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禁令下，古巴的可持续农业运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和主权
来源: 社区伙伴 发布时间：2021-03-16 阅读：1480 次
导语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古巴就一直遭受着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封锁，苏联解体后，古巴“绿色革命”宣告破产；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农业人口减少等原因，古巴农业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古巴农业“被迫”开始探索一条权力下放新道路，建立小农业生态耕种系统，并大获成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
《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系统地介绍了古巴农业的变革经验，从时代背景和农业生产现状出发，重点讨论了举国上下的生态农业运动和农业知识创造实践，也附有中国生态农业探索的案例。古巴农业变革的成功在于政策上的重视与政治上的放权，一方面，发展可持续农业被纳入国家层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民众享有高度自治，得以灵活创新。
本手册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呈现了古巴在回应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等问题上的经验，也呈现了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农业资本化、制度官僚化中突围的经验。最后，作者也指出了，学习古巴经验的关键在于激发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意识”。
作者｜爱德华多·费依以 陈美玲（作者简介见文末）
责编 | 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目 录
第一部分 前言与致谢
第二部分 背景：概要古巴生态农业的经验与挑战
第三部分 九十年代粮食危机与应变
第四部分 多元化农产品市场
第五部分 古巴的生态农业运动
第六部分 国民推动本土农业知识，创新与发明
第七部分 结论
第八部分 作者和社区伙伴简介
第九部分 案例介绍：可持续农业在中国发展现状
第十部分 参考文献
壹 前言与致谢
这份报告的撰写缘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正在学习和实践生态农业的人对古巴农业的强烈兴趣。或许，对于那些没有到过这个小岛亲眼看到的人来说，古巴的可持续农业耕作就是一个神话。
这份报告是在先前一篇名为“未完成的难题一古巴农业：经验、挑战和机会”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由相同的作者撰写。该研究结论指出：在其实际经济状况和食品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古巴社会在保持生态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有其特殊性。然而，它的应用原则和案例是有参考价值的，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如果这样的实践应用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有哪些是比较可行的，而哪些是不可行的。
报告中插入了对可持续农业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描述，但这只是为了使文章更贴近读者，让读者更有兴趣阅读。但我们并不想做任何比较，也不鼓励简单照搬既有经验的行为。因此，这部分内容只是被安排在专栏内，而不是穿插于介绍古巴农业的文本之间。【编者注：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将专栏内容统一放在文末。】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激发中国读者对古巴农业案例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看到古巴的生态农业有其特殊背景下的独特性，而生态农业和当地社区的发展范围是宽广的，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肯定，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它的潜力。
我们衷心感谢北京社科院韩嘉玲与中国社科院张妍为这份报告作总体的编辑；陈美玲与Mikel Marrota提供照片，蔡奇真的平面设计，丁亮的插图，以及李烨协助校对。
贰 背景：概要古巴生态农业的经验与挑战
古巴，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它是一个具有独特政治制度的多民族岛屿国家，美国对其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该国的历史发展，并将继续影响其未来走向。尽管有着一些善意或不那么善意的国际批评，古巴的社会成就仍是被广泛认可的：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粮食补贴和古巴人民享有的其它社会福利和机会。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了解古巴的粮食系统和生态农业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综观古巴本地和海外的生态农业专家的观点，古巴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因素：
（1）减少对外部农业生产材料的依赖和促进本地生产材料的投入，以生态多样性为基础的耕作方法；
（2）建立在本地的潜力和本地创新；
（3）实现了制度化和普及程度高；
（4）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参与和管理；
（5）促进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6）为农民建立表彰和嘉奖的激励机制；
（7）创建网络之间的各种项目，虽然在这方面有继续的挑战；
（8）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这个加勒比小国是如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粮食危机的挑战？古巴在可持续农业、本地发展、土地改革和粮食安全等各方面具有哪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否能被拉美其它国家或世界其它地方学习，比如中国，有什么启示呢？而古巴本身农业的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带着洞察这些问题的热情，本书试图向人们展示一幅古巴农业发展的有鼓励性的经验。
一. 基本概况
古巴地图｜图片来源：头条百科
古巴是一个由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最大的岛屿是古巴岛。古巴是加勒比和整个美洲最大的岛国。古巴的原住民是以打猎和农业为生的印第安人。1492年10月27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到古巴，虽然强烈抵制殖民者，古巴的土著人最终仍沦为奴隶，遭到杀戮，最后灭绝。之后，凶暴的殖民者将非洲土著人贩卖到美洲进行奴役。
1868年，古巴庄园主发起了国家解放战争，被解放的黑奴参加了战争。美国干预了1901年爆发的西班牙-古巴战争，并于60年代在古巴建立了新殖民政权，支持后来的共和政府和独裁政府。
1959年，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Che)领导的“七月二十六运动”推翻了古巴独裁政府，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民主政府。1961年，古巴革命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古巴农业的困难变得更加突出，加上美国加紧封锁，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应对进口食品、燃料和其它产品被完全切断的可能性。因此，开始了被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2011年，古巴共产党通过了“社会主义革新”政策。这一政策推动了商品关系、货币关系和非国有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但仍保留了国家计划对自由市场的主导作用。
古巴地处热带，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60公里，土地总面积110,900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湿度达75%，平均气温徘徊在22.6°C-27.6°C，平均雨量超过1000毫米，具备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世界粮农组织报告指出(2009)，古巴总人口大约1100万人，人均耕地0.32公顷，但只有6%的人口直接从事农业耕种。
古巴的出口产品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镍，从2003年到2007年，镍上升到出口列表的顶部；第二位是生物技术，医药和医疗设备；第三位是烟草；最后一位是糖。
二．古巴农业改革历史回顾
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古巴的农业发展受到了封建和半封建殖民制度的影响，继而又受到了新殖民资本主义制度的洗礼。革命后立即制定了两项土地改革法，结束了古巴农村寡头国家和外商独资的被人们称作“大农场”(latifundios)的土地拥有权，和农民绝对贫困的状况。这些法律标志着农业发展模式开始与国民经济、粮食安全和社会福利共同发展。
1959年的改革在古巴历史上开辟了新篇章。1959年5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重点探讨了两个关键问题：拆除大型房地产或大农场；在农民、农业工人和想学习农业知识的三类人群中重新分配土地。
1963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二条使国有化的农场超过了67公顷，但也有一些例外。改革法导致了双重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即由国家拥有50%的农业土地，私营部门拥有另外的50%。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家开始扩大其拥有的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农民也决定出售他们的土地给国家。除了支付他们的土地费用，卖方还收到了国家提供的退休养老金。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已拥有80%-82%的土地，其余的部分则由私人部门所拥有。之后，国有土地将再重新分配，不是为了普遍的需求，而是作为促进农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那段时期提到最多的是大众的需要、实现切·格瓦拉（Che）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培养新人才，即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人：勤奋、利他主义、团结和公平。不难发现，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关系。古巴革命重视物质鼓励，但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给予，更强调的是精神激励。
切·格瓦拉（Che）主张培养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人：勤奋、利他主义、团结、拥护公平
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90年代初粮食危机开始，土地再改革是政府必要的应变措施。1993年以来合作部门开始扩大。当年第二次土地改革法通过后，土地所有制开始了最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把国有土地中60%的土地使用权重新分配给职工群体。基于对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考虑，合作生产基本单位（UBPC）在这次改革中应运而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到2007年，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已经控制了所有农业用地的37%。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并不是私有化，国家仍然是最终土地所有者，但部分土地使用权确实已经不归国家管理。
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农业部门的控制，这并不代表拒绝非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相反，当时的政府相信技术进步和农业专业化并不适合面积小的私人农场，因此，在90年代初危机出现时，国家选择了以大型农场和合作社的模型为基础，以充分发挥该国的农业潜力。
