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压力和岛内政策转向，中国台湾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经历转型【编者注：文中台湾均指中国台湾】。台湾大学王乃雯博士以台湾最大的稻米生产乡镇——玉里为例，为我们呈现了台湾农民在当时的政经脉络下如何被分化，以及如何寻求替代性出路的故事。

在市场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政策驱动下，大农在土地资源、技术条件、官方认证等方面都获得了更多支持，这使得“大”更容易累积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资本，而台湾小农则被边缘化。这似乎符合农业资本密集化和无产化两极对立的常见论点。

不过，玉里的经验展现出，小农虽是受压迫者，但也具有策略性地开展另类实践的能力。尤其是，当地小农生产以“自然农法”为主张，结合原住民生活风格建构，不仅与大农在消费市场上展开了有力的竞逐，也在官方主导的大农经济下谋得自处之道。

作者在文末提醒，认同小农模式的人们不能过于乐观，小农的另类实践依然面对着被资本收编的风险。

小编认为，作者在文末的这一提醒体现出作者对小农立场的偏好，但是通读全文，作者并没有道德化地站在小农这边，她也看到了小农内部的复杂性，各类小农对各种生存、发展策略的使用并不单纯。文章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作者把台湾和国际社会之间，台湾内部的小农和小农之间，稻米小农和稻米加工工厂之间，小农和小农协会之间，小农和城市之间，农业技术的使用和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稻米小农的政治经济诉求与文化符码之间，以及稻米小农和资本之间，这所有的，原本可能隐匿于一些光环和话语中的关系，都一一拆解开来了。

作者｜王乃雯，台湾大学人类学博士

责编｜杨一萌

后台编辑｜童话

2003、2004年间，台北的街头出现了一些骚动，起因于数起爆裂物的置放，而伴随爆裂物旁的是显眼的字条写着“政府要照顾人民”“不要进口稻米”，自此，白米炸弹客的名声不胫而走。也约莫是这个时间点，台湾沉寂许久的所谓“国片”市场，竟因《无米乐》一片的热播，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并在2005年成为最受欢迎的“国产片”。也可以说，这两个事件让本已在都会生活中边缘化的农业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2000年前后，确实是台湾农业的一个巨大分水岭。台湾地区为了竞逐取得进入WTO的门票，在2002年入会时即已宣示不要求享有WTO协定给予的特殊及差别待遇，而是比照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条件加入[1]。面对骤然而来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减，台湾农业体制受到强烈的挑战与考验。其中，又以稻米这个长期受政策制约的农作物冲击最大。

如果说WTO作为对台湾稻米产业近年来最为显著的外在制约条件，台湾食米量的骤减则是另一个隐患。夹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台湾主管机关挟着促进发展之名，在法律之下架构了一道道行政制度来因应新的局势，而主掌流通的粮商或是作为第一线生产者的农民，在面对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因其各自社会条件不同，有墨守成规者，但也不乏谋求创造新的场域以作为产业重新订价的基础。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产业转型的过程，并非是方向全然一致的过程。政策上一方面延续了现代性之下规模化生产的思维，致力于从生产面上进行农村组织再造或集结。透过给予农业机械化过程的贷款补助，促使农民在让农机发挥最大效益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农村大农的诞生和粗放化的经营。另一方面，随着岛内食米供需从二战后的匮乏一路攀升至过剩，以农业改良场为首的官方势力，强力推动着台湾食米质量的精致化，从良质米的改良之路，进一步走向由官方主导的有机农业发展方向。

然而，有别于大农的粗放化经营，有机农业面临除草上的大量人力需求，使得有心从事有机农业者在农村人力昂贵且日渐稀少的各种条件限制下，多数只能采取经营两三甲地的精耕细作模式；另一方面，在当局补助的大农化政策下，频频出现土地竞租的情况，使得这样的小规模生产者，若无法自产自销的前提，将很难支持一对青壮夫妻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开销。

在玉里，这个全台湾最大的稻米生产乡镇，笔者一方面看到越来越多农民趋于扩大生产面积作为求生之道。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些穿插其间的农民以相对精耕细作的自产自销方式来回应此一变局，而其中又有一批人走得更远，试图以先锋者的尝试精神来探索绿色革命之外的可能性。

但总得来看，其中有不少农民是游走在几种方式之间来试探不同的出路。不同的策略采用，不仅来自于生产者与消费市场之间对话互动中不断修正的结果，也牵涉到“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于农务重活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农忙期，使得各种形式的兼业成为可能，这也会成为农法选择上的不同考量。

当前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界讨论“有机”农业的相关文献中，时常把“有机”和“惯行”农法对立，很多时候是为彰显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对环境伦理和社会运动的道德性质。

然而，在田野的观察中，“有机”最初作为一种另类的概念而存在，是结合了包括农法的变革、对生态环境利用的反思、对自身健康的考量、对产销体制的不同想象、追求产业升级后的更高利润等多重元素而形成，这种由概念反应的多重性，其实也映射了这个过程是由不同的行动者网络所构成。

不同资本条件（不只是经济资本还包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的农友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和考量下，撷取其中的不同元素拼装成自我认同及合法化的论述，而使得“有机”作为一个概念绝非边界绝对清楚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有机”二字的使用被立法规范后，伴随着制度上有关田间检查的缺陷、认证费用不合效益的考量或对认证制度的反思，在生产面上又游离出了关于“安全”、“无毒”、“自然”、“友善”等农法或论述，试图重新析离出“有机”之外，但却又有别于“惯行”的新范畴。

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透过几个在结构压力下被迫动起来的行动者的案例，作为理解由WTO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结构下，地方社会如何灵活再结构其社会关系的切入点。并在此过程中，部分资本较足的农民，开始从纯粹生产者，晋身兼职流通的中间商角色，成为农民分化的势头，而此新的分化起点，又与官僚所主导的农政方向有关。

本文以玉里为考察重点，缘于从产业区位来看，玉里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其处于东部谷仓之中，带有优于西部的自然环境优势[2]，且市场上对于花东米谷的青睐度较佳，使得花东米谷的价格一般来说高于西部；而玉里的一般性在于有别于其邻近乡镇（如富里、池上、关山）已有超越公粮的市价基础，玉里农民的田间运作逻辑仍受公粮影响（也就是玉里的粮价无法完全超越公粮），而公粮机制正是普遍影响台湾稻米产业的关键要素。

