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讨论往往基于农耕地区的经验，对草原牧业的关注极少。然而，草原是我国陆地最大生态系统，草原牧业仍然是蒙古族、藏族等传统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因此，对“牧区、牧民、牧业”的了解是对三农问题必须而重要的补充。这个月的诚食讲座，我们将邀请内蒙古牧区研究专家范明明老师为我们讲解和分析牧区生产、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希望能启发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今天我们推送范明明老师关于牧民分化和牧区生产的个案研究，作为本期讲座的序曲。本文清晰地指出，牧区与农区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过程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农区外出务工人口规模大、时间长、与土地粘黏度降低，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农区情况相反，牧区的外出务工规模不稳定，就业半径短、临时性大，而畜牧业依旧是大部分牧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支撑着家庭成员的城镇消费。在土地利用上，农区出现大量撂荒土地闲置的现象，而牧区草场依然保持高强度利用率，畜量超载和草场退化的生态问题依旧严重。

那么，是何原因导致牧区“人-畜-草”的紧张关系呢？牧民城镇化能够缓和牧区生态危机吗？牧区的经验对于理解农区的生产、社会和生态问题有何启示呢？更多精彩讨论，敬请关注3月24日晚的诚食讲座，我们不见不散！

作者｜范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管理研究）

责编｜侯鼓  非文

后台编辑｜云岫  童话

内蒙古赤峰市牛羊正在悠闲采食，2022年，克什克腾旗，范明明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源于政界和学界对我国农村情况已发生巨大改变的共识，主要体现在农民、农村、农业的深刻变革。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占我国面积的41.7%，全国有牧业、半牧业旗县268个，这些旗县中有80%以上属于民族地区，是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传统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区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之后牧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农区相比有其特殊性，“人—草—畜”系统中所呈现的“牧区、牧业、牧民”的基本现状和问题并不符合基于农区的研究结论，甚至还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避免牧区被笼统地作为一般农区而接受或者实施政策，关于“三牧”（牧区、牧业、牧民）的调查研究显得极为迫切。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源于我国农村地区所发生的普遍的、深刻的、共识性的变化。近几年关于牧区振兴的研究已经逐渐兴起，学者也纷纷强调牧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一些学者从宏观方面分析了牧区与农区的差异，如生态脆弱、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薄弱、文化独特、市场体系不完整、现代化水平不足等。还有学者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特殊“三牧”问题产生的原因。

但是，相比农区，牧区的研究少之又少，并且这些研究没能呈现出如农区般清晰的研究现状，尤其是未能体现出牧区、牧民、牧业三者之间所形成的特殊而复杂的联系，因此也较难与农区乡村振兴展现的问题及对策达成完整的对话。本文基于已有的牧区研究，侧重农区和牧区的差异，将以牧区社会经济变化为现实背景的相关研究总结如下。

从人口流动的驱动力看，农区外出务工人口主要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为主要目标，同时不返乡成为大多数外出人员的选择，甚至进城本身成了年轻人的目的，但是牧区人口外出最初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生态政策、教育以及医疗养老。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凸显，国家生态治理工程将生态退化严重的主要牧区的牧民大批迁出，并定居在城镇周边或者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因此生态移民成为2000年前后牧区人口流向城镇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受“合乡并镇，撤点并校”以及对教育逐渐重视的影响，牧区普遍产生了以学生上学及家人陪读为形式的人口进城现象，增加了牧区人口的向外流动。另一个离开牧区的主要群体是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他们进城的主要目的是享受更加便利的医疗条件。

从流动人口与农牧区的关系看，农区外出人员体现为“离土、离乡”，“农一代”特别是“农二代”与土地的黏度大大降低，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进城务工的牧民在饮食习惯、工作强度、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普遍的不适应，牧区生活更能给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牧区的外出人口一般都与牧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牧民返乡比例高。

厉以宁观察到牧区人口流动形成了“中年、壮年的牧民留在牧场继续经营、继续创业，而老人和青少年、幼童迁居于城镇的情形”。王林静同样观察到了牧区特有的家庭分住两地、“季节性市民”现象。包智明发现，“定居在城镇，生产在牧区”是牧民十几年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新模式，牧民在牧区—城镇之间的流动性实现了牧区、牧民以及牧业的现代化。王皓田研究认为，进城牧民形成了在牧区与城镇来回流动的“人畜合—离”的新兴人动畜不动的放牧方式。