古巴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图片来源：Mikel Marrota
2008年9月，为了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国家259号令颁布，国家向任何需要土地补贴的人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使他们能够立即耕种。该法令不仅为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拥有的可耕土地敞开大门，也为体能和资质都适合耕种的个人敞开大门。该法令规定，没有土地的申请人不可以得到多过13.42公顷的土地，而那些已经从事耕作的人可以得到高达40.26公顷的土地。每个人可以得到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可将期限延长至25年。土地使用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因此不能出售给第三方。在特殊情况下，土地拥有者不想再耕种土地，他们可以终止使用土地，并且推荐给另一位已经长期耕种这块土地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看土地分配方案的演变，我们注意到1959年和1963年的土地改革法一直承诺要社会公平。因此，2008年第259号法令“耕者有其田”的出台，就是对古巴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延伸。
三．古巴七十、八十年代的“绿色革命”
直至1992年，82.2%的可耕土地都是国有部门的。国有农业企业（在甘蔗、大米、马铃薯、柑橘、水果和烟草）和畜牧企业（主要是牛肉）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国有农场的面积平均在13,000到31,000公顷之间。
这些农场以“绿色革命”为蓝本，实施大规模的现代机械化项目。这种发展模式与思维引发了大范围的单一栽培和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主要集中于三个出口产品：烟草、咖啡和甘蔗，共占用了国家农业用地的50%。为了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出口，古巴使用每公顷相比美国两倍多的化肥量；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该国的灌溉基础与机械化设施多4倍以上（Sinclair& Thompson,2001）。使用拖拉机的密度为每50公顷用上一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
总体来说，直到80年代后期，使用化肥每公顷达到192公斤，化肥进口高达13亿吨，由1958年到1989年加幅达900%！至于农药和病毒控制，每年需用上9,500吨（8千万美金）。总的来说，古巴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业生产材料，化肥达94%，农药（除草用）96%，动物饲料97%。这样的农业生产，在面对物资短缺，自然灾害时显得十分脆弱。
然而，绿色革命在古巴不成功，这种耕作模式由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显示出低效率的迹象，主要由于对大量的农业生产物资输入的需求，以及日益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和低效的土地利用。在70和80年代，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提供古巴70%的石油需要和75%的粮食需求，而古巴以出口85%的糖作交换。
叁 九十年代粮食危机与应变
一．“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
随着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古巴农业的困难变得更加突出，加上美国加紧封锁，粮食生产与供应系统近乎崩溃，每个人一天所吸取的热量由2908加路里跌至1995年的1863加路里，平均一个古巴人减轻20磅的体重。
在特殊时期的几年中，基于以下几点，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出现：
(a)多样化（而不是单一栽培）；
(b)使用有机手段提高生产力和消灭害虫（而不是化学品）；
(c)使用当地的资源和开发当地的潜力（而不是依存于国外）；
(d)下放土地使用权、销售权和决策权（而不是集中控制）；
(e)食品自给自足（减少进口食品）。
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把发展可持续农业作为根本技术手段纳入到国家环境政策中。该措施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地方应对危机的主动性：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混养、轮作、间作)、有机肥料利用、虫害生物防控、畜力使用、农牧业一体化发展等。如今，古巴已在不同领域分阶段开展了生态农业的做法(富内斯Funes，2001)。
二. 农业变革与挑战
来自两个不同年代的合作社农民不约而同说，生活就是劳动｜图片来源：Mikel Marrota
进入21世纪，农业改革在古巴政策调整中首先启动，而且仍然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以达至粮食安全，主要改革有：
(a)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
(b)加强合作社的生产能力；
(c)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营销法规，使生产者获得了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
(d)进行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到2003年，古巴已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粮食安全的目标，能够保证其整体国民的食物需要，虽然在粮食生产方面不是完全没有困难，如营养不良和脆弱性群体有略微增加趋势。
增加粮食进口问题一直是古巴激烈辩论的主题。这是一个政治家和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国内的粮食总产量仍不足以养活1100万人口，不计岛上每年200多万游客。但正如上面所说，为了保证所有国民的温饱问题，进口食品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民的粮食津贴系统带给政府沉重的负担。在2009年，政府检讨这一系统，预计津贴的规模会逐渐减少。
古巴粮食主权的政治概念，既不是限制进口，也不是“零进口”。而是反对对进口、跨国公司垄断和外国资本的依赖，因为这意味着丧失了本国粮食和农业的决策权。
在美国单方面贸易禁令的情况下，古巴的农业改革不但长远地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还保障了绝大部分农业人口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人民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
三．古巴农业主产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古巴农业开始出现危机，国家失去了对生产足够粮食所需的惯性投入。因此，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急剧下降，古巴的粮食和经济体制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为了提高产量，农民们还恢复了传统的技术，如畜力、间作和施有机肥。除此之外，公共政策也通过1994年确立的“全国城市农业规划”来支持城市的生态农业发展。这项规划旨在鼓励城市农民生产多样化的、健康的、新鲜的产品。哈瓦那人将闲置土地和后院建成小型农场和牧区。这不但增加了35万个工资优厚的工作岗位，还让哈瓦那每年的水果和蔬菜产量高达400万吨（十年中增长了十倍），改作可以满足首都220万居民70%的蔬菜需求。
另一方面，为了化解危机，1993-1994年间，政府大力调整农业政策，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增长创建了激励机制。回顾1998-2007年间，人们注意到，淀粉及块茎类的产量（香蕉、红薯、芋头和土豆）增加了71%，蔬菜、豆类、玉米和水果分别增加了307%、230%、307%和309%。肉类方面以猪肉的增长最高，达219%。
整体而言，古巴的农业已呈现出持续增长，然而一些部门的发展却表现出下降或不稳定。专家把一些部门发展的不稳定归结于2005年的旱灾和飓风，而国家某些经济、社会和行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巴农业的发展。例如，全国耕地的30%（大约200万公顷）仍然荒废（罗华Nova,2009）。此外，虽然权力下放和小农业生态耕种系统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粮食生产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缺乏必要的支持来满足他们的生产潜力。例如，生产材料市场的不开放；大量的食物因为运输、加工和储存效率的低下而被浪费(富内斯·莫索迪Funes· Monzote,2009)。
生态农业比传统耕作更能抵抗自然灾害。台风过后，一个农民正在收割山药｜图片来源：Mikel Marrota
四．三种农业合作社共同发展
古巴在农牧业有三种合作社：
第一种是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农民组织起来为了获得贷款和配给的物资，各自拥有及耕作自己的土地，平均每一成员有大概三至四公顷土地，主要成员是古巴的小农，近年这类合作社得到非政府组织及政府的支持，成立行政管理团队，对应有效组织及市场的需要。
第二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员将土地整合一起耕作，成员老化的情况严重，影响下一代的接手问题。
第三种是1993年9月以后，根据古共政治局决议，将原国营农场或企业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国营工人变身成为合作社员，它的大小相差很远，有些只几公顷，有些有三万公顷那么大；虽然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国家允许他们无限期租赁土地，同时只要主要农作物产量达标，农民可以无偿享有土地使用权。凡是粮食产量超标的部分可以自由地在农贸市场出售，从而激励农民们有效地使用生物肥料、蚯蚓、堆肥等新型的有机技术并开展牲畜的综合管理。
2009年至2011年，使用权下放的土地由41%增至63%，占全国农田面积的7%；其中超过80%的人集中在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古巴经济部，2008)。这些数据表明生产计划的自主度高的合作社的土地使用权比重增加，成为古巴改革的一个关键进程。
此外，2008年的农民收入数据表明，信贷和服务合作社以及个体生产者是最有生产力的古巴农民，他们的收入可以证明这一点。1994-2004年，信贷和服务合作社每个月的收入从209比索上升到了1139比索，增长了445%。对于他们来说，2004年古巴个体生产者的月收入超过1714比索(ONE,2007)，与在合法的经济体制内工作的人相比，农民的收入是最高的(1美金=24古巴比索)。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管理和营运有很高的自主度。
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克服困难。1996-2007年间，由于成员年龄的老化和缺乏激励机制的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目前，2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都是退休或即将退休的(ANAP,2006)。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面临着资源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需要实行更有效率的生产系统。
事实上，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不牺牲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向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模式转变。例如，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巴伊亚市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开展社区活动中心和老年人中心，还在现代楼房里为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住房，所有这些都是以合作为前提。除了生产甘蔗，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已开始多样化地生产大米、牛奶、淡水鱼和其他产品，在成员和社区之间以“限定价格”出售。
近年来，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也渐渐出现些成功案例，成为了他人效仿的模式。在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模式中，工人不像劳动者，更像是“合伙人”，他们要负责自己单位的农场的盈亏，自己做决定，而且可以根据需求，让家里人无偿帮忙或者雇佣劳工。每个合作社会员与管理者（由国营农业企业母公司委派）签订合同并且成为合作社的成员。