因此，本文标题的“惯行之外”，除意指有别传统的农法变革外，还包括跳脱于过往产销关系的各种灵活尝试。而在此一新的变动格局中，也可看到稻作农村的分化发展日益明显，也重新检视了从柯志明、蔡培慧等人，认为台湾农村的分化问题是沿着经济作物与稻作的区别而展开的论点，而此一分化过程的起始点，又与政策的介入不无关联。

为厘清稻作产业在WTO压力下转型的特殊性，有必要重新回到历史的脉络来检视其发展。若浏览稻米种作在台湾近百年来的景况，可以发现从稻米成为台湾主要农产品开始，其发展一直受到官方力量的强力主导。

台湾种稻的历史可上溯至荷兰人入台时，不过稻米成为台湾农村普遍作物，却是外部压力下所留历史痕迹。甲午战后，为配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台湾对外贸易被重组为米糖为主的特殊单一作物经济。光复后，国民党延续殖民政府的封建地主性格，在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下，虽形成看似“独立自营”的农民，但实质上土地放领政策下农民取得的土地面积非常小，且受制于与官方所签订的交换契约，故反而成了“小农”之下的“零细农”[3]。

这样的生产格局，虽成为工业化发展后缓解城市失业潮的社会安全瓣，但却也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的一道难题。因此，在国际价格竞争的大趋势下，官方的主导思维基本上是朝向大农化、企业化的规模生产。

在官方早期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中，虽让农民取得零细土地，作为暂时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但实质上却借不同政策手段形成压榨农村工具。以对外出口的方式创造外汇收入从而累积工业发展的资本实力，又能兼顾其庞大军公教集团所需。从低于市价的粮食从赋征购、剧烈通膨下面对米价一日三市而有的田赋征实、肥料换榖、到支应各县市政府教育经费而有的公学粮课征，而从纳金制转为纳物制（以稻榖作为田赋和换肥的依据）的过程中，间接剥夺了农民选择耕作种类的自由，使得战后台湾在非经济的强制性下仍维持着“主稻型农业”（刘进庆1992：328-29）。

然而，早期以稳固政权为目标的农业政策，进入到1970年代之际也开始遭遇瓶颈。对稻米种作来说，最具有指标意义的改变是废除长期以来对于农民的征敛手段——肥料换谷及田赋征实，并设立粮食平准基金提高收购价格，这也是公粮保价收购的滥觞。此外，不论是农业机械化或是设立“农业专业区”以扩大规模的集中生产，都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蔡培慧（2009：53）总结此一时期的改变是“小农由国家规制的农粮作物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作物”。

在台湾，所谓“政府”的角色往往是随世界局势而转变。时序进入到1980年代左右，国际上自由贸易的氛围，使官方农业政策由以往全控角色开始越趋松弛。1984年与美国的食米谈判，可说是继美国大宗杂粮进口后，另一波对台湾地区稻米种作的间接钳制。

此次谈判起因于保价收购（成本加计20%利润）后刺激了农民生产意愿，加上1970年代末期连年丰收造成仓容不足，政府开始积极外销的结果从而影响了美国稻米的市场。在美方压力下，台湾农政方向一方面积极着力于资本集中的商品化作物来鼓励粮食小农转型，另一方面则是藉由土地重划来实现机械化与规模化以压低生产成本。

而以往官方提供的价格支持与补贴，随着国际经贸组织的节制，逐步开始受限，取而代之的是以“产销班”形式，增加农民的组织运作能力从而应对市场的需求。政策上一方面以保价收购的方式维持农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藉由推动“水旱田调整利用计划”扩大休耕范围。至于在积极面上，则是以政策鼓励稻农劳动参与结构的转型（年轻化、专业化、规模化），并协助台湾稻农建立品牌，改走精致化路线。总结来说，台湾当局与稻农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早期的剥削形式演变为1970年代的政策支持及市场转向（ibid.：85-101）。

然而，稻米品牌化的激烈竞争，也可看出官方已逐渐释放许多原本操持的机能转交市场机制运作。由于保价收购与休耕政策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当局在面临稻米减产又逢低价稻米竞争的情况下，必须要扶植核心农民，其政策手段即是从经营方式着手。从早期的委托经营、产销班到产销专区，其目标已从生产规模的扩大衍生至产销一条龙式的整合，然而，在这些政策转型的过程中，亦可见台湾当局从主导角色转变为仅是政策前端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稻米因涉及战备存粮，长期处于管制经济的运作逻辑下，而不像蔬果类的农产品在1970年代中期左右即开始建立与市场接轨的机制（诸如共同运销）。由于早年官方为掌握及控制稻谷的流通，特别设立了粮商登记/管理制度而一直被沿用到近年，这些相应门槛都使稻谷进入流通市场的管道长期被粮商所垄断。

而此后，产销专区的设立上，整体思维亦是为粮商及地方农会量身订作，以其为补助的主体，来统合稻米产销链上的成员（包括育苗场、稻农、营销人员等），也因此可以看到稻米在进入全然的自由竞争市场前，其流通管道其实已有被寡占的趋势。

以上针对台湾稻米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及政策取向给予了一个初步的关照，而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是相较于蔬果等经济作物或畜牧业的发展，稻米商品化的起步较晚，蔡培慧（2009）认为在这个分水岭上构成了商品化小农与粮食小农在农民分化上的基础。然而，当稻米从高度依赖官方补助的路径上进一步被置入自由市场的逻辑运作下，稻米产业的转型方向，决定其如何应对新的产销逻辑。

为解决台湾地区在进入国际自由贸易组织后所面对的各种竞争与挑战，促使相关主管机关一直戮力于思考如何让台湾的农产品可在市场上产生识别度，从而增加台湾消费者对于本地农产的信赖与黏着，因此，由农法改良的质量化过程，成为确立农产品品牌化的基础。

因此，本节会将讨论焦点放在当前台湾各种以农法改良为质量化基础的论述，并由此来理解各种不同论述策略与价格形成的关联性。最终会回到稻作农村在这一波质量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性质的变化。

