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经济效益较低的粮食作物，比如水稻、玉米、小麦等的生产一定会遭到市场的排斥，生产面积一定会逐渐萎缩；而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瓜果、苗木、花卉一定会受到农民的欢迎，生产面积会逐渐扩张。这就是“非粮化”。

胡靖老师认为，“非粮化”既是市场经济趋利避害、追逐利润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增收的一种重要渠道，但是“非粮化”会导致粮食减产，继而影响粮食安全、粮食主权。粮食既是商品也是生活必需品，仅由市场进行选择和调控，必然会威胁到公共利益。大家对于“非粮化”问题怎么看，欢迎读者来信讨论，来信请发邮箱：shiwuzhuquan@126.com

本文是胡靖老师原创，感谢胡老师授权食物天地人首次发布！

作者｜胡靖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广东省乡村振兴智库专家，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粮食安全等问题。

责编｜大明

后台编辑｜童话

浙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搞得有声有色，形成了“浙江模式”，现在全国都在学浙江。

“浙江模式”的核心是村、镇的加工业、制造业、旅游业发展得非常好，农户个体、家庭农场、合作社、股份经济等一起上，农民在家就能就业、创业、挣钱。

这的确与其他省份有些不同。而且浙江的村、镇两级行政机构也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积极做好村庄的规划、引领工作，保护好“绿水青山”，由此避免了发展的混乱、无序。所以“浙江模式”确实是一种“模式”。

但是长期看，“浙江模式”也面临一个矛盾与平衡的问题。这就是应该怎样认识粮食安全？或者说农业究竟应该怎样搞？

浙江的市场机制非常活跃，如果说是全国第二，恐怕没哪个地方敢说是全国第一。但是在市场的驱动下，农业的产业结构会有一种大趋势，这就是经济效益较低的粮食作物，比如水稻、玉米、小麦等的生产一定会遭到市场的排斥，生产面积一定会逐渐萎缩；而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瓜果、苗木、花卉一定会受到农民的欢迎，生产面积会逐渐扩张。这就是“非粮化”。“非粮化”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增收的一种重要渠道。

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农民收入迅速提升的过程中，浙江的粮食生产不断萎缩。2020年浙江粮食产量只有605.7万吨，什么概念呢？浙江常住人口6468万，粮食需求总量超过了3234万吨。这就是说，浙江粮食自给率可能不到20%，缺口在2500万吨以上，其中口粮也有400万吨左右的缺口。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又是基础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浙江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国际、国内粮食市场供给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粮食市场会非常充裕、繁荣。但是，一旦国际、国内粮食市场出现问题，供应链中断，“浙江模式”几乎立即就会遭受考验，超市的货架上甚至米面都买不到。

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导致市场价格的紊乱和一定的社会危机、动荡，会对现代化进程构成全面的威胁。

所以，严重依赖国内、国际粮食市场的“浙江模式”，虽然有其显著的优势，但也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是需要警惕的。

图1：浙江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趋势，数据来自FEDS数据库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五个目标，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并没有明确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寓意。这就导致各地在“产业兴旺”的种植业结构安排中，很容易以“浙江模式”作为榜样，优先发展能赚钱的经济作物，同时排斥不赚钱的粮食生产，由此导致“非粮化”蔓延。

目前“非粮化”在全国非常普遍，浙江不过是比较典型而已。同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福建的情况与浙江非常相似，粮食产量也是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粮食供给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口粮均不能自给；同为“主销区”的海南，2020年播种结构只有39.1%，大量的耕地资源、播种面积资源，在市场的引导下，是用于水果、蔬菜的种植，而不是生产粮食，导致海南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152.6公斤/人（2020年），粮食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即使是贵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地区，大量优质的耕地资源，也是优先用于种植能赚钱的西瓜、葡萄、蔬菜、苗木等，或干脆直接建设成为啥也不种的湿地公园、园林公园。2021年成都的粮食产量只有225.9万吨，粮食赤字在800万吨以上。四川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产粮区，在 2000年以后，就已逐渐沦为缺粮地区。

图2：四川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数据来自FEDS数据库

“非粮化”存在蔓延的机制和趋势，直接威胁国家发展的基础，为此就一定需要政府介入。从全球经验看，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一般都会得到政府全方位的支持，“绿箱”政策从教育培训、技术推广、农业贷款几乎覆盖了粮食生产的全产业链，美国每年为此的财政投入数以百亿美元计。这当然不是要替代市场机制、否定市场的作用，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的安全问题、可持续问题和粮农的机会成本问题。

这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责任。即在任何地区，粮食安全都是一种公共品，都需要政府“购买”，不能完全指望市场。政府如果不“购买”，对此存侥幸心理，就不可能获得粮食安全这种公共品，发展的基础就始终存在隐患。

“浙江模式”的问题就在于此。“非粮化”符合农民的眼前利益，还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这并不能说明“非粮化”的市场化政策就是正确的，就能自动保障粮食安全。在大多数地区，当政府假市场名义，拒绝保护耕地资源，拒绝建设高标准农田，拒绝支持粮食生产时，政府就已经明显缺位了、失职了。粮食生产必然萎缩，产量必然下滑，区域发展的基础必然出现裂痕。

幸好国家在东北、华北的“主产区”地区，没有放任“浙江模式”的蔓延，而是千方百计抓住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保面积、保产量，由此才基本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换言之，正是有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政策性“兜底”，“浙江模式”才有机会成为一种市场化“模式”。但是很显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仅靠东北、华北地区的七、八个主产区省份，是靠不住的。

所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7个“主销区”、13个“平衡区”[1]的各级政府都需要认真领会“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精神，谨慎处理好“产业兴旺”中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与平衡，不能总是想着“搭便车”。只有守住了区域粮食生产的产量底线、播种面积底线，“浙江模式”才具有可持续的借鉴意义

今天，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各个村镇为了吸引游客都在千方百计。有的搞油菜花，有的搞杜鹃花，有的搞紫罗兰，有的搞薰衣草，八仙过海，有的还不惜重资建设玻璃桥、索道。但是这多少有些冲昏头脑，偏离了农业的本质，偏离了农业美学的本质，更动摇了粮食安全。其实最美的、最有诗意还是稻花、麦浪、甘蔗林。

2022年8月，四川眉山

注释：

[1]：1998年以后，我国完成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将全国31个省级以上区域，划分为主销区、主产区、基本平衡区这三块。主销区是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主产区是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内蒙、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以及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其他是平衡区。如今，主销区粮食产量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