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印度总理辛格访美时，感谢了美国的慷慨：“我们的绿色革命要归功于美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也将呼之欲出。” 次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回访印度时表示，继往开来，两国领导人将发起一项新的农业知识计划，将开发出更优良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并将其推向市场，从而引领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绿色革命的几十年（1940年代-1970年代），饥饿确实减少了，但此后饥饿人口的规模却增长了11%以上。今天，约有10亿人遭受着营养不足。这构成了世界银行、辛格、小布什等推动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契机。而第二次绿色革命不仅关系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粮食的未来，也关系到全球粮食的未来。

本文作者拉吉·帕特尔长期从事全球粮食安全的研究，并投身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在这篇长文中，他追溯存在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绿色革命”思想起源和后果，它的发展轨迹中资本积累和其合法性过程。他的中心论点是：为了推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延续绿色革命“养活世界”的梦想，当下有关全球南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辩论中，关于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历史叙述已经被重构和篡改。【编者注：因为文章太长，我们的译文将会分成上中下三篇推送，敬请持续关注。】

作者看到，国际粮食价值关系的统一和再整合经由全球粮食体系这一结构得以实现，它首先构成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一个条件，随后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存在。绿色革命也是围绕价值创造进行斗争的过程，它改变阶级力量的制衡关系，重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并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置于一个新的轨道上。但是绿色革命的过程更是一个综合体，由长达几十年的话语、技术、国家权力、阶级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私人投资、文化干预、教育和生态变化共同塑造。

作者指出，这一知识领域是一个战场，由它所带来的争论不仅牵连到经济政策，而且联系着绿色革命自身的历史。

本文导言部分有删减，完整版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作者 | 拉吉·帕特尔(Raj Patel)，粮食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及联合国，但随后投身到反对这些前雇主的国际运动中，现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帕特尔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经济学的缺陷(The Value of Nothing)》(被评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等，为《卫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供稿，并积极领导和投身于关于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中。

翻译｜Alvin、惊雷、lancy、侯泠、侯娣、Ripple、张园

校对 | 苗苗

责编｜候鼠

后台编辑｜童话

一、导      言

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美国开展国事访问，在访问中，他对美国的历史性慷慨表达感谢，并勇敢地指明未来。他说：“我们的绿色革命要归功于美国。现在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也呼之欲出” (Mishra 2006)。

一年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回访印度，并对这段历史与未来做了更深入的阐述：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印度合作，协助满足其粮食需求，当时美国的先驱科学家如诺曼·博洛格将农业技术分享给印度农民。由于你们【译者注：印度】的辛勤付出，你们的粮食产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翻了近三倍。立足于此继往开来，辛格总理和我正准备发起一项新的农业知识计划(Agricultural Knowledge Initiative)。这项计划拟投资1亿美元，激励美国和印度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促进联合研究，以改进农业技术。借由这种合作，美国和印度将开发出更优良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并将其推向市场，从而引领第二次绿色革命。······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曾写道：“只存在一种历史，即人类的历史。”美国与印度怀着对这些话的信念向前迈进。人类的历史只有一条路——通向自由的路。(Rao 2006)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没有文化的总统之一，小布什对泰戈尔和黑格尔的引用让人感到些许不安。但隐含在这场美印交流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很可能激起农政变迁学者的公愤。因为辛格和布什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关系到印度粮食的未来，也关系到全球粮食的未来。这些问题包括对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历史认识、国家在国际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知识（服务于资本主义转型的知识）的重要性。

为了分析和梳理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更多有关绿色革命的历史。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非讲述这样一段历史。已经有许多分析者为绿色革命的档案工作付出辛勤劳作并产生巨大影响(Feder 1976；Perkins 1997；Ross 1998b；Cullather 2010)，而我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并不比前人更充分，如果我只是重述前人的论点，那对读者将是不厚道的。因此，本文不打算重复以往的工作，而是要将近期所呼吁的“二次绿色革命”或“新绿色革命”放置在历史背景中加以把握，为更多的绿色革命研究建立案例。

运用布罗代尔(Braudel 1982a)，克拉克(Clark 1999)，福柯和塞内拉特(Foucault and Senellart 2008)以及阿瑞吉(Arrighi 2010)的思想，本文试图对第一次绿色革命至今的积累、合法化和发展轨迹进行追溯，并由此总结出研究议程，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这篇论文的标题已将该研究议程的范畴透露出来。人们普遍认为绿色革命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并持续至1970年，但这种历史分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国家的重组、资本积累、权力集中、公民权剥夺以及农业投资和创新，这一系列社会过程的发生都早于标准历史分期，并在1970年之后继续长期发挥作用，而这些社会过程仅在1968年（即运动完结的前两年）才被正式命名为“绿色革命”。

为了查找这种标准历史分期的漏洞，我借鉴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洞见，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Hobsbawm 1996，1994)。这些作品又借鉴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漫长的十六世纪》和资本主义积累周期概念。但如果要对资本主义漫长历史中的农业变化做严格的长时段分析，这已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摩尔(Moore 2010)的世界历史项目在某些方面正朝着这个更宏大的目标迈进。

这篇论文的目标是比较温和的：它旨在检视存在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绿色革命”思想何以起源，后果为何。在这项任务中，长时段的分析(longue duree analysis)将有助于理解当前的变迁。这种变迁是一个综合体，由长达几十年的话语、技术、国家权力、阶级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私人投资、文化干预、教育和生态变化共同塑造。

一如既往，阶级问题很重要。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59)提出将何人、何事、何时、何地、缘由问题作为社会学想象力的指南【译者注：社会学想象力是米尔斯创造的一个社会学术语】。近来，这一方法也由伯恩斯坦(Bernstein 2010a)更新并运用于农政研究。在处理上述问题的过程中，阿拉基(Araghi 2003)对全球粮食体系的价值创造研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靠出发点。他指出，国际价值关系的统一和再整合正是经由全球粮食体系这一结构得以实现，它首先构成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一个条件，随后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存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回溯，将“圈地运动”视为去农民化的起源(Araghi 1995)以及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初始(Wood 2000，也见Allen 1999)。