现行台湾在讨论农业转型的焦点（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大致都将目光集中在有机农法之上，其中又可分为几个面向。其一，是偏重于探讨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另类农业的成因及带来的各种效果（陈玠廷2014）。有把其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的抵抗姿态，如蔡晏霖（2016）所讨论宜兰深沟的案例，或是张正扬（2010）、罗桂美（2008）在美浓所做的观察。

或是把有机农业视为一种不得不为的转型之战，如台东池上万安村（刘亮佑2014）、及花莲富里的罗山村（金佩茹2008），但不同的是池上是由粮商主导，富里则由农会推广。有别于进入认证系统的有机农业，叶虹灵（2007）则是直指有机农业发展之初，作为一个由上而下的标准化发展态势，使得一些现场实作者不满于这样的规则制订方式，从而以各种实作的策略试图游离于制度类别之外。

王骥懋（2020）则是反省了当前台湾有机农业中，“小农＝田园生活”与“农业资本＝消灭小农”的理论误区架构了小农派与市场派对张的紧张性，他藉由加州和纽西兰两地发展历程的对照，试图呈现小农不等同于不追求利润导向的自足经济，而资本农的发展不必然消灭小农，由此主张以多元的对抗主义来务实地看待田间实作的变革。

有趣的是，当有机运动开始被视为带有进步性和怀旧性的符码后，它开始在不同的挪用之中，形成不同的社会效果。比如说2010年前后，随着政策上出现越来越多鼓励青农返乡（包括农二代与新农）的趋势[4]，加上金融海啸后伴随的失业浪潮，都市生活成本日益垫高，开始有一批青农或新农试着想让农村生活有不同的可能性，从而以有机种植作为其在农村安身立命的新认同所在（曾竣颖2019）。

另一方面部分环绕在城市边缘的农地不断受到工业开发的挑战，在诸多“以农为名”的抗争运动中，也有越来越多参与者，以有机种作（或是友善耕作）作为与环境永续性结合的符码，形成抗争中的合法性论述（蔡侑霖2017、庄雅仲2019）。

而张玮琦（2012）则藉由观察原本即处于社会边缘的原住民部落，如何在有机农业成为社区发展“政治正确”的方针下，使新的技术规训造成了部落族人的地方知识和身体主权流失，反而让原住民更加卷入资本主义的产销链之中，形成了更深的剥夺。

相较于上述以个案方式呈现有机农业的各种面向，黄树民（2013）则更进一步从较为巨观的农业技术史角度来思考台湾有机农业发展的侷限性。相较于李丁赞（2011）对于以公民农业来重建社会的高度期待，黄树民指出台湾农业长期以来受到美、日等国的横向技术移植，而忽略了本地的文化社会结构的制约使得有机农业虽已在台湾发展多年，却仍扩展有限。

在以小农为主且农地持有零碎化的情况下，加上本身地处亚热带地区病虫害问题本身就相对严重，且人口密集，农地承载负荷远高于西方农业大国，较难进行轮作，加上农工用地混杂严重所造成的污染问题等，这都形成了台湾有机农业发展的先天难题，从而使其生产成本易被垫高（陈世雄2004）。

面对有机农产品的溢价（premium）问题，越来越多的方案指向透过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一方面赋予产销双方沟通的途径从而产生信赖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把中间的管销成本由农民自行吸收（董时叡2012），而这其中也有结合社会企业的理念，试图在公开中间商的管销利润下，谋求一种新的产销关系（谢升佑2017）。

即便如此，台湾的有机农业在其后包括〈有机农业促进法〉及各种奖励措施的全力加持之下，就以水稻此一相对好操作的类别来说，从1990年代初期直至2019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有机稻田仅占岛内十七万公顷稻作面积的1.7％左右。

相较于有机农业在农法规范上走在光谱的比较极端之处（不可施用化学农药化肥），同样也是在环境永续与食品安全论述下诞生的另一种路径，则偏向“合理施肥用药”（良好农业规范）的倡议。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多重认证形式与标章制度，包括针对田间施作条件、加工过程、成品质量等。在这其中，有些标章的管制仅针对部分要件，有些则是一条龙式的监察机制。

以稻米来说，在台湾的标章就包括了CAS[5](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TAP(Taiwan/Traceabi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CNS(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原名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台湾米[6]等数种标章。

其中，CAS、CNS、台湾米三种标章并没有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管，主要集中于对白米质量的关注，且其标章核发并没有第三方验证机制，只有抽查规范。而TAP是指实施《台湾良好农业规范》，实践生产履历追溯体系，通过验证的农产品。而台湾东部稻作乡镇，近年来时兴的产地认证，又成为另一种针对生产和加工过程验证的制度类别。

这样的一个变革历程，偏向折衷主义，较务实地以阶段性方式，处理台湾农业结构困境下的农民如何从实作上转型。但也因为其认证机制类别不一、手续繁复，使得有一批持续在农村耕作的农民菁英份子，在衡酌主客观条件下，虽选择所谓的“安全农业”，但不一定参与官方主导的认证标章。

相较于上述有机农业的从业者，这群选择以改良农法为路径的农村菁英份子较少被舆论和学界所关注。他们多数在农业道路上耕耘很久，对现场实务的各种困难有深刻理解，并试图在新的消费、生态典范与旧的耕作习惯中找寻出路，在他们的农地上可能并存着不同的农法。

在稻米作为战备存粮和主食的双重特殊性上，其价格长期被制约，如何戮力于在既有市场逻辑外，以新的质量创造新的论述，以建立价格相对自主的场域（特别在台湾地区进入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后），成为稻农们一再努力的方向。

这些农村菁英们，多半从持有小块农地的农民出身，在抓住几次农村转型的历史发展机遇下，本身就已有较好条件面对新的竞争态势。一旦当舞台准备好之后，他们也一跃而上成为各式比赛中的佼佼者，琳琅满目的标章对他们而言只是门槛，比赛证明的是他们超越门槛之外的更多实力。他们不但成为自产自销者，甚至以一定财力和设备为后盾的前提下，成为小型的中间商。

