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供销社，为农村社会注入平衡性力量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2-11-15 阅读：1311 次
导 语
自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来，市场依靠其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期的背景下，“完全开放市场”的呼声甚嚣尘上，仿佛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药”。
而供销社的重启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甚至被某些专家们批评为“历史的倒退”，“对市场的威胁和压制”。客观地讲，市场经济本身有其波动、不稳定的一面，自1931年以来的多次经济危机便是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都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相互配合，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
胡靖老师认为供销社的回归恰恰是应对“资本+市场”在农村失灵的一剂良方。小农在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难以依靠农业维持自身的生活，农村存在大量土地抛荒和返贫风险大等问题。如果供销社能够从“供”、“销”两端出发，既为农民提供平价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又通过缩短供应链保证农业生产的收益，那么当前小农受到资本压榨的处境将会得到改善，城镇居民也会因此受益。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供销社还可以承担起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养老和教育方面为村民提供帮助和支持。
作者｜胡靖，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粮食安全等问题。
责编｜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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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团结湖天宇市场供销便民服务中心 | 图片来源：北京市国资委公众号
市场，是一个积极的词汇，但也是一个“动”与“变”的词汇。它意味着产业波动、价格波动、资本波动。今天是“猪周期”，明天可能就是“果周期”；今天卖粮难，明天可能就是抢购风。这些都是市场的常态。经济学家总是教育公民要适应、相信这种常态。
从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市场经济制度几乎“通吃”全世界各个国家。其在经济效率上的成功，在技术创新上的成功，在财富积累上的成功，连写《资本论》的马克思都感叹。所以，在近代的二百多年里，凡是阻挡市场经济的各种传统的制度与文明，几乎都会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为此，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感慨“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终结了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从历史看，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自带缺陷，而且是严重的缺陷。
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其本质元素的一致性。但也分两种形态，一是现实中的、历史中的市场经济，二是学术中的、想象中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前者是远离人精神的客体世界，来自于数千年前人类部落之间出现“交易”的一刹那。好在各个国家保留了汗牛充栋的古董、文物、档案、图书，还可以让后人窥见客体市场经济最真实的一面。后者是学者自己的主体世界，是由学术“范式”构建出来的一个个闭环的市场经济的范畴与模型。学者们在主体世界里，天天玩理论、概念、模型的学术游戏，不一定需要接触现实中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由此非常容易把市场经济的主体世界，当做市场经济的客体世界。把主体世界中想象的各种规律、定理、范畴，当做客体世界规律、定理、范畴，并延伸出很多歪曲、错误的改革和政策，导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自以为是、南辕北辙。
现实中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一庞大的、复合的制度体系。它内涵资本、市场、竞争、产权、价格等一致的市场元素，但同时也内涵丰富的财政、福利、社会保障、国土等反市场的元素。这和粒子的结构一样。这才是客体世界制度的辩证法。“对立统一”，有正就有反，有动就有静。这些公共领域的非竞争性质的制度、政策，与市场、资本完全相反，其合理性恰恰正是来自于这种本质的对立和区别。由此保障了发达国家客体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平衡与稳定。而社会稳定、产业稳定、生态优越，反过来又成为珍贵的国家福利，从而保障全体公民稳定、富裕的生活。
但这并非是在证明市场元素、资本元素单方面的积极意义，而是在强化客体市场经济制度复合性、矛盾性的重要意义。美国在1931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引进凯恩斯主义，逐渐强化市场制度中的反市场、反资本元素，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周期的社会经济繁荣。在纽约的华尔街，每天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资本市场一秒一个震动，但在100公里以外的乡村，田野里、森林里安静得可怕，可能三天才有一个人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客体市场经济，其实是一动一静、一正一反、一左一右的复合，并没有逃脱“物质”的规律。
而主体市场经济，则非常容易产生误解并走向思维的极端。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典型。其在全球影响甚大，根本的原因是资本的偏好和助推。
中国在1992年以后，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这一方向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是一庞大、复合的客体市场经济制度。对此，中国的政治家，展现了非凡的治国哲学、治国智慧。“中国特色”在市场制度、市场机制的设计过程中，非常合理地嵌入了反资本、反市场的元素。这正是目前中国客体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充满了玄妙的东方智慧和辩证唯物主义。由此中国完全可以在所有的领域，有条件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有效率。套用一句话，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功的，比如宇航技术，中国也“能”。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成功的，比如让上亿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中国也“能”。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交易”，是“动”、“变”，这不容怀疑。但其另一面的“静”是什么呢？“定”是什么呢？这需要发现。不可能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任由资本折腾，风云激荡、波涛汹涌吧？
