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后阿勒泰地区行政系统的建立与公社化运动令部落失去了对游牧活动的控制，都市化的进程开始预演。80年代以来阿勒泰地区的经济重心从牧区转移到城镇，经济多元化与都市化趋势相辅相成。种植业的发展令一座座密集聚落拔地而起，促进游牧民向定居转化。伴随着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氏族公用的草场被各户分割使用，与主流经济学中“公地悲剧”相反的“私地悲剧”随即在畜群转场时上演，牧民不得不改变集中离开冬牧场的习惯。

生活成本的上升迫使牧民开垦草场种粮，定居者筑起围墙分割草场与耕地，乃至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水土开发计划，都威胁着牧区生态与牧道的完整性。旅游业的需求推动公路侵夺牧道，钢铁横冲直撞、生命坠落山崖的惨剧一幕幕上演。当不得不穿过城镇的畜群被人流车海包围在十字街头战战兢兢时，无助的牧民是否会想起“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8月3日（周六）晚上，本文作者崔延虎老师将与我们分享他在草原地区近四十年的田野经历，剖析当前游牧者困境的深层原因，并展望游牧者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未来。“牧道”在何方？欢迎读者朋友们一同探索！

作  者 | 崔延虎，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退休），主要研究领域为牧区人类学、绿洲生态人类学。

责  编 | 楚怀

排  版 | 侯米

阿勒泰牧区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荒漠以北，阿尔泰山脉以南，西部与哈萨克斯坦、东部与蒙古共和国、北部与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接壤。阿尔泰山脉地区在历史上是内亚游牧人口活动的主要地区，历史学家认为这里是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摇篮”和游牧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史籍中记载过的诸多游牧群体，如塞人、匈奴、鲜卑、柔然、高车、铁勒、突厥、葛逻禄、蒙古、乌梁海、哈萨克等，都在这个地区游牧生息过。阿尔泰山脉又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许多游牧民族正是通过这里，走向中亚或中国内地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东部。

1950年开始出现的社会制度变革仍然保留了游牧的生计方式和部落的组织方式，不过由此开端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的变化，要求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进行，都市化的进程也就由此开始预演。

首先是以县为中心的行政系统的普遍建立，使过去纵向（以国家组织为主）一横向（以部落一氏族组织为主）交错的社会组织转变成了以纵向垂直为主的社会组织（国家组织），游牧民开始进入了“再社会化”的进程之中，被以国家各级行政组织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网络形式组织了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单位(production unit)。

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运动，使公社具有了行政、政党基层组织、生产、文化乃至军事组织的多重功能（军事组织的功能在阿勒泰牧区尤其明显，因为这里是边境地区），这样就使纵向垂直的组织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公社或生产大队（小队）的名称完全取代了过去部落一氏族的名称。而在同时，部落和氏族逐步失去了组织游牧生产行为的社会功能，而只保留了协调游牧民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行为的功能，部落控制游牧功能的丧失标志着它的完全解体。

这个文化上的巨大转变使游牧民的“认同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除了民族一部落一氏族认同继续存在外，一种新的“地方或组织认同”(regional identity or organization identity)意识产生了，反映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过去来自不同部落的牧民在草原上相遇，告诉对方的是“我是某某部落或某某阿吾勒（氏族）的某某人”，公社化后则会告诉对方“我是某某公社或某某大队的某某人”。

从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阿勒泰地区的都市化过程。过去主要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县城和镇的功能逐渐增多，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由政治行政中心成为了经济中心。在1984年前，行政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年有相当大的一段时间，一般是三个月，或是六个月“到牧区”去“抓”牧业工作，因为那时候牧区是这个地区的经济重心。1980年以来牧区的基层干部（主要是游牧民）“进城”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城镇里讨论“牧业生产”，因为牧业生产有了更为明确的“指标”，完成这些指标的方法需要在城里召开的会议上商定，他们也希望在这些会议上为他们“乡”或“村”得到更多的财政或技术方面的支持，以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

