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年的疫情，我们带着后疫情的反思来交流生态合作实践，格外珍惜这些实践的意义。

新冠大流行给了我们三点反思：

一、疫情为人类和自然关系敲响了警钟。流行病学家和疾病生态学家们指出，疫情爆发不是一个孤立的紧急事件，而是有着结构性的背景[1]。扩张的资本化农业体系，破坏了病毒原先栖息的、闭塞的生态环境，导致病毒向人类聚居地扩散；同时，单一种植、单一养殖在减少多样性的同时也消除了病毒传播的屏障[2]。

二、疫情流行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的态势，全球新增过亿的饥饿人口。

三、在疫情管控阻断常规商业物流的情况下，亟需建立社区网格的采购配送渠道，防疫常态化需要我们重建社区互助团结的网络。

总之，在后疫情的反思中，我们更加理解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更加珍惜基层生态-合作实践的探索意义。因此，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网络携手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在河南周山村组织了一场线下研讨会，与各地关注农村问题的伙伴共同探讨：在后疫情时代下，团结经济如何前行，生态农业为何需要合作发展。

与会者们来自东西南北，有学者、农村社区工作者和村党委干部等等。大家的视角、经验和实践各不相同。我们对大家的发言有所采撷，以飨读者。

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郑向东（河南洛阳土古洞村书记）

1995年，土古洞村的带头人郑向东书记在知道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后，立马带领村两委班子考察学习，回来后召开村民大会，经过两个月的争辩讨论，最终确定走党支部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村两委重新获得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通过统一规划，确定了以旅游业为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应该被激活，这是土古洞村从现实中找到的答案。

无村财政则无乡村发展的能动性

胡靖（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研究所）

胡靖老师从自身长期的调研经历出发，归纳出七种“村两委/村集体+”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即七种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来源方式。他认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离不开稳定的村财政的保障。但如果村财政的建立仅仅寄希望于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乡贤捐赠，势必成为另一种负担，也无益于提升村民们的主体性和凝聚力，唯有新型集体经济才能成为村财政长期稳定自主、无依附性的资金来源。这一观点摆脱了一直以来对乡村振兴建设的认知误区，即认为乡村振兴还是以外部资源输入为主，也论证了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的必要性。乡村需要真正地自己成长起来，离不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离不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村财政制度。

零污染，为公心

胡诗泽（海南次滩村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

返乡青年胡诗泽带着生态理念，在家乡海南次滩村搞起了振兴乡村的事业。村里的自然学堂和生态农场常举办丰富的活动，让男女老少都热热闹闹地学做酵素、学习垃圾分类等等。胡老师带着大学生的知识、创业者的眼光，守护村庄的绿色，培育村民的公心。

团结经济讲团结，生态生活行中悟

何明培（南充南部县旗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回乡五年来，何明培一直坚持与村民们共同劳作，走家串户、团结村民。在他的带领下，合作社已经覆盖了5个乡镇、8个村庄。他秉持着两个理念：一是追求“小而精、多而美”，二是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乡村建设中应当让自然保持美丽，让土地充满活力，让人文得以传承，让劳动得到尊重。他指出当前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痛点是村民的参与度不足，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村民对于乡村振兴的理解不足。

乡村振兴有三力，村民齐心最大力

林炉生（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

林炉生围绕着“好厝边计划”和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介绍了他在福建内龙村的实践。通过外力引发内力的方法，原本衰败、处于边缘位置的内龙村不仅实现了村民内部的重组织，还吸引到了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他将内龙村的实践总结为”外力、政府力、内力“三力合一的模式，并指出这三力只有配合才能产生最大合力。依据自己的经验，他认为在乡村发展产业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探索路上遇坎坷，合作发展心更坚

范鑫（河南黄河共富）

黄河共富合作社是由一群关心生态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初心者创立的。在实践以来，成员们从消费端的合作带动生产端的合作，逐渐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模式，让在城市工作的社员也能够参与劳动，吃到自己种出来的生态瓜果蔬菜。2021年河南特大洪水给合作社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范鑫和伙伴们不抛弃、不放弃，重振旗鼓，期待能在2023年全面恢复。

生计难组织难，自下而上再向前

廖凤连（广州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乡村振兴的一大目标是实现产业振兴，带动农民致富。从2010年开始，深耕就培育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返乡青年等为主体的乡村自组织，逐步打造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社区产业链。然而，市场“大鱼吃小鱼”的规则越来越胁迫小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合作生计不仅面临产品市场化、渠道拓宽等挑战，而且对农民的组织工作也颇费心力。路在何方？也许还是要坚持：村庄的公共性服务不能停止，公平的合作原则也不能废止。

种子在手，人民无忧

许远国 王源（信阳鸡公山山水云间农业合作社）

老种子被大公司的种子逐渐排挤出市场，这让小时候的味道消失了，甚至让人的健康权受到了威胁。在意识到种子安全的问题后，许远国专心致力于收集老种子。从2012年退伍后，他开始跑村庄、上互联网、参加老种子大会，把收集来的种子进行培育、种植再筛选。这个过程至少要3年才能完成。如今老许已经在各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一批“粉丝”，也吸引了不少生态农人一起合作。王源作为老许的搭档，怀揣着对生态农业的期望开展了许多种养殖实践。尽管频频遭遇打击，王源仍然继续坚持生态理念，希望以农业生产撬动乡村建设。

合作要算账，效益长远看

刘海庆（敖汉旗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海庆认为，“组织起来”是小农走向现代化的阶梯。生产上，敖汉小米生态种植合作社目前有5户农户，300亩土地，采用互联网订单的销售模式；组织上，发动村民一起改造广场出工出力；文化上，有专业摄影师拍摄农民肖像，还有小米音乐节。我们常说算一笔账，看合作生产的效益到底多高。可是，还有一些效益常常没有“进账”：村庄关系和谐了，村民精神丰富了，农村生态改善了。

村庄里，建筑工人再现“三结合”精神

梁军老师和周山村施工队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人民当家作主在毛时代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实践。在周山村有一支施工队，他们和大学的设计专业老师一起合作，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和技术打造了一个环保建筑群。“去打工，是给老板干活，听工程师的指示；在周山村，是俺们自己想，为了村民们干。”梦里老家的打造，不仅让师傅们收获了自尊自信，也极大地激发了师傅们以及村民们的创造力。在施工期间，只要看到垃圾，村民们都往施工队送去。垃圾一时全是宝。当然，工人只是“三结合”的主体之一，我们也无法复制历史。即便如此，在这种令人振奋的实践中，我们看见了灿烂的希望。

黄亚军（广州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来自广州深耕的黄亚军总结道：这次的研讨会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主体——有村庄基层干部，有返乡创业的青年，有农民，也有“城里人”——不同主体开展乡村建设的切入点不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尽相同，但是大家都秉持着生态理念和团结精神。同时我们看到在实践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组织工作者和村庄的关系都是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去打造和维护的，同时在强调农民为主体的理念下，如何开展组织工作，如何整合多种资源，尤其对待政策资源的态度，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文字｜阿大 王木头

摄影｜少博 缇戈 阿大

参考文章：

[1]https://www.shiwuzq.org/article.html?aid=2206

资本主义农业和Covid-19：一对致命的组合，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

[2]https://www.shiwuzq.org/article.html?aid=2235

新冠病毒与资本循环，Rob Wallace, Alex Liebman, Luis Fernando Chaves, Rodrick Wal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