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2023年，我们关切市场化背景下农村集体的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社会建设赤字和社会瓦解危机；我们重返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重温赤脚医生的革命浪漫，以及带给当下的启示；我们震惊于巴以冲突中加沙妇女儿童的极端苦难，也感受着国际资本扩张下困于依附性道路的亚非拉兄弟的日常痛苦；然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进行反殖反侵略的斗争，也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梦幻……

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在不断的追问中，我们意识到梳理历史的必要性：突破主流的伤痕文学、权斗阴谋和市井故事，将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另类实践，打捞和钩沉出来；我们也认识到让历史产生现实回响、启发当下行动的重要性：对话正在进行的农村新集体经济的探索，反思资本主义盘踞环伺之下集体主义实践的难题，寻求超越利润至上、个人主义和“公地悲剧”的空间和路径……也许，我们离新世纪的曙光还很远，但是路，从来都是在行动者的脚下。   

食物主权谨以此，向所有认同社会主义理想、并愿意严肃对待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同志和朋友，贡献出一些微薄的参考。

整理｜侯自、侯丹、东格、西西废、一鸣、侯雷、杨文、芒种、胖头鱼、侯鼠、缇戈、Alvin、曳葭、侯憨、蓝走走、团团荷兰猪、于同

责编｜Alvin

后台编辑｜童话

目录（点击标题即可查看文章）

一、毛时代珍贵遗产

二、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

三、当代国际农政问题

四、国际热点时政探讨和分析

五、转基因真的安全吗？

中国革命作为第三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受压迫国家的反抗运动。在后毛时代，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出现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陷入低潮，许多国家和地区深陷发展陷阱、资本主义危机甚至战争泥潭。今天的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局部战争的愈演愈烈就在警示我们：二十世纪的遗留问题并没有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扩张而得到解决。

所有的现实都有它的历史根源，本文作者吕新雨老师不局限于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而是带我们将视线拉长，再次从二十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出发，走近第三世界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对比全球北方和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帮助我们看清全球南方的现实困境。

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依靠农业与工业的工农联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后却又发生工业和农业发展脱钩的情况，迅速成为中国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失衡的动因。这前后差异甚大的发展道路令人疑惑，也引发了许多争辩。

作者在文中将历史的画卷铺展开来，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放在全球视野和长历史时段之中，结合相关思想和理论，让我们看到中国有实践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式现代化的可能性。文章分享了“塘约道路”和“烟台经验”等集体经济的实践，以及一种探索新型知识分子与科技下乡的模式：科技小院。尽管这些还不能直接作为答案，但它们的经验亟待总结与发扬。“新乡土主义”作为小农经济的新型集体化发展之路，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或许有助于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如何真正重塑“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霸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会交出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答卷？我们都不能抛却历史，而应在学习、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摸准方向奋力前行。

本文阐明了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关键范畴的政治内核。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是其核心内涵。

只有在日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落实并巩固“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将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与执政党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结合在一起，才能防止执政党走向为自己谋私利的趋势，才能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不断巩固人民群众的政治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人民群众日益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如果走不出“先辈梦魇的纠缠”——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与技术统治思维，没有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自觉，革命团队则无法完成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

我们在2023年组织了样板戏系列电影展映，希望听到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下、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回响。观影师生重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深受震撼。

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表现，是文化革命的最新形式，通过《红色娘子军》与西方古典芭蕾的对比、原版与复排版本的对比，我们能深刻体会到中国的文化自信及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

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字里行间都流动着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对故土记忆、对集体生活的眷恋和赞美。绝美的山村风景、热闹的乡土年味儿、细腻真实的生产队故事、独具特色的乡土风情、儿时玩伴的深厚情谊……

记忆在作者的笔尖流淌，读者徜徉其中才发现，原来亲历者眼中的乡村集体时代是这样的纯净、质朴、团结、愉快，简直就是市场社会内卷与内耗的克星，也有力回击了集体经济注定养懒汉的偏见。而面对乡土山村日益凋零的人口、日益衰落的经济与文化，作者内心怎能不伤感、怎能不惋惜呢！