草原上传统的那达慕大会，2009年，锡林郭勒盟，范明明摄

从农牧业发展看，农区由于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民改精耕细作为粗放经营，不仅复种指数明显下降，而且撂荒现象比较普遍，土地利用率有所降低，但是牧区的草场依旧保持了高强度使用率，对牧民生活及牧区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虽然从2000年之后国家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草原生态政策与生态治理工程，但是草原依旧难以实现“草畜平衡”，2011年开始实施的生态奖补政策虽然对牲畜数量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超载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草场大量闲置的情况在牧区基本不存在，未放牧的草场基本为禁牧草场，而可用于放牧的草场则利用强度很高。

已有研究从较长的历史时期及不同侧面呈现了“三牧”问题的基本轮廓，可见牧区与农区的差异是巨大的，牧民、牧区与牧业的关系必定需要以不同于一般农区的逻辑和思路来处理。基于此，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是，既然牧区没有出现大量类似农区的“农一代”“农二代”，那么牧民中形成了怎样的不同群体，这些群体与牧区土地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环境约束背景下，上述这些问题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本文以2018年以来笔者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田野调研为基础，探讨牧区振兴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以期为传统牧区振兴提供参考。

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下简称锡盟）西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170—190毫米，年蒸发量达2700毫米，境内仅有季节性河流，草原面积占全旗面积的95%。全旗有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11个民族，其中汉族和蒙古族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2.2%和36.6%，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47.5%，牧区常住人口在1.5万—1.7万人。苏尼特右旗曾是国家级贫困旗，2019年脱贫摘帽，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9.5∶38.6∶41.9，农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996元，低于全国和全区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图 | 图片来源：网络

选取苏尼特右旗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有三：一是该旗是传统的牧业旗，草原畜牧业历来是牧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二是该旗地处偏远，人口分散，目前周边无著名、有竞争力的旅游资源或产业，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牧区的情况；三是调查区域内无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牧民的生计决策基本反映了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权衡和自身偏好。

2018—2022年笔者对苏尼特右旗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根据该旗乡村振兴情况，选取S苏木【编者注：苏木，来源自蒙古语，是一种高于村级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乡。】C嘎查【编者注：内蒙古自治区特有的一种最小的自治单位，其行政职能与村相同，管理机构为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主任通称嘎查达。】进行实地调查，对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和外出务工、陪读或创业的牧民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追踪调查。为了解嘎查的整体情况及历史纵向变化，笔者对四任嘎查达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依据整体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牧民共29户，其中牧区常住户22户，城镇常住户7户（涉及的行业包括奶食店、司机、洗车行、理发店、餐饮等），每户进行了1.5—3小时的访谈。

C嘎查位于苏尼特右旗的中东部，是传统的牧业嘎查，目前全嘎查共有户籍牧户176户，其中蒙古族占90%左右，73万亩草场全部为草畜平衡区。截至2022年7月，该嘎查的常住放牧户有80户，户口仍在本嘎查的外嫁女有20户，在城镇带孩子陪读的有十几户，其余牧户为在外工作或者在城镇定居。

农民分化是指农民从一致性向异质性转变的过程，包括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分化，本文主要指职业的分化，侧重对畜牧业依赖程度的生计多元化，包括完全依赖畜牧业的牧业户、外出务工和畜牧业兼顾的兼营户、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或做生意的非牧业户，以及仍然依赖畜牧业但不从事生产的非经营牧业户等（见表1）。牧区人口的向外流动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牧民外出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动力却与农民工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本部分将以C嘎查为例，阐述一个牧业村庄人口流动的情况和家庭决策的主要因素。