虽然我认为围绕价值创造逻辑的观点是必要的，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绿色革命何以如其所是。比如农民群体，甚至是早已并入“全球粮食体系、资本和19世纪后期世界历史价值关系”的伊朗人(Araghi 2003, 57)，他们长期以来反抗并且还在继续反抗圈地运动(Holt GimeÅLnez and Shattuck 2011)。这种反抗的可能性表明，对全球价值链分析轨迹的勾勒必须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纳入考量。

绿色革命本身就是围绕价值创造进行斗争的时刻，它改变阶级力量的制衡关系，重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并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置于一个新的轨道上。绿色革命的作家们无法随心所欲地罗织历史，但他们在反对由穷人所组织的经常性和集体性抵抗这件事上却费尽心机，利用国家工具反对农村多数人口。虽然这一过程有时要依靠暴力实现，但即便是国家暴力也需经由合法化，因此纯粹的价值创造逻辑不足以解释国家行动何以如其所是，也不足以解释国家行动使什么成为可能，又阻止了什么。

麦克迈克尔(McMichael)和弗里德曼(Friedmann)提出的“食物体制”(food regime)概念对处理这一课题是有所裨益的。在他们看来，食品体制本身就是一套“在世界范围的食物生产和消费的规则管理结构”(Friedmann 1993，30)。然而，权力和财产的制度性安排并不足以支撑食物体制分析。矛盾是否稳定了？何种机制(institutions)发挥着为一系列关系输送稳定性和赋予意义的支点作用？例如，在1947-1973年金融化的食物体制中，是否存在与发挥支点性作用的粮食援助制度相对应的机制？

粮食援助的合法性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1)多样化且彼此高度不平等的行动者在利益分配和预期设置上达成妥协，这些行动者包括美国农产品集团和立法者，第三世界政府，粮食贸易公司，从粮食和肉类价格下跌中受益的消费者；(2)一种意识形态框架，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人道主义的、发展性的，或是任何与贸易关系无关的东西，即便食品援助运输的规模在三十年来主导着世界价格的形成。直到20世纪80年代，补贴出口政策才被普遍地视作一种糟糕的贸易行为（财政危机的到来使援助方式得以改变），旧方法不再合法。(Friedmann 2009, 337)

弗里德曼所讨论的问题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一个人无需成为不折不扣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很多人也不是(Goodman and Watts 1994)——就能发现合法性、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价值的彻底分析必然会考察这些问题。食物体制分析更强调把这些问题置于突出位置。运用食物体制分析来思考绿色革命是明智的，因为绿色革命是如此清晰地依赖于制度性控制，并在占主导地位的霸权集团中维持国家强制和社会合意的兼用并蓄(Gramsci 1971)。

虽然布劳德里尔的分析方法强调对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的关注，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审视还要求理解那些偶然且临时的历史阶级妥协。食物体制所提供的方法有助于理解该结构和妥协形成的内在逻辑，而价值创造的逻辑本身就难以做到这一点。

具体来说，知识在绿色革命合法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而小布什所作演讲的核心内容显然就是有关知识的转移和交换。知识所能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并不仅限于培育和繁殖的方式，甚至也不限于印度生物多样性的遗传信息，尽管绿色革命的知识确实包括这些内容。在此所说的关键性的知识延伸为政府所知的应以何种方式支持和投资农业，这种知识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为如今的国际发展政策精英们广泛知晓，即补贴出口政策是愚蠢的。

这一知识领域是一个战场(Long and Long 1992)，由它所带来的冲突不仅牵连到经济政策，而且联系着绿色革命自身的历史。如果要推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有必要将第一次绿色革命宣传为成功案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第一次绿色革命认定为已经完成，并且是产生了明确效力的。但是，如果绿色革命仍在继续，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倘若它的效果模棱两可，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那样，那么重塑绿色革命项目的根基性知识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工作，从而使以其名义所开展行动得以合法化。

最后，当我将绿色革命形容为漫长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始终一成不变。相反，“新绿色革命”倡议中最抓人眼球的一个特征就是一种新颖的术语使用方式，比如“营养”。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生命政治的著作对理解这一转变很有帮助。

在1978年至1979年的一系列讲座中，福柯探讨了围绕“生命政治”理念的一些核心问题，他认为：“生命政治”指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自18世纪开始，政府将政策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进行合理化，而这种挑战主要是一系列人口构成中的生物特征现象：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种族······

我们现在知道，自19世纪以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持续至今。在我看来，这些人口学问题是在政治理性的框架中现身并占据焦点的，因此这些人口学问题是与它们所处的政治理性框架密不可分的。这就意味着上述问题对“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在一个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人自由企业的制度中，“人口”现象以其具体的影响和问题何以能够被纳入政策考量？它又是以何种名义，依凭何种规则实现的？(Foucault and Senellart 2008，317)

此处需要明确，福柯所说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甚至美国民主党所占据的部分政治光谱。相反，它有更广泛的意涵，指的是一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即强调法律人格、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优先性。这种政治安排放眼全球南北各国都能够找到，无论这些国家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与否。一旦我们明白了这点，那么将绿色革命理解为一种生命政治和地缘政治(Perkins 1997)进程也就说得通了。

最初的绿色革命脱胎于一种极其特定的思考人口和饥饿问题的方式。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预先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个人自由企业”这些观念所缚住手脚的(Scott 1998；Angus and Butler 2011)。绿色革命是这样一种策略，它面向和尝试解决的是20世纪早期由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问题。

