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好文盘点│集体、生态、解放：社会主义与农政问题的重逢
新旧之交有一种伤感和肃杀的空气。在短暂却漫长的新旧交替中，中国的农村，世界的农村，一如往日，一边面对集体生活的式微、生存与发展的颠簸以及公共领域或物质或话语的斗争，一边怀抱寄托社会想象力的实践。值此新旧之交，我们重提社会主义与农政问题的重逢，思考社会主义何以重返农村实践。
社会主义的回归是一个庞大的时代问题，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意味着以政治经济学方法批判笼罩在全球食物体系之上的商品拜物教；意味着与原子化、非农化和依附性道路的决裂和对主流发展主义叙事的否定；意味着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将生态放置在由资本主义宰制的日常生产生活的逻辑之下加以理解的；意味着认识到生态权益是广大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当然，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在集体、生态和发展这一个个宏大议题下，工农大众对现实问题的迷茫或认清、逃避或承受、否认或忠诚、宗派或团结、幼稚或成熟的一系列主体性问题。
基于此，食物主权回顾并总结出过去一年以来，我们对国内和世界粮食体系的反思、对转基因技术的揭露、与农村集体经济实践的对话，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毛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打捞与提炼等。以此，向任何向往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愿意严肃对待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朋友贡献出我们一些微薄的参考。
整理｜丁卯 Alvin 大明 侯Q 侯解 侯雷 胖头鱼 schweindoctor
责编｜Alvin
后台编辑｜童话
马克思要如何回来？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病毒横行祖国大地，抗疫物资准备不足、医院急诊室昼夜不停，甚至连殡仪馆都需要增援……所有人都在新冠疫情当中苦苦挣扎。
回顾三年灾疫，一方面全球诸国继续与帝国主义的依附进行妥协、或挣扎和抗争，一方面劳动群众在投身拯救集体生活。但资本主义失败了，紧张局势和战争被帝国主义策划和煽动，庞大的边缘人口被不平等分工体系无情甩出，饥饿、疾病和流浪在全社会蔓延，政治两极化尖锐对立。
在资本主义失败的地方，马克思想要回来，社会主义的历史集体记忆想要回来，但同时也遭遇难产，新自由主义瓦解了组织化和集体生活，使得一些旧有的斗争策略失去根据，因而有了这样的发问：灾疫之年，如何重回马克思。
一百年前，列宁口中的“工农联盟”、“殖民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离开了现实的抽象词汇，而是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其自身所必然经历的民主革命环节中的关键节点，是广大工农群众关切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为当下给出的启示是，社会主义的希望和实现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无法通过直接幻想其政治图景和可欲的目标而一步到位。它依赖于主体破除抽离的进化论和目的论，依赖于用无产阶级对压迫现实的具体批判来统合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抽象批判，依赖于走向一种“不设界的马克思主义”。
丰县铁*女事件轰动社会舆论，它除了让我们看到对于底层边缘群体的司法救济不足之外，又一次将妇女社会问题带回公众视线。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妇女解放问题时，特别是当我们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女性如何走向解放的名言时，或是记忆起集体经济时代的某些经验时，经常陷入的误区是：认为只要女性走出“家庭”，只要广泛地参与公共领域劳动，只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女性就自然地得到了解放。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底层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甚至是机械地决定了妇女的解放事业。
但事实上，妇女解放事业无法在一种生产关系进化论中得到完整诠释，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关系和工作场所的改造无疑是进步的，但对于妇女解放而言，它只是开了个头。从革命发展的视角看，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妇女能够在父权制之外尝试选择一种真正不同以往的政治话语，但是女性依然要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实践中，在复杂的斗争中，继续将这进步性铺展开来，改造自己的生活。
这篇文章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性别政治路在何方、毛时代妇女解放工作的独特性在哪里，以及我们如何思考一个更平等和多样化的社会。
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和全球疫情的催化已经让世界矛盾积累到无法遏制的程度，我们正站在世界革命的门槛上！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人民间的矛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只不过特点发生了改变。尽管流血和暴力依然随处可见，但更广泛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深化金融化和集权化，对第三世界人民反动“新殖民”，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鼓吹的发展道路中没有成功地扶持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所谓现代化，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半无产阶级化人口，全球层面的农政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社会主义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必须通过农村的农民道路和对原住民及其他边缘化民族的领土保障来寻求世界重建，这是农村-城市平衡、生态可持续性以及互惠的南北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依靠在国际层面上一致的思想、组织和团结才能打破这种局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农民、工人和人民的万隆运动，一个植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团结阵线。
