻辑产生了足以称为“经验”的那些做法。全书贯穿性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村共产党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如何成长的？
把“农村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具有历史和理论意味。新中国成立之初，怎样处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建立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怎样理解农民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一直极富挑战性，且包含诸多矛盾因素。比如，一方面政府强调新区的工作重心在接管完成后要一定阶段内转向农村；另一方面，在发展党员上却规定要向工人阶级倾斜，农村党员人数不能超过１％。其背后的认识模式依然是将农民从生产方式上界定为“自私”“保守”的小生产者，将小生产者的改造寄托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造上。问题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尚未完成，且这种改造必须稳步进行（至少1953年之前一直设定为稳步前进）的前提下，农民的“觉悟”从哪里来，它怎样建立和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前途的有机联系？在此框架下，“农村共产党员”既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
一般来说，农村共产党员都不是先具备政治觉悟和对党的认识才入党的，他们通常是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对政府号召有积极回应者，作为积极分子被发展成党员。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是“群众”的一分子，有着一般群众所有的各种特性。加上发展农村党员往往侧重出身贫雇农者，就其原有文化水平和思想基础来说可能更有一种“改造”上的困难。而成为党员与当干部尚有差别，干部是从完成任务和工作能力上去要求的，共产党员还需从“觉悟”上去衡量。作为基层党员，“觉悟”不只体现在掌握道理上，也不单体现于工作上是否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同群众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和评价标准是看其能否带领群众，有效地做群众工作。这意味着，本来作为群众一员的农民一旦成为党员就要不断警惕、检讨自己身上的落后因素，并把对这种因素的检讨转化为对其他群众“落后性”的教育帮助。这样一个过程很难诉诸自我修养的内在机制达成，很多时候要依靠领导上的教育、帮助、培养。所以农村党员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教育、启发、培养的过程。何况，党员作为革命先锋队成员，其思想认识要随着革命变化而不断调整，并没有一步到位的“达标”状态。
事实上，很多农村党员一开始都分不清革命与工作、党员与干部的区别，因此土改后会普遍出现“退坡”思想，因为他们觉得革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该过正常生活了。在整党中有党员提出要回家换他弟弟来“轮换革命”，有党员刚“明白”入党原来“和出家一样”，得干一辈子。这些都是农村党员的意识现实。在此种意识现实的条件下，如何才能激发责任感，使他们不仅自己愿意跟着革命走，还能带动身边群众一起跟着走？所以，农村党员的培养与教育是一个起伏而曲折的过程，也是农民在革命过程中变形、成长的过程。
《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就力图描述这一曲折过程。当然，其中不免把主人公的觉悟基础和革命理解理想化。但总的来说，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非常注意还原在各项工作中群众思想的起伏、摇摆和不稳定，这些构成对蒲忠智不断的“考验”。所以，它表现蒲忠智之成长也非罗列其如何完成工作任务而是他怎样一步步学会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学会做群众工作。毕竟，作为农村干部，政治上“进步”不一定就意味着能带动群众，相反，意识或工作上的求“进步”反而常常造成与群众的脱离，如果不能处理这种矛盾就会产生屡禁不止的“强迫命令”。书中的蒲忠智一当上干部就遭遇此种状况：
他原来就是个直直撞撞的脾气，村子里谁也知道。但是当了干部，直脾气常常坏事。特别是对一些事情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更坏事。有的人开会不来，有的人来得迟走得早；有的干部拖拖拉拉，有的干部爱占点儿小便宜；有时干部们开会、办工作的时候，有人爱在后边说些怪话。他一见这些不顺眼的事，就发了火。他心里想：这些人怎么这么落后呢？性子一躁，有时就训人，这么一来，就引起许多人不满意他。别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就你能行！”渐渐有人见了他带理不理了。蒲忠智发现他有孤立起来的危险了。[42]