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中最成功例子之一是“芒果”（“Mango”），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市。经理拿度分享了他成功的秘诀：“合作社的独立性，自主权和主人翁的责任感，民主决策以及工人、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值得强调的是古巴政府对这种合作社特别偏好，正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精神。
五. 达至粮食安全的保障
1. 气候变化及土壤退化带来的自然风险
一个广泛流传的古巴谚语说“即使是街道中间的南瓜种子都会生长”。但古巴热带岛屿的地形和地质特点，使它容易发生像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预计飓风将更加猛烈。
另一个威胁古巴农业的现象是干旱。近些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干旱的时间在变长。更糟糕的是，2005年，强烈飓风过后的持续干旱真可谓是毁灭性的。据估计，与2004年相比，2005-2006年间，因为干旱主要的农作物产量下降了36%。
大多数专家认为，古巴的土壤退化与大量使用化学制剂、石油和机械化的“绿色革命农业模式”相关。古巴的农业用地660万公顷，其中约70%有某种程度的退化。2008-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古巴有45%-60%的土壤缺乏有机质，14%的土壤被盐碱化（高钠水平），48.3%的土壤被腐蚀，40.3%的土壤酸度过高（巴维华斯Barreras,2009）。
2. 美国的封锁
美国单方面立法规定，任何外国公司如果从事与古巴的商业贸易，法律禁止该公司的货船（包括美国公司）进入美国港口。显然，法律的目的是要切断古巴建立任何贸易往来的途径。全体古巴人民都感受到了封锁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据古巴政府估计，美国对古巴50多年的封锁已经造成了9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二十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机构谴责这种封锁。2011年，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187票反对封锁，3票赞成，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依旧延续至今。
尽管面临着美国封锁的困难，古巴依旧保持外交政策，致力于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了“救灾”，古巴的国际支援还扩大到教育、文化、卫生、科学和技术等领域。为感谢古巴的国际团结，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表示支持古巴人民，有时甚至不顾美国的封锁。
2008年11月，外贸部长努埃斯表示，古巴与176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古巴与美洲的贸易正逐渐增加，目前占贸易总额的53%，欧洲占22%，亚洲和中东占21%。其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委内瑞拉、中国、加拿大、西班牙、巴西和越南等国家。
3. 国内“瓶颈”——农村农业劳动力短缺
官方的统计数据证明古巴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古巴专家发现，从1967年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不断下降。这种下降是由于国家农业部门的重组和农民的集体化而产生的。事实上，1990-2007年间，农村人口增加了9%（ONE,2007）。但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很多的农村人没有选择从事农业劳动。出生在农村的人中，25%的人居住在农村，11%的人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只有低于6%的人直接以农业为生（富内斯·莫索迪Funes·Monzote,2009）。
古巴上一代和新一代对农业的热诚相差很大，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
包括科学家、教师、医生、音乐家、旅游服务部门｜图片来源：Mikel Marrota
一个国家的“农业密度”由每公顷永久农田所拥有的农业人口百分比来决定。世界粮农组织（2003）的报告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古巴的农业密度从1.1（1969-1971年）下降到了0.5（2001-2003年）。必须指出的是，超过40%的农业劳动力是由研究人员、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顾问组成的，他们不直接参与生产（诺培斯Lopez，2004）。这种现象可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带着官僚主义色彩的做法在古巴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在城市，农耕行业的发展，对应九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入行人数每年迅速增加，直至2010年，已经有30万人。另一方面，这小岛也有很多机会提供给年轻人发展他们的事业，包括科学家、教师、医生、音乐家、旅游服务部门。2008年，古巴的人口只占整个拉丁美洲的2%，但它拥有11%的科学家。每10个国民中有一个达到大学水平。他们中许多人不愿意在热带炎热的天气下工作，即使农民的收入比许多其它行业的基本工资高（旅游业除外，因有赚取外汇的机会），人们也未必一定会选择农业。
4. 古巴的转基因实验
关于生物安全法规和在古巴实验释放的转基因玉米用于汽车燃料，争论的核心是农业发展模式。古巴主张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主权，但仍然允许转基因生物。对于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在五个省每省10公顷进行的实验，迄今没有信息披露有关这些实验的结果。
古巴的公民开始醒觉到，对有关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认识不足，这是由于官方对其的宣传不足。展望未来，如果国家通过允许转基因生物的法规，古巴濒临失去一个被誉为“非转基因”的国家的机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悖论出现了，转基因作物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政策相抵触。许多人警告说，接受转基因生物会损害古巴在实施这项政策取得的成果和声誉。
跨国转基因种子公司在2006年委内瑞拉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遭到非政府组织的抗议，也包括古巴的代表，
指责它们垄断种子的生产和营销｜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肆 多元化农产品市场
在2010年落幕的“古巴全国小农协会”第五届会议上，古巴政府提出了“农业发展五年计划”，承诺将在农业领域逐步推进“权力下放”和“结构重组”改革，放开农业生产原材料市场，减少行政官僚主义体制的束缚，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战略地位。专家认为，此举将为古巴打破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指明方向。
一．为主产者创造新的营销渠道
古巴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一个由供给逻辑支配价格的自由市场，但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完全不同。不同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政府有责任来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受极端价格波动的影响，并确保其国民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产品不只是供给社会富裕阶层的。
1993年以前，国家市场主导经济。虽然在80年代初创建了自由的市场空间，但因为它进行炒买炒卖则在1986年被废除了。最后，在1994年自由市场又重新开放。从那以后，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很少，直到2008年，政府又开始对它进行干预，以降低食品价格。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自由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保持数量或质量上持续供应的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对于国家提供食品价格补贴的粮食市场来说，多年来一直是依靠政府的。
在自由市场，粮食的供应是稳定的，但价格很高。因此，城市更适合自由市场的存在，尤其是在首都。在古巴，特别是在农村和城郊地区，自由市场的存在性较弱，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不通过中间商而直接购买食品。
对于中介机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它在城市市场都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城市消费者普遍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生产商和中间商把他们的货物运到城市中心是很普遍的。成卡车的水果和块茎类食品从东部省份被送到哈瓦那的市场和销售点，并进行高价出售。因此，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地的农产品没有运往过远的地方。例如，当本地的需求量很大时，国家不鼓励合作社将他们的农产品销往远处，但为了适应供给需求，允许当地的价格进行调整。
1993年后出现的另一种营销渠道是“销售点”(puntos de venta)。这种营销方式由于不规范和出现一些非法的管理，在2007年夏天到2008年初这段时间内被短暂的取消。曾有一段时间，小范围的销售点遍布全岛。有时，可以发现同一个街区内，有同一个合作社的两个销售点在经营。据估计，全国各地有14000个销售点，大部分都集中在哈瓦那省。2008年底，由于飓风过后燃油价格的上涨，开放市场的价格炒作以盘旋式上升失去控制。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个销售点被违规关闭，除了哈瓦那省，其他地区销售点的数量明显减少。销售点系统将如何在未来几年内适应市场变化，仍有待观察。
图左为“日本血统的古巴人在农场销售点‘Punto de venta’卖菜”，图右为“在社区内的另一个销售点”｜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对布劳略·马千(Braulio Machin).圣斯皮里图斯的协调员、
古巴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等，进行访谈后编译的，2008年8月。
二．农产品销售计划的变更
虽然国家代收费机构仍控制着超过60%的国内粮食分配权利，但也开始改变其在营销链中的作用。它不再负责定价和支付生产者，而只限于咨询与沟通的作用。
给国家代收费机构提供所有合同商品和过剩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很多生产单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渠道来出售其剩余的产品。因此，国有农业企业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了更多的功能，例如调整国内的生产和营销方式。
生产者和合作社有很多网点可以销售自己的产品。大部分都与国家代收费机构或企业签订了合同，但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出售自己剩余的产品。
截止到2009年，被称作“生产、代收和营销操作”的试验项目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修复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提高运输效率、解决金融系统中的问题和重组整体劳动力。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更广泛的权力下放，也创建了更精简的机构。
黑市就在国营市场外面|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三．出口有机农作物市场获得关注
作为政府提高出口创汇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古巴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有机产品数量是有限的。该战略是基于2003年农业部门的“有机生产战略”政策而提出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有机咖啡、可可、蜂蜜、柑橘和糖。在欧洲和亚洲认证的德国公司BCS OKO GARANTIE和瑞士公司BIOINSPECTA，是允许在古巴经营的外国机构。
2001年，古巴种植了8,495公顷被认证的有机农作物，占农业总面积的0.12%。2007年，被认证的有机产品种植面积达到了15,443公顷，增长达82%（Chailloux,2008）。然而，又出现了关于有机产品的激烈辩论。首要的问题是，考虑到国外有机产品的高售价，国营企业是否向有取得国外认证的生产者支付了足够高的金额；本地还没有得到认证的有机产品生产者是否也应该获得更高的价格，例如，他们的咖啡每罐（约13公斤）获得8到21比索的本国货币；但经过国外认证的有机咖啡生产者却得到28比索。