实质上稻米作为一种农产品，其物性(materiality)及作为台湾主粮作物的道德性，使其在面临转型压力下仍有重重环节必须克服。其一，是稻米在台湾历史上作为一种不完全商品所带来的各种结构限制及其后果；其二，是稻米收成之后仍面临漫长的加工链，使稻农在农忙时期仍须协调各种机器调度能实时到位，而后端加工能力的掌握又往往十分影响稻米在最终市场上的质量（王乃雯 2021）。

因此，除了种作之初对于生产工序的讲究外，最后一关也十分关键。然而，也正是加工程序的繁琐，使得自产自销者必须先跨越相当的资本门槛，才能在此过程中取得相对稳定（能够保证质量水平）的入场券。然而，在外在稻米流通市场的剧烈变动，但本地粮商仍闻风不动的情况下，玉里稻农们透过各种方式突破困境的条件何在？

下文中，会先针对玉里的特殊区位及其所产生稻农样态做一描述，然后说明为解决农村现代化困境而有产销班政策在玉里无法有效推展的情况下，身兼秧苗场经营者的大农们如何自行跨县市集结来克服进入流通的障碍。另一方面，缺乏经济资本的小农们，透过追求另类农法的道德高度（维护生态）及其所营造生活态度，成为他们在日益分众化的消费市场中得以彰显差异性的社会资本。

玉里，位于花莲市和台东市的中间点，也是两个都会间最大的乡镇，汇聚了最多的机关、医院、商家、服务业；另一方面，受制于距离都会区遥远、苏花公路路况不稳的区位条件，以及面临台风侵台的第一线，使得玉里多数农民选择以稻米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但由于稻米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和工作主要集中于特定农忙时间，使得兼业农在这有了相对较大的实践空间。稻镇的农民或以农为主兼业为辅、或以非农为主兼营自家小块田地，或在农务与兼业之间各占一半。由于不少农民生计，并非全部仰赖于稻作之上，使得他们对改变所带来的风险，有相对较高的承受能力，甚至比较愿意改变。

在整体稻米产业遭受的变局之中，本地粮商相对保守的前提下，稻农们如何动起来？“产销班”原是官方政策上希冀农民集结后，以规模经济“准企业体”的形式，来应对国际贸易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冲击，但实质上以集体补助（通常是农机或后端加工设备的补助）为诱因、由上而下的指导原则，轻忽了现实农务中的生产节奏，以及产销班各式补助中的公共性如何与私人产权切分。

换言之，新的“公/私”界线若缺乏交叉诘问的讨论空间，很可能会发生“菁英俘获”问题，也就是熟悉资源下放管道的地方菁英更容易占用/挪用资源。在此困局下，除非有能服众的领导者妥善调度资源分配，否则很容易因内部纠纷而裂解彼此信任，丧失集体合作而来的规模化经营契机[7]。

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中，政策补助的标的一直希望朝向资源匮乏的农民能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就现实的层面来看，产销班这个官方倡议设立的组织，多数沦为形式，反而成为农民寄望补助的一种身份。但有时这种集体的名义，却又成为消息灵通的地方菁英取得资源的重要路径，而这些地方农业菁英的发展趋势也逐渐朝向大农化的发展。

有能力在新的农法中竞争者，其中一类偏向于大规模经营者。而玉里大农的诞生，是在摇摆的官方政策中前进。早期台湾为解决农地兼并和垄断而有的土地改革，使得其后在面临生产力如何提升的问题时，发生了路径上的冲突。扩大经营规模几乎是近三十到四十年来在稻米生产上面的一个主旋律，因此从委托经营到其后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8]，都是环绕于此。在大农之中，有些可能身兼秧苗业者、有些可能另有兼业。但总体而言，大规模经营有其好处。

透过规模化经营，可用较低的摊提成本购买相关农机具，对于想自产自销者，有较为充足的农机具对质量的掌握会节省很多精力。另一方面，大农除了可在机械摊提上形成规模效应；此外，在设备齐全后，也常使大农从经济资本的积累优势，转换为在场域中竞争的其他资本优势，比如说透过比赛获得文化及社会资本。

玉里几乎是邻近乡镇甚至全台范围内，水稻育苗中心及育苗场最为密集之处。育苗中心与育苗场作为台湾早期机械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不管是在秧苗场的建制或冷藏、烘干设备的补助上，都促成了经营秧苗场的农民若有心发展时，能成为农村较快积累资本的一群人。

另一方面，在稻种繁殖三级制之下，作为采种田或原种田的水稻育苗中心，必须符合秧苗去伪去杂的标准，而此一技术要求，又成为稻农们日后参与比赛能否获奖的重要工序。得奖的意义在于，对有意自产自销的农民来说，这是开拓客源的关键指标。因此，笔者刚到玉里时，常听农民开玩笑的说“玉里稻农很会比赛，也很爱比赛”。

如果说比赛作为一种区辨的手段而存在，勤于比赛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玉里稻农欲挣脱本地粮商结构限制下的一种努力。比赛，关乎的是一套价值评断标准，而这套标准中，杂揉着不只是农民在稻作生长节奏中的观察与实务操作，还包括了农民企图在这套价值标准中汲取怎样的资源。

另一方面，由官方承办的比赛当中，本身蕴含着在竖立价值标准的当下，如何去呼应整体政策的方向，而这其中，又可能夹杂着学院（专家学者）、技术官僚与政务官的不同考量，从而成为各方势力斡旋的焦点所在。就比赛的结果而论，经过官方背书肯认的新阶序关系将由此诞生，一方面成为新的资本积累形式，另一方面也由此建立消费者重新认识生产者的渠道，从而使获奖农民取得自产自销的入场券。

有别于邻近乡镇的稻米比赛得奖者，多数仍被绑定于与特定粮商的契作关系（稻米产销契作集团）之中。因为玉里的粮价低迷，几乎没有太多稳定的契作关系。玉里的一些稻农，特别是稻作面积偏大且身兼秧苗场的经营者，早已寻思要如何突破此一困局。

2000年前后，由地方乡镇、区域乃至全国性的稻米比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一些地方的大农们特别是身兼秧苗场的经营者，由于具备在田间管理上去伪去杂的技术能力，加上烘干、风选、冷藏等设备上的优势，有利其从当时的比赛规则中脱颖而出，而透过比赛取得名声后，往往又成为自产自销的最佳保证。