4、“去增长”将如何挽救世界？向长年制造环境非正义的西方发起斗争
2003年2月15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反战示威中，抗议者们手持充气地球。数万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响应世界各地的和平示威活动。
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使用了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地球生态资源。这样一个大的生态负担，依仗全球不平等的分工和贸易体系，透支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成本，滋养西方社会的高消费生活，不仅损害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让地球生态难以持久。
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不能简单的谈不要增长，因为第三世界仍然需要增长，而是要针对所谓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的增长和消费开刀。而这又不是简单的中产阶级式（柴静式）的消费者自省，而是要对整个国内国际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这种变革无疑是有难度的。
首先表现在，对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来说，社会变革不会带来消费和生活物资的绝对增加，而是要绝对减少，这样的变革可能吗，会受到欢迎吗？创作这篇文章的纽约去增长组织就做出了了不起的工作，值得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了解。
一块牛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在全球化的供应链网络中，将巴西热带雨林、牧场主、屠宰场、美国肉食品加工商、大型超市以及美国的消费者串联在一起。曾经的亚马逊雨足山深、物种缤纷，如今却仿佛感染了新冠的“地球之肺”，清秀的雨林发出干硬的咳声，捂住胸口隐忍肺的裂痛······
为何巴西政府无法消除非法毁林？除了政府未尽职责以外，《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指出，将亚马逊雨林推向“不归路”的罪魁祸首正是巴西的大型养牛业。在亚马逊森林里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养牛场，而养牛的每个阶段都与烧毁森林一脉相连。牧场主们在森林的余烬上建立了自己的“功业”，这场游戏被称为“洗牛”，他们是游戏的玩家，通过把牛从被禁的牧场转移到“清白”的牧场再进行出售，使得巴西政府的贸易禁令形同虚设，屠宰场光明正大地购买非法被毁林地上的肉牛，而牧场主们也肆无忌惮地“毁林不倦”。
6、蛋白质的政治学：养殖业、渔业、“替代蛋白”与可持续性问题
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发展、食品安全和健康等紧迫的议题把畜牧业和动物蛋白消费推上了风口浪尖，植物性蛋白、人造蛋白的消费成了新市场、新时尚。于是，各路人马纷纷下场：畜牧业生产者协会、肉类加工商、动物源性食品行业、农业综合企业、大农场主团体、替代蛋白质产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某些医学协会和健康活动家、素食团体、素食/纯素团体、诸多环保组织、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等。众声嘈杂，但一种被热切倡导的方案是：‘替代蛋白质’对动物，人类和地球来说是三方共赢。一时间，诸多问题似乎有了一个简单而美妙的解决方案。
到底如何看待替代蛋白？关于蛋白质的需求、生产和消费，目前到底有哪些常见的说法，这些说法是否有说服力？三赢的方案有哪些盲点？Phil Howard教授主笔的这篇报告对这些常见的说法进行了梳理和评估。尤其可贵的是，这篇报告对全球的南北差异，有相当的敏感度。
7、拉吉•帕特尔：看生态农业如何教育父权、种族偏见和精神富人
一段时间里，人们可能容易对生态农业做出这样的回应：“它一切都好，但不能养活全世界”。
事实上，饥饿往往并非因为食物稀缺，而是因为挨饿的人们缺乏获取食物的权利。养活世界不仅仅需要生产足够的食物，它更涉及到如何与权力等级制度作斗争。对不同食物体系的选择，意味着选择了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全球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在收入和营养方面的指标都得到了改善。从尼泊尔到荷兰，当生态农业不仅局限于田地，而是延伸到家庭内的平等、延伸到社区的交流和关怀时，农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会有所改善。
在这篇文章里，马拉维农民的生态农业试验进一步证实了：生态农业不仅能消除饥饿、促进生物多样性，而且能改善性别、代际和其它形式的不平等，为边缘群体带来正义和公平。当地农民，尤其是妇女们，通过间作花生和豆类作物，解除了对化肥的依赖；通过互相评估和共享信息，使得土壤肥力得到提高；通过举办烹饪比赛，让男人们愿意参与家务劳动，不仅打开了改变饮食文化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解决家庭内部权力不平等的问题。通过多年的讨论和坚持，最初的试验从几十个家庭发展到了200个村庄6000多人一起合作，致力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经济效益较低的粮食作物，比如水稻、玉米、小麦等的生产一定会遭到市场的排斥，生产面积一定会逐渐萎缩；而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瓜果、苗木、花卉一定会受到农民的欢迎，生产面积会逐渐扩张。这就是“非粮化”。
胡靖老师认为，“非粮化”既是市场经济趋利避害、追逐利润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农民增收的一种重要渠道，但是“非粮化”会导致粮食减产，继而影响粮食安全、粮食主权。粮食既是商品也是生活必需品，仅由市场进行选择和调控，必然会威胁到公共利益。
在粮食全球性生产充足的情况下，2020年，包括欧洲、北美、大洋洲在内的第一世界的人均谷物产量达到914.7公斤/人，而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人均谷物产量只有299公斤/人，前者远超400公斤/人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是第三世界人均谷物产量的三倍，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世界的农业模式更加先进，事实上第三世界的土地亩产还要略好于第一世界。