蒲忠智去找区委书记诉苦，“区委书记一听，就知道他是拿自己的觉悟程度衡量群众的”，开导他：
对落后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人家有一点好处，就说出这一点好处，多由正面鼓励。有缺点了，由优点上慢慢拉到缺点上，还要交给他们怎样改正缺点。对共产党员可以要求得比较严格些；但对群众就要多转一点弯。对特别落后的人，弯子就更要转大一点。他举了很多具体例子，最后才严肃的对蒲忠智说：“一个共产党员，事情办坏了，该不能光批评别人吧！必须先在自己身上寻毛病；如果自己有毛病，哪怕是一点点毛病，也得先检讨自己。只有这样做了，不管干部也好，群众也好，才能联系到一块儿，啥事都好办了。”
……头一个会上，他先检讨了自己训人的毛病，大家都喜眉笑眼地看他，有过去开会时被他训得气红了脸走了的人笑着说：“只要主任不发脾气，我虽来迟了，也不能不开会就走嘛。”说得大家都笑了。[43]
区委书记所传授的是对党员习以为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但为什么这样的方法有说服力？因为它诉诸的是自我批评者有高于群众的觉悟，自我批评是把对自己缺点的认识建立在自己可以超越一般群众意识水平的可能性上。也就是说，自我批评不是一种自我贬低而是一种自我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区委书记一开始听其抱怨就没有把它看成个人闹脾气，而归结为“他是拿自己的觉悟程度衡量群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其性格、秉性、行为方式都要脱离一种自然状态放置在革命工作的角度重新衡量，在此标准下，任何个人习性都可以、也应该被检讨和超越。这是预设了一个党员干部的觉悟要高于群众，再从这样的要求中去调动对象超越自己自然习惯的可能性，并使其从自己的“高姿态”和群众反馈中来印证这种“觉悟”的有效，由此这点儿“觉悟”才真正能在他身上扎下根来。
一个农村共产党员的成长往往就是他不断在与一般群众的矛盾、碰撞中克服自我缺点，进而实现自我转变和转化群众的过程。事实上，共产党每一项农村工作的背后都关联着改造农村的整体诉求，而老百姓则会维持着有惰性的现实感来判断、应对每项工作、每种变化。农村党员干部则处于这两种现实的拉扯之间，承受其中的矛盾，其苦恼常来源于此。上级对基层党员干部“一定要任劳又任怨”的要求也针对着这一点。蒲忠智就有很多这方面的遭遇。
王莽村被评为全县互助合作模范村后，政府奖励了一头牛。蒲忠智互助组由于捐献多，被其他组认为是出风头，为了得牛。“别的组员和组长，都对蒲忠智有了意见。就是过去跟他经常在一块商量这样那样事情的几个村干部，也见了他冷淡起来，好像找不到话说了”。[44]这事儿给蒲忠智造成了很大压力，又萌生了离开王莽村当脱产干部的想法。这次是县委书记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先问蒲忠智：“你是一个做啥的人？”蒲忠智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个农民”，随后又改口：“我是个农会主任。”县委书记并不满意：“我们的同志时常偏偏把自己最重要的一点给忘记了，所以本来不成问题的事情也成了问题。”蒲忠智这才意识到碰到问题自己第一时间应该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是个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又进而引导他想“共产党人是什么人的党，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蒲忠智用入党时王同志告诉他的话回答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思想，思想，啊呀！我一下说不完全，反正和农民思想不同。”
“为啥不同呢？农民是怎样一种思想呢？
蒲忠智脑子里涌上来一大堆农民的影子，特别是最近给他碰钉子、刺激他的那些人。他脱口就说：“农民有自私自利思想。”
“为啥农民有自私自利思想呢？”
蒲忠智搓着手，咧开嘴笑着，答不上来了。
…………
“谁对农民的缺点没有足够的认识，谁就不能一直到底地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生产。不是这一回就是那一回，总要灰心。忠智，你说对不对？”
……
县委书记笑着说：“所以你要好好锻炼自己，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这样，你在领导互助组的时候就又能任劳，又能任怨了。”[45]
这番典型对话可能包含虚构成分，但力图表现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农村干部所亲身体会的农民的“自私自利”在革命论述中要放在一个更根本的框架中理解，即县委书记所说“他们几千年来，直到目前都是一种分散的小私有者，所以有自私、散漫和保守思想”。而农村共产党员由于加入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因此应该自觉超越自己原有的阶级属性，超越的方式就是时刻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为面对一切问题时的首要意识，特别是在面对群众的时候，这样才能做到既任劳，又任怨。他们作为一线干部，随时要与群众的“落后性”打交道，如果缺乏这种意识，仍然以自己是个农民为潜意识，则难免会有受委屈、灰心丧气的感觉。