每年的教员诞辰，民间都会有大量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而且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为什么纪念教员呢？其中有劳动人民朴素的感激，恰如歌儿里所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有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因为那个时候工人和农民有尊严，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但纪念不仅仅指向过去，同样指向现在和未来。

正值教员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观看了老电影《开天辟地》（1991），回顾了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试图追寻一个真实的教员，澄清他的思想，继承他的志愿，希望可以用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滋养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们常说革命是大浪淘沙，凡革命实践者总不得不在具体情境中围绕具体生死攸关问题开展或理论性或实践性的斗争，有斗争就必然有分歧，而革命队伍中总会出现因战术错误、认识错误乃至路线错误的情况而掉队和被淘汰的人。这势必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即革命实践需要一种超出现实又返回现实的批判武器，而革命队伍必然脱胎于旧社会，在旧社会条件下，知识的产出天然地具有“小生产的本能”，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何以使自己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何以不是一种外在的额外的对革命本身的批判，倘若在对这种批判的改造中果真出现了这样的掉队者和政见不同者，革命的队伍应该怎么办？作为后来者，我们如果不是沉沦在阴谋权斗的叙事中，那又应该对改造知识分子和拒绝改造的斗争史持何种分析态度呢？

在老田看来，针对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中国革命也由此在历史逻辑上真正区别于十月革命。

对于集体主义时代的医疗保健实践，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人生病了，比起找身边人的互助，寻求专业医生开药是否更有效”。在这里，群众性与专业性被做了切割，而在毛时期的医疗实践中，医生和群众则是不分的，在一起的。英国旅华医生洪若诗与美国华裔社会学家牛康民的讲述就带领发现毛时代赤脚医生医疗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改造，由此破除一个看似已经理所应当的“专业化”的假设，看到专业化到底是为了培养精英还是为人民服务。

2023年，一面是张桂梅深山支教的“孤胆教师”形象被搬上荧幕，另一面是医院儿科里带病用功只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内卷”小学生，利己与利他，“英雄”与平凡，人们总在这样的二元关系中迷茫、摇摆和选择，但回首集体时代，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如何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这种奇迹既不来源于外在对个人的迫使，也不来自于个人“高尚”地奉献，而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因素。

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1954年支援中国医疗事业，并见证了中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建设过程，从他对50年代医疗实践的见闻中，我们将看到农民们如何在劳作之余自发组织起来，学习医疗知识，为村民服务；如何通过实践磨炼、民主研讨的方式共享经验、攻克症结；又如何奉行服务人民的第一宗旨，做到八方支援，迎刃而解。

学术界主流对于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认为其是“大锅饭，养懒汉”，效率低下。对此，老田回应道，林毅夫等人以机会主义永远不为零的假设为前提，认为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公共利益互相排斥，农村结构与农业管理的无效使得合作化难以为继。而事实上，即便这个问题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同样会存在，甚至可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和组织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存在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时代，难道就不会存在于市场经济时代？如果这些利益博弈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和运营成本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也同样会对市场经济的主体造成极大负担。君不见，上班摸鱼已经成为合格职场人的基本素质？企业已在使出浑身解数迫使职场打工人的每一分钟都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做贡献。

事实上，农村集体化时代的主导情况与利益博弈的逻辑恰恰相反。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有其特殊优势——社员长期相处条件下的信息透明——的环境下，合作社政社合一、干群平等的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形成了稳定预期和自我约束的低成本执行路径，反而挖掘了农村最大的生产力，为中国迈向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5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网络携手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在河南周山村组织了一场线下研讨会，与各地关注农村问题的伙伴共同探讨在后疫情时代下，团结经济如何前行，生态农业为何需要合作发展。

学者、农村社区工作者和村党委干部等来自天南海北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视角、经验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生态实践的参考。

“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无村财政则无乡村发展的能动性”、“零污染 为公心”、“种子在手，人民无忧”……一个个智慧的经验总结让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星星之火。生态社会主义道阻且长，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路人。