另一方面，这些大农除了透过自产自销以白米形式增加自身的利润外，有些大农在具备部分基础设备（特别是烘干机和运谷车）后，也开始把自身的谷子向市价更高的其他乡镇贩卖。此外，他们也开始以每包谷子（一百台斤）高出玉里市价约五十到一百元的行情收购其他小农的谷子（通常对容重量或质量有一定要求）。或把谷子送往富里、池上甚至关山等谷价至少高于玉里行情一百元起跳的其他乡镇，或成为其他西部粮商收购东部米的据点。在对外宣称中，他们虽以农民身份自居，但实际上同时扮演了玉里米谷流通的中间商角色。

换言之，这些大农已不再是单纯的简单商品经济的生产者，单纯地为了买而卖，这些大农从秧苗场的经营积累开始，逐渐有能力将货币转化为商业资本，在贱买贵卖中赚取价差。然而，玉里许多农民虽与米厂无契作关系，但却受制于借贷压力以及对米厂仓容的依赖，使得这种与大农或外地粮商之间的“暗中偷跑”（农民的双关语，因为常常是晚上开车运谷出乡镇）的行为，需小心为之，彼此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稳固。

在粮食安全的考量下，稻米长期在生产、流通、交换上受到管制，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稻农手上有米，却仅能少量地在市场上流通。稻农作为粮商是非常晚进之事。在米谷流通的管制松绑后，在各式比赛中取得佳绩的几位玉里大农，在2008年藉由全台组织性团体——台湾稻作协会的推动，以股东制形式成立了“台湾稻农公司”（以下简称“稻农公司”），成为台湾稻作农业史的里程碑。

“稻农公司”成立后，恰巧碰上金融海啸，金管会要求上市上柜公司需屡行社会企业(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此一背景下，台新金控内部子公司Payeasy，作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企业福利网，挟着本身经营B2C(business to company)的优势，积极为企业寻觅可以落实社会责任的对象与标的。“我的一亩田”计划，便是在此脉络下诞生的产物。Payeasy与稻农公司合作，鼓励公司行号及个人认养农民的一般及无毒稻米。

该公司把所有的成本结构公诸于网站上，在工资、人事费、利润一览无遗下，使认养行动夹杂了多重意涵。其一方面呼应消费市场面对风险社会中的食安疑虑[9]；另一方面透过农法改变，减缓传统惯行农业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第三，为解决WTO下粮价低迷的农民生计问题，以公正价格(just price)来维护稻田做为一种农村景观的多元社会自然价值。在流通过程的支持外，“我的一亩田”藉由将员工/家庭旅游包裹在计划内的方式，也把消费者带回产地，透过体验经济的特殊性创造出新的文化商品形式。

这个计划中有四位玉里稻农参与，但其中三位既是秧苗场的经营者，又是经营至少超过二十至三十甲甚至更大规模面积的大农，基本上他们都是生产上的佼佼者，从而在乡镇、区域（花东纵谷）、到中央的稻米竞赛中，过关斩将，其后更远赴日本“米．食味分析鉴定”竞赛中取得佳绩。

他们虽非“有机生产者”，但他们在乎食味值这个与终端消费者感官最直接相连的特质表现[10]。因此在安全用肥用药的前提下[11]，他们非常在意如何透过生产过程的用心[12]来提高口感，并藉由后端加工技术的进步（这是一件资本门槛很高的事业，一套较好较完整的设备可能至少近千万），在市场上产生识别度。

2015年，Payeasy进一步将台湾稻米透过双十一购物节，推向中国大陆的高端消费市场，虽后续销售不理想，但一连串的活动过程中，也把这群原先专注于生产的大农成功地引导走入流通的领域。

获奖无数的阿土伯有感而发：“对他们农民而言，虽技术已非常成熟，但对市场仍一无所知，依靠着与Payeasy的合作，的确让他们打破了地方粮商的制约直接走向白米流通的市场。”在粮价低迷的情况下，也因涉足后端加工，依靠由此而来的新利润空间，号召他们的第二代回乡务农。

总结来说，大农在稻镇的兴起，许多人是得力于秧苗场的经营获得了随后资本积累的条件，而秧苗场在全台的横向连结加上设备的优势，使其不但透过比赛获得名声，也透过稻农公司的结合，壮大彼此的声势。

相较于这些家底较厚的大农，另一群寻找生存空间的小农，走在农法光谱的另一端。在没有太多资本，但因各种理由须在农村立足的前提下，这群小农的生产面积通常小于三公顷，其中自有地的占比可能从全无、几分到一甲多不等。

成为以另类农法自居的小农，其初始原因可能是从都市失业、返家照顾双亲、眼见农村生态衰败起心改革、或在镇上工作但对农务有兴趣希望藉此增加收入等。这群小农多半会称自己生产方式为“自然”农法而非“有机”农法。这种论述的策略，有时可视作一种反抗，有时又可能成为一种闪躲。

选择不以“有机”为名在市场上竞争，一方面是由于经营面积小，进行有机认证不符成本。而有时，这关乎他们认为“有机”的理念被标章化后太过廉价，而更倾向直接和消费者沟通，或其消费客群仍是自身亲友扩展出去，尚有很强的社会连带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验证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有机验证的农药残留问题成为一种罗生门的状态[13]，很多有机种植的农民会称自己被邻田污染[14]，但与此同时，这群小农们或不少惯行农法的农民，会揶揄地说“做有机的晚上很忙（偷洒药）”。此外，在现行农机改装技术进步的同时，化学农药与肥料时常不需另外喷洒，而是与打田机、插秧机一同进场施作，更增加了这种说不清的悬疑性。

然而，这些夹杂在“惯行”和“有机”之中的“自然”农法小农，有时必须依靠更多元灵活的论述策略来突围。而其彼此之间有时会主动寻求不同关系的结盟，并透过团体战来寻求外在资源的挹注。比如说在193线道上的米86（阿美语互助换工的谐音）即是一例。

米86位在玉里的春日里，其主要成员来自以阿美族为主的织罗部落，而这里也是齐柏林《看见台湾》海报中大脚印踩过的田野。这使其不仅拥有当前热门的原住民文化符码，也意外拥抱独一而二的知名度。由于成员普遍处于三十几到四十多岁，使其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连结也相对灵活。他们以集体合作方式透过各类“国家”计划申请到春日国小位于193线道旁的部份土地作为基地，让不在主要线道上的部落，能有一个方便对外的窗口。