世界其他地区种植有机产品的农民比古巴生产者赚的多，无论种植咖啡、烟草或其他有机产品。尽管如此，这样低的价格必须与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其他补贴一起分析，这些补贴如全民免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娱乐、体育和文化等在其他国家都是很高的。
其次，与传统产品相比，有机产品价格更高是有争议的。政府的观点是，健康的饮食不应该只能通过买的方法获取。与有机食品市场不同的是，古巴政府认为享用好的食物是国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耕种的有机食品没有特殊的认证或更高的价格。在争论中，许多人主张有机产品要贴标签，让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很难预测是否或何时有机产品的内部市场（不仅对游客开放，对所有的古巴人也同样开放）将在古巴设立。考虑到古巴人民对有机食品消费兴趣的增加，以及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建立，有机产品内部市场最终可能会成立。
最后，有机产品的标准问题在古巴国内也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岛上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政府建议提供参与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有机认证培训。
伍 古巴的生态农业运动
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古巴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在有机肥料、土壤保持、作物与禽畜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还依托一系列的计划和农业发展项目来实施土地政策改革，如它推行的生态农业灯塔项目、都市农业计划以及国民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大众米”推广运动等都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使古巴的生态农业转变堪称典范。下文将结合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背景，重点梳理生态农业发展中成功的项目和实施计划，并总结这些典型案例的宝贵经验。
古巴生态农业运动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权力下放。地方性知识不可能全部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所取代。宏观政策的作用就是配合和支持人们做他们愿意做的，继而学习、成长并获得成功。
因此，为推动地方发展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权力下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一结论已在国家层面得到共识。2001年，政府成立了作为科技环境部一部分的（地区和）社区发展中心，推动本地经济，负责向当地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培训和方法。通过培训以及其它措施，政府将很多重要权力下放给了市和区域。政府在实施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不仅下放了资源配置权，还下放了生产、销售和分配等方面的权力。
随着地方拥有更多的权力，市、区从当地的利益和发展战略出发，将当地的合作社（合作生产基本单位、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组织起来开展更好的合作。权力下放的过程已经将国家职能重新分配给地方机构（直辖市和人民委员会），同时，国家并没有失去经济控制权，仍能保持激发创新、减少不利环境因素。当前，古巴国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单位正在确定和实施他们自己的农业项目和规划。
一．生态农业运动：重要的政策、措施和项目
1. 生态农业灯塔项目
生态农业灯塔项目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刚刚是国家经济危机开始，可以说是生态农业推广的前奏；其目的是应用生态农业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关键区域以推广可持续性生产体系的农场。灯塔计划首先在哈瓦那省内两市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影响着这两个地区的约150个家庭和近400位农民。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额外支持，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农业网络和扩展组织、全国小农协会和国际乐施会等机构。同时哈瓦那农业大学和农业中专技术学校也提供培训支持。
生态农业灯塔项目建立在农业生态学的重要领域，在培训、研究和生产活动中整合了专家和农民的经验。该项目推广的成功之处在于创建了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对话文化是学习和增加农业生态学基础的机会。
2. 农民间相互学习运动
农民间相互学习运动是全国小农协会在1997年创建的项目，受到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在全国小农协会和其它支持组织的指导下，这项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备受关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粮食安全，且较好地完成了预期目标。1988-2007年间农民虽然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但农作物的产量却增加了。例如，在2007年减少了85%化学农药的使用，而块茎类农作物的生产水平却达到了145%，蔬菜达到83%，豆类达到351%（馬錢，2010）。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这种趋势与增加农业中有机物质的使用有关。
农民间相互学习运动通过参与式的方法，使农民们找到了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分享知识、交流思想的场所。农民“发起人”展示自己的农场，并讲解他们成功的关键技术，讲解结束后，农民交换意见，并安排后续活动（富多拉Fundora，2008）。耕种示范几乎每次都是在原地或农场内部举行。通过此项运动，成功发展可持续农业的例子倍增。
全国小农协会主席奥兰多说：
古巴生态农业运动的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它是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今天，我们有超过10万的农民用可持续的方法生产有机肥料...我们已经普及了农业运动，并且至今这些技术都在被广泛地传播，被所有合作社所熟知（鲁伊斯Ruiz，2007）。
这项运动不仅实现了提高生产和推广农业生态技术，还提高了家庭、社区和整个国家的福利。农民之间的生态农业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项目运作的所有工作中，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一阶层的、民主的和具有参与性的合作形式。
3. “大众米”推广运动
作为替代进口策略的产品“大众米”它的产量超过了“专业”的依赖化肥农药的水稻｜图片来源：Mikel Marrota
米饭是古巴最基本食粮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经常和红豆或黑豆一起煮成一种流行的菜叫congri。水稻生产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当农民市场关闭后，无法通过其它替代通道购买大米。因此，“大众米”是古巴国民的自发运动。当1989年后经济危机出现时，基层生产水稻越来越受欢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生存的策略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国水稻的产量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60%，其余40%则需依靠进口。在1989年全国共生产53.64万吨大米，而在1993年这一数字已下降了67%。幸好“大众米”被发明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开始到处种植水稻，尤其是到小型区域、边缘地带、贫瘠的路边或有水的低洼地带去种植。短短四年间，“大众米”的产量超过了“专业”水稻。
“大众米”是指利用当地的资源生产大米，很少或不使用化学品，不使用机器。“大众米”的生产基于以下原则：
（1）以最小的投入进行可持续的生产；
（2）使用适应不同生态系统的品种；
（3）使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有机物质和绿肥（堆肥）的作物轮作系统；
（4）利用生物多样性；
（5）中小规模生产；
（6）广泛使用畜力和农民培训。
由于“大众米”的高产，政府开始出面支持“大众米”的种植并扩大其生产。1996年，发展“大众米”和提高生产力的任务下发到农业部门的水稻研究所。1999年底，农业部门又出台了一项决议，以呼吁更多的土地在使用权方面允许小面积承包。结果，1997-2000年间，“大众米”的种植面积有很大的增加。2001年，“大众米”项目产出了岛内50%的大米，到2008年达到了75%，占全国粮食消费的35%。
官员们希望“大众米”的生产量能够在未来几年内达到该国大米进口量的一半。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以改善大米的采购、储存和分配系统，以确保过去在大米供应短缺的时候还用来喂猪的情况不再重演。科技和环境部副部长何塞指出，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方法的完整性、以及不减少向农民补贴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大众米”生产是很重要的。
可以说，“大众米”是调和价格、技术和土壤之间关系的成功案例。
4. 都市农业
在古巴的大城小镇小区，有人开始建造一些庭院农圃，目的是接近自然，实践生态农耕，减少长途运输，促进当地生产和消费，建立永续的社区生活模式。都市农业是指在城市和城郊地区进行密集的粮食生产。城市全年各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取决于人类、自然、农作物、动物、城市基础设施、劳动力之间供应关系等的密切配合。
都市农业计划开始于1990年，由热带农业研究所和农业部的一些机构参与管理。具体执行计划与参与的人包括：拥有庭院和小块试验田的个人，合作社、国营农场、密集花园和国营自给区域的农民。针对古巴的社会经济情况，都市农业的主要目标是：
（1）尽可能多生产食物；
（2）加大生产种类繁多、新鲜和健康的食物；
（3）在过去不能生产的地区运用有机方法和本地资源进行生产；
（4）食物直接供给消费者；
（5）都市农业的所有生产都是基于允许循环农业废弃物的可持续闭环系统。
全国的都市农业计划共有28个子项目：12个农业方面的，7个牲畜业方面的，9个技术支持方面的。除了生产粮食，牲畜业子项目还为农业子项目提供了70%的有机肥料。
除了在城区持续的生产粮食，很多集体和个人为保护环境也主动参与到此项目中来。这里举两个成功案例。第一位是关塔那摩省城市垃圾处理中心(CEPRU)发展城市农耕的创始人依尼亚·第亚斯(Irania Díaz)，她说：
这里曾经是一个可怕的垃圾填埋场，它导致了健康问题、高发病率、腹泻和粮食储备问题。这里的人们没有环保观念，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想'到了创建一个与众不同的垃圾填埋场，以改善环境。我开始在这里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工作。我用到了所有可用的东西：甘蔗渣、锯末、树叶以及任何有保护作用的东西。目前，我们正在销售种子、有机肥料和其它产品。我们受到了联合国的奖赏，还获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英雄奖。
现阶段，Irania在整个地区和其它省份提倡开展小型的城市废物处理中心项目，并且希望使之成为环保宣传中心。
依尼亚•第亚斯(Irania Díaz)创建一个与众不同的垃圾填埋场，以改善环境｜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另一位是安河•盆亚(ángel Peña)，他是20世纪90年代农业生态学和可持续农业发展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当过农业推广员，如今在耕种自家的土地。他介绍到：
这曾经是一个小的垃圾填埋场，在它后面是一个湖。你在我房子外面看不出里面有好的风景！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努力使其改变现状。这里有三个沟壑，在那里我用覆盖植被的方法来改善土壤，使非常糟糕的湖泊得到了改善。我的目标是保护土壤...我有效地利用了街道流水和附近溪流的水。我现在正研究将废水转变为供加肥灌溉使用的水。我们正致力于整合并重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我的母亲甚至回收家人或邻居穿过的衣服再缝补翻新。