在21世纪，这种建构过程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新绿色革命与第一次革命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但不变的是统治阶级围绕控制、管理和财产的潜在担忧，而且极为重要的是，推动新绿色革命的野心揭示了一个比最初绿色革命更富有生命政治色彩的项目——它比之于先例更强调对个人身体的管理控制。我认为，这一变化正是建基于过去一个世纪积累周期的变化。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绿色革命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将来要成为什么。

总的来说，对绿色革命作一番主流叙述，对那些认为绿色革命是好事的人而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1941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一个小组调查墨西哥农业，绿色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这次调研带来了墨西哥农业计划(MAP)的发展。

1944年，一位名叫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年轻生物学家受聘于该项目。他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使得“奇迹小麦”得以在1954年成功开发。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将“奇迹小麦”连同其他以水稻为主的作物纳入援助清单并向世界传播。诺曼·博洛格为此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此之后不久，绿色革命可以说就已经完结了(Dowie 2001, 114)。

“绿色革命”一词是威廉·高迪(William Gaud)在绿色革命开展晚期，也就是在1968年华盛顿国际发展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他将绿色革命的产生归功于美国和慈善组织在化肥、灌溉、改良杂交种子、国家支持和信贷方面所提供的资助：农业领域的这些和其他发展为创造新的革命提供潜能。它既非苏联那般的红色革命，也非伊朗国王那般的白色革命。我将其称为绿色革命[1]。(Gaud 1968)

为支撑绿色革命的主流叙事，高迪和他的知识分子后代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许多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取得了创纪录的收成，某些国家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1960年至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多(Conway 1997)。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大米产量在1966年至2000年间增加了275% (Khush 2003)。产量的增加往往是由亩产增加带来的。例如，1964年以后，智利的玉米产量每年增长200公斤/公顷，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谷物中最高的持续增长率(Conway 1997)。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近75%的水稻，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一半的小麦都种植了这些新品种(Rosset 2000)。比如绿色革命使亚洲的粮食供应在25年内翻了一番，而净种面积只增加了4%(Lipton 2007)。

与此同时，粮食产量增速成功超过人口增长率。1950年至1990年间，全球人口增长了110%，但同期全球谷物产量增长了174% (Otero and Pechlaner 2008)。2000年，世界人均粮食供应量比1961年高出20%，而饥饿人口在1970年至1990年间减少了16%，从9.42亿人减少到7.86亿人(Borlaug and Dowswell 2003)。

食品、农业和金融服务巨头——嘉吉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雷格·佩奇(Greg Page)最近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距离热量饥荒最远的时代……全世界农民生产为每一个世界居民所生产的卡路里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BBC 2011)。也许这是事实，正如诺曼·博洛格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数百万长期生活在绝望和不幸中的人来说，绿色革命似乎是一个奇迹，它为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Borlaug 1970)。

饥饿确实在绿色革命的几十年里减少了（中国不在计算当中，中国的绿色革命显然更红），但在此之后饥饿人口的规模却增长了11%以上(Rosset 2000)。当时和现在的绿色革命都在夸夸其谈，说是养活了全世界，但目前有关饥饿的数据却向我们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在今天，约有10亿人遭受着营养不足(见FAO 2011b和随后的Ivanic et al. 2011)。在激活农业资本主义方面，绿色革命似乎只是在生产更多粮食上取得了充分成功。但大量的卡路里供应并不代表“摆脱饥饿” (Vanhaute 2011)。

为应对近来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足、食品价格上涨、气候变化威胁以及全球人口增加，新的二次绿色革命再次得以号召。在非洲，科菲·安南(Kofi Annan)领导着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据报道，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从2007年至2012年花费了20亿美元用以对抗饥饿(Blankinship 2012)。在2010年的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上，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雷克斯(Jeff Raikes)在一场名为“把粮食带给农民”的研讨会上，提出了如下观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农业发展事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怀着相同的信念在每天早上醒来并为养活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Raikes 2010)。世界银行则呼吁投资支持小农农业，以减轻贫困和增加粮食产量(见世界银行2007a)。

只有当绿色革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当它的某些特征得以遮挡、忽略和扭曲时，世界银行、各类发展机构和慈善家们才能得出如此结论(Amanor 2009；McMichael 2009a；Oya 2009a, 2009b；Woodhouse 2009)。本文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当代关于全球南方农业的辩论中，对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历史重建远非客观中立。为了让“养活世界”的新梦想得以实现，历史已遭篡改。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回到墨西哥的案例，并像伯恩斯坦那般对分配问题发问，并进一步发展他对绿色革命的分析(Bernstein 2010a)。这么做并不是要对一些人的善意横加指责，比如那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把绿色革命视作对抗当时社会弊病有力武器的人。但是，倘若要厘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之举为何会选择在墨西哥，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标准叙事稍作拆解，抽丝剥茧，聚焦到绿色革命旨在补救的弊病背后的社会结构。

许多形塑绿色革命的社会特征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国际粮食市场集中掌控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Murphy 2006)。自一战结束以来，哈伯-博施工艺就在美国国内长期应用于化肥生产(Brand 1945)[2]。植物育种技术伴随着国家政府的农业研究和创新系统已经存在了数十年(Macconnell 1953)。大规模的慈善机构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努力下得以建立起来(Carnegie 1901)。

在美国的慈善企业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举足轻重，该基金会自1906年以来就一直关注农业技术，当时他们资助了一项由科学驱动的“对抗美国南部棉铃象鼻虫的运动”(Fitzgerald 1986, 460)。该基金会在中国有一个规模适中的农业项目，并在1933年向国民党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农村重建，以对抗共产党(Perkins 1997；Ross 1998a)。

但是最终发起绿色革命的地点距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部更近，因为这个地点离美国更近。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介入其南部邻国的事务，从1846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到更近期的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及随后对农民叛乱的反应(Wolf 1999)。193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开始讨论在墨西哥开展农业研究项目，但由于墨西哥新总统拉扎罗·卡尔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当选，该项目搁置了下来。