造成全球粮食性危机的根本因素是粮食分配和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源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更是应该归咎于资本主导的粮食全供应链，当第三世界（除去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状态时，在第一世界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较高的家庭粮食不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的解决范畴，而需要在制度结构中寻找出路。为此胡靖老师提炼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总结了一套新自由主义不看好的农业“保守政策”。这套“保守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干预和政策资源保障，实践告诉我们，西方话语体系下“好看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并没有为第三世界的穷人带来温饱和安稳，反而便利了中心对边缘的资源攫取，富裕群体对贫穷群体的支配和侵占。
2022年3月，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暴涨，从绝对价格上说，已经赶上二十一世纪初全球粮食市场危机的水平了。这一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并非只是由俄乌战争引起的暂时性问题，而是200年来国际粮食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规模国际粮食贸易的出现，在历史上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且粮食体系的出现和维持，又会强化这种不平衡。
粮食体系是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制度，而粮食问题则是内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长期危机。这并不是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取消粮食贸易，而是在于培育各个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自己掌握饭碗的能力，越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农业和农民，就越是能够把饭碗放在自己手里，从而能够不被国际粮食体系所左右。
《隐入尘烟》无疑是一种表征，在缺乏历史纵深和历史逻辑的叙述中，影片简化了乡村生活，片面化了农民形象。然而，即便如此，它仍可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回归乡土、重视底层的一个开端。
创作现实主义的电影及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意味着我们要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分析人物所处的社会关系。《隐入尘烟》有一定的呈现，包括村民互动、土地流转、农村资本家的吸血等，但仅为表面的去历史化的描摹，导演并没有做结构性的分析。
一部好的电影应当在对乡村进行艺术性再造的过程中尽可能从反思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角度呈现乡村现实。唯如此，创作者和观众们才能从中汲取到知识和力量，而不是陷入“虚空”。
《隐入尘烟》里的马有铁边叫骂着“真是贱骨头”边放走了驴子，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马有铁这样孤独的农民个体承载不了希望，他那被他赶着出走的驴子更承载不了希望。能够承载希望的只有团结合作起来的农民集体！
2022年11月20日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遭遇了十多年未见的暴风雪，26日前后，北疆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有牛羊、牧民失踪。这场暴风雪背后，很多牧民还面临着转场难、草料贵且短缺、牛羊卖不出去等问题。
困难当前，藏北牧区某乡的前任书记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了集体经济互助合作防抗灾害的经验。畜牧业集体经济包含养护草场、防抗灾害、看护喂养牲畜、抱团面对市场、帮扶老弱病残等工作。集体的力量明显大于单打独斗：通过集体的分工协作，劳动力资源以及牲畜、草料、储备粮等物资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降低集体内部的协调和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依托集体的力量，能高效调动集体内部的人力物力，缩短行政流程，对身处灾害中的个体们做到有力防护，有效救济，以及及时恢复生产。集体经济甚至能让在单打独斗中被市场排斥的畜牧业产品在规模化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市场认可。一个乡的集体经济力量已然可以辐射救助周边县乡。
如果马有铁能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一定能生活得更幸福……
团结合作的集体经济不止是藏区某乡牧民们所选择的工作生活方式。人民食物主权的志愿者们近年来走南闯北，深入学习调研我国农村合作和集体经济的经验，凝练出8个集体经济的案例。这8个集体经济虽然在产业基础、发展过程、发展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我们调研发现，只有付出逆市场化的努力，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
有了团结合作神采奕奕的农民集体，还愁乡村不振兴吗？
为什么集体经济中的农民精神面貌好，农业生产可持续性强，农村生活更加丰富，更留得住年轻人？这就要搞清楚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区别了。一提到这两种制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或共同（集体、全民）占有，但这种区分仅停留在表面。
老田认为，私有制首先和主要的内涵，体现在资本以雇佣劳动为生产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占有方式反而可以复杂多样。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如果公有制能超越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超越雇佣劳动制度，为全社会的效益最优和成本最小来安排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那么公有制就是真正落实全局利益的民主制度。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集体经济正是体现公有制优势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当代中国大陆的农村集体经济在新时代正绽放出饱含生命力的美丽花朵，这是因为，他们的根基扎在中国集体化的历史经验中。