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一个事关农村深化改革全局的大问题。但在现实中，大力推行的所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将集体土地以承包权股权化的形式量化到个人，进而把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合伙、合作性质的松散组织，再进一步放开产权的流转、抵押、兼并等措施。如果这样操作，集体经济组织就彻底变质了。

从作者对TY村经验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土地发包权流转回集体，只给农户留下权益化的承包权，强化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关系；同时重建或恢复了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强化了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三权分置坚持了这两条，就可以走上集体化；不坚持这两条，就是私有化取向。这表现出三权分置在过渡阶段作为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而这一概念，绝不能被私有化的逻辑把控住话语权。

五花八门的合作社模式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牧区合作社的调研中，食物主权志愿者发现，一提到合作社老百姓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但对其内涵一无所知。甚至是村领导，对其认识也是含混不清的。当合作社成为常见词汇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其背后的深刻内涵，是否质疑过它的词解与原则？胡靖老师独辟蹊径，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寻找“社”的内涵，即“社”是一个以土地为基础、以农业为产业的生态、生活的“共同体”(community)。目前，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其中可能有“合作”，但“社”基本不存在，因而“社”也没有办法规范和保障“合作”。

在中国三农危机面前，我们有必要重拾“社”的原则与内涵：（1）“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体现在农村广泛的公共资源，以及建立在这种公共性上的共同健康和福祉。这不同于现代化下强调的个人利益；（2）“社”也是一个产权共同体，即农村公共资源是作为一个整体由“集体”所有，而不是现在盛行的村民集体股份制，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3）“社”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包括了农村特有的遗产、习俗、情感等等，这不同于单纯经济逻辑下的“理性人”。

只有从这三个维度实现了“社”的内涵，中国乡村才能真正得到振兴。

全球政治局势“左右”交织，右翼势力已然崛起。

历史已然告诉我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村的中间阶层与大资本相结合，是历次右翼势力抬头的关键一环。右翼势力抬头的通常模式是：当左翼力量试图将农业现代化引向更有利于农民的发展方向时，大资本感受到了威胁，农业中间阶层经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滑，左翼力量未能有效地团结中间阶层，下滑后的中间阶层认同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间接倒向大资本。各国各地由于自身的基础条件不同，自己所处的地缘政治不同，其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形态不同。

左翼的失败往往在于没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战线，反而让右翼团体成功促成了失意的中间阶层与大资本之间的联合政治。历史不仅见证了中间阶层的左右摇摆，更见证了右翼势力的投机手段。

本文在全球和对比视野下，批判性梳理了《全球极右势力之崛起》和一组题为《欧洲农村的右翼民粹主义》等十篇特刊文章，分析了“何为右翼？何为民粹？”、“右翼民粹主义的四个类型”、“21世纪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这三大方面，认为右翼势力崛起主要在于中间阶层的摇摆与右翼势力的投机，并且只有在历史发展脉络、地缘政治或国际分工，及本土文化价值观念这三个维度中把握住某地区的阶层关系，才能理解该地区所发生的右翼政治运动。

2023年11月19日，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在米莱的竞选政纲当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极端的私有化改革。不难想象，新一届阿根廷政府将在持续推进国内私有化改革的路上狂飙突进，把阿根廷走出经济困境的赌注全压在“自由市场”上，将对阿根廷的“商业种植出口型”农业形成进一步的推波助澜。

本文是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2023年上半年在三大洲通讯社发布的讨论阿根廷农业困境的文章。阿根廷大片土地都被大型农商公司租去用以种植经济大豆，一边是通过大量出口大豆换取美元外汇，一边却还有大量阿根廷民众长期处于饥荒当中。其中最大的症结在于农民的土地负担过重，高昂的土地租金成为农民不可承受的经济压力。阿根廷农民运动产生一系列“土地改革”诉求，作者认为这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把土地归还农民，农民对土地的拥有，不再限于一小片永久安息的墓地。