中国自从2017年启动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政府资金下沉力度相当大，基本解决了市场不能自动解决的乡村水利、道路、电网、网络等基础设施难题，甚至厕所的“旱”改“水”都全面、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面消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而且近五年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一直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30126元/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5602元/人，城乡悬殊在逐渐缩小。但也要看到，在农村的很多领域，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不均匀的、是有选择的，无法在一些重要的产业、民生领域实现资金、资源的“最佳配置”，更无法自发保障国家粮食生产的安全。
农村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产业基础还相当脆弱，生态等很多问题仍然严重、甚至严峻。政府的转移支付一旦终止，很多村庄就可能立马被打回贫困的原型。在粤北的一些山村，农业资源其实非常丰富，但资本没有能力把农户组织起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农户重要的“教育”、“医疗”和农资购置等基本的服务都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农民生活、生产的成本都非常高，而且天天滋生心理的担忧、烦躁。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继续迷信主体市场经济理论，继续旁观，拿不出新招，这些村庄就会一直萧条下去，最后农民被迫逃离村庄。
这就说明，政府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需要向乡村注入平衡性的、反市场的积极元素，这是一种市场治理智慧。就像汽车的动力系统一定要匹配制动系统一个道理。这些平衡性的元素、反市场的元素，恰恰正是激发农村市场、保障农村市场的最有效的举措。
在这个意义上看，供销社在一些地区的复归、改造，可以视为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由乱向治的一种改善、一种升级。供销社稳定的保障机制、制衡机制、经营机制，“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将真正承担起乡村“三产融合”的责任，让未来的乡村振兴走向快车道。
目前，乡村农业80%以上是由小农户经营。但是现代农业需要化肥、柴油、农机、农药等农资。这些农资基本上被各类大小资本层层控制，完全是利润导向。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利润的驱动下，化肥等农资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不断挤压农户的利润空间。同时，农产品销售也基本上是被资本垄断。农业具有周期性、季节性特征，在农产品集中上市的时候，资本同样为了利润，会联手打压收购价格。小农户，面对大资本，基本没有对等谈判的能力。由此导致小农户两头被挤压、盘剥。越来越多的小农户破产，只能外出打工，这又进一步加剧农村土地的撂荒，并引发农村的很多社会问题。
这说明，如果政府对农村市场不予以控制、平衡、引导，极端的“资本+市场”，对于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完全可能是一场劫难。“供”、“销”两端不断放大的“剪刀差”在挤压农业的同时，会让农民越来越难以谋生。小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会逐渐失去土地，同时一无所获，只能等待救济，“规模化返贫”完全可能在各地农村出现，尤其是经济落后的边远山区。这种后果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国外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破产非常普遍，而且不可逆。在印度、在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农业被资本控制，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大量的破产农民，在农村无法就业，在农村“规模化返贫”的资格都没有（中国农户还有比较稳固的宅基地保障），就只能成为城市贫民窟的穷人。
所以，对于正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市场化改革的“静”与“动”的平衡，“稳”与“变”的平衡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在农村已经证明是市场失灵、无效的生态区域、社会区域、产业区域，政府应该在制度上、政策上果断予以填充、改造、建设。
供销社正是治理农村市场乱象的一种正能量，它首先可以兼顾乡村整体性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可以在一些没有“利润”的地区、行业，同样坚守阵地、做好服务，甚至坚持做亏本买卖。这种大视野、大格局的作用、功能，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根本无法做到。对此，城市与农村的治理方式就需要区别对待。城市和制造业、服务业，可以是市场、资本完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空间。市场机制容易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政府主要的责任是“守夜人”；但农村不同，农村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特殊性、重要性，使得农村必须稳定、必须“安静”。由此就需要构建特别的、复合的农村市场体系，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在正确的平台上发挥正确的作用。
供销社的回归、升级，目的就是要以国家视野，真正建立起全面、稳定、有效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网络。具体措施主要就是针对目前乡村“供”、“销”两个棘手的难题”，首先保障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稳定。
“供”首先要解决种子、化肥、农药等重要农资的供给难题。农资渠道、网点可以适应市场、灵活多样，但必须处于供销社的总体掌控之中。供销社不会挤压农民的利益，反而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可靠、最平价的生产资料保障。
“销”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销售价格、物流冷链、技术咨询等服务问题，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直接对接城镇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果盘子。国家控制的供销社，也不会刻意打压农产品销售价格，相反可以让农民分享流通领域的利益，同时也为城镇居民提供更可靠、更安全的食品保障。
如果说“市场+资本”必然导致“剪刀差”，那么供销社必然导致“反剪刀差”，可见供销社的积极意义。当然在经营方式上，供销社并非要垄断一切流通领域，泯灭乡村的市场活力，打压、排斥农村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而是要构建一种复合的、充满活力的农村市场网络和平台。在这个市场网络中，供销社、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小农户分工协作、有序发展。这是将来中国农村的优势，会消灭一切农村凋敝的可能。供销社，甚至可以在村“两委”的统筹下，在各个自然村建立自己的农民食堂，为农民养老、学生上学提供后勤服务。广东英德连樟村建立“老年乐膳馆”，每天为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服务，效果就非常温馨。
“供”、“销”两端的大难题得到解决，生产环节的农民就有了“定心丸”，农村社会就稳定，农业生产就有保障。
一动，必有一静。城镇的发展、增长轰轰烈烈，但供销社稳定、复合的秩序与目标，将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另一“绿水青山”。其“静”的意义、“平衡性”的意义、“有序性”的意义，与生态环境领域的“绿水青山”是一样的，非常丰富、深刻、深远，都是中国的压舱石、后花园、大本营。这是主体市场经济不能理解、不能诠释的。乡村振兴，需要“绿水青山”。“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速列车，更需要“绿水青山”的无限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