在时代氛围的巨变下，阅读毛教员的思考，需要注意恢复其政治维度和实践性。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就很难进入革命导师自己的历史与政治场域。
同时，听众状况的极大改变，意味着我们要在当下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下与其对话。因此，今日已经不宜延续毛教员面向自己同志的“主场讲话”方式，而是应该有“客场讲话”的自觉。放弃曾经的方法论层次的宏观大概念和语言，基于社会科学语言的从经验上升和说理，这样，才能够完成与听众的顺畅沟通，同时呈现出毛教员思想对现时代问题的分析与诊断价值。
文艺工作者一直以来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艺术创作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还是带有政治及社会使命的？2022年，食物主权网络组织了一次关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讨论活动，本文是对此次活动的整理。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批评的关系，是大家讨论的重点。前一个问题涉及“文艺服从于政治”的争论，这个问题既存在于革命的内部，也被外部用来批评中国革命，认为革命压抑自由、压抑人性。什么是文艺的政治性？是否存在不带政治性的艺术创作？文艺作品的观众应该是谁？革命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今天，作为后辈的我们也需要厘清。
17、舒喜乐：《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至1970年代末，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动是与新中国的革命化改造紧密结合的。在中国技术和资金都匮乏的情况下，国家希望将知识生产、技术革新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通过重塑新的生产关系、技术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这一时期的科学实践被概括为“群众科学”，这是因为，一方面，“群众科学”实践发生在冷战背景下，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绿色革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红色革命”交锋下的产物，因此“群众科学”高度强调科学的“政治性”；另一方面，“群众科学”是对专家化、专业化的“科学”概念的突破，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科学技术”，强调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
在今天的政策话语中，技术往往被作为一种中立的力量，被当做一个“科学”问题；然而，舒喜乐的这本书（《红色革命，绿色革命》）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恰恰是一个政治过程，涉及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科学技术如何形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结构。
2022年6月8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品种审定标准（试行），标志着国内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从2019年底农业部开始给转基因玉米和大豆颁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以来，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我国已有11个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3个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如今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已打通各种关卡，通过了安全证书所要求的性状研发、中间实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等环节，只需通过最后一个品种审定的步骤，即可申请上市。
审定标准里要求，转基因目标性状有效性至少具备“耐除草剂”和“抗虫性”其中之一，而这两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转基因技术，其安全性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依然存在着巨大问题与争议。另外一旦放开推广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由于基因具有漂移性，没有有效隔离就难以控制其生长范围——这也会对保留种植非转基因作物造成巨大的威胁。面对这如此巨大的风险，农业部与相关利益者还是执意而行，这与习总书记一直强调的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不是背道而驰吗？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伴侣”草甘膦，自从2015年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归类为很可能的人类致癌物以来，针对农达（孟山都公司研制的一种草甘膦除草剂）的诉讼在美国就接连不断了。在这场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七年的全国性法律斗争中，大约14万名原告声称他们因接触农达而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而他们认为应该在使用该产品时被告知有致癌风险。
这些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关于农达安全性的相互矛盾的科学观点，以及对孟山都内部文件的解释。原告称这些文件显示了广泛存在的腐败以及孟山都与监管机构的勾结，但被告——收购了孟山都的拜耳——称这些文件被断章取义。在这些案件中，拜耳一再使用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对农达主要成分草甘膦安全性的认可作为其辩护的证据。但在2022年6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EPA在确定草甘膦不致癌时没有正确遵循科学指南。拜耳还声称由于EPA没有要求在农达标签上标注致癌警告，因此不能因其未能警告用户癌症风险而在州法院指控该公司。但迄今为止，这种方法并不成功——例如，最高法院曾两次拒绝拜耳提出的对该问题进行审查的请求。美国司法部发布简报称，拜耳的立场不受法律支持。
由于诉讼中的绝大多数索赔来自草坪和园艺市场用户，为了防止未来诉讼的发生，拜耳表示将从2023年开始停止在美国草坪和园艺市场销售草甘膦除草剂，但草甘膦制剂在美国专业市场和其它农业市场的供应不会发生变化。原告之一麦克·兰福德的律师詹妮·弗摩尔预测，这不会起作用。她说，除非在标签上添加致癌警告或将产品从市场上撤下，否则法律维权永不停止。