牧区经济重心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即传统的游牧即将成为过去，多元化的经济即将在牧区出现，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都市化的支持，也加速都市化的进程。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在游牧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这里的都市化进程。种植业在阿勒泰牧区的出现时期比较晚。以现在的阿勒泰市（过去是“阿勒泰镇”，后来是“阿勒泰县”）为例，据记载，在1795年（清雍正三年），驻扎在克兰河畔的清朝军队开始设置屯田使的官职，组织士兵屯垦，开荒生产军队需要的粮食，但是，这种屯田规模很小，而且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农业人口聚落。到了清末（19世纪末），屯田的规模有所扩大，除了原有的军屯外，接下来逐渐出现了以外来人口（回族、汉族移民）为主、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屯”，个别的哈萨克、乌梁海蒙古牧民也加入了从事种植业的行列，再加上数量很少的来自俄罗斯的流民从事种植业，在其后的30多年间，种植业人口有了一定的增加，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即使这样，种植业的引入并没有改变阿勒泰地区以游牧为主的生计系统的基本格局。仍然以阿勒泰市为例，到了1949年，全县耕地面积只有3.6万亩，而且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种植业的快速发展始于1960年。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国家开始在阿勒泰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项目，建立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公社。还以阿勒泰县为例，到1980年，这个县的耕地面积激增到了近42万亩，增加了近12倍，总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从1949年的不到1% 增加到了40% 左右，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农业发展的情况与阿勒泰市相似。

论及阿勒泰地区种植业的快速发展并非与本文主题没有关联，相反，本文倾向于认为，种植业的发展是这个地区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

第一，种植业的发展加速了人口聚落的密集化程度，随着农业的发展，在广阔的草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聚落，这些密集的人口聚落后来逐渐形成了功能类似小城镇的定居点，比如说公社化时期的公社机关所在地，仅在阿勒泰市就出现了14个这样的聚落，其中的一些，如北屯，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城镇，这些聚落的周遍地区已经完全成为了农田和农民的居住点了。

第二，大部分种植业地区是靠开垦草场形成的，而开垦的草场大部分又分布在牧道两侧，因为这里的水源条件比较好，而且牧道很容易改造成为简易的道路，有利于人员、农业物资和农产品进出。

第三，农业的发展为后来政府组织的游牧民大规模定居创造了条件，定居后的牧民的生计方式主要是从事粮食种植或种草，他们往往愿意选择靠近牧道的地方，因为他们了解这里的水土条件。由此不难理解，阿勒泰地区的种植业发展实际上是这个游牧区都市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展、种植业面积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危及到牧道的完整性，也必然会危及到游牧的继续存在。

过去的20年间，阿勒泰地区的都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一批工厂和各种所有制的公司，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使公路通到了几乎所有的乡，过去被牧民看作是“会跑的铁马”的汽车，穿梭于草原的各个聚落之间，人流、物资流和信息流的速度空前加快。与此“巧合”的是，阿勒泰草原牧道更为急剧的变化也发生在过去的20年间。

1984-1985年新疆牧区逐渐实行了类似中国农业地区的承包责任制政策，牲畜作价归户、草场使用权归户所有。公社化时期以公社为单位的草场管辖和使用方式转变为以牧业户家庭为使用单位的方式。生一户游牧民依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少，获得了一定面积的草场使用权，开始时使用权为15年不变，1994年后使用权延长到了30年不变。草场使用权的这种变化彻底打破了阿勒泰草原地区历史上长期实行的“草场属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氏族‘阿吾勒’公有公用”的制度，也使游牧民在得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草场喜悦之余，处于一种新的窘况之中。

因为过去游牧时，经过牧道使用的草场属于“阿吾勒共有”或“公社公有”，人们都遵守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阿吾勒”的牧户或一个生产队的牧户会准时出发到达春牧场；而现在草场归户使用，游牧时沿牧道前进牲畜必然要“侵入”其他家庭的草场内，每一年春天从冬草场出发游牧，先出发的牧民家庭的牲畜往往把牧道周圈草场刚刚返青的牧草啃食一空，这就迫使一部分牧民改变过去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从冬牧场大规模出发游牧的习惯做法（实际上，过去离开冬牧场的时间限制具有牧区‘习惯法’的作用，不按规定时间离开冬牧场出发游牧被认为是违背‘习惯’的），过去一个游牧群体（部落时期的‘阿吾勒’、公杜时期的‘生产队’）的全部牧户家庭的牲畜必须在大约3周内陆续全部离开冬牧场，而现在最先离开的和最后离开的时间间隔延长到了6-8周。