卡尔德纳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土地改革——将47%的可耕地进行了重新分配(Alcantara 1973, 25)——并着手推进石油工业资产的国有化，这其中就包括标准石油公司的精炼厂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喷油井(Perkins 1990)。

在20世纪30年代末，墨西哥农业遭受供应不足影响。于是，卡尔德纳斯在政治上的保守反对派呼吁在农田中部署军队。虽然卡尔德纳斯的批评者们指责他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造成动荡的原因，但是1938年爆发的病虫害、不利的天气和糟糕的分销网络才是墨西哥农业生产和消费严重破坏的原因。正是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为随后的绿色革命奠定了基础(Cotter 2003)。

1940年，在墨西哥革命党的内讧中，卡尔德纳斯支持了一位来自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阿维拉卡马乔(A´vila Camacho)。卡马乔虽然使得卡德纳斯改革的某些部分得以巩固，但他在掌权不久后就显露出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比如他改革选举制度以防止共产党人竞选公职(Jennings 1988, 45–61)。他的这一立场令墨西哥的北方邻国深感喜悦。于是，美国副总统、先锋良种公司的创始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于1940年11月驱车参加了卡马乔的就职典礼。回国后，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讨论了在墨西哥开展农业研究和干预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展露出来。

虽然历史表明，绿色革命始于洛克菲勒与墨西哥政府初创的合资企业，但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掌握主导地位。按詹宁斯(Jennings)援引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部主任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话说，墨西哥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毫不知情基金会出于何种目标创建墨西哥农业计划：

我们通常把这个项目称为墨西哥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的合作，合作是应墨西哥政府的要求开展的。这种说法在形式上虽然正确，但实际上非常误导人······必须现实地承认一点，墨西哥政府对我们在谈论什么或我们打算做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洛克菲勒基金会想做个实验。墨西哥提供便利的地理位置。首先，这个项目将为墨西哥人生产更多更好的玉米和豆类，但从更宏观和更关键的角度来看，这是国际技术合作的一个基础性实验。(Weaver cited in Jennings 1988, 58–9)

墨西哥人应该成为这一实验的受益者，尽管他们从未设想过自己的政府能够设定本国的发展方向。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项目的目标在于“在不受华盛顿的控制的同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Perkins 1990, 9)。而基金会所设想的“合作”（即利用本地和国际资源改造本土生产技术）甚至招致农业发展领域专家们的抵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多次呼吁洛克菲勒基金会停止上述做法，他认为美国农学家的方法（尽管与墨西哥技术官僚同行的做法相契合(Cotter 2003)）并不适合墨西哥已有的生态和社会体系：

一群积极好胜的美国农学家和植物育种家在墨西哥推广他们的美国商业库存，这么做可能彻底破坏当地资源······墨西哥农业一旦朝着由个别商业品种所划定的标准化方向前进，那么本地经济和文化的破坏和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爱荷华州的例子对墨西哥而言是最危险的。除非美国人明白这点，否则他们最好完全远离这个国家。研究项目必须从对本国经济的基本健全认识中出发。

事实上，索尔看得更远，他指出，将农村工具化是基金会未曾明说的前提假设：

墨西哥的农业情况是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实验工作中所得情况的放大版本；人们的焦点已经从实现农村农业的自给自足转向了服务城市和工厂的需要，这伴随而来的就是强调标准化和产量，以及重视特权阶层所能吸收的商品。(Sauer cited in Jennings 1988, 51)

即便如此，在卡马乔及其继任者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an)的领导下，墨西哥政府的政策明显转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Alcantara 1973，29)，索尔等人的提议遭到无情拒绝。1949年，保罗·曼格尔斯多夫(Paul Mangelsdorf)，作为哈佛大学植物遗传学育种教授，同时也是最初洛克菲勒调研团队的一名成员，给韦弗寄出一封信，信中涉及对索尔所谈担忧的回应：

如果这项计划······果真“成功”，它将意味着众多墨西哥古代玉米和其他作物品种的消亡，也许还会破坏风景如画的民间生活方式，而这些东西对人类学家而言是极为宝贵的。换句话说，对索尔而言，墨西哥只不过是一座供他们这类人研究的美化蚂蚁山。他们憎恨任何“改善”蚂蚁的努力。他们更喜欢像现在这样研究它们。(Mangelsdorf cited in Jennings 1988, 55)

从项目伊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围墙花园”内就有争论。索尔正确地认识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把在美国大规模农业中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只与少数生产者相关的地区。从回绝索尔担忧的这些话语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对索尔尊重农民知识的不屑，还能窥见了工业化农业和美国慈善组织可能带来的“改善”农民知识的超凡力量(Li 2007)。

事实证明索尔是正确的。回想一下，绿色革命计划使墨西哥其小麦增产而闻名。按照传统的叙述，诺曼·博洛格“意识到墨西哥的传统小麦是种植在高地地区的，这不利于生产足量小麦以实现该国在小麦生产上的自给自足” (Dubin and Brennan 2009, 21)。然而，对大多数墨西哥人来说，玉米才是一种重要得多的作物。在1950年，墨西哥玉米的土地种植面积(4,781,759公顷)几乎是小麦种植面积(555,756公顷)的十倍(1955年国家农业总局)。但小麦往往是由商业农场主所种，相比于生产玉米，小麦的生产模式和资源使用更贴合美国同行[3]。

而玉米项目破产正是源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支持的农业类型与墨西哥农民最关切的农业类型之间的不匹配。即使到了1963年，墨西哥仅12%的玉米种植地使用杂交种子(Fitzgerald 1986, 467)。相比之下，1957年，小麦种植中使用杂交和改良种子的比例达到了90%，虽然“从1949年到1966年，墨西哥的化肥用量增加了25倍以上，但只有15%的收获面积得到施肥处理” (Fitzgerald 1986, 469–70)。