这个计划结合了织罗部落的老人文康中心，春日国小的民族教育课程，织罗部落的社区发展计划，也因为空间的多元用途，使其申请经费的单位也非常多元，不再以传统上以农务为主的产销班作为取得资源的主要管道。

透过多元的经费来源，他们一边让老人利用闲暇时间向新世代传承技艺，并以相关创作妆点他们新申请的公家空间，一边贩售部落农特产。此外，这个空间也是游客进行彩绘、手做、餐饮之处。而别出心裁的部落旅游及一年两次名额限定的大脚印产地餐桌，使得此空间既是串连多重形式社会关系的媒介，也在特殊的空间利用中创造话题。

米86组织的“稻田脚印餐桌”活动|图片来源：“Alida/米86 在织罗部落”Facebook

这些元素赋予了商品价值的独特性。因此，在台北诚品的通路中或其在193线道旁的礼办公室，这群号称以KKF自然农法耕种的小农米，在未经认证的情况下，甚至以高于一般有机米的行情在架上热卖。这也使很多附近从事有机的农民，常和米86的成员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没标章的，反而才是票房保障”。

米86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有些人是为了照顾双亲而返家，但他们不想沿着上一辈的惯行农法之路前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了孩子，在了解惯行农法对健康的可能危害后，他们寻思如何转向。

他们没有选择加入从生产到流通已非常成熟的东丰有机产销班[15]。对于这群小农来说，由于他们多半都有外出工作的经验，对于资源掌握也相对灵敏，他们试着整合各种可能性，一边担当着田园生态的守护者，一边透过把农事与部落人文生态结合的过程获取另一份收入。

米86的成员爱自嘲自己是部落中的“阿ㄤ”（阿美语中的“傻瓜”）。因为，在他们追求与传统价值不同的可能性时，必须面临各种风险与内外舆论压力，但他们以“米86”为名（阿美语中“互助合作”之谐音），即是追求阿美族传统的互助分工精神，虽然团队内的成员规模递嬗增减，但他们最终都是希望能在保持着互助护生的核心精神。换言之，支撑着这个团队前行的，也是一种对于生活态度与风格的坚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米86成员并不是以一个共同品牌面对消费市场，而是以家户为单位呈现了四至五个品牌，而每个品牌在通路上的关系，既分也合。

笔者曾好奇为何在这么小的团体内仍有品牌林立的现象时，得到的回应恰巧正是产销班运行矛盾之所在：合在一起容易算不清楚，也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发挥特长。也因此，在农作上他们偶尔协力帮忙，但仍独力经营各自品牌；在人文生态旅游上，他们尽力结合部落内、甚至连结193线道上的各种特色资源，串连起新的社会网络关系。

米86成员所使用的KKF自然农法，则是由一名中年返乡照顾双亲的生态景观设计者忠哥带入的。忠哥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农民。其父亲为镇上退休公务员，虽有小块田地，但农务非主业，忠哥也很早就外出求学就业。初回玉里时，由于并不具备传统农民的人脉关系，所以从土地取得到生产、加工工具的调度都是重重关卡。忠哥在照顾父母之余，也希望透过推广自然农法来改善生态环境。

KKF自然农法[16]有别于现在在台湾已相对成熟的“有机”农法，在KKF的理念下，从育种到制肥都可由农民完成，故相较于惯行农法和一般“有机”农业，可降低极大成本，从而以自身投入的工时，来减少对现金的依赖。对他而言，此农法虽产量不高，却可自行售罄，得到一定收入。但自然农法的推广并不顺利，因为在无法保证通路的前提下，多数人不敢贸然跳入新场域。为解决困境，他透过人文生态旅游的形式结交了一些对复育自然环境志同道合的退休中产阶级，也结合自身既有的人脉共同集资开了一间加工厂。

加工厂的设立主要是为专业分工的契作模式铺路，让生产、加工、流通各有人负责，以终端质量确保价格水位。但因其对市场数量的胃纳实力尚不稳固，无法高价收购太多，加上加工厂成立后，面临设备摊提，必须规模化经营。且因其所处区域属保水保肥较差的沙壤土，使纯粹的KKF农法可能面临产量极低的困境。

这迫使他不断在市场与推广之间，来回修正论述策略与对产品的要求。这个标准从要求农民“至少农药不能进去”的妥协，到后来仅成为“不能有农药被验出来”的最后底线。KKF农法反而成为在前头呐喊助阵的象征资本积累而已。

然，加工厂除了是契作根据地之外，也可以是代工厂，成为小农自产自销需克服终端加工机械门槛的最后一里路，从而创造了与小农之间（不仅限于玉里还包括了来自长滨、瑞穗的小农）既合作又各自作战的形式。忠哥本身家里只有几分地，但透过租赁，他本身既是小块田地的经营者，又身兼对外寻找合作厂商的业务角色，他透过加工厂的形式，集结小农的农产品，成为百货品牌专柜的上游供应者，也与讲究质量的日本料理业者直接对接。

换言之，在忠哥以加工厂所开展的形式中，既是一个契作团队，成为高端精品的上游，又在保留小农品牌的前提下，以加工厂的集体形式，简省加工包装的人力和运费。而其推广自然农法的号召，又成为外来业务寻找精品米谷的集散地。也就是说加工厂设立所奠定的物质条件，创造了他与小农之间多元弹性的关系。

从上文中，笔者透过影响台湾稻米产业发展的政经脉络，来进一步检视作为全台单一乡镇最大稻米产地的玉里，在此一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动中，有何特殊的发展路径。

玉里的稻米产业发展在当下之所以具备特殊性，其原因之一在于相较于西部稻作农村的大量兼业化或转作化，玉里受阻于苏花公路的交通不便，加上其位于夏季台风袭台的前线，使其在土壤条件的配合下，许多农民仍维持着稻农的身份。另一方面，由于其具备了当前稻米产业或消费市场对东部谷仓米质的肯定，使其整体来说，虽仍受公粮价格逻辑的制约，但却有着超越公粮价格的实力。但在本地粮商结构闻风不动的情况下，当地稻农依靠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栽种技术，呈现了头角峥嵘之姿。