表1 牧民分化的四种类型

2000年前后，草场承包之后的第一批新增户逐渐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有限的草场面积和新增人口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外出务工成为补充畜牧业生产现金流的一种选择，也促使少量牧民外出务工。1983年，苏尼特右旗开始牲畜承包到户试点工作，草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工作也同时展开。C嘎查在同年6月完成了草场承包工作，这对当地牧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成为20年后牧民分化的基础。据几位老年牧民回忆，当时全嘎查共有牧户78户，家庭户数不到现在的一半，草场承包的标准为：成年人人均草场2700亩、小畜25只，孩子人均草场1300亩、小畜5只，此后出生人口无草场承包权。

20世纪80年代，中国草原畜牧业逐步向个体经营转变，实行分畜到户、分草到户，

一道道由铁丝制成的呈网格化的围栏也应运而生 | 图片来源：2021年，锡林郭勒盟，范明明摄

承包草场之后，全嘎查牧户将畜牧业作为主要的产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牲畜数量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有牧户甚至有1000多只羊。其间，随着小家庭的分家立户，放牧户也增加到120—130户。组建新家庭意味着在草场面积不变的情况下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一些家庭需要以其他生计方式维持家庭生活，如被访人TL。

此外，20世纪90年代，虽然牲畜数量迅速增加，但是羊价并不高，牧区人们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困难，然而，一些家庭缺乏现金来源，如被访人BTSH；或者年轻人想体验牧区之外的生活而选择外出。可以说，这是牧区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他们主要以工厂、工地等为打工地点。可见，20世纪90年代牧区就开始出现了少量外出务工人员，但是这部分人并未放弃畜牧业，以打工收入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就业半径相对较短，仅在旗内或者内蒙古区内打工，畜牧业以及牧区依旧是他们的重要保障。

我是1983年后半年出生的，没有分草场，爸爸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只有妈妈有2000多亩草场。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放牧，一直到现在都是年年打工，最远就到过二连浩特，剪羊毛、泥瓦匠、装卸工都做过。小时候父母在家里放羊，现在有的时候也包出去让别人放，我不打工的时候就回到牧区，不能去远的地方，家里有事能随时回来。（被访人：TL，男，37 岁）

1997年的时候去呼和浩特当建筑工人，那时候羊少，一只羊才200块钱，没有钱，就出去打工了。1998年就回（牧区）来了。打工没有赚到多少钱，太累了，一个月也就500—600块钱工资，吃喝之后就没有了。（被访人：BTSH，男，45 岁）

2000年之后，牧民外出务工的人数进入加速阶段，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频发的自然灾害、有限的草场面积、稳定增长的现金需求等因素相互叠加作用。2000年，苏尼特右旗遭遇了严重的冬季雪灾和春季旱灾，草场生态状况也从这一年发生了转变，具体表现在植被覆盖度大幅降低、自然灾害频率增加、草原植被种类明显减少等。

与此同时，畜牧业生产成本逐年增加，购买饲草料成为畜牧业应对自然灾害的常规策略；以户为单位进行围栏建设，围栏之后，以牧户为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棚圈、住房、机井、摩托、农用车等）也成为必需品。因此，稳定的现金需求更显紧迫，草场面积较小的牧户在灾害中更加脆弱，不确定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现金流需求促使牧民外出谋生。

在牧民的印象中，2000年、2006年、2010年、2016年、2018年、2022年该嘎查都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旱灾，灾害往往伴随着牲畜膘情损失以及羊价的下跌，导致牧民缺乏现金收入，因此这些年份也成为牧民外出务工的重要时间节点，如被访人BYBB。一位当了25年嘎查书记的干部说：

“1999—2000年旱灾，收入不行，喂草料喂得很多，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2010年到2021年就没有什么不旱的年份，2009年嘎查还有120多户放牧的，现在养牧的才70多户。”

在所调查的29户牧民中有14户牧民在2000年之后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其中60岁以上的牧民有1户，50—60岁之间的牧民有1户，40—50岁之间的牧民有3户，30—40岁之间的牧民有9户。外出打工的群体主要为30—40岁的牧民，其中分草场之后出生的牧户共7户，全部有外出打工经历，他们要么没有草场，要么继承父母的草场，但依然无法满足一定规模的畜群饲养需要。