自2023年10月7日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无差别袭击已造成超过2.6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6.5万人受伤，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甚至包括儿童和人道救援人士，至今依然没有停火的迹象。

从这篇译自GRAIN的文章可以看到，以色列政府简直是在搞法西斯化的种族灭绝，不仅有传统战争方式，还限制巴勒斯坦的农业生产，非法封锁和切断基本供应——包括食品、水、能源和药品，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和生态环境，世界卫生组织称此为“一场危及人道主义和健康的双重灾难”。农民之路和乐施会等组织都表示，以色列政府将饥饿作为一种“战争策略”。

近日，以色列官方依然拒绝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两国方案”，难免会让人认为其想要控制所有巴勒斯坦领土，这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内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如此便会给更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国人民打赢了抗日战争才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今天巴勒斯坦全体人民也有权重新获得对其生活和土地的主权。所以我们必须联合各国人民，不断施加集体压力，呼吁立即停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

面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人类究竟该以何种方式使用身边的自然资源？可持续与可再生是否只是纸面文章？美国夏威夷州在2023年8月的一场火灾或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警醒。这场火灾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火灾之一，而火灾的发起却可以追溯至150年前。

18世纪末的夏威夷水资源丰富，温和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吸引大量蔗糖业和菠萝业的白人商业大亨到来，随之而来的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种植园资本的崛起。掠夺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单一种植和原始生态系统被破坏。与此同时，过量水资源被抽取用于灌溉经济作物，水资源在新建豪华住宅区和原住民之间的不公平分配，也引发了原住民长期的反抗与斗争。随后，难以为继被抛荒的种植园里长满的杂草，也成为了此次火灾的导火索。

这次大火不仅造成上百人死亡，近千人失踪，当地生态被破坏，还极有可能被土地公司视为机会窗口，趁火打劫买下更多土地和水权，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高度依赖生态环境生存原住民的社会压力，成为灾难资本主义的典型体现。

技术进步、规模中立、服务小农....长久以来“绿色革命”的神话我们已经听得很多。对其引发的社会后果，人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出于社会正义的谴责，也不仅仅是对基本事实的揭露，更需要系统地回溯其发生和发展史，给出针对绿色革命运动背后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分析。拉吉·帕特尔以“漫长”二字设定绿色革命的发生史，为我们理解绿色革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共性、由来以及发生逻辑贡献了富有启发的讲述和见解。

谈到“民粹主义”，或许你能想到的是抗议群众如何向政府大楼倾倒粪肥和驾驶拖拉机向城市进军等新闻桥段，但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却和农村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民粹主义本指不同的农村群体和阶级团结对抗农业资本主义的反剥削主张和行动。而如今“华盛顿共识”三十年的风雨飘摇，欧洲农民不仅没有等到自由市场和粮农巨头们曾许诺的繁荣，反而在日益凋敝的经济状况下每况愈下。这些在农业农村积压着的社会力量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积蓄力量并成就其欧洲主要政治势力的跳板，它扎根农村，营造着一个无阶级矛盾的想象共同体，它肆意抨击官僚的陈腐，挪用农业进步思想的修辞，却既不严肃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灾难，也不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贡献替代方案。

本文带领读者思考欧洲农村何以在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步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

不知道从何时起，一款硬邦邦，绿油油，糙楞楞，简直可谓其貌不扬的新奇水果，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火速出圈，成为国内广大都市年轻人的时尚水果单品。我们无疑已处于属于牛油果的高光年代。可是，在资本市场、超级体育赛事以及大众营养学的热捧背后，高度资源浪费的牛油果产业正对主要种植国的水土生态制造不可挽回的蚕食与毁坏，而在头部农企和地方保护伞的巧取豪夺之下，更有着无数农人的血与泪。

正如当红明星常常都有“塌房”的一天，我们希望经由明星水果的流行，回溯牛油果成名的前世今生，深刻揭露在农业综合企业成功“造星”背后，高度腐败与极具破坏力的剥削模式，并促使人们反思真正基于社区利益的生态友好农业道路。