此外，ángel的生态农场更加多样化，有水果、蔬菜、大米、芝麻和其它供家庭或社会消费的产品。这里也有奶牛，以及用当地水果如诺丽果手工制成的葡萄酒和果汁。
安河•盆亚(ángel Peña)的生态农场有蔬菜、大米、牛奶，以及用当地水果如诺丽果手工制成的葡萄酒｜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对Irania而言，最根本的目的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而对ángel来说，其根本目的是土壤的保护和改善。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技巧和兴趣来发明自己的环保措施，同时都市农业计划在这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空间。Irania和ángel都收到了来自都市农业项目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以支持他们继续开展生态农业运动。
都市农业计划项目不仅积累了很多这样成功的经验，同时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 都市农业模式是基于小规模、低外部投入生产的，从市废物和副产品中提炼有机质。它采用生物防虫剂，且在法律上禁止使用农药。更重要的是，它是分散的、可参与性的基层计划，并获得了政府和许多机构的大力支持。
▶ 过去的10年中，该计划使新鲜蔬菜的收获总量增长了1000倍。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底，都市农业生产的新鲜蔬菜占全国消费总量的75%，其中不包括小型的家庭试验田和后花园的产量。2007年，都市农业市场营销计划每天为每人提供184克蔬菜，是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每天300克蔬菜的61.3%。2008年，它生产了超过100万吨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改变了城市居民少吃蔬菜的习惯。目前，城市农产品有能力向托儿中心、单亲家庭、养老院、小学、医院等相关机构提供足够的蔬菜。
▶ 都市农业还为人们提供了工作和收入。2005-2009年间，都市农业雇佣了38.4万多人，其中21%为妇女，10%为退休工人，20%为青年人。他们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在200比索左右，并可另外获取50%，甚至更高的产品销售利润。
目前，都市农业项目覆盖了以14个省会为中心方圆10公里的区域；以市区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的区域；以及以城镇为中心方圆两公里区域的超过1万户居民。根据2008年的数据，都市农业项目的覆盖面积已达12,589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4.6%。
此外，郊区农业项目也开展起来了，其目的是获得与市区和周边城市相同的农产品。这个项目已经在卡马圭省和哈瓦那省的一些市区做试点项目。除了运用生态农业的方法生产可持续的食品，郊区农业项目还致力于改善销售和分配系统。
该项目已经在城镇外10公里和村庄外两公里地区的居民中发展起来。(代总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在2009年的国民大会上讲到，郊区土地的开发应该为当地居民提供工作并减少燃料在运输上的支出。他表示：
我们应该忘记拖拉机和燃料的理念。尽管我们拥有足够的设备，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靠牛来工作，正如小农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因为有更多农民的加入。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农圃。
5. 虫害生物防治中心-综合病虫害生物防治
在古巴充分证明了生物防治的作用，它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恢复和有害物种的自然种群调节，达至综合管理虫害。为了恢复这种自然调节，在有机农业的转换过程中管理方案必须包括促进较强的生态环境基础，从而使生物多样性逐渐复苏。
这个小岛有超过200个在不同地区及省市层面设立的虫害生物防治中心，用半工业或手工生产生物控制和预防虫害的材料，被认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层控制害虫的革命。这些中心提供产品和服务给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独立小农。它们面临的挑战包括：需求大于供给；忽高忽低的电力供应中断生产或影响质量；生物质材料供应不规范；储存方面在问题；以及缺乏运输配套把产品送到有需要的都市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
6. 全国土壤保持和改善计划
政府建立了全国土壤保护方案，以指导、评估、监督土壤保护并恢复其活力。事实上，古巴宪法第7条规定了个人和机构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土壤；并利用土地使用税专门设立了土壤保护资金。基于此，全国土壤保持基金于2001年成立。
在全国土壤保持和改善计划中，参与计划的合作社与省级的土壤和肥料理事会签订了“土地服务”合同。双方合同的细节是：要共同实施土壤保护和改善的措施，全国土壤保持基金将为每个活动支付费用，其中包括清除现场障碍、培植有机物，建立灌木绿篱和高渠沟等。该计划预计将惠及全国各地300多万公顷的土地，占到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考虑到该计划广阔的覆盖面，近来这一计划在避免农药对土壤破坏方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7. 国家林业发展基金
除了全国土壤保持和改善计划外，创建于2000年的国家林业发展基金不仅在资金方面支持农民，还向农民提供可持续农业的推广及专业性援助。该基金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和资助旨在发展林业、保护森林土壤和资源的项目。
1998年，古巴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1.03%。到2002年，有报导称森林面积已增加到了22.6%，增加了50万公顷。全国林业项目组预计全国森林覆盖率在2015年将会达到27%。
再造林计划的资金支持对农民来说是最主要的激励。凡资金成功到位的地方，都能够设法增加森林面积，从而获得环境效益。但是，该计划最大的弱点是资金往往被国营公司或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合作社所垄断，而个体农民及其它合作社很少能够从中受益（陈Chan，2010）。
二．生态农业运动：农民尊严的体现
农民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被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支持，他们才能更多地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态农业发展中来。古巴在激励和调动农民，以及扶持农民实践生态农业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劳动参与中使农民的尊严得以体现。
1. 国家鼓励及奖励农民实践可持续发展农业
两姐妹的发明为她们赢得了非常实用的奖励|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不难发现，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关系。古巴革命重视物质鼓励，更强调的是精神激励，这个原则也应用到农业生产，包括让农民在农村享有像样的房子，居住在自然、平静和健康的环境中；感觉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并为自己而工作；对于优秀的劳动者和可持续发展农业先锋，他们不只获得高度的认可，也获得很多奖项与奖品等等。另外，古巴有机农业生产者享受了与其他所有农牧业生产者相同的激励措施，例如进入市场的保障、免费教育医疗的基础服务和食品补贴（Chan，2012）。
2. 社区支持都市农耕
后院的花园和小农场被隐藏在许多大城市和城镇社区，在社区和邻里的房屋之间。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是朋友，也是“雇客”。这些农场还提供了他们的盈余（免费的食物）到托儿所、学校、老人中心、医院等许多社会福利中心。农场在同一地点建设销售点，与社区来拉近距离，居民常到这里来买菜，与农场工人聊天。
3. 媒体宣讲生态农业的重要环境，社会与当地经济功能
古巴电视教育节目在宣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每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必然报导农业、农民和合作社的消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描绘在猛烈阳光下工作；向观众解释一些农业科学知识，特别是创新发现；参加集体收割等。有时，农民也在大学和论坛的会议上分享心得和经验，被视为与任何专业人士和农业科学家具有同等地位。所有这些都会被媒体广泛宣传，政府称赞他们的知识、承诺和辛勤的工作态度，以及他们在生态保护、粮食安全和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贡献。
古巴农民群像|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4. 推动农业中的性别平等
从1959年至今，古巴一直关注性别平等问题。革命之后，古巴妇女联合会成立，该组织在国家层面上来协调和促进妇女解放、参政议政、福利和赋权等方面事宜。古巴妇女从一些唤醒革命的社会政策（如教育、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险）和运动中获益。例如，促进女性在参与中的平等地位和领导地位，促进女性获得社会服务，通过性别敏感性培训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并产生了关于性别的统计指标。
1959年以前，妇女只占被雇佣劳动力总数的12%，而到20世纪90年代，妇女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期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有72%是妇女，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女性占到了67%。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报道称，2006年在所有技术和专业人士中，妇女的比例已达66%。
古巴在农业部门反抗贬低女性价值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一项最新研究古巴社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获益最大，体现出了对弱势群体扶植策略的成效（马梯和雷耶斯Martin& Reyes，2008）。目前，妇女日渐成为农业、家庭、工作单位、农村社团中重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她们参与了特别大的农业发展项目。例如，有67,576名妇女参与了都市农业计划项目，约占劳动力总数的20%。
受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和强烈的性别歧视的影响，农村地区在两性关系方面仍非常保守，突出表现为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内部。在许多农村家庭，妇女忙于在自家的后院和厨房花园饲养家畜、种植水果、蔬菜、香草和药用植物，以供家庭所需。对于为家庭贡献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农村妇女来说，她们是乡村生活稳定的重要支柱。她们的工作常常不被人们察觉，因为她们不在田里工作，很少人有自己的土地。
全国小农协会的数据显示，只有11%的土地所有者为女性。全国小农协会协调员布劳略·梅钦（Braulio Machin）说道：“合作伙伴和成员不容易是女性，他们的工作时间经常每天超过12小时...我们需要让农业生产变得更灵活，减少劳动时间和工作日程。”事实上，1997-2001年间，在农村的农场工作的妇女占18%左右，这可能与农场的工作难度系数较高且工作条件较差有关。
古巴国内的活动中还尚未做到真正的性别平等，还没有为妇女创造出此领域中最好的工作条件。从事鲜花生意的伊迪丝（Edith）说，她想雇佣更多的妇女，因为女人比男人工作得更好，养花也养得更好。但是，妇女出来工作也受到很多局限。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幼儿；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缺少照顾儿童少年的课后班。因此，女性往往被迫辞掉工作，或为了工作放弃照顾孩子。此外，工作条件往往很差，没有水或卫生间。工作时间表更有利于男性，妇女们需要更大的工作灵活性以便于她们能承担起家庭的义务。
Edith完成永续农业的课后，晓得收集屋顶流下的雨水｜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关塔那摩省的古巴动物产品协会成员育宾丝·布鲁克斯（Ynorbis Brooks），评价相关机构关于性别政策时表示：“他们一直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好的浴室、用餐环境、卫生环境以及其它一些对女性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合作生产基本单位“La Miriam”工作的女性工作者表示“在农场工作非常苦”，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她们会重新选择职业，在农场工作是情非得已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古巴的农村妇女离真正的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政策的支持、观念的转变、基础设施的改善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妇女在烈日下劳动|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陆 国民推动本土农业知识、创新与发明