这点在领导互助合作时尤为重要，因为互助合作就是要改变各家各户分门别立的劳动方式，变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无论是三四户的互助组还是三四十户的合作社，日常运转中要频繁处理的都是人与人、户与户的矛盾，其中很多矛盾不是靠劳动制度能够解决的。像《故事》一书中就提到，有两口子想加入互助组，因为他们平时私心大，常爱和别人吵嘴顶楞，背后被人称为“二老虎”，谁都不愿搭理他们。“可是，蒲忠智现在可和别人不是一样的看法了。他心想：农民谁没有一点点自私心，只不过程度大小上不同就是了。”他经常到那家里去闲谈，日子多了，两口子起了变化，女的提出愿意当干部，最后被推选为村卫生组长，男的也成了互助组组长。这里体现的是，虽然在共产党的规范性认识中农民被定位于“自私、散漫和保守”上，似乎是一种固化的贬低，但就农村共产党员而言，当他接受这样的说法时也就同时将农民的自私心放在了一个可理解、可转化的机制中。
所以，一个农村共产党员毋须再去计较别人的自私，可以很坦然地应对，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有绝对落后的群众，就看你做了工作没有”。据说，蒲忠智不仅调解其他互助组组长与组员的矛盾，“村子里的庄基、房屋、碌碡、场面，甚至两口子吵嘴、兄弟打架的事，也都请他去解决”，以至于老百姓夸：“当地有衙门、官司不出村。”[46]
当然，整个《故事》未必尽为实录，不妨把他看成一部作品，作者通过讲述蒲忠智的成长实际上是要提供一个教育农村共产党员的读本。其要义在于展现提高觉悟是农村共产党员的根本，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观念理论意义上的学习、提高，而是在实践中、在群众工作中，通过责任感的调动，通过自省意识的积累，慢慢去除自发状态的缺点，变成任劳任怨的群众带头人。这样的带头人才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或进一步讲，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石。
这也是柳青一贯重视的层面。他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一文中不无批评性地指出：
我想起整党教育只解决了村干部土地改革以后的退坡思想，社会主义的教育却是抽象的、笼统的。那时我到过的四个区，都没有拿具体的互助合作问题教育党员，这皇甫村也是一样，高梦生的表现就是个例子；他可以说出一大摊社会主义的美景，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到得了那个境地。难道这能算已经有了社会主义觉悟吗？不解决思想问题，记工算账的方法、解决做活先后问题的方法和民主管理的方法有什么用呢？[47]
从柳青对王家斌的记述中就能看出，他想呈现的是，社会主义觉悟不是从抽象、笼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中来的，也不是单靠生产管理和民主管理就能培养。当他说“我被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抓住了”时，他还没有接触过这个人，只是听说了他的事迹。这些事迹都是他在别人没有注意，更谈不上帮助的情况下，“偷偷地下了决心”干出来的：
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帮他们的互助组订了水稻合理密植计划，他就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以外的眉县去买优良稻种。他除了车票、稻种价、脚价，没多花一个钱。他用竹篮子提着干锅饼，来回吃了一路。他在眉县下车时，天下大雨，光脚片走了三十里地，找到良种户。他买了二百五十斤稻种，雇毛驴驮了二百斤，自己背了五十斤，赶脚的说他是傻瓜。他回来把稻种分给大家，分冒了，自己少了，他就用当地能找到的次品稻种。他为了要达到计划里定的施肥标准，满头大汗地跑钱项。他到合作社交涉油渣，他到银行请求贷款；数不够，他掏了在区上工作的一个亲戚的腰包凑数。他为了组织组员们进终南山搞副业生产，把他母亲喂的正下蛋的母鸡卖了，凑伙食钱。大风卷起了一个组员的破茅棚顶，他在风雨的夜里上房顶帮人家缮稻草。在那个被自发思想迷了心窍的组长董廷义一再拒绝给缺粮组员借粮，宁肯放账不借钱给组里买油渣以后，王家斌代替他当了组长。现在，全组丰产以后，没有一个男女组员不感谢他们的“家斌”的。[47]
相比蒲忠智，王家斌的事迹不能说更加突出，成绩也比不上王莽村。但柳青重视的是这些主要都是在一种个人品质的引导下完成的。王家斌身边没有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的直接帮助，他也不爱说话，还“办法不多，考虑不细密，魄力不大”。但柳青却从他身上看到一种“纯净”的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先人后己，不计较，不怕吃苦，为大伙儿办事。恰好因为他性格不像蒲忠智那样强烈，没有益冀东那样能说会道，才显得他的觉悟、决心和犹豫、为难都更朴实、本色。比如，柳青也写到他曾打算买地，为此再三踌躇，而不买的原因是“买下名难听得很呐！我就估量来，我连谁的面也见不得了……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