希克斯(Hicks)注意到“1960年私有土地（大于5公顷）上的小麦产量比合作农场和小型私有土地高出50%，而在1940年这一差额仅为10%” (Hicks 1967，397)。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墨西哥农业计划才取得了成功；它满足了一群特殊农民的需求，而这些农民掌握更丰富的资源，而且往往居位于墨西哥北部。（之所以集中在墨西哥北部是因为）在1941年至1952年间，国家农业预算的90%（联邦预算的18%）都花在了墨西哥西北部的大型灌溉项目上(Alcantara 1973)。虽然基金会内部对采取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方式尚有关切，但是博洛格本人回绝这种想法，他认为这项技术更易于富有商业农民接受。

当然，这些农业计划的推进也遭遇阻力，一些农民社区有意识地拒绝了绿色革命(Clawson and Don 1979)。这些绿色反革命分子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农民保守主义者”的标签，因为他们对农业发展项目缺乏热情(Ross 2005)。

（借由墨西哥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主题是在绿色革命的漫长历史中反复出现的：

首先，绿色革命的介入发生于墨西哥国内阶级围绕生产资源所展开斗争的历史时刻。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做出在墨西哥启动绿色革命项目的决定的，即在一场革命和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在国家启动资源财富国有化之后以及国内精英阶层得以巩固之时(Gilly 2005)。

其次，有关农业“成功”需要何种知识的争论得以兴起。绿色革命的项目管理者对他们所认为落后的农业方法持蔑视态度，对学术界同事对农民农业的浪漫依恋报以不屑，这些蔑视和不屑将关于知识的争论掩盖。而技术官僚的担忧也压倒了对权力和知识的考虑。绿色革命的机器就是一个反政治的机器(an anti-politics machine)(Ferguson 1990)。

第三，绿色革命的介入受益于墨西哥国家的保护，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以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但绿色革命也豁免于民主监督的机制：基金会自身就是法律。

第四，基金会采用的是美国农业模式，强调资本密集和专家培训。

最后，基金会有意识地将自身利益与美国政府利益绑定在起来。

然而，在今天的长期绿色革命中，上述特征并不是唯一的趋势，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趋势。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意识到：

绿色革命的概念是有意与“红色革命”相对照而创制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将借由农业革命而非激进政治变革而经历深远变化，这一观念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去思考新农业技术产生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利益。(Harris 1988, 229)

墨西哥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瞥见社会变迁规模。而这种转变将在随后其他地区绿色革命项目中展现得更为清晰。墨西哥农业计划结束后，洛克菲勒在哥伦比亚启动了一个规模较小的项目，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在亚洲开展项目，而这可能是其最显赫的成果。

在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项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关注墨西哥项目中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将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向不同的方向，且都源于美国国内的担忧，而这些担忧在上世纪初就已显现端倪(Cullather 2010)。

首先，在1940年代末，基金会的公共卫生改善成果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批评者认为，基金会所取得的改善成果可能会被人口增长抵消。其次，基金会觉察到，贫穷和饥饿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46年至1956年担任该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期间就最常提及这一担忧，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担心。

基金会曾发布题为《世界粮食问题、农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略文件，这份文件由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埃尔文·斯塔克曼(Elvin C. Stakman)、理查德·布拉德菲尔德(Richard Bradfield)、保罗·曼格尔斯多夫(Paul Mangelsdorf)和乔治·哈拉尔(George Harrar)共同编写。在这份文件中，基金会明确阐述了有关叛乱、人口和粮食等主题：

是否会有百万计的人······成为共产党员部分取决于共产主义世界或自由世界是否能履行其承诺。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承诺具有吸引力，但行动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共产主义向饥肠辘辘的人民作出了诱人的承诺。民主不仅要作出同样的承诺，而且必须兑现更多的承诺。(农业活动咨询委员会，1951，4，转引自Brinkman 2009)

这一观点与美国外交政策是一致的。里夫指出，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口号：“饥饿到哪里，共产主义就到哪里”(Rie 2011)。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基金会之间的一致性并不出奇。横跨慈善和政府领域的精英关系网络滋长了精英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厌恶和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持久信仰（包括石化、农业、军事工业等方面）。通过外交关系委员会及美国政府，基金会和政府建立了大量联系。

正如欧萨(Oasa)所言：战争结束后，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为助理国务卿。1946年，大卫是外交关系委员会西欧战后恢复研究小组的秘书。从这个小组中产生了马歇尔计划研究小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8年向后者提供了5万美元。最后，约翰·洛克菲勒在1951年成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特别顾问。(Oasa 1981, 108)

美国政府本身的优先事项也倾向于管理国内和国际危机。例如，美国国内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通过1954年的《美国农业贸易和发展援助法》(PL480)得到了部分解决，该法允许美国以援助的形式向全球南方国家出口过剩产品。由此，日本成为了美国过剩小麦的主要进口国。但很快，这一地位又被印度取得，因为印度担心旁遮普的大面积粮仓被巴基斯坦夺走，尼赫鲁也担心高粮价会带来不稳定因素(Perkins 1990；Friedmann 1993)。这些发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调查小组后的一年内，该小组旨在调研基金会在印度复制墨西哥模式的潜力。一年后，基金会捐赠了138万美元在印度开展了联合农业项目(Lele and Goldsmith 1989, 309)。

印度为基金会提供了可以解决其新问题的环境。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托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T. Compton)在1951年向基金会指出的那样，“我猜想印度可能是这个领域活动的沃土。众所周知，这里人口过多、生活水平低下，且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Perkins 1990, 11)。

因此，人口过剩的形象(Angus and Butler，2011)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印度农业说明》(Notes on Indian Agriculture)中得到呈现。（《印度农业说明》的语言与基金会描述墨西哥村庄的用语惊人地相似，并出现在此后大量的发展文献中）：