古巴生态农业发展的十余年中，得到了农民、多个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支持，已成功地找到替代短缺的燃料、肥料和农药的方法，正如畜力牵引替代拖拉机和燃料使用；轮作，多种作物间作等丰富作物种植的多样化；绿肥，堆肥，蚯蚓养殖，豆科作物种植，生物肥料如菌根、根瘤菌和生物质等快速地增加土壤肥力；种子保护和生物防控替代化学农药。
在这基础上不仅推动了改革创新，还通过在田间实验、讲授等方式培训了很多农民，并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如今，农民的多项发明(如保存种子的方法、克服燃料短缺的农用设备等)已得到认可且作为农业创新被出版发行。可以说，人民群众作为创新者和改革推动者，是古巴生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地方发展的技术创新目录
此目录编制全国各地的本土创新共200余例，不单只介绍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和植物健康，也包括获得水源、可再生能源和建筑等。这些案例包括动物畜力牵引农具犁田，自制水稻插秧农具，害虫陷阱捕捉等；另一些来自合作社的发明，像骑自行车开动马达灌溉用水，利用猪粪制作沼气等；一些科研院养甲虫或自然田敌防治虫害，结合不同品种植物和草相结合研制动物饲料，提高牛群需要的营养；从楝树(neem tree)提取物控制植物病害的液体用作生物防治。甚至非政府组织发明了绿色地图，帮助社区确定社区的自然资源，促进公众广泛参与保护它们。
二．发明专利与成果共享
国家鼓励有强烈实验愿望的农民行动起来，并且实验总是先于创新，这使得古巴国民普遍坚信，他们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何塞·卡西米罗(José Casimiro)就是一个成功例子。他是在圣斯皮里图斯全国小农协会组织的生态农业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农民之一，他凭着不断的尝试，克服极度缺乏石油燃料的难题，发明了一种被称为multiarado的多用途耕种工具，最近通过了专利申请。
multiarado是一个安装在简单框架上的工具，可以被安置在不同的位置。这个工具有多种用途，与土壤接触面小，使人们工作起来更轻松和灵活，且与传统的动物牵引农具相比其适用的范围更大。有了这个工具，人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耕作项目。科技环境部、国家创新协会、科学技术论坛的代表们，都批准了Casimiro为当地农民制造multiarados工具。
生态农业项目实施过程中，创新意识普遍存在于古巴人民的脑海里，且与强大的团结一致和互惠主义紧密结合。实地考察中笔者碰到许多有创造力的农民，想看看农民发明的独特设备，但结果却发现，农民发明出来的设备已经被赠送或借出去了。幸运的是，关塔那摩市的农民罗伯托·迪奥斯(Roberto de Dios)与笔者分享了他设计的水稻种植机。这台机器能够翻土并以相等的距离播撒种子。“我用旧自行车轮子做的这个。这个小机器能够每隔15英寸播撒一粒种子，每排20英寸宽。从来没有失败过。”在大多数国家，技术创新几乎都被立即申请了专利或认证。然而，在古巴农业方面的创新在它们被申请专利之前就已经在整个农村迅速共享和传播了。
Roberto设计的水稻种植机|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三．农业创新参与计划
农业创新参与计划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由于该计划的实施，使农民能够大胆的去试验，并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植物育种项目2007年的报告显示，农民在参与该项目后取得了很大收获。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该项目帮助他“开辟了新路径”。
该项计划在2000年以参与植物育种计划开始，成立的目的是稳固当地的种子系统，因为种子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是全国农业科学研究所，来支持农民选择种子。目前，这一计划已经遍及古巴14个省份中的9个，大约8000个生产者从中获益，占到了中小生产者的2%。
自2003年以来，由农业创新参与计划支持的一些重要项目有“农业生物多样性展览会”和“示范区”，它们在促进种子获取、提高遗传多样性和介绍分享概念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区域农业创新计划为所有参与的社区提供了有丰富遗传基因的种子，以供农民选择。这样，农民就可以直接参与选择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符合社会经济现实的种子。
一个合作社成员在种子交易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水稻种子｜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区域农业创新计划的参与者伟丁拿·玛德如丝（Vestina Mederos）在水稻种子的保存和多样性方面，与她的丈夫和儿子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和教训，收集了106个大米品种，进行了测试和选择，直到剩下50种；这些品种的四分之三是很好吃的，但收成比较小，所以现在只集中种植三种最高产量的品种，生产比以前多30%。
Vestina负责保护水稻种子银行，拥有五十种水稻种子的她经常与不同省的农民交换种子和优化种子质量的心德，因为参与该项计划，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从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并有机会与来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访问者分享经验。他们还保持着玉米和豆类的种子银行。保持种子有其困难，费时费力，没有资源这样做。她还关注并积极参与举办各类种子交易会，特别是举办水稻种子的展览。现在，因健康有问题，她不能经常到农场，已在近几年转做家庭式食品加工果汁。Vestina说“我爱这片土地，很希望自己能年轻20岁，那样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做攵更多的事。”
农业创新参与计划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支持在土壤保护方面的创新。马里奥·加西亚（Mario García）就是一位成功的土壤保护农民。他所经营的农场，其陡峭的山坡上经常发生土壤流失现象。在区域农业创新计划的支持下，García于2000年建立了三个等高的沟渠，以保护土壤。起初，García的孩子不相信它的作用，并认为它们阻碍了动物畜力。但García仍然坚持说服他们等待并观察结果。水土保持的结果是，García成功地提高了他的家庭农场产量，其中喂养动物的甘蔗、几内亚草、皇竹草的产量也有所提高。他指出，“只有一小块土地的农夫都可以生产他想要的。”
此外，区域农业创新计划还改变了农村家庭的饮食。例如，鼓励国民食用蔬菜，这在古巴农村是很少有人吃的。他们还吃更多的香蕉，并且种植自己的土豆，以前块根和块茎类食物都是在商店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产量和收入的增加，以及外部进口量的减少都是区域农业创新计划的积极影响，它还进一步鼓励本地创新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奥尔蒂斯Ortiz et al.，2010）。区域农业创新计划的协调员和发起者温贝托·里奥斯（Humberto Rios）指出：“专家们常犯一个错误，他们相信他们是有决定权的。事实上，我们必须给农民空间，为他们提供替代品和选择，不只是‘技术打包’。”
四．城市农耕自学篇
在圣何塞德得拿哈的小镇内，法奇（Franchi）只有0.3公顷在私人的农庄，一行行用小石头堆起整整齐齐的菜圃：高脚白菜、菠菜、蒿苣、葱等等。亭边是小小的销售亭，每天菜圃里的新鲜蔬菜就在这里出售，名副其实地成为社区的菜篮子。
Franchi获得了古巴农业局颁发的最优秀农民奖，全国只要27个，而他是其中的优秀典型。
Franchi曾经到过安哥拉当兵，干了二十多年建筑，带领一队工人建学校、幼儿园和住房。1997年，他落地归根，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培育土地。法奇在城市成长，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原来生于农民家庭，还曾经读过一年的种子改良课程。
Franchi的农庄培育了差不多二百种生物，大家和平共存。Franchi用自制的家庭配方，循环再用农地的有机物料制造有机肥和有机驱虫剂；他更化腐朽为神奇，用1公升可口可乐塑料瓶，配上医疗用的输液定时器，创造了一个小型浇水系统。他将可乐塑料瓶一边插小管连着水源，当瓶子盛满，浇水系统就会自动启动，瓶子向前倾到，直至瓶内空空如也，瓶口上升，系统就会关上。等待瓶子再次灌满水，开启另一轮浇水任务。法奇废物利用，用医疗输液用的定时器，控制每天浇水时间。这个小型系统最适用于种植香草的小花圃。
Franchi已经接待过无数国内外访客，出席过大大小小国际会议、还有跟大学老师讨论、演讲和分享经验等等。某个星期天，一个农业部门的植物防护官员，领着某某领事造访，介绍他田里有这些那些害虫病毒。他笑问那主管：
你看不到我田里有不同味道，叶子有不同深浅的绿色吗？害虫都被这些搞糊涂，无所施其法呢！何况，害虫病毒如果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话，也不能算是害虫，自然界里的昆虫有不同的功能，它们互相制衡，和谐共存。
Franchi说他的生态农业只影响了附近一个农民，“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我现在的知名度，去影响高层决策者。这些人经常带不同的团体来造访，我希望他们的政策会更注重生态和农业的关系。”(陈Chan，2009)
Franchi化腐朽为神奇，用1公升可口可乐塑料瓶，创造了一个小型浇水系统｜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五．科学技术论坛和农业推广运动
科学技术论坛和农业推广运动对农业技术创新和发明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论坛是由国务院、国家创新协会、全国都市农业集团、农业部和科技环境部赞助的。论坛汇总了每个集体（例如合作社、学校、工厂和乡村企业等）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召集工人和农民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该论坛促进了以地方知识和资源为基础的生态农业问题的解决。每次论坛都根据生态农业实践表现给与奖励，设有奖品颁给包括基层（合作社、国有企业）以及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项目在内的最优秀者，奖品包括日常生活用品、数天的渡假酒店住宿及膳食、证书等等。
农业推广系统创建于2000年，农业部旨在运用这个系统来鼓励和支持国家及私有部门的技术创新发展。该系统由国家和科技环境部合作运营，它提供推广、创新的资金支持，并负责技术转移和宣传。农业推广系统由来自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门的成员组成，随着生产者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全国小农协会、古巴农林业协会和古巴动物产品协会等组织，除了负责科学政策的部门外，还参与了科技环境部的所有扩建项目。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合作，此次运动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全国各地的农民、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
农业推广运动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它使用了一套多样化的方法论工具，如在引进和推广农业创新时使用参与式方法来解决问题，使用口述历史、歌曲、电影和摄影来表达和再现过程。此外，还包括多渠道获取数据、参与观察、田野笔记、研讨会、报告、访谈、电台和电视台广播、报纸刊物、小册子、时事通讯、杂志和书籍，甚至社会媒体等方法。
柒 结 论
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古巴已经在生态农业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
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条件，运用低外部投入的农业来提高国内粮食生产；
分发闲置的土地给有资源、知识和技能的人，以便可持续地生产食品；
使国家的物种和作物多样化，进而丰富了古巴人民的饮食；
在农业下放和减少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方面取得了进步；
加强和支持合作社的活动，合作社在组织、管理、生产和销售方面具有较高生产率；
增加了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形式，如津贴、社会认可和提高他们的产品价格；
刺激了当地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粮食安全；