王家斌也不是那种善做思想工作的人，这使得他更多地不是通过讲道理，而是经由行动、通过带头来引导大家。事实上，王家斌这样的人被放置在互助组长乃至合作社主任的位置上必然承受诸多压力和现实矛盾，其性格使其承受的压力会更多地转化为内在的纠结、挣扎。这对一个成功的干部来说可能不是好事，但对于一个人物原型来说却增添着魅力。
进一步讲，从蒲忠智到王家斌，从“农村共产党员”到“社会主义新人”，这里的变化到底有哪些？在蒲忠智那里，农村、农民的改造要特别通过“共产党员”这样一种政治性中介来达成。因此，蒲忠智的每一步成长都强调有党组织的引导、教育，而政府对王莽村先进典型的扶持与帮助也被明确列出。这里面，先进典型和“周围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大海”的对立构成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对立性中给予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随之而来的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矛盾存在的合理性。而这些条件随着“总路线”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出而发生逆转。《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正是集中描述了这一戏剧性的转折。
虽然这种对矛盾的“超越”式解决是否真能在现实中起到如此彻底的作用尚待考察。但柳青对王家斌这个新典型的重视其实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成为普遍的现实条件时，农村需要从群众性现实中涌现新的带头人，这种“社会主义新人”是基于更深厚、普遍的现实土壤，他起作用的方式不是能够完全回收到“党员、群众”（“干部、群众”）的框架下，反而能够为这个趋于固化的框架重新注入活力。
另外，在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将在农村实现的前景下，柳青更多地考虑着农村的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这些更进一步的思考在《皇甫村的三年》里尚未完全展开，而有待着在《创业史》中加以表现。
参考文献：
[1]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2]解放后长期担任长安县委书记的李浩，“一二九”运动时就和民先队员一起在长安南乡杜曲一带组织“农民救国会”。1938年1月，中共在长安建立工作委员会，李浩任工委书记，一直坚持到1940年。其生平可见其2003年自印《光明在前——李浩回忆录》一书。
[3]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柳青传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206页。
[4]同上，第213页。
[5]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王家斌谈柳青在皇甫的生活》，《柳青传略》，第235页。
[6]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冯继贤谈柳青在皇甫十四年》，《柳青传略》，第250页。
[7]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王家斌谈柳青在皇甫的生活》，《柳青传略》，第228页。
[8]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9]柳青：《第一个秋天》，《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30页。
[10]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等：《王家斌谈柳青在皇甫的生活》，《柳青传略》，第232页。
[11]柳青：《新事物的诞生》，《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11页。
[12]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13]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南线新区群众工作报告》，档号：1-1-4,1949。
[14]长安区档案馆：《李浩同志关于南线发动群众工作的经验介绍》，档号：1-1-4,1949。
[15]长安区档案馆：《王曲六保负担情形》《王曲六乡一般情况》《黄埔村第九保农村经济调查》《黄埔村初步调查》等，档号：1-1-6,1949。
[16]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委一月来工作报告》，档号：1-1-4,1949。
[17]据《组织起来的王莽村》一书中记录：“王莽村有一百六十九户人家，种着一千六百多亩土地（水旱地），可是绝大部分水地都在地主手里，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受着地租、高利贷的剥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高利贷者结合起来，用粮草、捐税、地租、银租（高利贷之一种）的名义，每年要从王莽村人民身上抢走九百九十大石细粮，全村水地、旱地、石滩地每年总共才能打一千零七十大石细粮。”见胡海、赵胜著《组织起来的王莽村》，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这个材料整理出版是在土改之后。为了配合土改，土改中和土改复查阶段曾大幅上调地主数量、剥削比例等数字。