2001年的时候我有500只羊，但是遭灾了，自己留下了90个，2008年的时候发展到了480只，2015年的时候天就开始旱了，2016年处理牲畜剩下了40个羊，就包给别人，我出去打工，到阿巴嘎旗给别人剪羊毛、当羊倌、打零工。我打工就是为了不把羊都卖掉，想着等到天好的时候再把羊拿回来自己放牧，但是今年（2018年）还是旱，只能继续打工。（被访人：BYBB，男，60 岁）

但是牧民外出务工并未形成整体稳定的人口外流趋势，畜牧业和外出务工两者之间待机切换是牧民的重要策略。22户常住牧区的牧户中有9户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其中有3户目前仍保持着在牧业不忙的时间外出打工的习惯。7户常住城镇的牧户中有2户保留着畜群，等待时机回去放牧，其余5户在牧区饲养着少量食肉羊由家人照看。

调查可知，常住牧区的牧民通常在灾害年份或者急需现金收入的时候外出打工，他们以能够在牧业繁忙季节（如接羔、出栏、备草料）及时赶回作为选择工作的重要标准。外出务工牧民所从事的职业包括司机、保安、服务员、工地零工、剪羊毛、接羔子、装卸工等，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体力工作，而主要目的则是能够维持现金流，不至于在缺乏现金的时候大量处理牲畜。

这些牧民主要从事旗内的工作，旗外主要到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阿巴嘎旗等地打工。常住城镇的7户居民有2户为到城镇养老的老年人，1户常年在呼和浩特打工，其余4户在旗里经营着理发店、洗车店、奶食店、长途运输等。城镇的常住户中，老年人是稳定的群体，他们已经适应城镇生活，尤其是城镇的住房和医疗条件便利。但是其余5户经营生意的牧民（4人30—40岁之间，1人50多岁），均表示更喜欢牧区的生活，也经常会回到牧区住一段时间，有机会的话还愿意回牧区继续放牧，如被访人TL。

因此，除了一些年迈的牧民，其他牧民均表示喜欢留在牧区。原因如下：“牧区的收入还是好呀；（从）牧区出去的人去大城市也不习惯，去了南方语言也不通；牧区安静，不像城市那么挤；现在都有网络了，牧区和外面也差不多（网购的儿童玩具、女士护肤品等都非常普遍）；感觉牧区以后会发展得更好。”

我是1989年出生的，没有草场，为了赚钱就从牧区出来了，学了化妆和美发，现在自己（在旗里）开店。我没有草场，但是父母帮我养着十几个吃肉的羊。我和两个孩子都经常回牧区，他们爱在牧区待着，经常周五回去，周日再回来。我觉得还是牧区好，感觉牧区轻松，在这压力大，每天起来就开始忙，如果现在有草场，还是回去吧。我回去应该能适应，从小就放羊，是另一个（擅长的）专业。（被访人：TL，女，32 岁）

2005—2006年苏尼特右旗苏木小学撤销合并到旗政府所在的赛罕塔拉镇，自此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分离出了进城陪读的家庭成员，而且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要到城镇陪读。在受访的家庭中，有5户家庭有陪读情况，户主年龄段在35—45岁之间，其中一家为祖父祖母陪读，孩子父母在牧区放牧，其余4户为孩子母亲陪读，父亲在牧区放牧。

陪读家庭的人口流动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祖父母陪读的兼具养老目的，孩子假期回到牧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母偶尔回到牧区，但是基本在城镇常住养老，如被访人BLGBB；二是由母亲陪同的家庭则具有临时性，一般放假时母亲带着孩子回到牧区，等到孩子可以脱离母亲照顾，或者可以住校，母亲则回到牧区参与牧业生产。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部分陪读人员在城镇的住房、生活、教育开支基本来源于牧区的供给。

我们在大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来城里了，现在小孙子也来上学了。我们老两口回牧区干不了活了，腿不行，还是在城里看孩子好，在旗里看病去医院也方便。孩子周五放学后儿子来接，一起回牧区，我们老两口也不是每周都回，孩子每周回。（被访人：BLGBB，男，62 岁）