在玉里的诸多案例中，可以见到秧苗场经营者所获得的独特结构位置。由于稻米作为安全存粮的特殊政治考量下，历史过程中不断有各式资源投入于秧苗场这个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重要环节。

早期秧苗场的工作由于机械化程度不足，是一份辛苦活，但在官方资源的挹注下，却也是当时农村可以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这批走在农村现代化前沿的菁英农民，除了透过各式补助以较低成本取得了相应设备，他们亦是农业改良场最常接触的第一线农民，从而使这批菁英农民不论在经济资本或技术资本的积累上都有相对优势，也可以说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最早意识到时代风向转变的一批人。

因此，在玉里，不少秧苗场的经营者，在粮商管制放宽之后，成为了第一批跨足白米流通市场的先锋。由于经营秧苗事业而掌握与稻米加工重叠的相关设备，使其可更有利地在新游戏规则：全国稻米比赛中取得佳绩，并成为自产自销的社会及文化资本。

有别于乡间在公粮规则下盲目追求产量而有的重肥重药施作，走入流通的大农们也在历次比赛中，摸索出属于自身的“自然安全”农法，而倾向于以“良质米”（农药残留在官方标准容许量之内）或是更高一等的“无农药残留”范畴，以质量和口感试图在白米市场中开拓新的场域。

相较于“以比赛谋声名”的大农，另一批无意/无法扩大经营面积的小农，则透过走在农法变革的前端，藉由重新连结人与土地关系的号召/理念，试图在当前低迷米价中，展开不同的论述话语。这一批小农不一定以有机之名在外宣传，但他们透过对于不同农法（这其中包括了从绿生农法[17]到KKF农法）的钻研、执着，试着结合不同资源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也在粮商笼罩的结构之下，开创出一些新的空间。他们透过兼业形式，取得生活的基本水平。

有别于老农以经营自身少量田地作为生活节奏和经济的依靠，这些小农不扩张经营规模，既是时势所迫，又是主观自我认同中对于生活态度的选择。扩大耕地面积，马上会面临是否要贷款购买农机，从而陷入摊还的计算压力之中，变相地走向以化肥农药控制农作生长的粗放化经营。

换言之，在当前不断被各种因素追高的土地租赁行情，和越趋不稳的天气形态下，在资本不够雄厚，无法以规模化经营压低成本的情况下，选择以带有理想性的“自然农法”维持“小农”的身份，是他们在结构压力下的另一种出路。那么，这种大小两极化的趋势，和过往乡民研究[18]（peasant study）中所一再关注的分化研究性质相同吗？

回顾台湾过往农村研究，可发现目前在台湾农村分化议题上所累积的文献，对于传统农村如何进入/转化/连属于资本主义，一直怀有高度的研究热忱，从过往的研究中，台湾农村并没有如西欧资本主义朝向普罗化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两极分化，但审视近三十年台湾农业现况，可看到在外部国际压力的驱使下，官方资源新一轮的分配导向中，已可见到农民内部的异质化。

蔡培慧（2009）认为台湾在经历土地改革且长期受制于严格的农地政策下，过往以农民所掌握的生产资源作为解释分化的依据已不适用，转以“农业生产剩余”和“劳动力占有形式”为判准。19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受外部压力下，一方面缩减稻作、奖励转作，另一方面将资源投入合并成少数的农企业，因此她认为促使分化的产生是沿着粮农和经济作物农民展开。

然而，就笔者实际的田野观察来看，粮农之间的分化也早在1980年代末就已萌芽，一方面是在官方政策亟欲将稻作农村经营主体规模化与企业化的过程中着床，另一方面是在技术转型的过程中，透过各种资本门槛的限制而发酵。

不过，在这个新一轮的分化之中，随着整体社会氛围的转向，田园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向往的自足生活形象，以及实践修补生态环境的重要场域之下，大小两极化的趋势，既是结构下压力之所在，也是一种在绝处寻找逢生路径的选择[19]。

当然，就农法的选择上来讲，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大农也开始以几分到一两甲地象征性尝试“有机耕作”，但有别于全力经营“自然农法”的小农，这些大农更多地是倾向把“有机”作为具有潜在其他资本兑换性的资源，在不断加码的“有机”耕作补助中，甚至有些大农投入“有机”事业就只是为了取得有机转型期前三年的优渥补助条件。因此这些大农投入“有机耕作”中，多半都是以申请标章为目标，让“有机”成为他们经营产销上的一种象征资本。这种心态，与刻意不愿进入“有机”体系规范而选择自然农法的小农，形成有趣的对比关系。

因此，本文透过玉里这个处于稻米产业中特殊区位的个案尝试指出，长期以来乡民研究所关注的农民分化问题，在当前逐渐展现了一个不尽相同的样貌，分化不一定是以无产化与资本密集化的两极对立为形式。受到当代对于生存/存有的不同想象影响，这样的社会氛围既给予了这些小农在消费市场的一些生存空间，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认同所在。

而在此一新型态中，李丁赞（2011）、蔡晏霖（2016）等人以“新公民运动”或“农艺复兴”为其定调，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当这群小农同时配合着各种不同层次官方资源的介入底下，可以相对自足地栖居于农村，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主观认同样态之际，这些大农们所耕耘的精致良质米路线或以产销班等形式走正规认证的有机米，对市场上仅追求健康饮食的消费者而言，仍具价格优势，从而成为这群小农在市场上的强劲对手。

这种以小商品生产者（为买而卖）之姿，试图在市场上开发新论述场域的过程，一时间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效应，但某种意义下，虽这群农民无意扩大生产规模，但随着进入这一场域的竞争者越来越多，在消费市场仍须有所区辨的情况下，小农们不论是在质量上的精进或在价格上的优惠，都会促使他们仍须在自我生活风格的追求与消费市场的瞬息万变中取得平衡，为了克服这样的竞争，小农们最终是否仍会被收拢于新的资本集中化趋势仍值得观察。

[1]资料来源：

https://www.trade.gov.tw/cwto/Pages/Detail.aspx?nodeID=865&pid=321608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网站2020/3/15撷取。2018年9月14日台湾第4次贸易政策检讨会议上，台湾更进一步政策性宣示“在WTO未来回合谈判不要求开发中国家特殊及差别待遇”。