提高农民的意识，在农业生态学、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达成从传统农业过渡到生态农业必要性的共识。
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古巴对实现粮食安全和主权已采取了重大举措。为实现这些目标，农民、决策者、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都运用了自己的知识共同工作。
事实上，古巴农业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难题”，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例如：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急需提高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资源投入；
为及时收集和分配食品及农产品，应建立更高效的运输系统；
为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需建立更有效的市场机制；
为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机构提供管理支持、技术援助和资金，以建立可参与和平等的合作；
使用农药的地区，要促进其合理利用，避免经济上的依赖性和遇到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为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有机认证食物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奖励措施；
保持国家在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方面成绩的同时，权衡转基因种子和其它依赖外部高投入方法的风险；
提高妇女就业和在农村中当领导的机会。
古巴，作为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小国，是如何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地方发展、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方面积累出如此独特的经验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1）首先，国家一直坚守其政治承诺，从而确保和维持了社会成就。
（2）其次，古巴私营和国营市场的管理都没有受到跨国公司或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干扰。
（3）第三，尽管面临着全球的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但古巴依旧坚持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并继续供应全体国民生活所需的基本食物。
正因为如此，古巴建立了一个以确保粮食安全和主权功能的独特的社会经济体系。像古巴这样的可持续农业运动，既得到了农民和一般民众的广泛欢迎，又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并不多见。
古巴在农业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能被拉美及世界各地的其它国家学习并效仿吗？答案是肯定的，尤其对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困难的国家是非常适用的。本土发展计划是任何农村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像古巴这样的小国，都可以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国际认可，那么其它资源更丰富的国家一定会有相似或更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效仿古巴经验的关键在于国家和人民是否有这样的意愿，而关键问题是：是否有政治意愿。
作者简介
爱德华多·费依以博士
(Dr.EduardoF.Freyre)，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的教授，专门从事农村社会学，农业可续发展和生物伦理学已经27年，他曾在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讲授可持续农业发展，目前在香港工作和生活。
陈美玲，曾与香港乐施会在亚洲和非洲工作超过12年。2005至2009年间，她在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做农业政策研究，特别是激励小农的机制和农业生态学；又在首都一个都市农场工作两年。
社区伙伴介绍
这份报告由社区伙伴资助和支持出版。
“社区伙伴”是一个社区发展组织，于2001年5月由嘉道理基金会创办及资助(经由麦哥利夫人所管辖的基金部分)。嘉道理基金会成立于1970年，创办人贺礼士嘉道理勋爵一直秉持“助人自助”的信念。社区伙伴一直致力于推广生态农业，以期重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社区支持农业”是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期望透过与社区协作者的合作，在尊重本土农业传统下，把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让都市人感受生态农业对维持传统农业价值、保护自然生态、保留传统文化、建立社区关怀、以及个人生活和健康，均有其重要性。
可持续农业在中国发展现状
（一）社区支持农业——回应本地需求的公平农业方向
●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是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对农业发展关怀出发，成就的一套理念和行动。这个从城市消费者开始，支持生态农耕和食品安全，重建产销互信互助，共同承担风险的运动，放在21世纪中国，与时下热议的食品安全、三农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生活异化等等现实问题相呼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及另类选择的可能性。
近年，经过本土实践者反复的探索与尝试，CSA的理念和模式逐渐在中国一些大城市落地生根，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和小农户的认可，并对于以上所提到的现实问题给出了另一种从生活出发，其核心都是朝建立一个本地生产、能够共同承担，同时回应本地需求的公平农业方向发展。
自2009年以来，因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广西爱农会和四川安龙村模式的示范效应下，CSA的概念和操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迅速传播，一时成为媒体、消费者、NG0、农场、企业及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综观各地不同的「社区支持农业」，我们可以归纳四种较为普遍的模式，与及其市场化及组织能力的关系；包括：农夫市集、共同购买、合作社以及社会企业。
● 小农户在CSA中的参与性及主体性增强
农民参与CSA或有机农业的主要动机是保障可持续生计。四川和广西两省有更多本地农户参与在CSA的运作中，并与消费者有较多直接交流机会。从推动者来看，四川方面更多是当地从事环境保护和农村发展的机构在支持小农转向生态农业及促进小农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例如，河流研究会、绿心田、华德福学校等公益组织在城市中开展了很多消费者教育活动，通过媒体、剪报、组织消费者到农户家参观、推动城市农耕、组织农夫市集、农友饭局等。
广西地区则是像爱农会这样的消费者组织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支持小农是他们一贯的立场，多年的运作令他们积累了相当的支持小农的经验。09年之后它们也有更大的发展，不仅仅依托爱农会本身的平台扩大与农户合作的范围，同时也支持年轻人在CSA领域的创业。
广州地区由于城市化条件的限制，目前本地生态农户已经较难找到，但广州的机构十分着意于寻找小农户，例如香山坑、慢生活馆、甚至悦意生活馆，努力推动消费者与农户的互动。此外，如绿耕等组织也在向消费者展示周边农村，促进直接互动和认识。
此外，北京地区近年出现的有机集市亦十分受欢迎。小毛驴农场基本上是一个包括配送份额与劳动份额的综合农场，它推动消费者组织、与国仁绿色联盟共同支持生产者合作社，协助合作社向生态农业转型。小毛驴亦推动CSA网络的交流平台，在全国推动消费者运动和CSA农场建设、政策研究和倡导。
资料来源：社区伙伴网站，http://www.pcd.org.hk。
（二）社区农墟与社区支持农业环环相扣
● 案例1 爱农会带动社区支持农业
土生良品饭店|图片来源：《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
爱农会，广西柳州一家民间机构，与周边山区近400名农户合作，为城市人寻找提供无农药添加的农作物和家禽。2005年在柳州城区创立了土生良品饭店，2010年2月新开张了社区农墟。
爱农会不是支农会，是在做社区支持农业。他们通过食品安全谋利，并用所获得的利益来支持合作的农民。爱农会做了很多富有创意的工作，在演绎社区支持农业方面有很多非常本土化的行动。他们的主要做法是，釆取保守发展的模式，根据城市平台的需求量来决定农户的参与程度及数量，保证供不应求，而在广泛的家传品种传递中，像本地土香猪，家传土鸡等都以预付的形式免费传递给农户，产出的产品由爱农会统一回购。
如此一来，农户就免去了很多风险。与爱农会合作的农户，在柳州一带，有四百多人。核心的二十几户示范户为爱农会供应主要的大米、土鸡、稻间鸭、香猪肉、青菜，其余的各家零星提供个别单品，如鸡蛋，豆类等。最为重要的是，爱农会不贪于成长的速度和规模，在与农户沟通的时候，也不会要求农户完全放弃现有的耕种方式，而是希望农户能够快乐、安心的参与到他们的尝试中来，希望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有活力的、另类于主流农业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同时，在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得城市人和农夫、农夫和自然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有人情味。爱农会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农户的生态农产品提供销售途径，并通过经营土生良品饭店和社区农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资料来源：比邻泥土香（第一期）
（三）中国的生态农业运动
我国生态农业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庄子所代表的“顺天”思想就强调“天人合一”，即把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古农书《吕氏春秋》中就明确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在《齐民要术》中使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发挥为“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少力而成功多”。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的生态农业运动，在解决现代农业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90年代，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有机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果。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统计，中国有机农业土地面积已达到亚洲第一。
但是，过去人们对农业的功能主要定位在经济功能上，而农业不仅要有经济功能，同时也强调它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要理解农业的生态功能，首先就要重新认识农业的概念。我国农业与生俱来的特点：一是生产、生活过程合一；二是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合一。这是小农经济与生俱来的特点，但往往被忽视。所以，当我们谈发展生态农业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它的生产过程，而是要推动一个富文化及生态内涵的新一波绿色革命。
● 案例2（贵州黎平流芳村）：发展有机农业，任重而道远
流芳村侗族村寨|图片来源：南方周末记者鲍小东
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流芳村是一个蕴含着传统生态文化的古老村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沿袭传统农耕方式，不需要使用化肥和农药，土质肥沃，为进行有机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作为一项侗族地区长期实践的农耕方式，以稻田为基础的“稻-鸭-鱼”共作农耕方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义。该模式的基础和核心是水稻的有机栽培。只有有机的栽培方式，才能确保水源的无污染，才能保证鸭鱼安全，共作模式才能形成。