在一个地区内的······村庄······就像蚁丘一样千篇一律。事实上，若从空中俯瞰，饱览一余，你就会发现许多村落的建筑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受遗传的动物本能驱使的生物所建造的，没有任何偏离遗传模式的倾向。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所谈的遗传，是社会性的。(Perkins 1990, 10-1)

尽管对村民的“蚁丘”描述与墨西哥的经验相似，但基金会从墨西哥的探索中学到了很多。基金会的使命和解决印度农业问题的技术都得到了磨练。基金会认为其作用不仅在于发展改善农业所需的知识，还在于发展在政府决策中嵌入、传播和推广这些知识所需的结构。

基金会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开展的植物育种工作，在十年后得到了其他基金会和美国农业部的支持。基金会认为自己的优势不在于知识的生产，而在于将其优先事项和知识种植在公共政策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Perkins 1990)。由于基金会带来的农业知识需要在印度政府内部找到制度性的归宿，由于这些知识有利于商业农民而非自给自足的农民，也由于基金会从其在墨西哥实施的技术的经验和“成功”中得到启发【译者注：这些技术受到了美国增地项目的启发(US-land-grant-inspired)，这里指的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增地建立高校的项目，鼓励各地培养农业人才，改进农业技术。】，基金会开展了一项新的更长远的培训运动。

这项运动的目的不是改善“蚂蚁”的命运，而是改善大学培训的农学家的命运。基金会指导培养了一支强大的印度农学家和农业专家队伍，他们飞到美国亲眼目睹了美国工业化农业的好处和丰硕成果，并将成为基金会的方法在印度农业中划算的“力量倍增器”。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原因，195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与大多数印度人关系不大的商品作物：玉米。玉米仅占印度农作物的3%，其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农业“沙盒”，基金会可以在其中进行类似于在墨西哥的试验，同时为其方法建立制度支持。

整整八年后，即1964年，基金会才开始资助小麦。直到1965年印度粮食危机期间，水稻才加入该计划(Lele and Goldsmith 1989，318)。请记住，绿色革命一向被认为是对水稻和小麦生产进行干预。(Pinstrup-Andersen and Hazell 1985)。然而，在墨西哥，绿色革命在小麦生产上最为成功。在印度，绿色革命始于玉米。那么，为什么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与绿色革命作为政府之外(extra-governmental)的公共政策转型过程的实际发展如此不一致呢？

印度作为“绿色革命”的成功之地而被人们所铭记。这一点值得深究，尤其是考虑到该项目的资金总额并不高。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印度事务期间，其支出为790万美元——根据勒莱(Lele)提供的1951-1975年的数据，按2012年美元计算约为5660万美元(Lele and Goldsmith 1989，309)。如此有限的资金与对“绿色革命”成就的宣传很难相称，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1970年发布的新闻稿：

我们可以从一些统计数据中看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1967-1969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4%。仅在南亚—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重要国家—粮食产量就增长了27%。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基金会、大学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发了新的耕作方法，包括最有效地使用造就绿色革命“奇迹”的小麦和水稻种子。(Paddock 1970，897)

当然，国家和捐助组织对上述举措的资助可以解释部分效果，但小麦计划的成功与作物本身的优点关系不大，而与生态和政治的关系更大。1965-1966年，印度气候多变，干旱少雨，美国的粮食援助给商品价格带来了下行压力。这是因为，印度政府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而作为回应，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宣布对粮食援助采取“短线”政策，即粮食援助的每月能否延期取决于受援国是否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Cleaver 1972)。印度的饥荒、恶劣天气、粮食援助对经济的抑制作用，以及恶劣天气过后的反弹复苏，都成为美国讲述其成功喂饱世界的故事素材。

然而，在谈到1967-1970年期间的情况时，帕多克(Paddock)指出，印度在1967-1970年期间其大麦、烟草、黄麻、鹰嘴豆、茶叶和棉花的产量都增长了20%-30%，而且这一时期的增产是没有获得绿色革命投资好处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类似的对盈余和丰收成绩的自我陶醉式叙述了(Paddock 1970)。

杰文斯(Jervens 2012)的研究使这一观察更加复杂。不仅其他作物的增产数据被忽视，这些数据本身也是更广泛的数据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杰文斯援引钱伯斯(Chambers 1984)的话指出，绿色革命的数据本身就是操纵的对象， “一些高产品种地区的官方统计数据......被夸大了3到4倍”(Jervens 2012，11)。这些趋势持续至今，杰文斯因而得出结论：“‘基于证据的政策’这一口号假定证据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但）‘数据’本身就是农业政策的产物”(2012，17)。

这种成功的表述使印度的土地改革辩论趋于平息(Patel 2007b)，也促使美国农业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Cleaver 1972；Kloppenburg 1988)。印度的新农业战略“旨在解决食物问题，政府要尝试在不破坏现有土地关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项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在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中损失最大的人”(Dasgupta 1977, 373)。这种状况与印度国内的转型相吻合，即从尼赫鲁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印度国内对这一战略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部力量所克服——外部力量推动印度精英采取更符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政策(Varshney 1998)。

天气导致的歉收、粮仓空虚、逐月运送的粮食援助以及地方政治角逐，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单笔种子交易(Lele and Goldsmith 1989；Djurfeldt et al. 2005)——1966年，印度政府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通过高产品种计划购买了18,000吨墨西哥高产小麦种子。印度的绿色革命正式开始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政治生态领域的 “休克疗法”(Klein 2007)。

