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解决农村的各种问题时，还差点什么？
来源: 深耕田野 发布时间：2022-05-14 阅读：2596 次
“最近这几年，我时常会反思过去的工作并感到焦虑：看到农村的需求，我们就风风火火、一腔热血地去干，虽然看似在解决问题，但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做的事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促进社会改变还是开历史倒车？解决问题，就够了吗？社会结构给‘三农’设定了位置和命运，也就设定了我们在农村工作的‘框’——我们如何理解和触碰这个它？”
1、无法回应的村民需求
2006年，我从学校毕业，到云南的农村驻村工作。那时候，成天去村民家访谈、跟村民上山，主要是了解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生姜”的情况。
当时的团队之所以把生姜作为一个切入点，是因为生姜产业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在种植方面，一种村民称之为“姜瘟”的病害可以让生姜在地里烂成一滩水。以前村民种1斤姜可以收10斤，现在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生姜就没法种了；在市场方面，生姜的价格每年、每周乃至每天都会有变化，村民总是跟不上市场变化，种姜、卖姜这件事，对村民来说也充满了赌博的意味。
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当地生姜产业的衰败，又影响了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一下子少了很多，留在家的村民也在尝试各种办法谋出路。一个热闹、有活力的少数民族村子，突然就与中国绝大部分村庄一样，变成了一个近乎空心的村子。
说起来好笑，那几年，我在村里要了解生姜的情况，所以逮到人就问生姜怎么种、怎么卖……结果，村民都以为我是去帮他们卖生姜的，因为他们想要好一点的价格、大一点的市场，但在现实中没得选。这是村民的需求，也是当时村里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我去卖生姜？这不是团队给我的任务。所以，进村半年后，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期待，也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回应这需求，于是提出了辞职……
十年之后的2016年，在广州北部的村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故事。村民大量种植砂糖橘、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首先是市场价格波动让大家苦不堪言，然后又是黄龙病肆虐、导致橘树大片大片地死掉。也就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砂糖橘这个产业在当地基本消失。而原本留在村里、可能一辈子都没出去打工的中年人，也都往外走了。
干农村工作的，把村民都干跑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2、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生姜的问题不只发生在云南，也在南方各省、甚至山东等地现身；砂糖橘的悲哀，早已在广东省的其他地市上演过多次，如今也威胁着江西、广西等柑橘种的大省。至于每年卖不出去、只好打悲情牌促销的香蕉（在海南）、菠萝（在湛江）、芒果（在广西）、白菜（在山东）……似乎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所以，就算我当时真的去卖生姜、也卖得很好，能逃得过姜瘟吗？好，即使我们后来改变种植方式、发展生态农业，是没有姜瘟和黄龙病这样的威胁了，但市场的问题也一直突破不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在农村工作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好像迟早都会碰到一个框，这个框是封闭的，也是最难突破的。就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蔬果，不同的村庄，都在重复同一种命运。
那么，这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碰的那个框，又是什么？
今天，当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更多社会组织进入乡村，我们也一样会面临这样的拷问。因为一进场，我们就发现，乡村的需求实在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留守人群需求突出、产业发展困难、传统文化衰败、生态环境恶化、社区互助系统瓦解、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每一项又可以继续细分，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
但，干这些事，会不会也碰到某个“框”？每个村子都有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去想，“这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
3、从“眼前的问题”到“正面那个框”
去年，我跟一位在云南做困境儿童服务的师兄走了一趟，听他讲了困境儿童的种种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他们做得非常扎实，也跟政策和政府资源对接得很好，确实是能够编织一张社会支持的网、兜住困境儿童可能被毁掉的人生。但师兄也说，这些孩子长大后，绝大部分还是会进城打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新生活——这也算是一种正常的人生了。
可是，这种“正常的人生”就是困境儿童的出路了吗？我总是想，这是不是将“生病的韭菜”发展成“正常的韭菜”了呢？这种“被收割”的命运，到底有多不同呢？困境儿童服务，似乎在这里就碰到了那个“框”——社会结构为这个人群设定的位置和命运。我提出来跟师兄讨论，师兄说，最想做、最期待的，其实是这些儿童长大了能像他一样，选择别样人生、服务家乡里的更多人。但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必然要正面那个“框”，理解它、触碰它、改变它。
师兄的思路是清晰的，因为他既知道那个“框”是什么，也在踏实地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进入乡村振兴领域、干农村工作的青年们呢？我们怎么理解“框”，选择从哪个问题开始干起，又怎么打通从“眼前的问题”到“正面那个框”的路？
这几年，我时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并感到焦虑：看到农村的需求，我们就风风火火、一腔热血地去干，虽然是在解决问题，但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干的这些事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到底是在促进社会和历史进步，还是在开历史倒车？解决问题，就够了吗？
这个问题或许不合时宜。因为公益行业是特别强调需求/问题导向的——这是行业价值的证明和专业性的支撑——所以，要在这些方面特别钻研，这几年更会细致地讨论“痛点”、“用户画像”，但同时，也不怎么谈社会分析和价值观了。行业里发展得越来越精细的，是方法、手段和工具，以及这些凝结为一体的“产品”。
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这些是不够的——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将这道理说得很明白。当时争论的双方其实都认同，既要研究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也要发展使关心问题的人都认同的理想。因为这些人想要改善社会的动力和投入度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差，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讨论也是值得借鉴和重温的。
解决问题，就够了吗？
对于行动者来说，没有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也无法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这么大的命题时，这两个视角尤其重要。社会结构为“三农”设定了相应的位置，也就设定了我们参与乡村振兴必然会碰到的“框”；要理解这个“框”，又必然要重回其历史脉络，并从历史的实践中获得启示。这就是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