2005年，在社区伙伴和贵州大学的支持下，流芳村民试验种植了30多亩有机水稻，涉及农户12户，当年效益显著，稻、鸭、鱼喜获丰收。稻谷销售价格比常规种植高40%，农户效益明显增加。
2006年，经乡、村两级研究决定，支持有机农户成立有机农业协会。群众投票选举产生了协会会长、副会长，成立了生产小组、监督小组、市场小组、财务小组。全村142户均加入协会。并于7月17日在县民政局注册，正式挂牌成立。协会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利用本土资源、本地物种，保持传承传统文化，增加农民收入。
在发展有机农业过程中，协会经常召集群众会议，宣传有机农业知识和有机农业发展前景，开展技术培训，组织技术及品种试验。短短3年，全村142户共538亩稻田全部实行有机种植，2006年获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机转换认证，2007年获有机产品认证，已初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多赢局面。
此外，在发展有机农业运动中，农民的生计也必须考虑。增加农民收入，并不是单纯的现金收入。除了要考虑农民的劳动投入及其他成本的投入情况，计算其产出；还应该考虑发展有机农业带来的生计方式的多元化，物种的多样性，有机农户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增强，健康状况的改善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以及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等内容。
资料来源：中国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发展研究
（四）中国农民生态农业创新
● 案例3 安金磊：倾注在土地上的行与思
安金磊曾经是国营农场的农业技术员，因为不同意也反对常规农法对土地的伤害，开始走自己的可持续农业之路，潜心实践“顺应自然、合其天性”的农耕。安金磊坚持了十多年，经验丰富，对自然和土地的感情，对可持续生活和三农的看法和精神，感染了很多后来者。
20世纪90年代初，安金磊从农校毕业来到巨赞农场工作，身背手压喷雾器，走在分到自己名下的60亩果园里，按照规定的步骤给果树喷农药，给间作套种的玉米打除草剂，脸上一片茫然。一是因为此前他从来没有做过农活儿，二是因为他很不适应那农药和除草剂的味道，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触土地后，他开始对自己在农校的整个学习成果质疑起来——“整天都说高产，可是高产就是一切吗？”干农活时，他已经发现，田里的蚯蚓是最好的松地能手，而不用除草剂，看上去比起上化肥的庄稼产量少了，可是植物“明显长得好”。用农药，土地和庄稼全部是死路一条。到了第二年，他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这一年，小安的西瓜地里不仅没有出现一棵病株，而且西瓜味道明显地好于别人的地块！他为此还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品质检测奖。他种植的西瓜因为被检测到明显的抗癌元素而被授予“抗癌西瓜”的称号。
在“抗癌西瓜”的小小成功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认定的“理论”：果树地里需要搞间作。高的树木，次高的麦秆，贴着地面的草，上下错落，对于光、肥、水的利用并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主要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肉眼无法分辨的土壤微观世界中，也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其中除了土壤和农作物以外，还包括诸如苔藓、杂草、各种昆虫、微生物、细菌等等。它们之间既依存又制约，正如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之间，环环相扣，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土壤的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祖先有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为地干预、打破这个历千万年而形成的平衡一定会招致危险。
资料来源：社区支持农业网站.http://www.pcd.org.hk/csa/gb/internship02_03.html。
（五）中国农民生态农“学以致用、因地制宜”
● 案例4 刘以兵：谷痴狂农
刘以兵是柳江三都根坡屯的一位与水稻和鸭子都有着深厚感情的土专家。回家做农民之前，他在柳州以画画为生，他中意山水，但突然有一天，发现山不再是从前的山，水也不再是以前的水了，自己也不愿像机器一样，整天不停的画。于是便扔掉画笔，归家种田。
2000年4月，他回家尝试搞生态农业，用传统的方法种地，没成功。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去哪里找技术，前面是不是有路。2006年，有幸参加了香港一家机构组织的永续农业培训，这次培训给了他“新”的视野，但办法老一辈是用过的，就是在稻田养鸭。培训中他还学会了韩国农民的做法，比如：制作发酵营养液，收集本地有益微生物等等。
“学以致用、因地制宜”是最重要的，培训之后，谷痴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水稻的生长，琢磨养鸭的一些小窍门。研究选种、泡种、育秧、放鸭等全过程。第一季水稻收获过后，马上要进行二苗的插秧，时间很赶，于是刘以兵便直接把稻草撒在田里，然后插秧。
一段时间过后，村里的人问稻草去了哪里，他说：稻苗饿了也要吃饭啊，已经被他们吃了！谷痴说：“搞生态是我的兴趣，同时也使自己变得更健康。不用农药化肥，越来越省力，拿着一根常常的竹竿去放鸭子，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关于种水稻，我还在不停地学习、探索。买农药回来杀虫，实际上是在杀我们自己，要其他生物没了生存空间，我们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资料来源：社区支持农业网站.http://www.pcd.org.hk/csa/gb/internship02_03.html。
（六）农民田间学校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大面积开展的“绿色革命”取得粮食增产效果显著的同时，也导致了亚洲国家面临在水稻生产中过分依赖化学农药、次要害虫频繁暴发成灾等问题。1980年，由澳大利亚、荷兰和阿拉伯海湾基金会提供资助，正式成立亚洲国家间水稻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项目，并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分阶段实施。后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提倡下，农民田间学校作为一种新的农民培训模式被推广到其他水稻IPM项目实施国家。
1989年，中国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资助下在广东、福建、江苏和湖北、湖南分别进行了田间培训农民的试点工作，1992年，中国派专家赴印度尼西亚考察水稻IPM农民田间学校，回来后参考他们的做法，尝试性地在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开办田间学校。同时亚洲开发银行借鉴FAO培训的新经验，资助湖北、山东开办棉花IPM农民田间学校。
通过釆用“农民田间学校”方式培训农民，体会与以前传统培训方式有较大区别，它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之能主动融入到学习中来。具体而言，一是培训理念的转变：做到了以“农民为主”、“能力为先”、“自下而上”，强调以农民为主体，一切活动以农民为中心，由他们参与培训活动决策全过程，而技术人员、辅导员、政府、农业部门则积极组织、配合，并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培训方法的转变：“以农民为主心，以田间为课堂，以实践为手段”，要求充分挖掘农民的知识、实践经验、技能、示范带动能力，做到“经验共享”，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农业生产实际，针对具体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在生产实践中学习。
三是培训课堂的转变：充分利用“参与式、启发式、互动式”学习模式，做到“农民动口、动脑、动手”。培训课堂实行小班制，组建班组，分小组进行，力求生动活泼，与学员互动启发，双向沟通，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带着问题来学，做到学以致用。
资料来源：农民田间学校(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ANAP(2006).InformedeldecrecimientodeasociadosenlasCPAduranteelano2005yelprimertrimestrede2006.
[2] BarrerasFerran，Ramon(2009).“Suelos:mitigarlaerosionyrecuperarareas”，enTrabajadores.28denoviembrede2009.Disponiblehttp://www.trabajadores.cu/news/2009Z10/18/suelos-mitigar-la-degradacion-y-recuperar-areas
[3] Chailloux，Marisa(2008).“ComercializaciondeproductosagroecologicosyorganicosenCuba”.PonenciapresentadaenelEncuentrodeAgriculturaOrganica.Abrilde2008.
[4] ChanMayLing(2008).“LaMiriam.VocesyexpectativasdeunaUBPCexitosa”，enRevistaCubanadeAgriculturaOrganica.Ano14，No.3，2008.pp.2-6.
[5] ChanMayLing(2012).UnfinishedPuzzle，CubanAgriculture:Thechallenges，lessonsandopportunities，FoodFirst，2012.
[6] 陈美玲(2012).古巴的农业革命：《古巴对农牧业生产者的激励措施》，2012，还未出版论文。
[7] W.F.Chan，M.L.Chan，2009.《敲打天堂的门-古巴》，大家出版物社，台湾，2009。pp.37-38.
[8] FundoraMayor，Zoila(2008).“ElmensajedeCampesinoaCampesino:unintercambiosobretecnicasclavesenBahiaHonda，PinardelRio”，enRevistaCubanadeAgriculturaOrganica.ACTAF.No.2，2008，p.33.
[9] FernandoFunes，LuisGarcia，MartinBourque，NildaPerez，PeterRosset，(2002)，etc.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Resistance，TransformingFoodProductioninCuba.FoodFirstBooks，2002.
[10] Funes-Monzote，FernandoR(2009).Agriculturaconfuturo.LaalternativaagroecologicaparaCuba，IndioHatuey，Matanzas，2009.
[11] Lopez，Teodoro(2004).Organizacionyestructuradelsistemadeextensionagraria.SEA.Descargableen:www.cipav.org.co/RevCubana/fullart/1201/120102.doc
[12] MachinSosaBraulio，RoqueJaimeAdilenMaria，AvilaLozanoDanaRocio，yRossetPeterMichael(2010).Revolucionagroecologica:ElMovimientodeCampesinoaCampesinodelaANAPdeCuba.ANAP.LaHabana，2010.
[13] Martin，LucyyRaquelReyes(2008).Elalmadelmunicipioeraelingenio.CincoanosdeacompanamientodeldesarrolloagropecuarioenLasTunas.ACTAF，ACPA，ANAP.Oxfam.LaHabana.
[14] OrtizR，AngaricaLydiayMisteliMargueriteSchmid.Disenoyevaluacionparticipativadeefectosdirectos(cambiodeactitud)enproyectosdeinnovacionagropecuarialocalCultivosTropicales，2010，vol.31，no.4，p.12-19.
[15] MinisteriodeEconomia(2008).SituaciondelasSolicitudesdeTierraalAmparodelDecretoLey259，20octubrede2008
[16] NovaGonzalez，Armando(2009).“LaProduccionAgricolayPecuaria2008”，enBoletinCuatrimestraldelCEEC，abril.CiudadHabana，2009.
[17] Ruiz，Antonio(2007).“ValoralaANAPlaestrategiaagroecologica”，enRevistaCubanadeAgriculturaOrganica.ACTAF.No.2，2007.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