绿色革命能使人在本地政治，特别是土地政治中采取反共立场。这种能量在印度当然也起了作用，但在菲律宾更为明显。1950年，菲律宾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部长普拉西多·马帕(Placido Mapa)邀请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启动了一个与墨西哥类似的项目(Oasa 1981, 124-5)，当时基金会就考虑了建立水稻研究所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敦促采取行动阻止亚洲的饥荒，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手开始筹建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Cullather 2004)。根据欧萨(Oasa)关于乔·哈拉尔(J. George Harrar)思想的报告，基金会将研究所设在菲律宾的理由如下：【译者注：水稻】产量低，文化习俗“原始”。此外，洛斯巴诺斯农学院与美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在美国国际合作署和康奈尔大学的资助下，许多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科学家在那里任教。最后，菲律宾对 “国际合作原则 ”持健康友好的态度。(Oasa，1981，147)

但基金会官员对欧萨表示，地缘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一位前福特基金会官员说，菲律宾远离因“共产主义威胁”而不稳定的大陆。他还说，“如果我们放弃亚洲，日本和菲律宾将是我们最后离开的地方”。菲律宾精英也坦率地从政治角度解释选择该国的理由。马卡帕加尔总统说，国际水稻研究所将为菲律宾和其他水稻生产国“节省”解决水稻生产技术问题的“时间、费用和努力”。他还写信给肯尼迪总统说，“我们认为该研究所是亚洲反贫困和反共产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Oasa 1981, 147-8)

196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正如库拉瑟所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简朴的现代主义建筑中，这座建筑旨在成为“现代性的奇迹”，不亚于即将从该设施中生产出的IR-8大米。现代化的管道、空调和室内装潢投射出“美国生活的力量和丰富”(Cullather 2004, 233)。一部介绍性影片宣布了新建筑的意图：“现代科学能够帮助这些人种出更多的稻米吗？两个美国基金会认为可以”(Cullather 2004, 237)。

但是，实现现代性的野心需要秩序的设立。而基金会未曾言明的目标以及美国的农业干预，将再次带来此种秩序，尤其是在土地分配问题上。1964年尼赫鲁逝世后，印度政府搁置了尼赫鲁提出的平等主义土地改革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由印度国内的叛乱推动的。然而，在整个亚洲，农民继续提出他们的诉求，要求制定更切实土地改革和再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诉求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准备方案。

在菲律宾，菲律宾共产党试图效仿中国的经验，制定自己的“土地改革的革命指南”(Putzel 1992)。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马卡帕加尔政府，还是1965年以后的马科斯政府，土地改革问题以及使这种诉求成为可能的革命政治都时刻困扰着他们。与此同时，任何滑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影响都令美国深感担忧，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毫无疑问，这也是因为大地主与全球农业投入和初级产品出口产业链关系紧密，如果他们的土地被征用，将威胁到美国农业企业的利益(Feder 1983)。

尽管国家希望忽视土地改革问题，但事实证明是这不可能的。至少，政府需要转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正如普策尔(Putzel)所言，马卡帕加尔政府和马科斯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都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两届政府对土地改革进行保守的解释，并在改变现有农村权力关系问题上混淆视听，旨在借用革命的言辞来维持农村秩序，但却没有按照被剥夺权力者的要求进行实质性的再分配。普策尔认为：

（高产品种）HYV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推广，以及随之而来的水稻增产，将在未来二十年内为一些人提供了弹药。这些人认为，菲律宾和亚洲的土地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解决，而无需挑战现有土地所有制模式(Putzel 1992，118)。

为了巩固现状而非颠覆现状，一些评论家将在菲律宾实际发生的事描述为 “逆向土地改革”(Feder 1983)[4]。因为菲律宾的精英们心中另有一种革命的打算——一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普策尔描述了保守的土地改革策略：

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健康的经济需要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包括国家主导的的土地再分配。保守派认为，贫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资产分配不均，而在于生产力低下。贫困问题可追溯到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也使得再分配改革变得几乎毫无意义。(Putzel 1992，10)

如果保守主义的经济处方要求国家不得干预市场，那么市场需要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兰尼提供了最佳指南，包括理解“自我调节市场”迷思的，以及支撑这些迷思的市场社会转型(Polanyi 1944)。大转型思想的核心是，国家一边宣传市场独立的迷思，一边需要为创造和管理市场进行大量工作。在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以市场为主导的粮食生产政策都需要国家的支持。为了通过发展经济打击共产党起义和农民叛乱，国家需要密切参与管理绿色革命最有力的两个工具：补贴和暴力。

尽管在有关绿色革命的报道中，技术上的胜利得到了最多宣传，但绿色革命者对资本流通的关注与对种子的关注同等明确。说白了，没有补贴，绿色革命就不会成功。1966年，菲律宾开始实施粮食自给计划。一年之内，大米的价格补贴增加了50%。墨西哥政府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33%的价格收购国产小麦。印度和巴基斯坦则为国产小麦多付了100%(Paddock 1970，898)。

绿色革命要想成功，不仅需要投入资金发展农业技术，并进一步向政府和农民灌输这种技术，还需要资金来维持该计划所需的大量、持续的补贴，以创造和产生盈余。这种资源规模超出了基金会的能力范围——这需要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组织。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逐渐取代慈善基金会，承担绿色革命的资金投入方的角色。到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每年的资金投入达到30亿美元(Dowie 2001, 113)。这种财政力度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帕多克曾引用美国农业部经济司司长唐·帕尔伯格(Don Paarlberg)1963年的讲话[5]，说明了一个广泛认可的观点：

价格如果被人为地抬高到超出竞争水平，那么就会刺激生产、阻碍消费并造成过剩，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价格的拔高是人类制度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技术快速发展的结果。它可能伴随着一场科学革命，也可能不会。我们可以创造过剩的钻石、铀、鳄梨或芜菁甘蓝，只需将价格定在高于市场的水平，并放弃成本生产控制。与其说过剩是技术的结果，不如说是干预市场的结果。(Paddock 1970，898)