[18]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减租工作总结》，档号：1-1-4,1949。
[19]张家谋：《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页。
[20]长安区档案馆：《杜曲区第八乡土改后整党工作总结报告》，档号：1-1-25,1950。
[21]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第二期查田定产结合整党教育的报告》，档号：1-1-71,1952。
[22]张家谋：《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第15页。
[23]详情见《西北局转发陕西省委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情况报告》，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陕西省农业合作重要文献选编·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24]长安区档案馆：《高家湾村互助组情况调查》，档号：1-1-69,1952。
[25]在《王家斌》一文中柳青曾记录王家斌对合作社母猪下猪仔一事近于焦虑的操心，而其焦虑、操心基于怕死了猪仔老百姓会说合作社的“风凉话”：“一窝猪娃事小，你说的，政治意义大。人家会说：‘胜利社好！胜利社的猪娃，一个也没活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35页。
[26]张家谋：《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第20页。
[27]胡海、赵胜：《组织起来的王莽村》，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页。
[28]同上，第32页。
[29]李光锐：《王莽村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６页。
[30]白治民：《陕西省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形态和今后意见》，《陕西省农业合作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73页。
[31]同上，第270页。
[32]长安区档案馆：《对整顿王莽村互助联组的意见》，档号：1-1-69,1952。
[33]胡海、赵胜：《组织起来的王莽村》，第46页。
[34]益冀东是1949年11月发展的第一批党员，高小毕业（蒲忠智为文盲），一直担任村长。1951年的宣传员运动中，益冀东作为陕西省代表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回来做了大范围巡回报告，当选“模范宣传员”。据说他经常自己拿上的每月抽出两天到附近两个乡的九个村子去宣传中心工作，介绍王莽村互助经验，有九十多个互助组时常向他求教。其详细生平事迹参见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模范宣传员益冀东单行材料》，档号：1-1-84,1952。
[35]长安区档案馆：《对整顿王莽村互助联组的意见》，档号：1-1-69,1952。
[36]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王莽村整顿互助组工作总结》，档号：1-1-69,1952。
[37]该计划的草稿上所写合作社发展规模是：“54年达到总户数一半，秋收后达到80%”，在定稿中此数字进一步上调。详见长安区档案馆：《王莽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三年计划》，档号：1-1-69，该档案未署日期，当在1952年12月底。
[38]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14页。
[39]长安区档案馆：《长安县委关于王莽村三年建设计划的报告》，档号：1-1-69，日期未详，档案注1952年，实际当在1953年初。
[40]《柳青传》中曾介绍，王家斌是在活跃借贷失败后带领村中六户最穷的人家组织起互助组。“这六户人家都是解放前在别处穷得断了活路才到此落脚的，在北岸的村里难以插足，便在这稻地间搭了草棚栖身。……这六户人家能组织起来，基本稳定，主要原因是都太穷。”详见刘可风：《柳青传》，第123页。
[41]张家谋：《我和柳青的几件事》，载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内部自编资料：《柳青在长安》，2016年，第24页。
[42]张家谋：《农村共产党员蒲忠智的故事》，第16页。
[43]同上，第17、18页。
[44]同上，第24页。
[45]同上，第26、27页。
[46]同上，第33、34页。
[47]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