在所有流动的人口中，相对稳定的是公务员或者教师等具有正式编制的。这些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在获得工作后基本就定居城镇，大概率不会再回到牧区从事畜牧业。在访谈的牧户中，有4户家庭中有成员在外有稳定的正式工作，职业包括公务员、教师、护士。对于极少数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草场面临父母缺乏劳动能力而无人经营的情况，如被访人DFP，但更多的是家里仍然有其他劳动力需要以牧业为生活保障。

我有两个孩子，姑娘在旗政府工作，儿子在呼市当老师，都是大学毕业。我还能再干上十几年，现在能动呢，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等到干不动了，草场就租出去。（被访人：DFP，男，53 岁）

综上所述，从嘎查整体情况来看，牧区向外流动的人口比例较高，占到户籍人口的1/2左右，使得常住牧区的人口与20世纪80年代承包草场时候的人口基本持平。同时，造成牧民流动的驱动力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草场承包、现金需求增长、自然灾害和生态退化等。此外，教育陪读、医疗养老和少量稳定工作机会也发挥了作用。

但是牧民的外出务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就业半径相对较短，仅在旗内或者内蒙古区内；不放弃畜牧业的外出务工牧民占有较大比例，并且外出务工具有临时性和季节性；常住城镇的劳动力中，依然将畜牧业视为一个较好的生计选择；老年人和具有稳定正式工作的劳动力是较稳定的外出人口，大概率不会再回到牧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牧民分化成了不同群体，但是大多数牧民对于牧区的归属感十分强烈。

牧区草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利用强度。根据国家林草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0.1％，可见虽然历经20多年的草原生态治理，但是草原的利用强度依旧很高，类似农区土地闲置的情况在牧区非常少见。以2016—2020年为例，即第二轮草原生态奖补期间，苏尼特右旗89.09%的草原为草畜平衡区，必须严格控制载畜量。

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委《关于苏尼特右旗2016—2020年天然草地冷暖季适宜载畜量核定标准批复的函》，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地暖季适宜载畜量为111.72万羊单位，但实际载畜量一直高于该标准，比如2016年超载率高达31.91%，2018年当地遭遇了严重旱灾，草场生产力极低，但是依旧超过适宜载畜量（超载率为3.61%）。

上述草原牧区土地的状况，源于一个基本现实状况，即依赖草原的畜牧业生产是牧民重要的收入来源，承担着改善牧区家庭生活水平、积累家庭资产的重要角色。以S苏木C嘎查为例，在22户常住牧区的牧民家中，户均人口3.4人，草场面积4870亩，过冬牲畜197只。按照正常年份，一只羊的生产成本不高于50%，出售价格平均为1000元，那么户均畜牧业年均纯收入为98500元，此外，草场生态奖补户均为14610元，故畜牧业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正如一些牧户所说，相比打工，如果牧区不遭受灾害，收入还是更好且自由，如被访人SQ。

调查发现，草原牧区虽然地处偏僻，但是在住房、车辆、生产基础设施、生产工具、家庭消费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快速的积累。几乎任何一个牧户家中，摩托车、农用车、小汽车都是必备的工具，其中部分牧户还购买了铲车、打草机等生产设备，畜牧业生产的经营有着越来越精细化的趋势。在22户牧民家中，有13户在赛罕塔拉镇购买了楼房，均价在30万元，这笔支出也同样主要来自畜牧业收入。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急需要钱，又赶上那两年干旱，我就出去打工了，已经7年了。我把草场租给了别人，但是牲畜保留了80多只。我在餐厅当服务员，每年也就能收入4万块，今年（2022年）我就准备回来了，主要就是打工累啊，牧区回来发展一下，羊价可以，下雨好的话，还是牧区的收入高啊。我们希望女儿以后能回牧区生活，打工的压力太大。（被访人：SQ，女，40 岁）

牧区内部，在人口流动、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的共同作用下，草场在牧户之间不断进行流转与调整。虽然目前牧区购买饲草料已经十分普遍，但是能够获得相对稳定、大面积的草场资源，是降低畜牧业生产成本、应对自然灾害的必要条件。

笔者对S苏木C嘎查的22户常住牧户的草场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这些牧户的户均承包草场4870亩，但是户均实际利用草场是8838亩。有16户牧民租用了其他牧户的草场，出租草场来源于已经搬离牧区的同嘎查牧户，或者是嘎查内部的集体草场，有的牧户甚至整合了周边3—4家的草场，如被访人HMJL。