1968年2月，美国参议院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证词表明，人们普遍认为需要更多的化肥和“更健全的政府政策”，因为新种子、更多化肥、更好的水管理、改进的杀虫剂——这些都是实现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重要武器。但是，光靠这些武器是不够的。农民不仅要有这些武器，还必须有购买这些武器的贷款，必须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武器，必须能够为他的作物争取体面的价格，必须能够将作物运到市场上。(美利坚合众国，1968，51页)

在1968年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责备高迪，提醒他：过去，本委员会的成员发现，有时援助被用于农业······但由于农民·····从增产中获得的很少······农民没有动力采用改进的方法，计划因而受挫了。(美利坚合众国，1968，57)。

高迪在回应时列举了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智利和巴西的例子，在这些地方，作物的高价格“是农民种植更多作物的主要动力来源”。

高迪奉为成功典范的国家都建立了与绿色革命技术相匹配的社会市场基础设施(Winner 1986)，并利用当地和国际资源，通过新的营销委员会和全国市场透露价格，以吸引农民提高生产水平。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共同点并非偶然：在绿色革命期间，它们都曾是独裁国家。

菲律宾在马科斯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土地叛乱的温床，巴基斯坦的军事综合体在高迪宣布绿色革命成功前就已经建立起来(Jalal 1995)，智利的民主大幕由皮诺切特1973年的政变拉开，巴西从1964年到1985年一直由军队管理。

人们常常忘记，1975年6月至1977年3月，英迪拉·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经历了“紧急状态时期”。讽刺的是，农村土地改革和契约劳工清算恰恰是在中止正常民主和实行警察统治期间被明确树立为政府目标，但“除了政府宣传机构外，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停留在口头上”(Blair 1980，256)。抛开改革不谈，工会遭到攻击，罢工被禁止，劳工领袖遭监禁。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叛乱和人口增长问题，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桑贾伊(Sanjay)自作主张，主导了贫民窟清理计划，并以维护国家利益之名推行强制绝育计划(Blair 1980，259；Henry 1976)[6]。

这里的论点并不是说绿色革命本身导致了专制主义。农业转型是国际和国内围绕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一系列政治进程的特征。然而，如果没有绿色革命的技术，就很难想象国家及其力量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扩展到农村地区。在此，我引用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著作，他对比了民主和专制社会制度的理想类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Mumford 1964)。

芒福德认为集权化的技术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这些技术的传播和维护过程需要使用武力。因而，他认为：极权主义技术在本土被容忍，甚至受到欢迎，因为它创造了第一个控制下富裕经济。特别是，充裕的粮食作物不仅养活了大量的城市人口，而且释放了众多训练有素的少数群体专门从事宗教、科学、官僚或军事活动。(Mumford 1964，4-5)

换句话说，芒福德强调，我们应该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那样，将绿色革命技术的起源追溯到圈地运动之前，并把过剩的起源和特定生产形式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生产形式鼓励和要求专制社会制度。尽管这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但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本文的建议是，国家创造了绿色革命，而绿色革命以特定的方式重塑了国家和社会。

在印度的紧急状态时期，富裕农民的权力因绿色革命得到重新阐明(Kaviraj 1986)。如果没有国家对剩余农业生产的支持和强制，成为绿色革命标志的种子会因为和农民利益不符而腐烂。这种说法与所谓的种子本身创造的奇迹不符，但却与绿色革命的地缘政治和马尔萨斯人口论(Malthusian)的叙事相吻合(Perkins 1997；Ross 1998b；Cullather 2010)。

注释：

[1] 值得一提的是，道伊(Dowie)将“绿色革命”一词的起源又往前追溯了十年。从洛克菲勒档案中的信息看，他将该词的诞生归因于福特基金会的副总裁“平”费里(W.H.“Ping”Ferry)。这很可能是事实。然而，我所能求证的并不是媒体所热衷的“绿色革命”术语的使用方式，况且在讨论国际农业发展时，高迪似乎作为该术语的铸造者也确实得到了广泛接受。顺便一提，即便“绿色革命”一词可能确为威廉·高迪所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比如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的“绿色革命”概念起源于美国左倾的天主教工人运动：。彼得·莫林(Peter Maurin)与多萝西·戴(Dorothy Day)共同创立天主教工人组织，他们认为: 防止红色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推动绿色革命。让人们不去敬仰二十世纪红色俄国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敬仰七世纪的绿色爱尔兰。

莫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认为，天主教历史的城市教育、对土地的回归以及公共论坛的创建将提供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最佳解药”。这与高迪的绿色革命提法不仅一致，甚至更早。只不过在莫林的例子中，“绿色”指代是爱尔兰，而不是植物叶子，但这两种用法都是出于抵制共产主义的愿望，都涉及到一种或另一种田园牧歌的建设。

[2] 人们知道化肥是在二战后由改造后的军工厂生产的，但相对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军用转民用的转变最早发生于1910年代晚期到1920年代。更多见Brand 1945, Russell 2001。

[3] 讽刺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到来前，在墨西哥就有真正的外国革命者从事植物育种工作，他们热心于研究玉米。印度的革命家潘多让·康赫吉(Pandurang Khankhoje)就是参与到墨西哥生物技术研究所玉米研究工作中的众多育种家中的一员，该研究所由墨西哥政府于1934年成立，旨在通过提高知识服务改善农民玉米种植(Matchett 2006；Ramnath 2011)。卡马乔上任后，研究所即遭关停。

[4] 菲律宾在1992-2000年间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种反常现象——其历史上长期存在土地集中现象，政府不愿进行“逆向土地改革”之外的任何改革。

[5] 小知识——唐是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的父亲，罗伯特是具有误导性的《食品政治》一书的作者。

[6] 通过持续关注安全、人口、农业，以及实施政策所需的强有力政府等问题，读者会注意到过去和现在的发展主义国家之间的许多联系(Duffield 2010)。

文章来源：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原标题：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