[2] 除了天然环境的污染较少外，由于花东纵谷的日照时间比西部普遍较短，所以在稻米结穗充实的时间拉得较长，这促使东部纵谷谷仓乡镇的米质在天候和土质的配合下普遍较好。

[3] 一般来说，所谓的“小农”大致可由几个指标来观察，一是从事于家族劳动的自雇小经营者，二是单靠农业生产即能维持家族生活者，三为土地所有者。考察当时台湾农村实情，虽符合以家族劳动为中心且基本上拥有0.5公顷左右的土地，但因其无法单以农业生产维生，故成为刘进庆 （1992）所谓之半无产阶级化的“自营农民”。

[4] 比如说2011年台湾农委会整合14 个试验改良场所试验研究、教育及推广资源，成立农民学院，建构系统化训练。相关政策辅导及奖励措施可参考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2700 农委会《农政与农情》刊物（2020/3/17撷取）。

[5] “CAS台湾好米/良质米”的概念是2000年由台湾农委会提出，采统一设计包装，由原料（对品种和种植区域的界定）、加工、质量、管理四项指标作为依据。CAS标章原先还包括“CAS有机米”类别，其中“有机农产品质量规格标准与标示及标章使用规定”于2005年颁布，2009年废止。其对质量规格的定义中，并没有针对生产过程进行管控，仅要求不得验出农药。资料来源：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38243 农委会主管法规查询系统。2020/3/20撷取

[6] 台湾米标章原先主要是针对台湾米饭制作料理业者核发的标章，其标准主要着重在米的来源和口感。但其标章没有特定的流水号识别，以至于很多白米销售者也会把此标章印在自家产品的外包装上。

[7]产销班的运作，在稻镇的诸多例证中，除了有机农业因在农法排他性的要求下（生产过程不能和惯行农业混杂），需在生产和加工上甚至后端通路上相对依靠集体的力量，还算能正常运行外，多数产销班的运作，其合作关系大多仅止于定期班会的研究讨论而已，有时连共同购买都很难做到，更遑论共同运销。而实质上，稻镇有机产销班能从外表看来正常运作，也是因为实际上该班班长是直接买断班员的谷子，而其透过产销班、合作社、契作集团而来的各式补助分配，在其班员口中也是不无争议，而产销班曾有几年过低的收购价格也促使创班的原始班员离开。

[8] 在现行小地主大佃农政策之下，有诸多关于设备补助、农地租赁补助的措施，可参考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203 台湾农委会农粮署网站。

[9] 其所有产品皆须通过农药残留安全检验且为单一品种。

[10] 有机米因为缺乏部分微量元素，口感通常会稍差，田间询问几位惯行或有机农民都曾提到此点。

[11] 以他们的技术能力，虽有用药，但可做到终端产品农药零检出。

[12] 其中也包含许多较天然的方式比如说使用米糠、益生菌或酵素合成的叶面肥。

[13]  2013年富里农会的有机糙米被验出有农药残留，第一时间农会先是跳出来说，这可能是邻田污染所造成，可问题是当时发生问题的糙米来源于罗山这个号称有机村的地方。上下游的记者曾经在事发后追踪后续发展，发觉不只是消基会在市售样品上验出农药，就连富里农会自行送验的样本也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可是整个政府体系只针对抽验过关的产品表示此为消基会的误报，花莲县政府甚至扬言提告。但由于富里农会当时已建立产销履历系统，所以在出问题当下也马上查出了稻米的生产者坦言因为病虫害多而施用了农药，并不是邻田污染的问题。但相关单位却竟然对此都缄默不再发言。政府带头取巧的后果是，使得“有机”在尚未跨入此行的农民眼里，成为一个可以上下其手的灰色地带。（资料来源：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37268/ 富丽米事件调查报导系列之二：在有机村发生“邻田污染”？2019/12/08撷取）

[14] 虽然在有机验证制度中要求需设置隔离带，但是实际操作上如果邻田农药喷洒较凶，加上风势地形等因素助长，还是非常有可能有农药污染的问题。加上有时惯排没有分离的田区，就可能遭受污染。

[15] 东丰有机班的初始成员主要也是在193线道上，与织罗部落之间车程约5-10分钟。

[16] 有关KKF农法的细节可以参考陈瑞芳（2020）〈KKF农法于台湾农场之实证研究经验分享〉。

[17] 绿生农法提倡使用的绿生菌，也需要自行备料加工的过程。不象是现成的有机肥可以直接施用。相较于KKF农法，绿生农法的成本显然高出许多，除了早期推广玉里米产地认证时，有一些农民尝试使用，但后续由于成效有限，且费用过高，目前在玉里地区已少有人使用。

[18] 乡民研究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曾经扮演了一个中介性的角色，当传统人类学的田野地纷纷因资本主义浪潮的扩张而受到影响时，在拉美地区的研究者注意到本地社区的经济运作，仍有浓厚的小商品生产者性格，也就是有别于资本主义之下为卖而买，小商品生产者所求多数仅是满足家庭生活开销，而研究者以peasant来指涉此类人群的特殊性。若放在当前台湾常用的语汇中，比较象是“小农”（对自给自足的想象）的概念。但台湾小农与拉美地区“乡民”（peasant）之间仍有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土地改革后能持有小块农地，但后者多数仍属无地农民。而在马克斯主义的研究传统中认为，资本主义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最终会由资本农将小农驱赶出农村，小农在成为无产阶级后，只能进入都市贩卖自身劳动力以求生。

[19] 有意思的是，2010年以来，因几个西部农地征收抗争而集结起来的新农运运动，以及因关注〈农村再生条例〉而集结起来的“台湾农村阵线”，带来了新一波都市中对农村、农业想象的讨论，而此时恰巧又是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过后，大家对大量无薪假与裁员事件记忆犹新的时间点。伴随台湾政策不断奖励新农、青农的大方向上，陆续开始有一小批年轻人或中壮年选择移居农村，且就比例上来说，从事有机/友善农业者，比原居农村的农民比例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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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秀姑峦溪流域的族群、产业与地方社会》（2022）黄宣卫主编，台北：南天出版社。

原标题：“惯行”之外：分化中的玉里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