当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大面积的草场就为牧户提供了保障，使牧户不用大规模处理牲畜。如果嘎查内部草场不足以应对灾害，牧民则会选择联系嘎查之外甚至是本旗县之外的天然草场。

我家一个女儿，上大二了，家庭情况算是咱们大队里的中等偏上户。300多个大羊，自己有6000亩草场，租的嘎查里的草场10000多亩，一年一年的合同，一年租金大约5万块。租的不是一家草场，3家一起的，这3家都不在嘎查住了，一家女儿嫁出去，父母也不在这里住了，一家在别的地方养羊的（在别处租更大的草场），还有一家在城里打工。打工不如在牧区，但是没有羊，买不起，没有羊的话回牧区也没用。（被访人：HMJL，男，52 岁）

需要注意的是，草场流转是以个体牧户为主导，而牧户合作进行草场整合的几乎没有，这也导致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抗灾为主要目的的草场流转和整合加剧了生计与生态间的矛盾，这在灾害发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8年和2022年，锡林郭勒盟中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有效降水时间推迟到了7月中下旬，“牲畜走场”成为一项重要的应对策略。以2018年夏季旱灾为例，被访的34户受灾牧户中有17户租用了草场，而其他牧民则是因为找不到可用草场或者价格太高无法租用。能够租到草场的牧户，为了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又给租用草场造成极强的放牧压力。可见，在牧区土地利用情况与农区有着巨大的差异，牧区土地几乎不存在闲置情况，并且处于高强度利用状态，是牧民紧密依赖的资源。

虽然以依赖畜牧业为生的人口依然很多，但是牧区人口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问题。在人口结构方面，牧区的劳动力面临老龄化问题。以S苏木C嘎查为例，目前全嘎查80户常住放牧户中，50岁以上的占到70%以上，30—40岁的牧户15户（比例约为19%），1990年以后出生的牧户只有1—2户。在人口功能方面，牧户在购买饲草料、草场流转与整合、草原生态保护、畜产品销售等方面都需要合作，但是牧区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合作社数量极少，基层自组织能力、能人培育等极度欠缺。同时，牧户依旧处于市场商品链的底端，没有参与畜产品加工、品牌打造、销售等环节的渠道和能力，还承受着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牧区的振兴面临如下主要问题：一是外出务工人口方面，虽然人口有外流趋势，但是与牧区的联系依旧紧密，牧业和牧区依旧是进城牧民的重要经济保障和精神寄托，如何在维持外出务工牧民与牧区联系的同时，减少他们对天然草场经济依赖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在畜牧业生产方面，“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家庭消费和资产积累等均依赖于天然草场的产出，长期来看，畜牧业的发展将会面临“生态天花板”的严峻挑战；三是在畜牧业风险方面，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叠加，对牧民的家庭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四是长期来看，本地牧民将会是草原主要利用、管理和保护者，因此加强基层牧民的组织管理水平、市场应对能力非常重要。

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索牧区振兴的有效路径。

一是明确草原畜牧业的优势。围绕草原畜牧业的畜产品、文化、景观进行深度开发，拓展草原畜牧业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围绕干旱区生态教育、草原绿色畜产品、草原游牧文化等开发一批衍生产业，让不愿意离开草原又不直接参与畜牧业生产的牧民能够获得就业途径。

二是以牧民为主体，鼓励牧民在草场整合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鼓励牧民参与到草场的管理、利用和保护中。目前所实施的草畜平衡并未有效解决“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之间的矛盾，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可以探索的路径，建议以牧民为主体开展合理载畜量的测定与实践，政策性给予资金、制度、技术、人员支持。

三是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对牧区的双重影响。可以制定一系列符合当地气候和生产特征的保障政策以降低牧民风险。

四是提升基层牧民组织管理水平，强化能人的带头作用，吸引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牧民队伍。可以通过组建合作社、引进人才、参观学习等方式，培育一个具备真正解决问题能力的牧民组织。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篇幅所限，文献从略

原标题：牧民分化、牧业生产与传统牧区乡村振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个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