食品安全问题是当下全球各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安全争议性是构成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转基因技术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当下火热的基因编辑技术更是使此类转基因产品游离在法律监管的边缘，加大了各个国家对于转基因产品监管的难度。转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广和扩张不仅受到农业综合企业的大力推广，而且受到了公立机构的推动。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亚洲一些国家的公立机构已然将转基因作物当成了解决食品安全和国民营养问题的神丹妙药。
但是民众是否已经安心接受转基因产品流通于市场？亚洲的农民是否能够通过转基因种子收获产量更高，质量更优的农作物？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通过作者对亚太七国转基因布局的介绍，不难发现，消费者、农民同企业、国家之间始终是在不断博弈，一些国家的企业和公立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却始终无法让民众接受转基因作物。而转基因作物（包括基因编辑作物）不仅给人们带来食品健康安全方面的担忧，并且给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污染。因此，政府加大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监管，与时俱进地完善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2021年11月11日，示威者们走上阿根廷街头抗议孟山都-拜耳及其悄悄带来的种族灭绝，目前阿根廷高达80%面积单一种植的转基因大豆，以及大量的转基因玉米和棉花让阿根廷人受到了可怕的化学毒害。阿根廷政府成为首个批准转基因小麦的政府，使得阿根廷成为了全球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和农化巨头们打开拉美市场的桥头堡。
转基因作物巨大的利益让资本深入地控制着政坛和媒体，淡化一系列健康、环境和人权问题；毁坏森林，威胁土著生活；单一的作物让一个粮食大国的民众营养不良；大剂量的草甘膦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现在阿根廷的人们正在站起来，要求向生态农业转变。
在“可持续和农业联盟组织”的活动家Kavitha Kuruganti和激烈的公众运动的共同压力下，2021年12月3日，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PPV&FR)管理局收回了百事公司对马铃薯品种(FL-2027)的专利证书。这一判决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任何侵犯印度农民的种子权利和自由的企业都将被绳之以法。
印度当局将农民的种子自由权纳入公共利益的决定无疑是充满进步性的，这是印度农民的一次胜利，也将鼓舞全世界各地的农民，让所有农民意识到：保卫自己的种子自由，就是保卫自己在劳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利，就是反对跨国农化企业的剥削与压迫。
生态农业的实践者悟稻介绍了自己在农田采用间作、混作、套作、养鸭等生态农业实践经验，在资本主义体系下，高污染高消耗的现代农业体系已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伤害。在农村，现代农业压低的粮食价格让农村变得荒废，化工产品的污染正在农村在许多人看不到的地方危害环境，最终这一切也会回来伤害到所有人的健康。
悟稻将农林牧，三者互相结合，不整地，不翻地，不用化肥农药，让不同的作物、水田里的鸭子和微生物共同发挥作用，让自然万物自由、自主地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才是未来农业的方向。
在全世界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却有大量的农民在挨饿。12本农政相关的书籍从马克思理论出发，介绍了现代农民的困境。“订单农业”让种植者承担因行业波动而引起的债务包袱；转基因棉农比起生态种植的农民更面临 “去知识化”的生产；资本同时垄断上游的种子，农药和化肥和下游的加工。一重又一重的压迫让农民们苦不堪言。
单纯的发展有机农业是不够的，真正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拥有主体性，能够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要有食物正义，支持生态的，当地的农业产品。
以下为书单：
1、《草莓田 加利福利亚州农业中的政治、阶级和工作》，米里亚姆·威尔斯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6年
2、《在国家和资本的阴影下 1900-1995年厄瓜多尔的联合水果公司、民众斗争和农业重组》，史蒂夫·斯特里弗勒 杜克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培养知识 生物技术、可持续性与印度棉花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代价》，安德鲁·弗拉希斯 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2019年
4、《鱼粉革命 洪堡水流生态系统的产业化》，克里斯汀·温特斯汀 加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
5、《分裂的烈酒 龙舌兰酒和梅斯卡尔酒的生产政治》，莎拉·鲍恩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6、《新鲜的水果，破碎的身体 美国的移民农场工人》，塞斯·霍姆斯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7、《农政之梦 加州有机农业的悖论》，朱莉·古斯曼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8、《食品政治 影响我们健康的食品行业 》，玛丽恩・内斯特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9、《助长危机 美国食品安全网中的关怀和抛弃》，玛吉·狄金森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
10、《改变的欲望 反主流文化如何挑战食品工业》，沃伦·贝拉斯科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二版）
11、《地方的风味 食物风土人情的文化探寻》，艾米・特鲁贝克 加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不仅仅是食物 食物正义和社区变革》，加勒特·M·布罗德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