草场使用权归户也使牧民对待草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虽然现在的牧民们清楚归自己使用的草场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并不是自己的，但是30年的使用期使他们产生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也使他们有了他们的前辈从未有过的“我的家庭有一片自己的草场”的潜意识。

从1994年开始，由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于游牧民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牧民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支出增加了很多，对阿勒泰市两个牧业乡、布尔津县一个牧业乡和福海县一个乡72户牧民家庭的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说明，1997年-1998年游牧民家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1992年-1993年平均增加了37%，而同期平均收入增加仅为16%（上述两项均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

为了减少购买粮食的支出，很多牧户家庭在自己使用的冬草场或春秋草场开始开垦草地种粮，而这些被开垦的小块草场大多数也位于牧道附近。他们开垦的耕地与已经定居的牧民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耕地相距不远，这就再一次形成了对牧道的威胁。同时农民、新的牧民定居户的耕地里的农作物也经常受到经过附近牧道或在旁边草场上放牧的畜群的践踏和啃食，于是，他们从1990年初开始在耕地和草场分界的地方用土筑起了围墙或种植了带刺的灌木林带。

例如，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乡的农民和定居牧民在牧道和春秋草场边缘和他们的农田之间修建起了大约15公里长的土石围墙，把原来本来是生态环境一体的前山草场划分成了两个相临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天然草地和人工开垦的耕地。原来同一的草地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而游牧民和农民及定居牧民之间的冲突事例也因为利益的不同增加了。

定居点的扩大以及周围种植业的快速发展，阻碍了来往于传统牧道上的游牧活动，也在日益威胁并有可能阻断附近牧道的畅通。这种前景在近几年阿勒泰牧区出现的政府为牧民定属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土开发的背景下日益明显，现在由地方政府（县乡）规划组织的水土开发，往往也是在河谷和前山牧场的牧道两侧，而且规模很大。一个定居牧民农业开发区的面积一般在1万亩到10万亩之间，比如，在布尔津县，已经建成或正在规划建设的农业开发区数量达4-5个，这些开发区大都位于河谷地带和前山春秋草场的平坦地带，也就是牧道经过的地区。如果这种开发规模继续发展下去，牧道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草地植被、林木和水源）将会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原来畅通的牧道将会被割裂成若干不畅通的区段。

在都市化进程中，旅游资源开发、公路交通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阿勒泰地区近年来把旅游业作为振兴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旅游景点一般都在高山夏牧场、高山林区或中夏过渡牧场中，为了发展旅游业，地区加快修建通向旅游景点的公路，而这些公路大多数也是沿着传统的牧道而设计修建的，有些公路就修建在牧道上，如从布尔津县城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点的公路就修建在该县500多户牧民转场使用的一条古老牧道上。在牧民转场时期，数万牲畜：羊、马、牛和骆驼，拥挤在公路上，与来往的汽车争抢前进的通道，在山隘口时常发生牲畜被汽车挤到悬崖边、甚至掉入山谷的惨剧。

作为都市化组成部分的公路成为了牧道存在的另一个威胁，而作为都市化象征的汽车则把游牧民和他们的畜群挤压到了公路的边缘，因为他们的牧道已经被改建成了公路。

一百多年前，阿勒泰地区基本上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唯一的一座比较大的聚落—承化镇，只具有行政中心的功能。城镇的出现和发展只是近五十年内的事。今天，都市化趋势的发展使传统的牧道变得复杂起来。在每年春秋季节牧民转场的时候，在这里的许多城镇和农业聚落点，都会出现一群又一群的牲畜在游牧民的驱赶下艰难的穿过街道的情景。城镇的人流和来往的汽车，往往会把群和它们的主人围堵在街区的某个“交通拥挤”地方。穿过城镇游牧不仅便游牧民对都市化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体验，而且也使他们感到牧道已经在发生着变化。

曾有一位来自福海县的哈萨克老牧民骑在马背上，站立在北屯的中心十字路口，眼望着自己散乱无助的畜群在汽车喇叭声的惊吓无法前进的窘况，向在这里指挥交通的警察提出要求，请他帮助自己的畜群通过十字路口，但是这个年轻人也很困惑，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指挥这些畜群通过大街。

这是都市化进程中阿勒泰牧区游牧民面临的现实和窘况。

文章来源：《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1年第3-4期

原文标题：《穿过城镇游牧：都市化进程与牧道的窘境》