当镜头再次聚焦在加沙，再次聚焦在加沙人民，这样一个以捡拾垃圾为生的、严重饥饿患病致残的和经常断电且水源污染的群体，这样一个看似活着实则已被活埋的群体，任何随之而来的争论和追问都开始与任何人有关。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的根源是什么？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吗？联合国与国际法庭是否形同虚设？本文邀请读者重回舆论热议加沙问题的那个时刻，探讨巴以问题的由来和解决出路。

“阿根廷特朗普”在一片争议中轰轰烈烈上任，却还没多久便遭抗议下台。阿根廷作为出口粮食的农业大国，老百姓却吃不饱肚子。看似矛盾的转折，背后是诸多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交织：阿根廷作为“外围”国家在全球局势中的被动为经济周期的噩梦奠定基础；一次次让人失望的经济表现酝酿了选民对突破现实的不满和诉求；难以推进的土地改革之内忧与日渐上涨的债务之外患；阿根廷特殊的政治体制为总统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空间；本应传递客观声音的媒体在私有化后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喉舌……让人绝望的经济面前，米莱带着极右的政策导向出现，极端之中似乎让人看见了破局的希望，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甚至超越了 “被资本洗劫”的记忆与伤痛。

底层人民为何将票投给了右翼的米莱？什么是庇隆主义？阿根廷频繁的政治交替是何原因？为什么像阿根廷这样的农业生产国会出现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阿根廷几十年来的经济状况和债务危机到底怎么样，如果你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此文将给你一些启发。

你是否知道，基因改造作物在研究立项之初，被寄予了大幅减少农药使用的厚望，但结果是，农药用量不降反升？在这篇文章中，你将了解到，工业化农业模式和对农药的依赖是结构性的，基因改造作物反而加剧了农药的使用和毒性，破坏了生态平衡，危害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和权益。与此同时，超级杂草与耐药害虫也在不断进化。最终，欧盟减少农药使用量的目标，与它对新的基因改造技术的支持，产生了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那么，如果不用基因改造作物，农业该向何处去？本文将让你看到基于系统的生态学解决方案的潜力和优势。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基因改造作物和农药使用量的真相，不要错过这篇文章，它将让你大开眼界，让重新你思考食物和农业的未来。

2021年我国启动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2023年试点范围扩展到5个省区20个县，推广面积达400万亩。有分析预测，2028年我国转基因玉米的渗透率将达到90%。另预计转基因玉米种子市场规模有望达600亿元，利润空间可达108亿元。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迅速推进，及其可预期的规模庞大的利润，让资本市场兴奋不已。然而，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讨论也在网络媒体中迅速展开，相关议题备受社会关注。一些网友质疑，为何富人都追捧有机食品，并拒绝转基因食品？除了安全性问题，种植转基因作物造成的恶劣环境影响也已广为人知。有网友直言，这实际与习总书记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背道而驰。推广转基因作物当然不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相比常规种子，转基因玉米种子溢价至少50%以上。

自2015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物”以来，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便一直饱受争议。据有关研究机构发现，草甘膦的使用可能会增加接触者罹患血癌的风险，改变作物的DNA结构，并且具有神经毒性，对生物的生育能力有害。草甘膦不仅对生物有致病风险，对于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它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危险性不容忽视。

但不幸的是，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欧盟委员会宣布延长草甘膦欧盟的授权十年。草甘膦这种风险产品得以在欧洲地区继续使用十年，农药化肥生产企业对于欧洲和欧盟政治界的渗透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草甘膦得以在欧洲继续“兴风作浪”，但欧盟委员会在其一份补充声明中提到，草甘膦的使用必须遵守新的条件与限制。此外，是否使用草甘膦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欧盟各成员国手中。不过，尽管一些欧盟国家推出了部分禁令，禁止在某些特定地区或部门使用草甘膦，但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全面禁止草甘膦的使用。由此可见，食品安全问题与生态环保问题依然不容乐观，资本的贪婪是没有边界的，针对农化资本集团和与其利益勾结的立法行政机关的斗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